王慶同在青山

玉柱

王慶同在青山侯學斗 青山鄉，是鹽池縣中南部的一個鄉，原稱青山人民公社，（簡稱公社）一九八四年改稱青山鄉。 王慶同同志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份，分配到青山公社工作，我時任公社黨委副書記。 青山鄉是一個山區鄉，過去在哪里工作的干部，大都是從基層選拔上來的工農干部，相對來說文化水平較低，要選個搞文秘工作的還比較困難。公社黨委多次向縣人事部門要求，向公社調配文秘干部，縣人事部門一時也選不到合適的人選，一直久拖未果。 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天，接到縣人事部門的通知說，你們公社要的文秘干部選到了，是一個平反的北大的大學生叫王慶同，如果有人來縣上順便接回去。當時公社幾個領導聽了都高興地說，不管他是平反的，還是干啥的，只要是有文化的，能寫的就行。為啥這樣認為呢？因為當時公社這幾個領導都是農民家庭出身干部，都經歷了許多運動，有的甚至無辜地挨了批斗，也經歷了“平反”這樣的過程。從心理上對這樣的同志，有著十分深厚地同情感。正好那天，我要到縣上水利部門去為自己蹲點的大隊—郝臺大隊北馬房西溝生產隊，聯系向回拉運水泥管子，大家都說你去把王慶同接回來。 我到了縣上，由組織部門的干事，把我領到縣招待所接王慶同。當我們走到招待所院子，王慶同已從住房的門口走了出來。組織部門的干事向我作了介紹，我和王慶同握手寒暄幾句后，我就對王慶同上下大量了一番：中等個頭，穿著十分簡樸；年輕人的臉上，已經掛上了幾條皺紋，顯得很老面；說起話來不緊不慢，也很低調。當時我一看，這哪像個大學生，真是土極了。上車時，我要幫他去房間拿東西，他說不必了，謝謝，我的東西很簡單，就是一個破皮箱自己拿。王慶同提出皮箱，我驚呆了，那皮箱非常破舊，四邊已經失去棱角，本色已經斑駁脫落難以看出，箱子表面著滿污垢烏黑烏黑的，提在手中輕飄飄的，看來箱中也沒有啥東西。由于汽車駕駛室座位已滿，王慶同只好上車坐在水泥管子上，還連連說，這挺好，這挺好。 躍進氣車在不平整的礫石公路上，顛顛簸簸地行駛著，不知王慶同那時在想啥？可在我的腦海里不由自主地翻騰著：一個北大名校的高才生，風華正茂，正是在報效祖國的最嘉年華的時候，怎么能落得如此這般……？真乃可悲可嘆啊！一個南方城里的年輕人，來到這邊遠的不毛之地—山區，無親無辜，一待就是九年，這九年是如何生活的可想而知。經過幾年風風雨雨磨礪，王慶同和陪伴他的箱子一樣，都失去了年輕時的許多光澤，只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奮力追回，往事不堪回首，只能這樣……。 來到青山公社后，我記得有一個晚上，王慶同和我做了一次長談。王慶同直率地向我表述了他以前的學習、工作、以及所遭遇的坎坷之路的情況。談的最多的還是對今后的工作、生活的想法。當我問王慶同對愛情有什么想法？他淡淡一笑說，要求不高，能過日子就行。通過這次談話，王慶同給我第一影響是：對他人有誠心，對工作有抱負，對生活有渴望，對愛情有標準，不高論，不奢談。 對王慶同同志如何使用，公社黨委作了研究，基本上意見一致：在公社現任文書還沒調離之前，王慶同同志先任公社生產干事，下隊工作時間多，便于熟悉公社情況，公社有需要書寫的材料，王慶同可以幫寫。 王慶同第一次下隊工作，是跟我到我蹲點的郝記臺大隊工作。由于多年沒有接觸工作，尤其是基層工作，王慶同感到非常新鮮和激動。這是王慶同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起跑，怎能不動情呢。我對王慶同說，下隊晚上要開會，白天要參加勞動，王慶同毫不猶豫地說，沒關系，這幾年別的沒有練下，這兩樣還是有功夫的。 那個時候，群眾的溫飽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遇到災年，吃糧靠供應，花錢靠救濟。大都吃的粗糧，如黃米、玉米、高粱等。就是大隊部也是一樣，很少吃到白米白面，有時在逢年過節可能吃到一點肉，但誰也保證不了。在這樣的條件下，王慶同照樣能做到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就那粗米淡飯就咸菜，蒙著頭一氣吃個飽，從不因為由社員變成干部，就挑挑揀揀，嫌這嫌那。