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帶路人，好兄弟張洪義

田天 ??

天津市原科右前旗知青張洪義，一個備受愛戴的老同志，于2021年12月16日不幸突發病故。以此文哀悼懷念張洪義同志。 當年天津學生從這里起步，從此有了新名稱?知青。 美麗的科右前旗 阿爾山市市容 烏蘭浩特成吉思汗廟 1968年7月，張洪義與同學們一起從天津出發到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興安盟科右前旗樹木溝公社插隊。其間，他當過知青戶的戶長，知青點的連長。之后，又升任公社團委書記、黨委副書記，盟委組織部科長，盟紀檢委副書記。在改革開放風起云涌之時，張洪義被派往內蒙古邊陲小鎮組建阿爾山經濟開發區，并擔任開發區的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在擔任阿爾山市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幾年的時間里，他使這個不足六萬人口的小鎮成為旅游勝地，成為祖國北部邊疆一顆耀眼的明珠。 張洪義于上世紀90年代末調回天津，先后擔任市紀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市作協黨組副書記?；亟蚝?，他始終不忘第二故鄉內蒙古的經濟建設和文化交流，先后多次組織天津的工商業人士和文化藝術界的朋友訪問內蒙古的科右前旗、阿爾山市，洽談投資合作項目，舉辦文化藝術采風，以及創作宣傳介紹內蒙古的文學藝術作品，還在天津知青赴內蒙古下鄉30、40、45、50周年之際，天津科右前旗知青聯誼會舉辦了系列紀念活動。2006年，在張洪義的發起和倡議下，由百多名曾赴內蒙古下鄉的知青在科右前旗捐建了天津“知青林”，并在那里樹起“天津知青林”的紀念碑。 科右前旗烏蘭浩特市 是那個特殊年代打下的知青烙印，使退休后的張洪義仍關注著這個群體，并在他的倡導下成立了“天津赴科右前旗知青聯誼會”，他主動擔當了會長，為知青們志愿服務。他還牽頭組織邀請內蒙古科右前旗烏蘭牧騎來津慰問演出，組織知青聯誼會編印知青影集《歲月如歌》、知青史集《科右前旗知青名錄》，創辦了供老知青內部傳閱的小報《知青家園》。由朱英梅，張洪義，蓋剛主編的30多萬字《科右前旗知青回憶錄》一書正式出版。 以下文字節選自張洪義所著的幾篇回憶文章中。 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是非凡的。老話講，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苦，對這話我們知青的體會最深。從海河之濱的繁華都市到內蒙古草原的窮鄉僻壤安家落戶，內繁古的衣食住行與天津有著天壤之別。從穿著上看，我們一下火車就看出與當地民眾的區別來了。當時天津時興瘦腿褲，有的知青愛穿白球鞋，當地百姓看著新鮮。直到現在，他們提起初見知青最深的印象還是“雞腿褲、小白鞋”。而農村百姓的穿著和東北地區廣大農村一樣，粗布衣裳，寬腿肥腰，有些上歲數的還穿著“挽襠褲”，而且大多數人不習慣穿內衣內褲。婦女們下地、出門遮陽，不戴紗巾、圍巾，多數戴一頂舊軍帽，顯得有些滑稽。腳上的鞋更是五花八門。單說冬季，除了供銷社買的膠皮靰鞡，還有家做的“趟塔馬”“趟塔牛”“氈疙瘩”。 中間是老隊長，左上第一位是張洪義。 結婚以后，公社分給我兩間土房帶一個小院。房子是泥叉的，墻體下寬上窄，墻面扎扎巴巴露著草根，地面凹凸不平，炕面是一層薄薄的大泥。新婚期間，我們自己動手搞了一下簡單裝修。地面用磚鋪平了，炕面糊上幾層牛皮紙，墻面是我從天津帶回的綠色電光紙，從下到上糊了一米多高，形成一圈墻圍子。屋果擺設也很簡陋。有兩把結婚時在天津憑結婚證購買的折疊椅和一個寫字臺，還有一個知青朋友幫著打的高低柜。就這樣一些不成樣子的裝修和現在看來寒酸的家具。當時也引起了轟動。附近百姓趁我們上班時扒著窗戶往里瞰。有一天正好公社開三級干部會，外村的大小隊干部也結隊到我家來參觀。 張洪義（右二）與著名作家蔣子龍（左一）在科右前旗蒙古包。 我調到公社后就有在編的馬騎了。有一年冬天我騎著白走馬下鄉，吃完飯準備往回走。由于穿得太厚，左腳剛上蹬，右腿一步沒跨上去，剛好搭在馬屁股上，白馬一下就躥了出去，我身子往后一仰，重重地摔在地上。冬天的地面像水泥地一樣堅硬，即使我戴著厚厚的羊剪絨帽子，還是摔的眼前一片金星，頓時暈了過去。不知過了多久，就覺得有東西在拱我，睜眼一看是白馬，它低著頭，打著響鼻，像是道歉的樣子。都說馬是種特仁義的動物，那一刻我切切實實感受到了，看著它那眼神，我一肚子火馬上就沒了。 我是1971年10月選調到樹木溝公社機關的，到1977年10月調轉到旗委組織部工作，其間正好六年。這六年正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齡，我經歷了由知青到基層千部再到基層領導的仕途之旅，經歷了從入團到入黨的政治歷程，也經歷了戀愛、結婚、生女的成年初始階段。