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21年7、8月份,從解放軍報和微信朋友圈看到解放軍某部政工干部高靜,就“著名軍旅作家朱秀海所著《遠去的白馬》:從“小我”向“大我”升華——也談《遠去的白馬》的當下意義。評論篇幅不長,確深深地吸引了我。</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馬,人人皆知,它是人們在日常生產勞動中為減輕勞作之苦使用的有生命的工具;后才有了賽馬。它又以馬的毛色分為黑馬、紅馬、白馬、花色馬。馬用于軍事統稱軍馬,軍馬中又分乘馬、馱馬,拉馬車的挽馬。而《遠去的白馬》這部軍事體裁的小說,僅僅以一匹毛色是白色的軍馬來命名,而且還是一匹“遠去的白馬”,確實于以往軍事體裁的小說不同。要弄清楚這匹遠去的軍馬有何現實意義,這匹遠去的白馬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其次,高靜在評論中說:悠久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涵養出中國人鐵肩擔道義的精神,與“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品格。一方面這篇評論充分肯定了作家朱秀海堅守一個作家的使命,從中國革命的史實出發,從革命群眾的大愛擔當出發,在古與今、中與西的交融中,貢獻了一部上乘佳作。這對于豐富中國革命歷史小說創作經驗來說,意義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點明小說中的主人公在完成自己應盡的責任和任務,也可以說在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后,不講奉獻,不吃老本,不要功名,按現在的說法是不要名利,深深地把功和名擱置一旁,做一個踏踏實實的原來的自己,這就是現時代所倡導的初心、本心。由此令我對作者不隨波逐流為弘揚人民英雄,采訪時間拉長至16年,其中在13個月內曾密集采訪130多位歷史見證人而肅然然起敬!同時更渴望了解書中主人公哪值得敬仰的一幕幕!促使我要拜讀《遠去的白馬》</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三、從現實條件下,習總倡導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共同富裕,共筑中國夢這個基點出發,老百姓呼喚毛澤東思想、路線回歸!深惡痛絕“老虎”、“蒼蠅”為非作歹。但是,自十八大以來仍有部分高官、蒼蠅不收手、不收斂,繼續站在黨和老百姓的對立面,貪贓枉法。同時社會上仍有一部分人、而且是較有影響的一部分人推崇“娘炮”、“小鮮肉”,形成一部分年輕人在娛樂中生活,追星不惜代價、廉恥,整天手機不離手,抖音滿天飛,要紅心、要關注、求點贊,甚至無所事事;有的年輕人一切向錢看,違背做人的最起碼的良心道德,在食用肉中注水、食品中添加有害元素,造假制假、坑害鄉鄰、社會。總之一切賺錢的手法都用上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而從高靜的評論,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年輕人不一樣的人生追求。除了她有深厚的文化功底,高度的政治素養,不一樣的社會情操!所以才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度的對這篇《遠去的白馬》的評價。這一切來自她所受的正面的教育,對黨的事業的無比忠誠。</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個偶然的場合,我見到了這個30余歲的年輕人。齊耳短發,著裝樸實無華;言談中,她關注的不是自己,不是年輕女性每天的梳洗打扮,而是社會的進步、社會潮流的導向,正如她對該書對毛主席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之所以能取得勝利的高度評價所述: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其性質是人民戰爭;以此為創作主題的中國革命歷史小說,其主體是人民英雄。作家如果想在創作中充分體現這樣的認識,其歷史觀就必須是整體而連續的,不能是局部與微觀的;其文學觀也必須包含人民性,而不能是“小我”的趣味主義。可能作家朱秀海在滿滿的一系列素材中被將要用文字刻畫的主人公趙秀英這個人民英雄所感動,一位既具革命精神又兼有傳統美德的“厚德大愛”女性才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一開始用很長篇幅來描寫主人公那陰差陽錯、只有短短一夜的新婚,映襯著之后漫長而殘酷的等待、隱忍與擔當。