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村記憶

北方白楊

西安和平門到大雁塔之間有個地鐵站叫李家村。李家村是文藝路街道辦事處的管轄區(qū)。據說，在1949年以前它的名字叫做李家村鄉(xiāng)，因為鄉(xiāng)政府就在李家村。雁塔路沿線的許多莊稼地都屬于李家村所有。1958年改名叫雁塔區(qū)雁塔路街道。1961年改為公社。1965年劃撥給了碑林區(qū)。1972年改為文藝路公社。1978年才改成現在的名字——文藝路街道。1971年鐵一局從烏魯木齊搬到了西安，先是入住在陜西省財經學院，后來因財經學院要復課，鐵一局于1973年搬到了李家村，在原陜西省公安干部學校（現在的中鐵一局機關）定居下來。剛到李家村時，家屬房還未建好。我家住在招待所南樓二層，是路邊的筒子樓，那時無論是局長、處長還是工人家庭，也不管你家人口多少，每家一間房，廁所水房都是公用的，家家做飯都在走廊里，今天你家做什么飯他家吃什么大家都清楚，爸媽都上班，我放學回家就開始做飯，我十三歲就已經能做一家人的飯，幾乎當時所有的家庭都這樣，小孩從小就開始作家務，我那時學會了烙餅搟面條。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當年家屬樓已經打好地基，一二號樓同時修建，我們放學后也來這里看看，那時的房子都很小，一梯三戶，中戶有兩個獨立的房間，邊戶是穿堂葫蘆，都是三四十平米的小戶型。 后來，房建好了，我家分在一號樓，一套不足4o平米的房子，對門是局報社錢總編家，愛人是局醫(yī)院大夫，她喜歡小孩，他家是最早有電視機的家庭，時不時阿姨就叫我們去她家看電視。總編家就一個兒子，比我小兩三歲，那個年代家中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很少，大多都是知識分子家庭，他們一心撲在工作上，把工作當事業(yè)來做。我爸媽怕打擾人家，總是給我們說讓我們少去他家看電視，怕影響到總編寫作。她家的電視機是黑白的，只有9英吋，由于那時信號弱，很少能順利清晰地看一個完整的電視節(jié)目，但在那時，就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我家人口多，競是和尚，我們家做飯都上盆，都是小伙子。那年代雖然物資饋乏，但單位有供應車，供應站時不時分一些東西，錢總編家總是給我家拿一些。 東院一號樓和二號樓是兩個u字相對的樓，形成了一個環(huán)形圈，有點象廣東福建客家人的土樓，找小朋友玩，不用上樓，在樓下喊，二幢樓的人都能聽見，一會兒就下來一幫。我家樓后，大人們安裝了一副單杠，我們沒事就上去翻上一陣，慢慢地能玩岀花樣，有時也在一起比卷杠，看誰卷的多，一次我穿的是松緊褲，一不小心褲子和杠子卷在了一起，差點暴露隱私，在場的女生臉翻轉了過去，弄的“灑家”臉通紅。一二號樓同級的同學有二十幾個，我們相約著上學，打打鬧鬧就到了學校，遇暑寒假會分好幾個學習小組，那個年代作業(yè)不多，也沒有這樣那樣的學習班，補習班，大多數時間是一起玩，我們不是做皮筋槍就是自制魚缸。整天在樓下砸的叮叮當當的。自制魚缸，沒錢買材料，到處找鐵皮，利用別人扔掉的煙囪，用剪刀剪成長條，用錘子和鉗子.砸成角，用鉚釘連接起來，制一成框架，到廠房或廢棄房卸玻璃，去工地搞水泥，沒有玻璃刀，弄來了車工用的合金車刀來劃破璃。我們去市場花幾毛錢購買來了熱帶魚，什么鳳尾、紅劍、籃劍等等。我們用鐵絲和紗布口罩自制撈魚食的網子，到和平門邊的護城河里撈魚食，那時護城河也排污，但沒有現在那么多化工毒物質，河里有魚，有紅線蟲和小紅蟲，紅線蟲象縫棉被的大針粗細，長度兩三厘米，一團一團的簇擁在一起，我們一般不撈他，因為魚太小，吃不了，我們只撈小紅蟲，在河里來回蕩上幾次，就能撈上一點，然后放在罐頭瓶里，再撈。