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朋友們

江泛

我和我的朋友圈 左一為本人，左二為宮輝，左三為丁曉禾，左四為王槐榮，左五為蔣放鳴，左六為朱坤宇，左七為戴韌。 左一朱元昊，左二本人，左三蔣放鳴，左四應兆銘，左五李英，在應兆銘家聚會。 蔣放鳴宮輝及本人在上海火車站見面合影 文：江泛 四十多年前，婺城是個什么樣子的呢？在我的記憶中，小碼頭總是人頭攢動，布票糧票可以換商品，憑票供應的大前門藍西湖香煙，在這里可以高價買賣；人民廣場上有個露天足球場，司令臺邊有個燈光球場，金華的幾支工人球隊常在那里比賽；老火車站邊上常有聚眾賭博的人群，也有扒手，專扒外地旅客的錢包;憑票入場的人民電影院門口也會有一群群混假票的小青年，每到月底的時候，蘭溪門煤餅店就會有排隊的小長龍，小碼頭糧店也是如此，蘭溪門新華書店成了有志青年的俱樂部，工人文化宮以及群眾藝術館基本成為了進步青年的精神家園。多年后，每當我路過通濟橋，看著朝嵐暮血的江景……腦海中就會出現多年前婺城的老樣子，以及清坡門范記餛飩攤上那幾把坐下便吱吱作響的殘破竹椅，溫情而疼痛。 我最深刻的記憶和最早的朋友圈基本來自于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時候二十來歲，無事可做，整天東游西蕩，三教九流，社會閑雜什么人都交。有些是打工時認識的，有些是同住一條巷子里的街坊鄰居，有的是參加工作后的同事，有男有女，穿插混搭，分分合合，一路走來，留下來的朋友卻不多。 八十年代，是個八方潮流激蕩而至的年份，婺城雖小，但也不例外。玩摔跤拳擊的賈劍中，楊建軍，周武忠，肌肉發達，走在大街上，會引來無數人的目光，幾乎無人不識。不同于玩鐵的葉林，李靖們，是靠稿紙上寫小說出名的，他們在一些雜志上發表了作品，同樣會傳遍婺城的大街小巷，甚至家喻戶曉。歷史的片段在這里聚集或流散，分分合合，潮起潮落。 1982年，葉林在《清明》文學雜志發表了中篇小說《沒有門牌的小院》，后又獲得《清明》文學一等獎，當他帶著新婚的夫人登上黃山領獎臺時，也許，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還在打腹稿，后來獲得若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也還在醞釀中。晚上，葉林在下榻的酒店給我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表達了他獲獎的思考，以及對我的鼓勵。回金后，他還送給我一只筆筒。當年，金華的文學愛好者，看葉林，如同高山仰止。之后，葉林的小說一發而不可收拾，從北到南，長驅直入，幾乎所有出名的雜志都在不斷地發表著他的小說。可惜，八十年代末，葉林以一篇獲得莊重文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五項大獎的小說《火魂》封筆，并且如同這篇剛硬冷血的小說那樣，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文壇，原因不詳。如果他一直寫下去，蜚聲文壇的也可能是葉林。歷史是沒有如果一說的。李靖后去了杭州，與婺城的關系也漸行漸遠。 1978年，我被招工進入金華農業藥械廠，也就是如今上市公司今飛集團的前生，我在那里大約領了七年的工資。蔣放鳴分在解放西路的農具實驗廠，王槐榮分在涼帽山的印染廠，李英在農村文化站，張根芳在鄉下教書，葉林和丁曉禾后來調入小市文聯工作了，地點在雅塘街上的老鎮委，那時，我們一有空就喜歡往那里跑，日子過得清貧，卻沒感覺到苦，也許每人心里都隱藏著一個文學夢。我父親在印染廠做財務，分到的宿舍與王槐榮為同一棟樓，進進出出，常有交集。那時候，遇到一個好的題材，就忍不住去找人討論，找的人自然是喜歡碼字的人了。蔣放鳴的愛情詩我是很喜歡讀的，比如《獻給我的愛麗絲》之類的詩，很有才華和激情，也很應景，這與我對他有太多的了解有關。不過他本來就長的帥，才子佳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蔣放鳴在單位管職工教育，常常借培訓之名，要求職工交上一張一寸黑白照，于是，他那個辦公桌的抽屜就成為了最神秘的地方。有一次，我騎了輛破舊的自行車，去他那里蹭飯吃，他就拉開那個神秘的小抽屜，并拿出一摞照片給我看，我對其中的一張愛不釋手，后來，他就主動想辦法幫我牽線搭橋。我們約會了，感覺非常的美好，雖然最后沒能走到一起，但我依然記得那段青春往事，至今我依然記得那個女孩的名字。 金華古稱婺州,歷史上曾稱為“小鄒魯”，這與宋代大儒呂祖謙和宋元的大儒“北山四先生”、明代大儒宋濂、章懋關聯最大。在婺州，以及二千多年的成建制地方教育，使這里文人輩出，理學成風，金華便有了“文物之藪，理學之邦”的“小鄒魯” 之雅稱。但在我看來，先輩的星光并不曾普照一切，只對屈栺可數的年輕人才是希望之火。葉林的《沒有門牌的小院》《火魂》以及臨河鎮系列，宮輝的《孩子與銅像》，為我們開拓了高地，這也使得緊隨其后的大批文學青年感到有章可循，自此，也有人眼高手低另避奚徑各自為戰，由一茬茬新人前赴后繼蔚然成風。 