有人和他開玩笑地說，南方的小白臉，吃北方的這些東西恐怕是少公子吃黃連—難下肚。而他風趣地說，我可是叫花子下館子—知足了。這好歹有人給我做好吃，在那些年月里，我可是王母娘下廚房—得親手大做啊。在蹲點的干部中，他比我們都要年長幾歲，但干起活來從不示弱，不知情的人絕不會看出他是個大學生，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民。不多久，公社黨委又把他調到古峰莊大隊工作。在那里工作，同樣受到隊干部和社員的好評。 在當時，公社機關只留三個干部工作，即黨委秘書、革委會文書和財務會計，其他干部通通下隊蹲點。公社干部實行“月五”制，每月二十五天在隊上工作，五天在公社匯報、布置工作。  一九七六年春，公社黨委決定讓王慶同接任公社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文書。別看公社文書，雖然沒上官銜等級，可他干的工作十分繁雜，包攬政務、經濟、生產、民生等等，大者上對口縣上各個部門，小者應對全公社隊隊戶戶，每天上上下下來辦事者絡繹不絕。干文書工作可以說沒個上下班時間，沒有耐性，沒有精力是勝任不了的。王慶同聽到讓他接任文書工作時，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公社領導對他的信任，對他能力的認可；憂的是恐怕干不好影響工作，辜負領導的期望。公社領導給予王慶同鼓勵，同志們給予王慶同支持。而王慶同更有一股子鉆研拼搏精神，每天工作到深夜，很快熟悉了業務，而且非常熟練。把所有文件、數據梳理的井井有條，可以說有問事者必答，有辦事者速辦，領導和群眾都非常滿意。 王慶同到青山工作，已是三十好大幾人了。要不是趕上那痛心事的打擾，早已成家立業了。眼下婚姻大事也應列入議事日程。公社領導也為王慶同著急，王慶同也拜托同志們幫忙。世間的事情往往由許多巧合而促成。一九七五年春，我蹲點的那大隊的支部書記，在搞農田水利建設時，不幸被炮炸死。妻子非常悲傷，攜帶四個孩子度日月，感到非常困難。我和公社領導交換意見，能否給王慶同介紹一下？有的說王慶同是知識分子，又是干部，恐怕要求高。我說王慶同說過只要能過日子就行，大家都說那就試試看。當把情況向王慶同說后，他思緒了許多天，也可能作了一些調查吧。后來他向領導說，那個支書也是為工作殉職的，家境又是如此這般，可我的年齡比人家大，看人家啥態度。后來在公社幾個干部的撮合下，有情人終成眷屬。之后他們又生一男一女，現在兒娶女嫁，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大家庭。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調任馮記溝公社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在沒有和王慶同多聯系，只是在節假日我回家探親時，找他敘敘舊，每次都很熱情地接待了我。一九八0年王慶同任青山公社管委會副主任，一九八一年五月調任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又調回青山公社任黨委書記，他經常回青山公社幫助工作，他說青山是我第二次走向工作的起跑點，也是我的家鄉。 我和王慶同同志，工作時間雖然很短，但王慶同給我的影響很深。首先，王慶同為人誠實平和，不驕不傲，不欺不詐。也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典型的環境造就了王慶同這個典型人物的緣由吧，在他身上大學生的氣息早已不存，而是一個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鹽池人。其次，他心胸開闊，寧靜致遠，九年的冤屈，九年的艱辛，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經濟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他都能正確對待。當人們和他說起此事，總是微微一笑，并說過去就讓它過去，還是面對現實，走好未來，不能破罐子破摔。