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念秋

遲寫的祭文——悼念父親張樹彬 2010年12月楊森翔先生的評語：文章寫的好啊！一個人的遭遇正好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風云！不勝感慨之至！注：楊森翔，《銀南文苑》《吳忠日報》創編人，《銀南文苑》《吳忠日報》原主編，吳忠市人大原副主任，著名作家、詩人，寧夏著名地方歷史文化專家，寧夏文史館館員。 　　父親已在三十五年前的1976年就走了，可至今想起來心里沉甸甸的。父親走了，父親帶著終生的遺憾走了，卻把另一種遺憾留給兒女們。多少年來舞文弄墨，可從未寫下一點關于父親的文字，是因為太遺憾了，總覺得談父親的話題太沉重，一想起來就鼻尖酸楚，眼里蓄淚，喉嚨哽咽，心中滴血，顫抖的手難以提筆。這個遺憾就是，在那烽火連天革命戰爭的歲月，父親許身革命事業而從不圖有所回報，但革命成功后，父親卻被作為革命對象而受盡凌辱和苦難，最終在極度的窮困潦倒和饑餓中離開了人世。 鹽池縣是革命老區，也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唯一劃入陜甘寧邊區，并與陜甘寧邊區共始終的縣份，有著光輝的革命歷史。鹽池縣的革命史及革命者事跡，常能見諸黨史、文史資料。但有許多草根百姓雖也為革命有所貢獻，卻很少有人寫文章來反映，他們的事跡大都被歷史湮沒，難為后人所知。我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鹽池縣檔案館保存的一份上世紀40年代的檔案，封皮上寫著“《匯編》十七集”，其中有一份文件，是《鹽池縣第三屆參議會（1946年2月12日～19日）》。文件很簡單，里面有一份這次參議會“當選人員”名單。茲抄錄如下： “正議長：靳體元；副議長：郭文舉；常駐議員：楊華亭、賈樹英、白鳳奎；縣長：孫璞；政府委員：張廣珍、左祥林、孫璞、聶秉和、趙文卿、宗立本、馬金元、李有煜、劉占海、高維太、張廣喜；正式議員（33人）：聶秉和、姚耀先、楊華亭、佟漢、靳體元、趙文卿、左祥林、石禮、鄧國忠、高維太、段西珍、趙彪、張和喜、張廣珍、楊潤、張廣喜、官書、毛生秀、孫珍、王江、李天祥、李義、李有煜、劉占海、張萬喜、馬金元、宗立本、賈樹英、張國威、白鳳奎、吳金福、韓守德、郭文舉。” 這份文件能給我們透出如下信息：其一，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縣級的參議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組織，不僅參議長、副參議長和正式議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選舉產生，而且縣長、政府委員也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選舉產生。由此可以看出，參議會的作用，相當于今天的人大和政協雙重的作用。其二，全縣的正式議員僅有33人，包含了縣長和縣政府委員在內，可見能選入參議會的正式議員這份名單的人，是當時全縣數得上的對革命事業有積極作用的重要人物。而這份33人名單中的張國威，就是我們的父親。父親究竟先后當選過幾屆參議會議員，尚無可查資料。 一、興衰家史 父親姓張名諱國威（1908～1976），字子武。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年）四月二十八日（1908年5月29日），出生于寧夏鹽池縣段土溝（又稱斷頭溝）村，家族祖籍是陜北神木縣石臘溝人。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陜北大旱，刀鎌未動，饑饉成災。為求生存，光緒十九年（1893年），我們的曾祖父輩攜其妻室及三個兒子，也就是我們的曾祖母及三位祖父，舉家背井離鄉逃荒要飯，輾轉來到了地廣人稀的甘肅省寧夏府靈州惠安堡所轄相鄰很近的兩個村莊——高兒莊、馮兒莊（今為鹽池縣大水坑鎮新泉井村）。曾祖父和三位祖父給他人攬工受苦，曾祖母給他人家縫舊（縫新補舊）幫閑，全家艱難度日。幾年后曾祖父病亡，因自家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別人家的地上又不允埋葬，實實在在到了“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步了。 在這兩個村莊東邊相鄰四五里路，有個叫斷頭溝的村（今為鹽池縣大水坑鎮新泉井行政村斷頭溝自然村）莊。因清同治年間的之亂，當地人死的死逃的逃，造成十室九空的現象，有的村子甚至空無一人。斷頭溝村就是亂后空無一人的村莊。亂后逃出去的人有些活著又返回村莊。斷頭溝村返回了一個陳姓孤鰥老頭，人稱陳九兒，但究竟是不是原村上的人，就沒人考究過了。因再無他人返回，只有他一人說了算，也許他是這個“無人村”的“發現者”，便“誰發現誰占有”成了這整個村莊的主人，四圍的山川土地也便都是他家的了。陳九兒到馮兒莊、高兒莊串門子，見逃難到此地的張姓人家父死無處下葬，遂生憐憫之心，讓祖父們將其父葬在他家的土地上，并讓曾祖母帶我們的三位祖父到他家去打工（那時叫“當伙計”）。由此，曾祖母攜其三子舉家便在斷頭溝村落了腳。好在這個村是在一條溝道里，在溝壁上挖鑿一個洞就是可住人的窯洞，而且是所謂“冬暖夏涼的神仙洞”。曾祖母勤儉持家，為自家也為陳家做一應的針線活，三位祖父則為陳家打工，還能租一些陳家的土地自耕自種。三位祖父依次名為張彥金、張玉銀、張彥滿。三人中老大、老二童年時在神木原籍學過武功，且功夫極好，能幫為主人家看家護院，所以很被主人家看起。我們的大祖父（大爺爺）張彥金也曾和在環縣的武林高手、青幫頭子吳登云結拜為義兄弟，二人曾結伴在定邊城等地擺攤賣過藝，可見其武功不凡。而我們的祖父張玉銀武功更勝過其大哥。兄弟三人個個都能吃苦耐勞，并且鐵工、木工、石工、土工以及氈匠、毛毛匠、口袋匠、小爐匠等多種手藝，每人都會兩三樣。三人農忙時為主人和自家忙農活，農閑時走村串戶耍手藝，日子很快過的寬裕了起來，后來三位祖父分門立戶自創家業。 那時從陜北逃難至當地的人不只是我們一家，而是分散落腳各處有許多人。當地人則把這些由陜北遷徙過來的人叫“東路人”。同治之亂后這一帶地廣人稀，所以當地人對土地并不重視。加之清朝末期鴉片傳入后，許多人都吸食鴉片，沒錢買鴉片時就廉價出賣土地。