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知青境遇概覽

漫談秦

圖/網絡 背景音樂—張振富.草原頌 1978年，是“知青”大返城的高潮，經過多年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已近“而立之年”的男男女女又回到了原點。激情早已褪去，“物不是，人更非”。去街道辦事處報道，聽候分配。剛返城回來的“知青”，大都是先干一些臨時工，工種可以用“臟、累”概括了。個別有門路的就直接安排了正式工作，而且，用當下的眼光看也是不錯的，如：銀行、房管站、園林部門、大型國企等。絕大多數沒有門路的返城“知青”由街道辦事處分配，國營單位很少，大多數是“大集體、街辦企業“，而且基本上都是沒有什么技術含量的工作或純體力勞動；出身、政治面目、是否受過表彰或處分、乃至性別”，這些都是分配時的要素。在農村插隊或“兵團”的知青，都與當地的老鄉建立了深厚的情誼，生活雖然艱苦，但已經完全融入了那個環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因為身份都是農民。當朝思暮想的回城變成了現實，激動與興奮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那種由工作單位不同而產生的社會地位的落差，在很多人的心里蒙上了陰影，美好的期望成了鏡中月，水中花，激情冷卻了，心靈又在煎熬，用在農村的相對平等對比回城后的失落和社會地位的低下。茫然與彷徨。回城后，“兵團知青”的工齡連續計算；而“插隊”和“返鄉”的“知青”則不算工齡，這個多少有些歧視性的待遇讓“插隊知青”在感情上很難接受。好在那位名叫“蕭蕓”的“知青”給中央有關領導的一封信改變了插隊“知青”的這一窘狀。文化方面的先天不足，年齡偏大，身無長技，收入低、無積蓄、無住房，等等。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返城“知青”的這些特點無疑為今后事業的發展，乃至組建家庭都是一個個不小的障礙。在這些七十年代末返城的“知青”中，有一少部分人不甘于這樣的尷尬處境，成為了第一批市場經濟的“試水者”。有人從改革開放的前沿：江浙，廣東采購小商品，諸如服裝鞋帽、日雜等物品；有人從農村近郊采購魚蝦及其它農副產品。這些人在城市的繁華地段擺攤設點，不辭辛苦，淘得了“第一桶金”。彼時，在北方的城市，市場經濟并不發達，政府對這個群體的管理比較寬松，因此，他們獲利的空間很大，較之那些服從分配的“知青”，這些人在短時間內就成為了“富有的一個群體”。但是，當金錢來得相對容易，而知識結構的缺陷使他們沒有長遠的規劃，目光短淺，因此，其中一部分人沉溺于物質的享受，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育成熟和完善，這些人的財富光環便褪色了，泯然眾人。市場經濟“大浪淘沙”競爭激烈，大多數“下海”者也只是“各領風騷”三、五年。這其中的少數人在八十年代那崇尚知識、惡補文化的氛圍中找到了繼續前行的路徑，使他們成為了第一批真正的“企業家”。極少數“知青”通過了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成為了令人艷羨的“天之驕子”，也是在各自崗位的中堅。八十年代初，錯過了高考的一群返城“知青”，在那良好的學習氛圍中，接受了各類成人高教，這些人也為改革開放的進程做出了貢獻。但有更多的返城“知青”在回城后所從事的大都是一些商業服務行業或簡單重復性的體力勞動。這些人最好的年華是在農村務農，文化程度偏低；及至中年，再學習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技術已不現實。當改革開放的大潮奔涌而來時，這些老“知青”已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境況下與改革開放的“紅利”失之交臂，提前下崗，自謀出路。這不能不說是“屋漏偏逢連陰雨”的坎坷人生。他（她）們無處安放的心靈寄托一直在“游蕩”……直至退休。命運對“知青”，特別是“老三屆”的“知青”也還有所“眷顧”，雖然將最好的年華留在了白山黑水，黃土高原，內蒙古大草原等邊疆農村，但艱苦生活的磨練使他（她）們褪去了城市娃身上慣有的“驕嬌二氣”。富有同情心，能吃苦是這些人的主要特征。當工作難找，掙錢養家不易，已經成為當代年輕人面對的普遍現象時，“老三屆”這些人已安然退休，而當代的年輕人雖然不會重復“老三屆”的“蹉跎歲月”，但生活的壓力和緊張的節奏較之那個群體更甚。相比之下，這，又何嘗不是命運對“知青”那個群體的撫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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