如今他事業有成就，兒女事業有前程，就充分驗證了他的話。再次，王慶同對做事很講實際，不奢談。就拿王慶同對婚姻問題的處理上，很能說明這一點。在當時，盡管他剛平反恢復工作，年齡也偏大，但要找一個無牽無掛的對象還是沒問題的。但他選擇了女方已有四個孩子的這樣婚姻，承擔了一個做丈夫和做父親的責任。他的心底是善良的、無私的。至于他對工作的認真負責，是無可非議的，前有表述，不再贅述。 王慶同同志在青山工作六年之久，做得事情很多，我和他一塊工作一年多，對他后幾年在青山工作的事知道的很少不能妄論。我寫的只是王慶同的為人處事和在青山公社工作的點滴，我想起個以少概多，以偏概全的作用。真乃是：當年相識笑年少，幾春共勉志更高。彈指一揮兩鬂白，青山依舊情意牢。2012年4月11日 青山來了個王慶同侯鳳章 渴求知識、學問，自然渴望能見到一位好老師。 上世紀70年代，生產大隊的文書比較忙，主要是統計報表和寫各種材料。統計報表麻煩在項目多、數字變化快。大的項目有農林水牧，小的項目雜七雜八，無所不包。著重反映生產進度，要讓領導及時掌握各生產隊當前的生產壯況，是在干活，還是不在干活；是在大干，還是在小干；是在快干，還是在慢干；是在按領導安排的干，還是在隨心所欲地干。大隊統計的數字來自于生產小隊，生產小隊的數字出自生產隊長的嘴。生產隊長哪里能記住那么多數字，而且天天都有進度，他怎么能掌握那么準確的進度數字，所以大都是信口在謅。由于是周報，又由于是生產進度，所以數字只能是一周比一周大，小了就不正常。項目一多，生產隊長也記不住，為了讓他謅的合理，你必須把上周的底子拿上隨時提示他。大隊文書知道這個數字有問題，但也沒辦法，只能上報。后來上報的膽子也就越來大。走哪里問生產隊長去？自己捏吧，反正數字一周比一周大就行，大多少？在辦公室里想想，看看上周的數字，估計個七大八，填上就完事。 所以統計報表難不住大隊文書，而難住大隊文書的是寫材料。有總結，有報告，有請示，有各類單行材料，比如某社員被評為什么什么先進，某社員干了一件什么什么好事，某生產隊創造了什么什么典型經驗，農業學大寨又有什么什么新成果，等等，都要靠大隊文書往出寫，能寫出來就是好文書，能寫得讓領導夸張就是筆桿子文書；寫不出來，或寫不好就不是好文書，就會被人譏笑，就有可能被人取代。 那年月，能寫文章的人很少，稱得上筆桿子就更少。如果某某人會寫文章，能寫出像樣的文章，寫出被領導夸獎的文章，寫出被縣上有關會議當作典型材料印發的文章，寫出被縣廣播電臺播誦的文章，寫的文章上了《寧夏日報》，那可就不得了，在眾人的眼中就是天才，就是大有前途的好苗子，就有可能跳出龍門端個鐵飯碗，遠遠近近就有人找上門來給媳婦。 寫文章誘惑了多少人，大隊文書能寫文章多么重要！ 有一天我們大隊黨支部書記從公社開會回來說：“公社調來個王慶同，厲害得很，聽說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在寧夏報社干過。”包括我這個文書在內的大隊幾個干部一下子聽的不出聲了，這簡直是炮炸性新聞，北京大學畢業，報社工作過，那就是大筆桿子，咋能到我們這么偏遠的小地方？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我們心中簡直高得無法想象，報社那純粹是大文人才能到的地方，王慶同竟然把這些令人向往的地方和工作都占了。公社調來這么一位大筆桿子，大家都想讓支書多說點王慶同的情況，可支書卻說：“人我到見了，個子不高，戴個帽子，笑笑地，也不多說話。再我也沒聽說什么。”“沒聽說公社讓他干啥工作？”我們急著問。“干啥工作？咱們公社農業學大寨那么多成績，不靠他寫靠誰寫？”支書口里噴出的煙圈帶出了這么一句扛硬的話，讓我們信服，其實我們信服的是王莊同。 公社要開階段性工作匯報會，大隊安排讓我趕快寫總結。我犯了愁。平時寫的上報材料，因為公社也沒有大筆桿子，好好壞壞也不怕人笑話。這次可不行，行家來了，真正的筆桿子來了，材料寫不好可有人笑話了。何況自己從來就沒有寫過好材料，這可咋辦呢？ 我連夜趕寫了個總結初稿，交會議討論。參加會的有包隊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侯主任），縣上下來包隊蹲點的幾位干部，還有大隊領導。我念一段他們提意見修改一段。全文修改完，我又復寫了兩封，準備上交。