而逃難到此地的“東路人”則看中了這里的土地，趁機拼命地拼錢買地，所以當地人把東路人又稱“東刮地”，意思是東路人把土地都“刮”去了，我的祖父就在這“東刮地”之列。有父喪無葬身之地的經歷，祖父們對土地更為看重。我的祖父行二，即張玉銀，在兄弟三人中最為出眾，很快致富，對購買土地尤為狂熱。 　　當地人們有一句俗語說：“千買賣，萬買賣，不如土塊塊。”社會動蕩不安的年代，唯有土地是盜賊偷不走，土匪搶不走，火燒不掉，水淹不沒，瘟疫也滅不了的“最牢靠的財富”。斷頭溝地處山地和灘地相交之地，占有兩道溝洪水的出口，形成兩道“洪漫灘地”，那可是極肥沃的土地，在鹽池縣全境內都是出名的“土地好”。祖父省吃儉用，艱辛勞作，拼命地積累資金購置土地，經過十余年打拼，家業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將整個村子的數千畝土地之十之六七都買在了自己的名下。有了土地就有了發家致富之本，祖父農、牧、工、商兼務，很快發家，又購木材建房，成了山村中唯一的一戶住“房子”的人家，而且房舍闊綽，牛羊滿圈，騾馬成群，駱駝成連……成為富甲一方的大戶人家。最興盛時，有羊數百只，馬40余匹，駱駝兩三連（每連駱駝六七峰）。不說別的，就祖父在院中豎起兩根高竿，上架一橫梁，做成了秋千，這在當地實屬罕見，此可見祖父家業氣派之一斑。 馬鴻逵統治寧夏時期，寧夏有兩個出名的人物“北鄭南張”。“北鄭”指石嘴山的鄭萬福，字海峰；“南張”指惠安堡的張復元，字乾生。此二人都是全寧夏最大的富豪，且又都是馬鴻逵之父馬福祥任寧夏護軍使時結交的把兄弟，也就是說，是馬鴻逵的兩個干爹。舊時聯姻講究門當戶對，祖父的兩個女兒，也就是我們的兩個姑姑，一個嫁給了寧夏富紳張復元的長子張繼良，一個嫁給了靈州花馬池分州衙門溝（今鹽池縣青山鄉方山村）最大的富豪吳萬壽的長子吳占功。由此也可以看出，祖父在當時門庭是何等顯赫。 舊時東路人一般都習慣在成年甚至到老都以乳名相稱，如劉野人洼有一張姓東路人乳名“王成”，其一生人們都以“王成子”相稱，竟幾乎無人知其大名，甚至有人以為其姓王而不知其姓張。我的祖父乳名“方衛子”，為時人所稱。因門庭顯赫，“方衛子”在方圓百里頗有名聲。尤其是一次附近蘇記高村柴姓大戶人家過白事，祖父去跟事。恰值有成群結伙的三十多個“南蠻子”（南方安徽、湖南一帶逃難之人），到柴家強行“吃大戶”，令主人很無奈。柴莊主知祖父武功高強，便請“退去”吃大戶之眾。祖父隨手抽下一根馱水棍，一人大戰三十多個南蠻子（據說南蠻子都多是有武功之人，才趕闖蕩江湖到此），打得“吃大戶”人眾落荒而逃。由此“方衛子”的名聲更是遐邇聞名。 二、“齊家”之夢 祖父生育二男二女，我的父親行二。伯父和父親出身在這樣一個大戶人家，所以童年時有幸能到惠安堡上學讀書。雖說只念到高小，但在那個年代當地文化極為落后，往往十里八村沒有一個識文斷字之人，能有這樣文化程度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的“高學歷”了。 父親先娶當地朱姓大戶人家之女，生一男。民國時期豕突狼奔，社會不靖，遭瘟疫流行。民國十八年（1929年）祖父僅49歲時染上了時疫，患斑疹倒噎竟一命嗚乎。這一時期，家中的牛羊牲畜或為土匪虜掠，或遭瘟疫倒斃。朱氏夫人所生之一男幼年夭折，不久夫人朱氏又病亡。亡父之悲，失子之痛，亡妻之哀，接二連三地降臨到父親的頭上。民國十九年（1930年）土匪楊渾小子（即楊耀峰，又稱“楊猴小子”）流竄至鹽池一帶禍害百姓，將家中的牛羊財物幾乎搶劫一空。鹽池縣已故老革命干部王起禎在其所著《烈火風云》一書中，對當時遭搶劫的情形這樣寫道：“楊猴小子百余騎在大水坑一帶搶劫……拉不來票子（人質），拿牲口出氣。斷頭溝張國權的馬群，野牧劉野人洼北邊陳家山壕里。楊猴小子令捉馬，群馬性野，掌群兒馬領頭奔騰，兩天未能抓住一匹，開槍射擊，馬群受驚慌不擇路，有的跳溝摔死，有的被匪人擊斃，四十多匹馬幸存八匹。”張國權是我的伯父，那時他們兄弟二人尚未分家，所以這里說的“張國權的馬群”，也即父親家的馬群。天災、兵患、匪禍、瘟疫接踵而來，使得家道很快中落，幾年之后除了還廣有土地多之外，伯父和父親兄弟都淪為自耕自種、自食其力的普通的農戶人家。方圓百里聞名的大戶，就這樣呼啦啦地衰敗下去了。這時兄弟二人分了家，每家除了土地外，也就只有三五間房屋、少許的羊只和供耕種的役畜。 父親雖出生大戶之家，但卻無一絲一毫“紈袴”氣質。自幼受父輩創業維艱的影響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陶冶，形成了自己“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的人生理念。他懂得“治國平天下”非己所欲為而可為之事，但“修身齊家”則是一個男人的擔當。父親孝悌忠恕，達練人情、敦親睦友，謹修身心，無任何不良嗜好，其人品在鄉間有極好的口碑。父親生逢亂世，命運多舛，盡管災禍連連，但堅信否極而泰。他不甘家境的敗落，決心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一心要憑借祖上置下的豐厚田產，讓衰敗的家業得以中興，做到“業整家齊”。他起早貪黑披星戴月地不輟勞作，精打細算，精耕細種，決心勤勞致富，再現祖輩輝煌。 父親因在當地享有好名聲，傳揚百里之外。在先夫人朱氏病逝兩年之后，又續娶定邊縣趙爾莊村趙姓大戶之女趙文毓為妻，并于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生一子，即我們的親兄大哥張樹發。有了家室，父親創家立業的信念更強。父親的“立業”由“創家”開始。他雄心勃勃地規劃出了發家致富的藍圖，要建設一處像樣的莊園。當地既無磚石又無樹木，民間祖祖輩輩居住的都是依山坡或憑溝崖挖掘成的土窯洞，唯有我們家祖父發跡之時從外地購買木料建有十余間土木結構的房屋。和伯父分家后，父親把分到的房屋的木料拆下來，在離原住地斷頭溝村三里之外一座美麗的小山包之下蓋起了五間房子，開始在此興建自己的“莊園”。 屋漏偏遭連夜雨，船遲又遇頂頭風。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天災人禍一次又一次接連而來，把父親重振家業的夢想一次又一次擊得粉碎。正當父親雄心勃勃要創家立業大干一番之時，二房夫人又暴病身亡。接二連三地沉重打擊，簡直要把父親逼向了絕路。但父親并沒有消沉下去，將趙氏夫人所出不到3歲的兒子送往趙爾莊由岳父母代為撫養，自己一人繼續艱難創業。