那時的許多往事至今還歷歷在目。 1975年初，我被任命為樹木溝公社黨委副書記，當時我剛滿25周歲。雖然我已經在農村生活、工作了七年，但做領導工作還是很茫然。我當時分管教育、文化、衛生等項工作，相對比較超脫一些。樹木溝地處偏遠半山區，教育資源十分質乏，師資力量非常薄弱，中學教師中正經的高中畢業就很不錯了，一個大專以上的都沒有。一天教育助理找我說，旗教育局把烏蘭浩特一中一個教漢語文的“反動學術權威”調到樹木溝來了，他因生活作風問題犯了錯誤“發配”來的，請示我要不要。我當時覺得就像撿了一個金元寶，當即就表態，要，憑什么不要，我們學校就缺這樣的權威，犯過錯誤不要緊，看緊點，別再犯就是了。這位老師調來后第一堂課我就去旁聽了，這是我第一次去學校聽課。那位老師果然是高手，講起課來，旁若無人，引經據典，口若懸河，我離開課堂近十年了，第一次體會到這種享受。在他教學的那一年里，學生的語文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知青在油燈下學習討論，中間為張洪義。 自打我成家后，我新建的小家就成了往來知青的落腳點，好多外隊的知青來公社辦事、賣糧，都喜歡到我家坐坐，敘敘鄉情。我下鄉到基層，也愿意到青年點看看老鄉，聽聽濃郁的鄉音。在公社范圍里，凡是涉及天津知青的事，領導總是把我推出去，讓我去處理。有一天接到紅光大隊的電話，說一幫知青要燒生產隊長的柴火垛，還要拿刀砍隊長。公社武裝部長聽信兒后，馬上集合民兵，帶著武器、繩索，趕去抓人。我聽說后也趕到那個生產隊。我們到后，鬧事的男知青已經躲了起來，生產隊長起初不依不饒，非要公社嚴辦，為他主持公道。我向在家的女知青了解了情況，原來是因為青年點吃缺燒和隊長發生了爭執，所謂點柴火垛、砍人，不過是一時的氣話。我勸部長帶民兵回去，都是內部矛盾用不著動用武裝力量。又與隊長交換了意見，讓他設身處地為知青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子女在外面吃不上喝不上又是什么感受。隊長也覺得沒盡到責任，但還是怕知青事后報復。我向他保證，知青這方面我負責，絕對不會再動粗。我個別向那幾個女知青交代，為了緩和矛盾，讓那幾個男的先回天津待些日子，等風頭過去再回來。后來聽說，隊長和知青們不打不成交，成了好朋友。 現在的樹木溝民居 我常提到的滿志林，他年長我一歲，個頭不高，敦敦實實，適著憨厚勁兒，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樣。我當團委書記，他當黨委副書記，正好管著我。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又是我的婚姻介紹人，平時倆人說說笑笑打打閑閑。像是親兄弟，工作上叫起真兒來，一本正經。有一次我在永安大隊蹲點。他通知我晚上召開各小隊團支部書記會議。正好那天旗放映隊來永安放電影。那年頭一年能在家門口看一次電影就非常難得，團支部書記們紛粉要求會議改期，我也沒請示就同意了。滿志林晚上到大隊一見沒人，當時就火了。批了我一頓，讓我寫出書面檢查，并且要在第二天團支部書記會議上當眾宣讀。我自知理虧，老老實實照辦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丁是丁卵是。一點情面也不講。后來我當上阿爾山市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旗推薦他當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就沖他那股認真勁兒我也要。后來在工作中他確實幫了我很大忙。 美麗的杜鵑湖 1973年我剛剛接任樹木溝公社團委書記，五月下旬就參加了春耕檢查組，第一次接近杜鵑湖。那年阿爾山最后一場雪剛下過不久，我們從興安林場一步步走向杜鵑湖。踩在軟軟的落葉上，像是跳上迎賓的紅地毯，一支隊伍走過，一絲聲響都不帶。沿途不甚茂密的松林里，一截截齊腰高的樹樁子比比皆是，據說偽滿時期華工為了對抗日本鬼子的掠奪，故意站著伐木所留下的。黑黑的樹柱就好像是綠色肢體上的瘡疤，向后人述說著當年的苦痛。再往里走臨近杜鵑湖時，就看到成片的杜鵑遍布在松林之間，把湖水團團圍住。矮矮的杜鵑樹叢剛剛泛綠，尚沒長出葉來，枝頭上杜鵑花已急不可耐地鉆了出來，競相開放。樹A下尚未融化的白雪，像是鋪了一層厚厚的白色絨毯，粉紅色的杜鵑花如繁星點點在絨毯上爭芳斗妍，華而不浮、艷而不媚，超凡脫俗。如果不是陣陣微風掠過，杜鵑花隨著嫩綠色的樹枝輕輕搖曳，真像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 張洪義與時任興安盟委副書記趙洪祝同志在杜鵑湖合影。 2021年12月17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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