養(yǎng)到魚生魚時，撈出來分缸，我們也會和同學交換品種，多了也送給自己的朋友。 我們家旁邊就是工人俱樂部，東西走向，透過圍墻大門，俱樂部正對著雁塔路，高高的臺階上是一個大大的平臺，正面是兩組紅漆大門，鮮艷搶眼，屋脊山墻是一個正三角形，三角形正中是一個紅色五角星，是典型的蘇式建筑。每到國慶節(jié)等重大節(jié)日或有重要活動，都要插上五星紅旗。俱樂部里更是華麗，座位很寬大，每個座位前都有一個拆疊的小桌，座架是鑄鐵的，座位可以收放，座子是彈簧沙發(fā)牛皮面，座位大約一千多個，高大的窗戶，上下兩層，暗紅色的窗簾一托到底非常氣派。據說是中蘇友好時期，蘇聯人設計修建的，也包括非常精美的局機關辦公大樓。很遺憾都給拆了。這兩座建筑物非常漂亮，很有時代感，雖然不高但很偉岸。我覺得，它不僅只是一座建筑物，而是一段歷史，一種情懷，一個故事。記的搬到李家村時候，每星期天局俱樂部都放電影，除了有革命樣板戲和常放映的抗戰(zhàn)影片外，印象更深的是那時上演的新影片。如：巜車輪滾滾》，《戰(zhàn)洪圖》《偵查兵》，《激戰(zhàn)無名川》，《閃閃的紅星》，《七十二家房客》，《火紅的年代》《烽火少年》《楓樹灣》，《金光大道》，《南海長城》都是那個年代的影片。我們是看著這樣影片，伴隨著我們逐漸長大。 除了影片，就是話劇。鐵一局文工團的話劇全國聞名，他的名聲遠超鐵一局。五十年代編排的《兩代人》就曾三進中南海演出，受到了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鐵一局文工團的前身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延安成立的西北兒童劇團，由西北文協(xié)領導。后曾改為西北青年干校文工室、西北團校文工隊，歸工委領導后又叫西北青年文工隊。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這個時期稱作西北青年文工團　一九五二年調給西北鐵路干線工程局（鐵一局的前身）。文工團是綜合劇團，有歌舞，器樂，相聲，戲曲，歌劇，話劇等。文工團隨工程局轉戰(zhàn)大西北服務于大眾，服務于基層，足跡踏遍鐵一局修筑的寶天線、天蘭線、蘭新線、寶成線、蘭銀線、蘭青線、青藏線、陽安線、西延線、梅七線、津浦復線、京山線、京秦線及一些專用線。創(chuàng)作了上百部戲劇、歌劇、話劇。1971年隨鐵一局搬到西安后，俱樂部就是文工團的排練場，每次放學回來都要探頭看看在排什么戲。容玉梅的歌曲，江克加的新疆舞，白典福的小提琴，群眾喜聞樂見。有時和我們鐵中鐵小也同臺演出。七十年代，文工團上演的話劇有《紅旗卷起農奴戟》（即《楓樹灣》）、《八一風暴》、《王昭君》、《唐太宗與魏征》，歌劇《海霞》、《星光啊星光》、《報童》、《帕麗扎特》等，都受到觀眾不同程度的贊譽。尤其是一九七七年三、四月份《八一風暴》在西安朝陽劇場公演時，給觀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出于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以及由于演出是全國第一次在舞臺上出現用方言塑造周總理形象，所以群眾爭相觀看。在朝陽劇場連演兩個月，仍不能滿足觀眾需要。不少觀眾散戲后圍在后臺門口，等著看卸了妝的演員們上車。1993年，鐵一局文工團，正處在企業(y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而被宣布解散，給人們留下了太多的遺撼，也給人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我覺得企業(yè)不應只考慮當前利益，應更多的考慮長遠利益。因為他是先進文化的的傳播載體，也是一個企業(yè)實力和形象的體現，如同現在企業(yè)的職業(yè)球隊一樣，他對于企業(yè)的發(fā)展一樣重要。