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初，又娶本縣何新莊村何姓大戶之女何氏成香為第三房妻室，就是我們的母親。夫妻同心協力，繼續為他的“齊家”之夢而不懈努力。 那時的運輸條件差，無法再購買木料磚石，自身也沒有再購買磚石木料的經濟能力。但父親正值年輕氣盛之時，黃土不用花錢去買，肯花力氣就能利用。于是，父親就用黃土筑墻、筑坯、箍窯、蓋房，在重新建起五間土木結構的平房之后，每年只要到了農閑或天陰下雨不能下地干活的時候，父親就筑土墻、土壞，只有手里有點錢，就請幫工做“土活”。母親每每當回憶起那些年月的時候，總是說：“那時最愁的就是侍候土匠。土工土工，一天五頓。請來幫工的土匠一天要給吃五頓飯（三頓飯兩頓干糧），年年起來侍候土匠，做飯把人累得比干土活還累。”年復一年的板筑土墻，打土坯，箍土窯洞（當地人稱“箍窯”），竟然把一所莊園修筑得有前院、后院、東跨院、西跨院，院院相套，“曲徑迴廊”。除了在各院落箍筑起可住人或儲物的九孔普通的箍窯之外，還箍筑了一孔足有五六間房子大的高大寬敞窯洞，用來安置石碾、石磨（窯沒事內不寬敞則拉碾磨的牲口轉不開）。還在后院通風陰涼之處，蓋起一間用來儲藏蔬菜、瓜果和肉類等的冷藏小倉房（我們兒時稱其是“小房房”）。 　　院外掘有水井，有打碾谷物的場院，有堆放飼草的草院，有堆放柴禾做燃料的柴禾院。牛羊有圈有棚，驢馬有廄有槽，豬有豬圈，狗有狗窩，雞有雞舍，一應農家牲畜禽獸的棚道圈舍應有盡有。父親還筑起了一個很大的院落做為“駱駝場子”，開起了駱駝店。還做了一塊上書“張記新莊”的匾額，欲在蓋起大門樓之后懸掛，另立一個新的莊頭。可大門樓一直沒蓋起來，那塊牌匾便也保存多年也沒掛起來，新的村名也就沒有立起來，雖和原村子相距三里有余，還屬斷頭溝村。當地人習慣稱為“斷頭溝灘底下”。 當地沒有木柴，沒有煤炭，做飯燒火要用曬干的牛糞、羊糞，叫作“燒頭”，燒炕取暖要用曬干的驢糞、馬糞，叫作“煨頭”。父親連做飯用的燃料“燒頭”，燒炕用的“煨頭”，甚至生火用的“搭火柴”，都箍有專門的小型窯洞儲藏。別的有錢人家都儲金藏銀，父親手里只要有點錢，都用來請幫工做土活，年復一年修建他的莊園，以致自己手中常年沒有錢花。 經過十余年的艱苦奮斗“創家”，父親終于建起了一座碩大“莊園”。雖說都是黃土修筑，算不上什么值錢的建筑，可在當地方圓百十里地面上，也少有這樣“氣派”的人家。凡見到我家宅院的人，往往贊不絕口說：這才像個過光景的人家，啥有啥置派，啥有啥地方。就連我們小時候“藏蒙蒙”玩，也總是有許多好藏身的地方。 那個時代當地的氣候不似如今這樣干旱少雨，而是濕潤多雨雪。尤其是秋季多連陰雨，下起來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有時甚至一月四十。村里有的人家遇到這樣的陰雨天氣，沒有了可用的燃料就要斷炊，甚至連生火用的干柴禾也沒有，無法生火做飯，只能到我們家來“借”。名為借，心知肚明借了是不用還的。父母為人大方，樂于助人，無論誰家來“借”燒頭、煨頭，總是說“一把臭糞借啥？背上些使喚就是了！”所以從來都是只用借不用還的。 水井、石碾、石磨之類，不是每家都有的，往往是一個村甚至相鄰幾個村才有。所以只要誰家有了，別人都可無償使用，所以當地有一種不成文的鄉俗，叫做“碾磨千家用，井水不用問”。水井，誰家有了別人家都可以隨便取水，連向主人家問一聲的必要都沒有。父親的志向是家整業齊，所以凡一應使用家什，都力求自家置備而不指望借用別人家的（其實要借用的也就一般人家所不備用的，想借也沒處借），因此父親水井、石碾、石磨等一應俱全。這不僅方便自己使用，村里的人甚至鄰村的人，都到我們家的水井來馱水，都用我們家的石碾、石磨來碾米、磨面。 當地地下水缺，很難打出水井，既使能打出水井，井水也是又咸又苦又澀，人們稱為“苦水井”或“咸水井”，用來飲牲畜、洗滌物件尚可，人飲用則難以下嚥而且鬧肚子。用淡水要至六七里開外的馮兒莊去才有淡水井，當地人稱為“甜水井”。有心人，天不負，父親竟然在地下水奇缺的情況之下，自家門前打出了一口甜水井。盡管水量小，但一家人用還是綽綽有余的。有了“甜水”，別人家都來馱（那時取水路程遠，一般都是架起兩只水桶用毛驢馱水），常常是將井水馱干了，自家用水卻要到別處去馱。父母寬厚，寧可自家用不到水，也不好限別人家來自家井里取水。 我們家是獨家獨戶一家人，凡來我們家來碾米、磨面者都是家住幾里開外之人，除用牲畜馱著糧食以外，不便攜帶其它用具，也不便在做活時回家吃飯的。石碾石磨加工米面效率低，做起活來一做就得大半天或一天的。每當這時，父母總會熱情地拿出自家笸籮、簸箕、籮篩、笤帚以及牲畜的套索（當地人稱“套貨”）等一應用具無償供其使用，到吃飯時還要熱情地把來人請到家里吃飯。所以父母親為人厚道的名聲，在十里八鄉有口皆碑。 父親酷愛植樹。在新修的宅院前幾十步開外，筑了一個很大的樹園，每年植樹季節父親都會種下一些樹。園中柳樹、楊樹、榆樹、桃樹、杏樹、果樹、沙棗樹……只要當地能種得活的樹父親都種，還在樹園墻邊種一些玫瑰之類多年生的花木。每到春季，桃花開罷杏花開；夏天來了玫瑰開罷月季開。姹紫嫣紅，美不勝收。父親還在“莊園”門前等距離種了五棵樹，每棵樹都用土坯砌起大半人高的網眼式墻圍起來，不讓牛羊牲畜啃吃損壞。每當下雨天，就把雨水引到樹圈進行澆灌，樹木長的十分旺盛，成為住宅前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就連南來北往的行人路經此處，也會稱贊這戶人家“風水好”。在父親的經營之下，我家是一個美麗的山村。這也正應了我們小時上學課本里的一篇兒歌課文：小山下，有人家，門前一樹好桃花；又有牛，又有馬，還有幾個小娃娃…… 三、許身革命 1936年鹽池縣解放以后，父親由于有文化，思想開明，很快認識到只有跟共產黨才能過上安定的日子。所以他毅然響應邊區政府的號召，捐錢捐糧，積極為革命做工作。雖然這時家道早已破落，我們的父親和伯父也已分了家，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和當地一般農家比較起來，仍然還算是比較殷實，人來客往吃住還是管得起。所以，縣上、區（相當于如今鄉鎮一級政權）上的干部、縣游擊隊的干部戰士等革命工作者，下鄉工作或開展活動時，總是我們家的常客，父母親總是熱忱地招待。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思念》的散文，文中的主人公“何二嬸”，就是以我們的父親為原型寫的（我們的父親行二，母親姓何，所以合二而一取名“何二嬸”）。