突然侯主任又把我叫去說：“咱們這階段工作還不錯，總結一定要寫好，你跟我回公社，我叫王慶同指導你好好地再改改。” 侯主任工作特別認真，工農干部永遠都是那樣，每天早晨早早起來下地了，有時候和社員一起干活，有時候一塊地一塊地轉上看，隨身裝個小本本，把情況、數字記得清清楚楚。他能把全公社每個生產隊所有的農田方位、畝數說得準準確確。 侯主任說叫王慶同指導我？我很忐忑，一是我很想認識王慶同，跟他學習寫文章，但又怕自己水平低讓王慶同笑話。領導說讓我跟他走，請王慶同指導把總結的質量往高提，我也只好跟著走了。 笫一次見王慶同確實出乎我的想象。他穿戴很普通，普通的跟我們想象的北京大學畢業的、報社工作過的人基本不對稱。倒和我們農村受苦人差不多。公社干部都穿滌確良，最不行也是條子絨、栽絨領子藍布上衣。可他穿的是很普通的布衣裳，和縣上來的下隊干部穿戴相比，差距更大，尤其是缺乏縣上下來干部的神氣和作派。他很隨和，很低調。我看他的手也很粗糙，哪里像個嫩文人。侯主任把我領過去請他幫忙改總結，他笑哈哈地說：“行，我看看，我看看。”侯主任忙別的事去了，我站著不敢動，他看了一會材料，發現我還站著，趕快站起來笑著說：“哎喲，怎么沒給你拿凳子。”他順手搬了個椅子，說：“坐，坐。”他卻不看我們的總結了，和我閑聊。他問我年齡、學歷，我作了回答。“有機會再去上幾年學吧。”他說。我一聽他這意思是說我的總結寫得不行，要我去上學再提高。我說：“王老師，你說文章怎么才能寫好呀？”他竟然指著我的總結說：“這不，就這樣寫很好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么大的筆桿子肯定了我寫的總結，這可不是一般的肯定，是改變我在公社的形象和地位的大肯定。我真不知道如何把這個肯定傳給更多的人知道。 公社階段性工作總結會議開完了，向各大隊下發了會議記要。這個記要是王慶同寫的，文中引用了各大隊上報的總結中的文字，在引用我們大隊上報的總結中的文字時，我看他都作了一定的修改，和原文對照，我品出了許多味道。 公社下發和上報的許多文件都是王慶同寫的，我們想辦法找來拜讀，從中體悟語句表達方式，內容組織方式。他的文風很樸實，硬功夫就在此，我們卻學不來。 接觸了幾次，我發現王慶同一說到農業生產上的事，比如耕地、播種、鋤地、收割，什么時候該種啥，什么季節該干啥，地鋤幾遍好，農時諺語，等等，很熟悉，說的頭頭是道。但一牽扯到政治上的事，或我們請教他點學問上的事，再問到北京城的事，他基本什么都不說，而是笑笑地聽我們胡諞亂說。 有一天，他突然來到我們大隊。聽說王慶同來了，幾個回鄉知識青年和小學老師輦來見面。大家都想聽聽王慶同說話，他卻很少說話，笑笑地看著我們說。年青人都想有所表現，以得到王慶同這樣有學問人的夸獎。一位小學老師平時愛看書，也善于思考，他說：“世界最后非打核戰爭不行，因為己造出了那么多核武器，總不能白白地扔了吧。就像飯做好非吃不可一樣。”這位老師又說：“太空這么大，我就不信只有地球上有人別的星球上就沒人。”王慶同突然笑了，說：“你很有哲學頭腦。”哲學頭腦，是啥頭腦？這只有大學問家才知道，王慶同說這位老師有哲學頭腦，可見王慶同學問有多深呀！能得到大學問家夸獎可就不得了了。說實話，他這一夸，可沒讓我們對這位小學教師少嫉妒呀。這位老師從此變得更愛讀書了，我記得他讀的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 王慶同是奉公社丁書記的指示，來總結我們大隊基本農田建的先進經驗。我陪他看農田，地邊長些蒿瓜子，他蹲倒摘了幾個就吃，我奇怪地問他：“你咋知道這個東西能吃？”他說：“這個好吃，吃多了打舌頭。”北京上學，報社工作，還認得蒿瓜子，知道能吃，吃多了打舌頭，怪，他到底有過怎樣的經歷？我深深地疑問自己。 他寫我們大隊的先進經驗材料很快在全縣轉發了。我拿上反復讀，反復品味，反復著摸寫作方法。 大隊支書又一次從公社開會回來說：“王慶同在蘇步井受了好多年苦，說是從報社遣趕下來的。人就怪，那么大的知識分子受苦，萬般出的無奈何呀。” 我們又知道了王慶同的一點歷史情況，也明白了他平時不談政治，少教導人的原因了。但仍然是崇拜。一次我又叫他王老師，他過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笑笑地說：“我沒當過老師。”我說：“你就是我們的老師。”