文工團被撤銷了，但他那優(yōu)美的歌聲和舞姿卻永恒刻到腦海里，那話劇中摧人淚下，感人肺腑的話語，激勵著我們這一代人為之而奮斗！ 李家村一直是文藝路地區(qū)最有名的村子。大約只有3平方公里，處在古城文昌門外，被護城河環(huán)城路、文藝路、雁塔路、南二環(huán)四四方方地圍裹著。如果從火車站到大雁塔分為七個站：火車站——大差市——和平門——李家村——魯家村——后村——大雁塔。李家村就處在在最中間的區(qū)域。七十年代李家村就是城中村，大多數土地都被征用，農民基本上失去了土地。但這個村副業(yè)搞的好，他們當時一個勞動日二塊多錢，比當工人強很多，他們大多住的是半廈子房合院。我家樓后就有幾戶人家，他們做飯燒柴用煙煤，一到做飯點，是炊煙裊裊。時不時從屋里走出頭戴手帕的中年婦女，抱著柴火進屋燒禍。那個年代你依然能看到這里的民俗民風，一些老年人蓄著長髯，蹲在家門口抽著水煙，水煙袋是銅制的，有水腔、煙鍋和煙嘴構成，抽起來帶水的響聲。那煙絲是土黃色略發(fā)青，他們叫一囗香，抽一口，就換掉，繼續(xù)再抽第二口，我曾試著抽了一口，特別嗆，直噎咽喉。陜西關中平原最愛的就是秦腔，那唱的是撕心裂肺，感染力極強。有這樣句話叫：“八百里秦川塵土飛揚,三千萬老陜齊吼秦腔"，南方相北方的將，陜西冷娃站兩行。反應出了秦地民風民俗。當時還能感到和看到陜西關中八大怪：房子一邊蓋，面條象褲帶，手帕頭上戴，烙餅象鍋蓋，沒有辣子不成萊，姑娘不對外，有板凳不坐蹲起來，陰天下雨在禮拜。 秋林公司，過去叫李家村商場，是60年代修建的平房商場。商場內部是又寬又深，進去里面黑黢黢的，所以各個貨臺上面都亮著一盞25瓦的燈泡。它的店面向南伸延50米，向西伸延50米的拐著彎。商場南面頭是布匹類商品，西面頭是自行車五金貨品。一進門右邊是賣肉的，左邊是賣豆制品蔬菜等，李家村商場和當年著名的小寨商場，南大街的南一百貨商店齊名。是老百姓最愛去逛的百貨市場。70年代，青菜、干貨，臘肉、醋醬鹽、水果等不要票，大肉、魚、豆制品都要票，糧本是專用來購糧食和油的，羊肉只賣給伊斯蘭。當時西安市是每人每月一斤肉，春節(jié)每人二斤肉。肉按質量分成三等。一等肉是0.81元一斤，二等肉0.72元一斤，三等肉0.63元一斤。每次去商場買肉，都得早早的去排隊，去晚了就沒有好肉了。一大早商場門還沒開，門前就排隊站滿了人，有時人都排到了馬路上。門開了，人們都往里跑，是一陣大亂，吵吵鬧鬧，有加隊的也有不排隊的，亂上十來分鐘后，隊伍就基本穩(wěn)定了，絕大多數人還是自覺的。那時買肉，都想要肥的，肥的賣完了，只能買瘦的了。買回肥的了，父母高興地說直說好！因為肥的可耗油用來炒菜，那時每人每月供應四兩清油，真不夠吃。那象現在，炒一次菜就是過去一個人月供應油的一半。70年代買菜沒有塑料袋，用網蔸，竹籃子，后來人們用包裝帶條編織的手提籃，我家有兩個編織籃子，都是我爸自已編的，還有馬賽克圖案，非常精美。那年月面粉都是布袋裝的，布袋上印有李家村糧店的字樣，一袋五十斤，面吃完后，要拿著袋了去買面，就不用自已裝了，換一袋就可以了。每次買面都要用自行車來馱，記得有一次，家里的自行車不在，我就從李家村糧店扛面，在過馬路時，沒注意看車，正碰上進局機關大門的伏爾加汽車，車停了，我跟叔叔打了個招呼，叔叔一看是我，沒發(fā)火，并囑咐說：以后過馬路千萬要小心。這一幕正好讓同學趙晨看見，由于車擋住了他的視線，象是從車里下來。他見我扛著面過來就問：“你坐車去買面了”，我說：“哪兒呀，車差點碰上我”。我十四歲扛著一袋50斤的面，也真不容易，如果是現在，連成年人都不干，別說小孩了。那年月，沒有天然氣，每家每戶做飯取暖都用蜂窩煤。買煤每戶都發(fā)一個煤本，按月供應。煤廠離家屬院約三四公里，要過了太乙路，一般情況下，煤廠可根據要求送煤，送煤車主要是三輪自行車，也有人力架子車，車四周都是高高的木板檔著，只有車尾部是活動的木板，以便卸車方便。