當時縣上革命干部隊伍中識字的人很缺，有時連個雞毛信啥的都沒人能讀下來。父親斷文識字，所以孫璞、郭文舉、白鳳奎、張光祖、張廣珍、楊萬等縣上的領導干部一再動員他參加革命隊伍。可家中就他這么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妻兒老小無法拋下，所以始終沒有應允。由于父親秉性寬厚，和睦鄰里，達練人情，群眾威信好，又積極為革命做工作，擔任基干民兵排長，算是一個鄉（當時屬圈灣子鄉，相當于如今的行政村）的民兵頭兒，負責好幾個村頭的民兵工作。由于父親革命工作積極，在群眾中間威信高，所以被推選為縣參議會議員。 1947年，挑起的全面內戰的蔣介石調集中央軍胡宗南及地方西北諸馬的軍隊重點進攻陜甘寧邊區，寧夏的馬鴻逵、馬鴻賓也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陜甘寧邊區的西方部門戶鹽池縣。那時人們普遍把跟共產黨鬧革命的人稱作“給這邊干事的”，把給國民黨方面做事的人稱“給那邊干事的”。當敵人攻占了鹽池縣城后，縣委、縣政府領導率機關干部和游擊隊撤離縣城由北向南撤退，開往南部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堅持鹽池縣紅色政權的存在。我們家地處鹽池縣中部地區。縣游擊隊撤退時，縣游擊隊領導人郭文舉（縣組織部部長）帶著人連夜趕到我們家，對我父親說：“老張，這下你可得跟上隊伍走了。馬鴻逵的軍隊來了，你是給咱們這邊干事的，還是縣參議員，馬家軍來了抓住可是要殺頭的。”父親考慮再三家中實在無法離開，便說：“老郭，我的這個家沒法撇下，實在是走不了。不過，惠安堡的老營長（指惠安堡紳士張復元）是馬鴻逵的干爹，又是我們家的親戚（我的姑母張國榮是張復元的兒媳），我想去給老營長說一下，讓他給馬鴻逵說一說，他們的軍隊來了后不要找我的麻煩，或許他們不會把我怎樣。”郭聽后很高興，說：“這樣倒很好，你留下來可能不但沒有危險，還能繼續給咱們這邊做事。以后你家就是個聯絡點了，我們撤到南山后，有事可來你這里聯系。”就這樣，商量好聯絡辦法后，我們的父親就留了下來去惠安堡找張復元幫忙，張復元當即騎馬去了寧夏省城。 寧夏“二馬”（馬鴻逵、馬鴻賓）就兵分三路進攻侵占鹽池。一路是馬鴻逵部暫九師、168師及一個騎兵團，由寶塔、天池子直接進軍鹽池縣城；一路是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團，由石溝驛、常山子、雷記溝一線攻占定邊紅柳溝一帶；還有一路是馬鴻賓部的三個團，103團進佔大水坑、104團進佔蘇記堡子、105團進佔定邊縣羊圈山。 　　在鹽池縣城被國民黨馬鴻逵部占領，縣委、政府及游擊隊撤往南山后不幾日，馬鴻賓部即開到了鹽池縣中部我的家鄉一帶。因馬鴻賓部原駐中寧、中衛一帶，路程稍遠，所以馬鴻賓部開到鹽池比馬鴻逵部晚一些時日。馬家軍來了以后，馬鴻賓部康占元（人稱康團長，1949年寧夏解放前夕馬鴻賓率部起義投誠后，康占元曾一直在寧夏參事、政協等部門工作）的103團駐大水坑一帶，其主力重兵器營就駐大水坑王家店（東家叫王殿章）。駐軍經常到鄉下搔擾活動，抓人要糧，可駐這一帶的馬家部隊果然沒找父親的麻煩。我們家是個獨家獨戶的村落，雖屬斷頭溝村，但距村子還有三四里路。鹽池縣委、縣政府和游擊隊撤往南山后，繼續堅持斗爭，游擊隊的人員晚上下山活動來找我父親時，先到我們家屋后向屋頂扔一塊土坷垃。我父親聽到屋頂上有響動，就出去接頭聯系。如果家中有親戚或閑雜的“外人”住宿，就讓游擊隊離開；若無外人，就把游擊隊接到家里，母親就給做飯做菜，吃好喝好后就住在我們家休息。第二天白天，游擊隊員們還在我們家吃住休息，父親吆上一頭驢或一匹馬，順路打上一馱沙蒿柴到大水坑去“賣”，其實只不過是“打掩護”，主要是目的是探聽情報。如果打聽到有小股的馬家軍出來到附近的村子滋擾老百姓，就趕快回來報告游擊隊，游擊隊便瞅機會出動襲擊打上一仗，打得贏打不贏都趕快撤回南山。 入秋以后，康占元干脆派了重兵器營一個排的人馬駐扎在我們家，一住就是幾個月。這樣一來游擊隊無法再到我們家聯系，父親也無法向外送情報了。這時父親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馬家軍有時抓到給共產黨干事的人，就千方百計說情、擔保，讓把人放了。有好幾次被國民黨馬家軍抓到的“給這邊做事的”，如“ＸＸＸ的婆姨”、“Ｘ玉明”等人，都曾被白軍捉住押到我家進行審問，父親從中“說情”、“擔保”而免遭不測。我小時候聽母親說過：“Ｘ玉明”被白軍抓住上了腦箍后，又拉到我家要動大刑，父親見狀苦苦說情“擔保”，才放了人；斷頭溝村上“ＸＸＸ的婆姨”被白軍說成是“共產黨的探子”，抓到了我家要審問。父親趕忙說這個女人是我的干親，是要來我家串親戚的，決不可能是來做“探子”的。有父親說話，白軍才被放了人……一直到1948年初，馬軍家才從我們家撤走。由于父親從中周旋，馬家軍在當地駐扎一年有余的時間，沒有一個“給這邊干事”的人，在父親的眼皮底下受到迫害。 四、不愿做官 在馬家軍進犯鹽池縣的日子里，鹽池人民中沒撤離的革命干部、工作人員，大部分都是革命立場堅定，堅持同敵人斗爭。但也有一些人為形勢所迫自首了，還有一些人經不住敵人的高壓和利誘變節投敵了。馬家軍住在我們家中幾個月的時間，父親巧妙地應付斡旋，不僅沒有叛變、自首，而且還堅持為黨為革命繼續工作。經過了一年多的艱苦斗爭，終于迎來了解放戰爭的勝利。1948年，堅持游擊戰爭的鹽池軍民和解放軍正規軍配合，最終趕走了馬家軍，第二次解放了鹽池。上級組織對父親在艱巨復雜情況下的表現十分滿意，又把我們父親由原來的基干民兵排長提升為武裝基干民兵排長，發給父親一桿步槍。當時槍枝極為緊缺的情況下，給民兵發槍在全縣也是為數極少的。 1949年，人民解放戰爭進入了全面解放階段，西北人民解放軍開始向寧夏、蘭州進軍。為了接管新的解放區，組織上抽調三邊大批老解放區的干部去接管新解放區，鹽池縣的干部也多被抽調去接管寧夏和甘肅蘭州的新解放區。這就需要從基層干部中抽調一批人去充實縣上的各級領導部門工作。組織上多次到家中做我們父親的思想動員，要他進城到縣上去工作“做官”。不過那時還不叫“工作”，叫“干事”，可父親還是原來的說法：“我們家單門獨戶的不能離開，離開家后婆姨娃娃咋辦？”上面來的人說：“家屬可以帶進城去！”父親笑著說：“家可以帶走，可是土地帶不走，沒有了土地一家人靠啥生活？”無論怎樣做動員工作，可父親腦筋就是不轉彎，說啥也不愿進城去“干事”當官。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還繼續是縣參議員。