他低下頭說：“我還在接受教育，你們是我的老師。” 秋收之后的打碾入庫快結束了，王慶同突然又來到我們大隊，滿頭大汗，大隊正在開會，想讓他這個公社來的干部講兩句話，他說：“我是來找侯鳳章的。”我嚇了一跳，“他這么匆忙找我有啥事呀？”心里一陣緊張。他說：“小侯，我發現你上報的數字咋前后不一致，尤其和侯主任說的數字不一樣？”他翻出了我的報表，我很不好意思，因為我知道是自己怎樣瞎編的。他說：“你看，耕地面積、搯種面積、收獲面積，春天報的和秋天報的不一樣。”又說：“畝產、總產和侯主任說的差距大。”我說：“現在還有打碾完，等徹底打碾完我再報準確數字。”他確嚴肅地說：“小侯，可不敢這樣，這些數字都牽扯到分配，給國家上繳多少，生產隊提留多少，社員分配多少，公社審批都要看你上報的數字。你報的不準確造成的問題可就大。”我很羞愧。他又說：“可不敢小看數字，文章寫得再好，一個數字不準確，全篇文章都報廢。哈哈。”他最后的哈哈一笑，明顯是緩解我尷尬的心態。 我上學走了，離開了大隊文書的崗位，離開了王慶同，但王慶同教我的東西至今還鮮活地留在我的心中。 老師，人生道路上，能遇到好老師受益終身。（選自2016年10月26日?侯鳳章文集） 青山依舊井還在王慶同 1975年5月，我恢復公職（政治上未平反），離開鹽池油坊梁生產隊到青山公社任生產干事。公社讓先到古峰莊大隊蹲點。這個大隊旱地多，缺雨水，用水困難。我住在土臺上的大隊部，不遠處有一口水井，那年夏天，晚上井下總咣當咣當響個不停。那是社員下到井底，等水一點一點滲出來，滲出一點連泥帶水用碗舀到桶里——那個響聲就是碗沿碰到鐵皮水桶的響聲——攢夠半桶叫上面的人提上去，倒盆盆罐罐澄清，用于燜飯、燒開水。 蹲點就是勞動開會寫材料，大隊黨支部張紅年夸我材料寫得好，但也有人說“那人走路提不起土”。他在隊干會上說：老王過的橋比你們走的路多，你都鬧機密…… 時隔四十多年，我回古峰莊，見到當年生產隊長張科和一些社員朋友。張科婆姨笑著對我說“你吃幾個月我做的干飯呢”（那時我一日三餐在張科家吃）。我們說笑話當年，愉快融洽。張科指著一個土臺子說：原來的大隊部拆了。我問：那口井呢？他領我到不遠處一間小房子說：前幾年旱得不行，大家吃水還是靠這口井，給蓋了個小房子圍起來，現在通了自來水，不用這口井了，留著是個念想。 古峰莊的事，我常憶起。特別是張紅年，我與他的交往持續到2010年他逝世。 1976年春，我任青山公社文書；1980年春，獲政治上平反，任青山公社黨委委員、副主任。工作起來也較為大膽，沒有說我“那人走路提不起土”了。公社領導、同事和社員對的關愛，我心存感激。公社黨委書記侯堰的工作作風更讓我難忘。 侯堰，鋼筆別在上衣兜里，帶個小本本，穿雙布鞋，經常下鄉入戶，跟誰都能諞上幾句，有情況就掏出鋼筆記在小本本上。聽大小隊干部匯報，公社開黨委會、革委（管委）會，他都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記最重要的事項、數字、日期。有一次，他帶我到旺四灘大隊估產，聽完大隊匯報，直接到一塊谷子地看谷穗，掂谷穗的分量，能打多少就心中有數。他聽取匯報或談工作任務，總是釘釘捉一，言必有據，誰想放空炮，沒門。  古峰莊那口井還在，但只是作為一種念想而存在，這是歷史進步的見證。我所熟悉的青山公社干部的黨性修養體現在實實在在的工作中、樸實無華的作風中。與他們相遇是我的榮幸。 那口井和青山同事留給我的印象、影響不滅。青山依舊井還在！（2022年6月二稿） ?難忘的瞬間 記憶的永恒 以上所有照片（圖片）版權歸原創者所有，若使用需授權。 圖文來源：《青山無言》微信群整理編輯：郭玉柱背景音樂：《我們這一輩》發布日期：2022年1月1日（首次公開發布）2022年6月21日?（增添了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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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同在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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