趙秀英的自我選擇有其自洽的情感邏輯:革命的初心就在于,我們要讓普通人都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革命的過程當中必然有犧牲,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遠去的白馬》這本書打動了評論員高靜。我也從這篇評論中看到了作者朱秀海源自共產黨員的革命信仰這一精神內核,也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忠貞、隱忍、犧牲與奉獻等品質。也正因此,有論者將其定義為“歷史尺度上的新人”。小說通過這個極具現代意識又兼具傳統美德的大寫的“人”、一個“大我”的人物形象,讓讀者相信,個體可以融入更加宏偉的歷史進程中,并最終獲得人生的超越。為此,評論激發我要去讀、要去品味《遠去的白馬》這篇革命的歷史史詩。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最后,就大多數讀者所了解、包裹聽到和看到的現有資料,東北解放運動是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黨中央毛主席英明決策,抽調華北、華中、膠東有生力量出關,與國民黨蔣介石搶奪地盤;在東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1948年我東北野戰軍總兵力已達到103萬人。黨中央毛主席運籌帷幄,決戰千里,東北野戰軍各縱在林彪羅榮桓指揮下以叱咤風云、雷霆萬鈞之勢,勢如破竹,殲滅國民黨東北剿總下轄第1兵團、第6兵團、第8兵團、第9兵團,總計14個軍、44個師47萬之眾,只有極少一部分人從營口逃跑。東北野戰軍由此強勢入關,奠定了全國大舉反攻的基礎。高靜在評論中說道“小說以生動翔實的戰場細節,再現了一個由支前隊員和新兵組成的非主力團,如何在極端嚴寒又缺少后勤保障的條件下,面對全新戰場環境和戰爭態勢,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失敗中總結成長,并最終成為一支經得起嚴酷戰爭考驗的勁旅。小說以生動的筆觸,寫出革命的初心如何支撐基層指戰員的堅守與犧牲、支撐37團的成長壯大”。作為一名曾經歷西南邊陲戰火磨歷的的退役軍人,我想了解,東北解放戰爭初期,我軍在白山黑水、鐵馬冰河中,如何艱苦卓絕,英勇奮戰,逐步發展壯大,最終成為一支能經受住嚴酷戰爭考驗的勁旅。因為我所服役的42軍就是從東北走出來的第5縱隊,其5縱則分別有遼南軍區組建的東北民主聯軍遼東軍區第1師;通化支隊、靖宇支隊、山東和華中挺進東北部隊一部合編組建獨立第2師;安東保安司令部、遼寧軍區第3分區基干1團、第4分區獨立1團、安東保安第3團組成第3師。42軍第1任軍長吳瑞林,就是山東走出來的杰出的軍事領導人。2018年5月我與廣州、河北籍的戰友相約山東旅游時在山東文登“天福山起義紀念館”內偶然看到:1939年農歷7月17日八路軍4支隊1大隊大隊長吳瑞林,在萊蕪廟子村戰斗突圍時負傷的照片。80年代中后期我師干部科長馬樹森即拍照留存,并提供了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吳瑞林的照片。</p> <p class="ql-block">可能這也是我一個42軍后期的退役老兵對老部隊的深厚情結、對先輩的敬仰。也不枉自己曾是42軍這支勁旅的兵(現在改編為第74集團軍),令我渴望讀到這部巨著《遠去的白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看到這篇評論,我即從圖書網站購買了這部《遠去的白馬》,利用近期身體小恙在301短暫的5天住院時間讀完了這部巨著。讀完細品,這本書給我極大的震撼,整篇書從頭至尾的銜接都是白馬,都是人與人之間默默地心靈對話,換位的思想交流。尤其另一評論員所述:女主人公趙秀英幾乎用盡一生,迎接一次浪漫的婚禮邂逅,完成一場長情的告別;縱然肉身早已千瘡百孔,精神卻依舊巍然挺立;情感的真相、生命的存在、英雄的傳奇還有革命的意義,在執著的探尋、痛切的追問和深沉的思辨中漸漸清晰,戰爭、歷史也進而展現出不同以往的獨特且新鮮的面相。進而展現出趙秀英的革命性、道德觀和擔當,令人敬仰和為她極度的不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同時看到另一主人公千秋舍生忘死,追隨革命只為吃飽飯、穿上衣;思想上追隨大姐趙秀英“窮人、窮百姓比地主老財多,只要窮人都跟著老八路,革命就一定能贏”這一樸實的革命感情,在趙秀英、溫營長、姜團長、歐陽政委的熏陶下,最終成長為后期我軍的高級領導人。同時,我從書中看到,東北解放戰爭初期“部隊團一級單位通信聯絡手段主要是徒步、騎兵,基本沒有有線、無線設備。而37團從繳獲的線拐子、電話機開始逐步在團內運用了有線通信,并嘗到了甜頭,團即編入了通信排;千秋從通信排長逐步成長為通信參謀;并在塔山阻擊戰的戰場倚角白臺山阻擊戰斗中成為通信股長。”為了保障這僅有的有綫指揮不中斷,千秋和大姐在炮彈坑內利用身體做導體,保證了團首長指揮不間斷,取得了狙擊戰的勝利。而鐵軍127師的師長,1979年自衛還擊戰兼任43軍副軍長的張萬年, 90年代初、中期中央軍委的副主席,在塔山阻擊戰中就是通信股長。