父親是當地的“紅人”，誰家有了難解之事，來求父親幫助；鄰里之中有了糾紛，來找父親調解；攀親的兩親家不和鬧著要退婚，請父親出面從中斡旋，總能言歸于好；哪家吃官司遭冤情，來請父親到縣法院走動說情，遭冤情被抓的人很快就會被放了出來……有兩件事我記得很清：村上ＸＸ人因家人有人的婚姻問題鬧糾紛，他是戶主便被縣法院抓去“打生產”（那時稱勞動改造叫打生產），家人請父親出面去說情。父親走了一趟城里，沒幾天人就被放了回來。當時正值秋末初冬的季節，父親和家人正在場上“打場”，我們這些小孩都在場上玩。那人放回后沒有回家，先直接來我家向父親致謝，到場院見父親啥話都沒說，爬倒在地就先給父親磕上一頭；還有一件是山里面萬家塬村有我們的一位表兄叫何Ｘ鐸，冬季時因別人家的牲畜到他家場上糟蹋谷物。他拿著鐵鍬上場轟趕牲口，失手將鐵鍬扔出去砍壞了一只牛蹄筋，被抓至縣上“打生產”。我二舅到家來請父親去說情，這個表兄也很快就被放回來了。記得那是個寒冷的冬月天，父親和我們正坐在耳間屋炕上圍著火盆烤火，表兄進門也是啥話沒說，爬倒在炕沿下就給父親磕頭…… 那時我已能記事了，父親的貴重東西一般都是放在家中的一個銀柜中。“銀柜”，就是一個舊時非常流行的木柜，分多個儲物“單元”，如：前柜、后柜、抽屜、小柜門等，其中“小柜”是一個有“暗鎖”的空間，用來儲放錢幣及值錢的物件。銀柜可上鎖，但從來都不鎖。有時大人不在家，我閑暇無聊就好奇打開小柜看父親的“寶貝”。父親的參議證等就是放在小柜里，我多次看過，是一張對折的16開大小表格式的單張紙，填寫著相關文字，蓋有一方好大的朱紅方印，還有半個印（騎縫印）。家中紅軍、蘇維埃政府等開下許多借糧的條子，父親根本不當回事，或者隨便亂扔在小柜里。 　　那時我已能記事了，父親的貴重東西一般都是放在家中的一個銀柜中。“銀柜”，就是一個舊時非常流行的木柜，分多個儲物“單元”，如：前柜、后柜、抽屜、小柜門等，其中“小柜”是一個有“暗鎖”的空間，用來儲放錢幣及值錢的物件。銀柜可上鎖，但從來都不鎖。有時大人不在家，我閑暇無聊就好奇打開小柜看父親的“寶貝”。父親的參議證等就是放在小柜里，我多次看過，是一張對折的16開大小表格式的單張紙，填寫著相關文字，蓋有一方好大的朱紅方印，還有半個印（騎縫印）。家中紅軍、蘇維埃政府等開下許多借糧的條子，父親根本不當回事，也者隨便亂扔在小柜里。 記得父親經常騎著他的那匹紅騍馬到縣上去開會，一去就是好幾天。每次開會回來，都說縣上領導讓他到城里“干事”，可是他都沒應承。縣上干部經常下鄉。那時縣上的干部沒有汽車，連自行車也沒有，下鄉來都是騎馬或騎騾子。騎“高騾子大馬”是那時上等的坐騎，算是“風光”的人物了，一般老百姓都只能騎毛驢或步行。縣上的領導干部白天章、白鳳奎、牛萬斌、陳彥林、張光祖、楊萬等人下鄉，仍然經常到我們家吃宿。每當干部來我們家時，母親忙著張羅飯菜，父親陪著談話，我們哥幾個剛懂點事的孩子就在一旁聽大人說話。記得母親給做的最常見的是：打油涮餅子（又叫‘烙油饃饃’即油烙千層餅），熬小米粥，菜是山芋（土豆）絲炒羊肉片。縣上的“官”和父親大多數的談話內容，依然是動員父親進城去“當官”。可父親總是說：“過去世事不太平，老百姓沒法過日子。我跟著你們大家干事，圖的就是讓世事太平了，能過上個好日子。如今世事太平了，我家有土地、有牛羊，正好過太平日子，比城里好。再說了，我家里住房寬敞，有土地就不缺糧食，你們縣上的干部下鄉，在我家吃住都方便。我要是進了城，你們大家下鄉來吃哪住哪？”千說萬說就是不動心。這在現在看來，沒有宏論高談，是多么樸實的一顆心啊！ 父親的參議證一直保存著，上世紀60年代前后我還見到過。可是隨著“社教運動”的開始，大搞階級斗爭，過去和父親一起革命的老干部紛紛被打倒，父親不敢再保存那些參議證、借錢借糧證之類的東西了，怕被說成是留著這些東西是為了“反攻倒算”。為“銷除”這些證據，父親不知啥時將其全部付諸一炬。 解放后沒仗可打了，給父親發的那桿槍依然在。上級說這桿槍讓父親繼續留著，就用作防護野獸侵害地方牛羊牲畜，配備打狼用。可狼畢竟很少見，父親閑暇時就背槍領著我們到野外去打黃羊、打免子。也許是父親的槍法不算好，總是十次打獵九次空。記得那時在蘭州工作的堂兄張樹俊回來，還要和父親一起去打獵玩。父親應允遠道回來的侄子要求，帶著我們到野外去打獵至少有兩次。直到1954年，縣武裝部一位年輕的同志在圈灣子鄉鄉長馮玉斌的帶領下，才到我家把那支槍取走。記得那位武裝部的同志在檢查了槍支后，連聲說父親的槍保護得好。當時好奇的我和胞兄三哥跟著父親，把武裝部的同志和馮玉斌送出大門，直到大門外五棵樹正中的那棵大柳樹下，目送那二人走遠了。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和他的那支槍真還有“折柳”贈別依依不舍的詩情畫意。 五、灰暗轉身 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H.Ebbinghaus)研究發現，人類對遺忘與時間成反比例，時間越久的事越不易遺忘，而時間越近的事越容易遺忘。這個原理被稱作“艾賓浩斯反比例遺忘曲線”。不難發現，人們都有一個慣性，童年的事往往記憶深刻，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正是符合“艾賓浩斯反比例遺忘曲線”的原理。關于父親的事，都是我們童年中記憶下來的，至今都是十分的清晰。那是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土改運動中，劃分農村的階級成份（1947年鹽池縣曾開展土改運動，但因國民黨軍隊進犯而中斷）。記得父親在鄉上開完劃分成份的會后回到家里后，發出了一肚子牢騷，對母親說：“王全孝（距我們家二華里外鄰村甜水河村民）家有啥？王漢章（距我們家五華里外鄰村朱家禾場村民，后改為谷山塘村）家有啥？都能劃上富農；朱長青（距我們家四華里外鄰村馮兒莊村民，后改為新泉井村）家能有多少地？還給劃上了地主。我哪點比不上他們？地主劃不上，連富農也劃不上，才給我劃了個上中農！”其實父親并不知情，那是上面派下來的工作組考慮到父親對革命有貢獻，按政策沒給劃地主、富農的成份。可是革命多年的父親腦子里卻沒有“階級斗爭”的觀念，把地主、富農看作是一個“致富光榮”的稱謂，就像如今如何看待“大款”一樣。 跟著共產黨革命多年的父親，卻在革命成功之后迷失了方向，經歷了一次艱難而灰暗的轉身。 父親艱難的轉身是在農村的合作化運動中。那是1955年，鹽池縣進入農業合作化高潮，“一村一社”的初級農業紛紛成立起來。