個人的成果，總是與林林總總的野生與偶發相關：王槐榮的《紅軍巷的故事》、李英的《感動之城》《大國治村》《讓百姓做主》、張根芳的《金華古言話》、丁曉禾的《算賬》《小妖精時代》《廣闊天地》……都是來自與時代獨處的個人或現實中惺惺相惜與自我關照；來自聚會、酒局、牌桌與口耳相傳的江湖道場。今天的風光與神話在昔日何嘗不是失落無助的一隅？ 我在市農業藥械廠工作時期，總昐著休假日的到來。我常常請病假躲在家里寫作，茫茫中與自己游戲。自由與文學藝術是寒夜里的星火，只有寫點東西，才能證明生命余溫的尚存，對抗或逃避主流所不容的現實。后來，王槐榮在蘭溪門菜市場偶然碰到我，問我愿不愿意去鄉鎮企業局工作？我說，好的。就這樣，我調進了機關上班。那時，王槐榮已經是鄉鎮企業局的黨組成員兼人事科長。局長是個南下老干部。 我在機關里嘔心瀝血不分晝夜，為領導寫文章，欲求將來出人頭地。回想起那些暗夜里孤軍奮戰的每一個細節，每天睡眼惺忪的出離與歸來，將孤單而年輕的我與香煙過早地捆綁在一起。那段時光，我寫過許多稀奇古怪的文字，后又將付之一炬。我感覺到，自由和藝術是我真正喜歡的生活。我給領導打報告，要求離開單位。領導感到很驚訝，不斷勸我慎重考慮，我一旦做出了決定，是很難改變思維的。直到后來生活中遇到了許多的困難，才開始思考當初的決定是否過于草率。 1988年前后，葉林赴西北大學深造，丁曉禾去北京魯迅文學院求學，宮輝去北大作家班鍍金，他們像幾個早期的革命黨進京趕考，胸懷大志，圍聚一角，他們瘦骨憐仃、長發披肩，是典型的憤青和事主。他們的前行，是那時金華文學藝術的苦澀火種。 1992年，鄧公南巡，丁曉禾北上，登上赴京的列車，帶著可憐的積蓄，如同開赴前線的敢死隊帶上了全部家當，算是正式下海。雖然多年后老丁也成為了享譽京城的一代書商，但從他多年后寫的一篇《一個書商的懺悔》一文中，看出其中的無奈與苦澀。宮輝被杭州鐵路局調進杭州，成為局長秘書，又調入上海，自此，開啟了一生順暢的官場之路。葉林雖然沒有下海，但也在單位辦了停薪留職，創辦了風鈴廣告公司，由于他的才能，他做的廣告詞總是很文學，也很獨樹一幟。風鈴廣告，一時稱盛，門庭若市，幾年后，他買下了市中心的地皮，建造了自己的別墅，成為了作家中少數財務自由的人。 葉林的擱筆，丁曉禾的下海，宮輝的遠離，讓我們感覺到這個舞臺主要角色的突然休假。人們懷念熱鬧舞臺的同時，也等待這無劇可演而帶來的悵然若失。80年代留給我們的不僅有回憶，還有一堆值得面對的問題。80年代的謝幕以一場交易結束，那戲劇性的嘲諷和挫折感恐怕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 市作協主席李英在給我小兒子簽名他的作品 誰年輕時沒曾投入過一座城？躍入萬千生命匯成的熱氣蒸騰，短兵相接、切膚體驗生活給予的所有，仿佛做夢卻格外投入。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進入市二輕工業科學研究所工作，常常出差，游走于全國各地，從重慶坐船到湖北，從大慶坐綠皮車到遼寧，從北京到唐山，體會那些南來北往的人群，以及城市與山河，這使我受益匪淺。每當回來，都與漸成風氣的一群朋友通過“飯局”分享見聞體會。王槐榮、李英、應兆銘、蔣放鳴、戴韌，蔣鵬放、王基高、遠村，飛沙等，就是那段時間經常聯系的朋友。我懷念那短暫綻放、隱身埋世于此的一群人，彼此牽引又相互折磨的酒局和江湖，這些人物在婺城如流星閃過，又在新世紀展開的藝術幃幕中遞次登場，奠定和索引出這方水土的學理脈絡。事了拂衣去，飄沓如流星。 1998年，我再次決定離開單位，移師北京討生活。離開前，我專門去了一趟黃大仙祖宮，敬了香，向婺城告別。早年寫詩的蔣放鳴雖然后來寫的不多，但他已成為金華縣江北工商局的局長，王槐榮已經調入市文聯當上了副主席，專門寫他的老革命故事，李英當上了婺城區的宣傳部副部長，由于職業的緣故，他從寫小說改為寫報告文學，最終成就了他二度獲得徐遲報告文學獎，當年拉小提琴的應兆銘當上了群眾藝術館的館長，并帶學生，其中有多名學生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昔日的失敗和反叛被市場與時尚的春風掠過，難尋蹤跡。幸而遠村與許多藝術家們仍自我“放逐”，他和朋友們創辦的中間帶詩群，他寫的“荒誕派”成為新的藝術流派，幸免讓歷史還留下一鍋殘湯剩水。 人對居住地會有相應的關照與熱愛，才不致懸浮失重，不致使自己與環境兩不相洽。我是金華的土著，因此喜歡上這座城市是自然的事。正因為熱愛，才對一個地方的衰敗特別感傷，對婺城就是因為有這歷久彌深的感情，才受不了其間失落的諸種荼毒。不知不覺間，我己經找不回那個曾經讓我揮霍青春愛恨交加的地方了。 2021年 10月31日于青春苑 王基高和我在源東看桃花，卻沒有遇到桃花運。 王槐榮作品，在人民文學，作品與爭鳴，美文，中國作家等重量級刊物發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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