記得到我們家那兒搬運費是2塊錢，還給搬上樓。一般絕大多數家庭都是自已去拉，省下這2塊錢，夠一個學生上學的學雜費了。我第一次買煤我只有14歲，弟弟10歲，那是8月份，我同弟弟借來架子車，一路上，弟弟蹲在車尾，我駕車轅，壓著撬板玩著就到煤廠，開了票就等著裝煤，一般煤廠很少有存貨，二米多高的壓煤機，不停的轉著，煤一塊一塊的通過輸送帶運過來，人們一塊塊的裝著車，眼看就快到我們了，制煤機突然停了，說是螺絲切了，我們只好等著，問師傅什么時候修好？師傅也不好好說，大約一個多小時修好了，我們也終于裝上了車，拉著上了路，由于車裝的有點偏后重，走到半路煤處溜了下來，我跟弟弟一起又重新擺上車，還好只摔壞了兩三塊。到了家我和弟弟一摞摞地搬上三樓，一趟趟的說實話真累！滿身是汗，滿臉是黑。 剛搬到李家村，我們沒有學校，仍然去翠華路那邊的陜西財經學院院內的帳篷里上課，我們從李家村乘5路車去上學。七十年代人們崇拜英雄和軍人，尤其是學生最喜歡65式軍衣軍帽，還有軍袴包。比我們高年級的學生愛戴軍帽，經常被人搶，因為軍帽而經常發(fā)生打架斗毆，有一次在車上就打了起來，到后村站車停了下來，兩拔人都下了車，袴包里放著磚頭在車站互掄起來。我們小點的躲在一邊看。每次放學，都要在大雁塔站等5路車，車是加長兩截的，中間是轉盤，用篷布連接。放學時除了我們學校，還有84，85中學，人特別多，我們溜邊往上擠。有一次在擠公交中，同學張建軍被擠到中間的汽車輪下，車開動了，把他托了有十幾米，后來車被喊停，司機開著公交車把他送到了醫(yī)院，他胸部多處骨折，好在經搶救人無大礙。有時候我們幾個小伙伴中午不休息，拿著自制的彈弓一路打鳥，財院南圍墻有很多構桃樹，一到秋天長滿了紅果，有一種大鳥來吃果實。經常被打下來。那時這些鳥包括麻雀都沒有列入保護鳥類。由于學生上學太遠，局在祭臺村家屬樓之間搭起了席棚又上了一年，祭臺村子弟學校建成后，我們才走進了寬敞明亮的教室。 李家村隨著改革開放，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少年時代的李家村只能留在腦子里。變化要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一些裁縫租用民房加工制作服裝，隨后一批以江浙一帶為主的外地投資商看中了這塊地方的商業(yè)潛力，開始與當地居民、駐地單位合作，在李家村周邊開辦市場，并逐步發(fā)展成為一個聞名西北地區(qū)的服裝產、供、銷集散地。有點象90年代初的石家莊橋西市場。隨著全國四面八方小生意人，涌進了李家村這個城中村，雖然帶動了李家村一帶經濟，但由于管理不到位，同時也帶來了安全、衛(wèi)生、治安等諸多問題。這里人員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天天是人聲鼎沸，摩肩接踵。屋頂上兩房間的天空上私拉的電線密如蛛網，危險重重。2004年這里的治安混亂度在全國都聞名遐邇，被列入重拳整頓對象。 2008年拆遷改造后的李家村，豎起了一座40萬平方米的城市綜合體“西安萬達廣場”。它集大型百貨、超級市場、國際影院、數碼城、電玩城、高檔公寓和寫字樓等諸多建筑為一體，其中商業(yè)面積15萬平方米。彰顯與原李家村服裝城天壤之別的現代商業(yè)氣魄和文化沖擊力。毗鄰商城的是兩棟高聳入云、設施現代的安置樓，李家村的村民陸續(xù)回遷入住，李家村從此變了模樣。到了夜晚這里燈火輝煌，一個現代化的李家村呈現在世人面前，除了汽車站，地鐵站牌寫著李家村，再也沒有了過去的影子，大街上是川流不息的車流，熙熙攘攘的人群，那個平靜的李家村已經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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