可父親卻認為：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一個村的人合起來過日子，那不是“三家四靠，倒了鍋灶”，咋能過日子呢？當時宣傳的政策是“入社自由，出社自愿”，所以父親說：既然是自愿，那我就先不入社，等一步再看。所以說啥也不愿加入農業合作社。因我家土地多，只要加入那個農業社，就會給那個農業社帶入大面積的土地，而且能帶入老牛車（當時方圓幾個村頭就我家有老牛車）等成套齊全的生產工具。所以周圍鄰近的斷頭溝村、馮兒莊村、堿溝子村、黃記井村，甚至十五華里外的區政府所在地大水坑鎮子，都爭相派工作組干部或與父親關系較要好的人紛紛到我家中游說，說服動員父親加入他們的農業社。尤其是斷頭溝和大水坑，期望我們家參加他們的農業社最為迫切。斷土溝村的絕大部分土地都在我家手里，若沒有我家的加入，則人多地少，生產、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難，所以迫切希望我家入社；大水坑是個集鎮地方，居民多以做買賣為生計，周圍土地貧瘠，都是“沙漠石崗兔子不拉屎”的土地，轉為農業社迫切需要土地，所以同樣希望我家能加入他們的農業社。對于大水坑來說，雖說我家的土地耕種遠了點，可是能擁有大片的良田，所以給父親開出了很優惠的條件：入社后耕種收割都不用你家的人參加勞動，春種、夏鋤、秋收，都由社里組織人來干，只要在你家起灶吃住。平時你們家的人只要把地里的莊稼照看著一點就行了。可父親堅持“入社自由”，對哪家也不松口。就這樣，農業合作化的第一個年頭，我們家成了全縣少有的“單干戶”。這一年風調雨順，是個少有的豐收年頭。我家打的糧食比一般農業社全社的糧食還要多得多。倉滿庫溢無處可存，還在打谷場院四周打了好多土窖來儲存糧食。當地有一句老話：“十年常有九年旱，一年不旱吃不完”。這一年我家打下的糧食，別說吃十年，大概二三十年也吃不完了。 第二年（1956年），“入社自由，出社自愿”不講了，連自由選擇的條件也沒有了，父親無奈只好無條件地加入了斷頭溝初級農業社。1957年由初級社轉入高級社，我家所在的斷頭溝初級農業社轉入武記塘高級農業社。父親的悲慘身世也就從這一年開始。 　　1957年4月，黨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批示》，要求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后來，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又結合了起來，通過“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進行揭批和斗爭。10月，運動深入到了農村，開展以“大辯論”形式的整風運動。“大辯論”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合作化優越性的問題”。農村所謂的“大辯論”，實際就是進行批判斗爭，只不過那時還不興“批判”這樣的詞，批判斗爭誰，就說是“辯論”誰。父親因遲入了一年社，又說過“三家四靠，倒了鍋灶”、“經是好經，叫歪嘴和尚念錯了”等一些話，運動一開始遭到“辯論”，罪名自然就是“不跟黨走”，“不愿走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高級社里大會小會多次“辯論”（即批斗），讓父親一下子從革命有功全縣赫赫有名的“紅人”，變成了思想落后的“黑人”。不僅社里（以后成為生產隊）最苦最累、外出做工的苦差每次都少不了我們的父親，而且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中父親都是“運動員”，是批判斗爭的對象。 接踵而來的大躍進運動和天氣干旱，造成了農業欠收，村村社社的社員群眾沒糧吃，就向“有糧”的人家“調濟”。《鹽池縣志》中就清楚地記載了這一事實的歷史背景：“1958年春，由于上年歉收，農村嚴重缺糧。各區鄉社集中力量向少數有余糧的農戶‘調濟’糧食。”我家自然是被“調濟”的對象。遲入社一年多打了一些糧食，這時反倒成了遭罪的禍根，家中的糧食都要無償地“調濟”出去。開始是用老牛車成石（音dàn）成車從我家往外拉，后來是用毛驢成斗（音dǒu）成口袋從我家往外馱，再后來是十升八升讓接受“調濟”糧的人家親自拿口袋到我家去背；開始是社隊干部到家中軟磨硬泡說服動員讓父親把糧食“調濟”出來，后來是大會批小會斗讓父親把“藏下的”糧食“交”了出來。家中早就沒糧食可“調濟”了，可是社隊干部還是不依不饒，把父親傳到武記塘高級社里“熬鷹”，三天五夜地不讓睡覺，社干部白天黑夜輪流地“做思想動員工作”去熬。只到家中連自己吃的糧食也沒有了，父親還是被以“不老實”的罪名沒完沒了地被“調濟”，差不多連等待下鍋的口糧都被逼得拿了出來。從此，我家也就由全村最富有的人家變成了最窮的人家。接踵而來的是進入了“低標準”時期。別人家或許多少有點墊底的糧食，可我家幾乎是無隔夜之糧。上面宣傳“低標準瓜菜代”，沒糧食吃就多吃蔬菜。可天旱得連糧食也種不成，哪能種成菜？人們只有吃野菜（苦菜）了，可天旱野菜也長得不多。大家都到野外找野菜，很快野菜也很難找了。無奈，父親只能試著“嘗百草”，嘗哪樣草吃下去無毒，就采回來讓全家人填肚子。譬如豬耳朵草、打碗花草根、榆樹葉子……都被用來做為我家的“口糧”。“嘗百草”使得父親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進去，只能把鞋后幫踩倒，趿拉著鞋走路，50歲出頭的人就拄上了拐扙。既使這樣，還得照樣出工參加生產隊里的勞動，工余之時還得到野外去為全家人尋找可吃的東西。 父親終于想到一種既“無毒”又“耐飽”的東西，那就是野外的獸骨。父親把野外風化多年的獸骨揀回家來，放在鍋里“炒”得焦黃，然后放在鐵砧上用鐵錘一下一下地砸，都砸成豆大的碎粒，再摻上一些麩皮、米糠、草籽（棉蓬蒿籽）之類的雜物，用石磨磨成“骨頭炒面”。骨頭無論怎么磨也是磨不細的，只能用粗籮篩篩下去。不僅在家里吃，我們那時上學，就是拿著這樣的“炒面”填肚子的。骨頭吃在肚里不消化，一個個都吃成了胃病。更要命的是吃下去拉不出來，那種痛苦是用語言難以表達的，又一個個得上痔瘡。這樣的“炒面”吃上真要命，可饑餓難耐還得去吃。吃骨頭也只能是父親的“發明”，別人家是學不去的。因為別人家沒有我家這樣齊全的工具：鐵砧、鐵鍾、石磨，沒有辦法把骨頭搞碎。 　　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階級斗爭”開始“深入人心”。我家所在的生產隊沒有地主、富農，上中農自然而然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當年為沒當上地主、富農而心懷抱怨的父親，此時卻無奈要接受地主、富農的待遇，成了“階級斗爭”的對象。1964年點上社教運動（后稱“四清”運動）開始，把大水坑公社作為全縣的試點之一，父親首當其沖。鹽池縣社教團在運動中提出了“鹽池民主革命不徹底”的論點，在運動中重新劃定階級成份。因此，社教工作組組織貧下中農大會批小會斗，使父親受盡了各種屈辱虐待，要給父親定一個“漏劃地主分子”的成份。父親早就自認為“夠地主”，所以這時也就沒有了說的，任憑批斗凌辱。當時公布的政策是“三榜定案”，即三次出示榜文即成鐵案。已經出示了兩次榜文公布父親為“漏劃地主分子”，可等到社教工作結束，卻再沒有了下文而不了了之。直到二十多年后家兄張樹林到縣檔案館工作，翻閱檔案時才發現了當年公社社教工作大隊呈報縣社教工作團的文件，上面有社教團長魏建華（社教后留任鹽池縣委書記）的批示：“此人對革命有功，不宜劃地主成份。” 直到這時，我們才明白了當時第三榜的榜文為什么沒有公布。可這樣的材料并沒有向下公布，至今群眾也不知情。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群眾紛紛“造反”，就連“四清”運動中被打倒的“四不清”干部起來造反要鬧“平反”，“四清”運動中被劃為“地主、富農”的起來造反要“摘帽子”，只要“革命”，似乎什么“四不清”、“地主”、“富農”都無所謂了，甚至可當上“造反派”的頭頭。可父親既不是“四不清”，也沒被劃成“地、富”，無反可造。不管別人怎么樣“亂說亂動”，我們全家人只能是“老老實實”，絲毫不敢“亂說亂動”。盡管這樣，厄運還是降臨了。 那是1968年，正在開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掀起了深挖叛（叛徒）、特（特務）、反（反革命分子）、資（資產階級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四挖”運動。生產大隊的“造反派”頭頭苦思冥想要搞出點名堂來，便挑起群眾再次來“挖”我們的父親。這次不是要挖“地主”（地主不在“四挖”之列），而是要挖“叛徒”、“反革命”。群眾很快“揭發”出父親的兩條“罪行”：一是父親家“紅軍來了能吃飯，白軍來了能住店”，父親是“反革命兩面派”；二是父親的那支槍哪里去了？一定是“馬匪”進攻三邊康占元隊伍住在我家時，繳給了國民黨。這可都是要命的兩條“罪行”啊，任何一條落實都可能有殺頭的危險。對父親一次次批斗，架“土飛機”，非要父親把這兩條都承認下來。 對于“紅軍來了能吃飯，白軍來了能住店”的問題，“事實”確實如此，父親無言以對。會上我替父親辯駁說：父親是地下工作者，白軍來了敢不讓住嗎？《沙家浜》里的阿慶嫂不是白軍來了也讓吃讓住嗎，難道能說阿慶嫂是反革命兩面派？在那近似瘋狂的年代，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誰能聽進去這樣的辯駁？遭到的只能是一頓 “不老老實實”的斥責。 對于“把槍繳給國民黨”的問題，父親年事已高，只記得是上交給人民政府了，但什么時候上交的、交給了誰不記得了。我和胞兄三哥張樹森為父親辯駁說：康占元住我家時（1947年），還沒給父親發過槍，哪來的槍繳給國民黨？再說了，我出生在1948年，能記事的時候肯定是解放以后的事了。那時父親還背槍領著我們打黃羊、打兔子，我們都能記得，可那時國民黨早跑到臺灣去了，難道誰見過我父親去過臺灣不成？三哥（張樹森）也說：槍是馮玉斌領縣武裝干部來收走的，并說出當時情景。“造反派”就去圈灣子隊找馮玉斌調查，可馮玉斌怕惹事，只說自己記不得此事了。再派人（牛仲玉和張建河）到銀川找康占元外調取證，康占元說絕無此事。經過長達幾個月地批斗，父親經受了數不清的屈辱和精神、肉體摧殘，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六、殃及后代 “漏劃地主”的成份雖沒有給我家定上，但我家是“地主”卻已成為當地各級組織和群眾的共識。社教運動結束后長期的階級斗爭年代里，我們全家也就始終享受“地主”的待遇，“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用群眾的話說，“地主的帽子雖然沒戴上，但那帽子是在頭上懸著，只要敢‘亂說亂動’，帽子就會掉下來扣在頭上”。所以我們全家人只好提心吊膽顫顫驚驚地享受著“地主待遇”，倒不如直接“當地主”來得痛快。 父親家教極嚴，教育子女唯耕唯讀。一生謹小慎微，在社里做事從不敢有半點差錯，所以每次政治運動中被批來批去，斗來斗去，除了莫須有的罪名外，卻再說不出父親的任何過失。在生活極端貧困的年代里，他人為了生存，免不了會“小拿小摸”一點集體的東西。可父親總是時時告戒教育家人：“集體的東西，一根柴棍子都不能拿！”就連我家的果園每到桃杏成熟的季節，果實枝頭累累，又是獨家獨戶隊上也無人看管，可父親也不讓家人隨便到果園去摘果實在吃。平時我們可以到果園去玩，可到果實成熟的時候父親連果園也不讓我們進。當孩子嘴饞，有時我們偷著溜進果園撿一些掉在地上的果實吃，可被父親發現了就會遭到嚴厲地斥責。只有等生產隊采摘后分配各家各戶，我們才能吃分到的那份。 在享受著“地主待遇”的家庭里，我們做子女的自然也是倍受歧視。因父親重視子女讀書，所以全村除了我們家有小學、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不等“學生牌”以外，再沒有四年級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但招工、招干、推薦上學之類的事，我們連做夢想也不敢想，只能那里的農活最苦最累被派到那里。生產隊里缺有文化的人，連個能當會計的人也沒有，只“筷籠里面拔旗桿”，把稍識字的人選上當會計。可選出的會計少則干上一年半載，多則干少三頭兩年，因不能勝任就被換了下來。每年夏季預分、年終決分，會計做不出分配方案來，生產隊長都要派我去幫助會計做分配方案（我在上學時，學校為了適應社會需求，專門開設有“會計”課程）。說是幫助，其實是我一人往出拿方案。盡管這樣，會計換了一茬又一茬，把識幾個字的人幾乎換遍了，可我們家的人在生產隊里連記工員也當不上，更別說讓去當會計之類的“官”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只有長期“夾著尾巴”做人，處處覺得比別人矮三分，被大人小孩呼來喚去，大氣不敢出一口。平時說話都是唯唯諾諾，走路腰桿都挺不起來。連孩子上學在學校里也倍受歧視，上完小學升初中都不被“推薦”。尤其是小妹樹靜和大侄女云仙，上小學時都趕上那個年代，受到的歧視一言難盡。 1967年夏天正是收麥子的時候，大人下地干活，二哥張樹林三歲的女兒云仙一人放在家。當時我家仍住離村幾里外的老地方，二哥分家后住在了村上。這天晚上收工回家，因通知晚飯后生產隊要開社員會，我便沒回遠離村子三四里的家，到二哥家去吃飯。下地回到家的我們，見女兒云仙躺在炕上不省人事，二嫂發現家中墻角放著“老鼠角角”（即用面包著毒鼠藥的“小餃子”）沒有了，“一定是讓孩子誤食了”，這一下不得了了。這時天下起雨來，二哥和我二話沒說，披上雨氈抱起孩子直奔生產隊的飼養院，央求飼養員老頭給借一頭牲口，好騎著趕快到大水坑醫院搶救孩子。可這個飼養員老頭“階級覺悟”高，我們恨不得跪下央求也不給一頭牲口。無奈，二哥和我輪換著抱孩子一路小跑直奔大水坑。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點劈頭蓋臉往下砸，眼前一片水簾漆黑一片，根本看不見路，只能憑著感覺往前跑。加上人忙無智出村口時就走錯了路，本是走“街路”卻走了“井路”，只好半道上冒荒又從莊稼地里往“街路”上折。那場雨可真大，就是文人描寫的那種“瓢潑大雨”、“傾盆大雨”。老天似乎特意在考驗著我們，雨氈侵水后越來越重，懷里還抱著孩子，高一腳低一腳，冒著傾盆大雨在泥濘的莊稼地里跌跌絆絆，趕到醫院已到了半夜了。還算有幸，沒費多大勁就喊起了值班的醫生，才算把孩子搶救了過來。心里放松了，這時我們兄弟二人才感到干了一天重活，連晚飯也沒來得及吃又冒雨狂奔了幾十里路，渾身痛得像散了架似的站都站不住了。 　　長期壓抑形成低人一等的心理意識，我們無論走到哪里都感到自慚形穢，只能老老實實地做事，從來人前不敢理直氣壯地說兩句話。就連我找對象時，到人家女方家里相親，連句話也不敢說。走后被女方家人對介紹人說成“是半裝子糧食”（意為傻子），相親的事也就一次又一次告吹，直到二十三四歲還沒定下親。那個年代男子一般十八九歲就定親，虛歲二十歲結婚。二十幾歲還定不下親，就是個剩男，只有打光棍子的份了。為此事讓父母犯愁一夜一夜睡不著覺。 這樣不公正的待遇也波及到兒童。在小妹樹靜和侄女云仙、云潔等上小學的時候，沒少遭到同齡的小朋友的歧視，使她們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直到如今心中還有陰影。 1972年鄧小平重新上臺工作之后，“階級斗爭”的弦松了一點，我們兄弟中開始有人出來在大隊、學校工作，我先是被選為生產隊的會計，幾個月之后又被選為大隊文書兼會計……可是無論到了哪里，自卑的心理因素也消除不了，都只是老老實實地做事，不敢“亂說亂動”，更不敢有絲毫非分之想。 七、抱憾而終 父親是個無比堅強的人，多舛的命運從沒有把他壓倒。無論處境多么惡劣，他都能逆來順受，總是立足現實為了生存而不懈地奮斗著。 1973年吳忠成立地級專區，過去和父親一塊鬧革命的同志這時擔任了地委書記。這時有一些過去和給“這邊干事的”人因后來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紛紛找此人讓做證明要求平反、安排工作。我的一個舅子的父親田ＸＸ就是此領導給平了反，還安排了工作。我們也對父親說：你也去找一下這個領導，請他給下面各級說上一句話，就能讓我們家的處境變得好一點。可父親說：我找人家說啥？既沒有劃成地主，又沒有打成反革命，平啥反呀？ 這個大領導倒真的沒有忘記我們的父親。當地委書記后不久，有一次他來到我們生產隊視察工作（不知是有意而來還是順便而來），指著遠處我們家的莊子問生產隊長李清發說：“張國威還在那點住著吧？我想去看一看！”生產隊長回答說：“是還在那兒住，可是人不在家，在外出工著呢！”父親會石匠手藝，經常被生產隊派出搞副業。聽說父親不在家，這位領導也就只好作罷了。 長期的貧困、饑餓和精神、肉體摧殘，父親骨瘦如柴，終于病倒了，那是在1976年。到公社衛生院（鹽池縣第二人民醫院）去看醫生，孫花芬醫生（是當地醫院的名醫）問了病情，說：“是胃癌，無法可醫。到哪里去治也是白花錢，回家該給吃什么吃什么，該準備什么就準備什么吧。”那時的縣第二醫院已算是老百姓看病的大醫院了，沒有能力到更大的醫院去復查治療。醫生的話已經不言自明，我們兄弟姊妹只好把父親接回家，回去后吃什么吐什么。其實，在那樣的年代，除黃米和山芋蛋（土豆）之外，還有什么可吃的東西？在不到一個月后的1976年12月18日（農歷十月二十八日），是父親68歲生日，過后剛半年離開了人世。為革命鞍前馬后半生，用自家的飯菜養活了不知多少革命干部和戰士，用自己家“調濟”出去的糧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家，在低標準的年代許多地方都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可我們那里卻沒有。然而，父親自己卻在饑餓和貧困中悄無聲息地走了，這就是苦命的父親。 彌留之際，父親一再念叨兩件事：一是沒有為兒女們留下任何遣產，唯有“自留園”中有五棵小杏樹，五個兒子每人一棵去分；二是還在上學的小女兒，不知學還能不能上下去？ 如今世道好了，人民的生活好了。苦日子過完了，父親卻早早的走了，這就是我們苦命的父親。父母健在時，我們不知盡孝；我們想盡孝時，父母已走遠了，這就是不孝的兒女。父母給兒女再多，總感到還有很多虧欠，兒女給父母很少，卻感覺已是盡了孝心一片，這就是兒女的悲哀。父母在世，家鄉是我們的老家；父母沒了，家鄉只能叫故鄉，夢見的次數會越來越多，但回來的次數卻越來越少。今天我們回來了，卻永遠無法見到父母的音容，進門不能喊一聲爸爸、媽，我們回來了！可讓我們感到自己成了無根的小草，失群的羊羔。 爸爸、媽媽，你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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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

念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