那么說,張萬年的化身應該就是書中的千秋。為此,這就更增加了《遠去的白馬》的可讀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由于本人政治素養、文化程度不高,讀完這本書,只是滿滿的感動,但卻無法對該本巨著做出恰如現實的評價,只能節錄部分章節,供有興趣的戰友、美友品讀。也便于自己留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正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從哪兒說起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從白馬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然,一旦到了戰斗間隙,他仍然會想她,哪怕到了山東。轉眼就是1944年1月,全面抗戰到了第七個年頭,他三十三歲,妻子去世也七年了。還在晉察冀時,聶司令和別的首長看他這個樣子,也曾想為他再提一門親,讓他把內心的情感轉移到另一個女人身上,但被他一概王顧左右而言他地拒絕了。他覺得自己這一生一世無論再娶什么人都是對死者的背叛,即使是現在她也仍然像在過草地時一樣看著他呢。正因為她已經不在了,她除了他,更沒有別人可以依靠了,如果他忘了她,世上就再沒有人記得她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讓他內心無法承受,何況他還有另外一種心思——這戰爭多么血腥,他天天都在目睹都在經歷,隨時可能犧牲,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去禍害一個女孩子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最后趙大姐說:“總之結婚對象上級已為你選好了,是昆崳山根據地附近趙家垴村的一位婦女干部,十九歲,女方父母是膠東最早的一批黨員,在天福山起義中雙雙犧牲,只留下了這個女兒。啊,就當是組織上交代給你一定要完成的又一項任務吧。你的事情許司令和林浩政委都知道,用許司令的話說,談什么話,讓他娶媳婦還不干?就傳我的話:當任務完成,不能跟組織上講價錢,違令撤他的職,關他的禁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聽到這里,劉抗敵已經知道,無論如何,婚是一定要結了。另外他還模糊地想了起來,不久前他帶獨立營夜襲黃縣的孫家鋪子炮樓,一名帶村里的民工排配合他們行動的女村長,兩條大辮子,銀盆大臉,右邊嘴角上有個小米粒大小的痦子,冒著密集的子彈硬是從炮樓底下把受傷的二連長李大德搶了回來。因為孫家鋪子離位于根據地附近的趙家垴只有八里地,這位女村長還把傷員短暫地抬回了自己在村口的家,第二天才讓部隊把傷員接走。他對趙大姐講了這件事,后者拍了一下手,還是用那種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語氣說:“這就更好了,你連新娘子是誰洞房在哪兒都知道,這就不會認錯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劉抗敵將自己關在屋里一夜,和死去的妻子告別。他喃喃自語道:“那時我答應和你結婚是對革命意志的考驗,這一次也是。再說還是命令,就許司令那個脾氣,他說撤了我就撤了我。”但他內心的真正松動和轉變還是由于趙大姐說了那些話:“和一個根據地的女干部結婚,是要和這塊土地、這里的人民建立血肉相連休戚與共的關系,成為膠東人民的兒子,無論仗打多久都要堅持到勝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天亮后趙大姐又過來催了,說:“喜事要快辦,有情報說日本人對根據地的新一輪‘掃蕩’可能突然開始。”她還說:“已經讓人給女方捎了話,日子就定在今天,結婚地點你知道,就在你去過的昆崳山根據地附近的趙家垴,你去過這位女同志的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戰爭的勝利、革命的果實自然有人分享,那么代價呢?也需要有人去承受。那么,誰來承受?怎樣承受?這無疑是一道撼人心魄的設問,也是軍旅長篇小說必須直面的課題。小說的女主人公趙秀英執著尋覓、追求的不只是個人的幸福、情感的真相,她用幾十年的隱忍、堅守與近乎苦行般的自我犧牲,在堅實厚重的歷史幕布上揭開了一角,透出了理想和思辨的光芒,照亮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惑與迷茫,也回應了前述那個“生命無法承受之重”般的哲學命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正如書中“千秋,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除了那些死去的人,我們活下來的人也要承擔一些代價,比如我……這也是我多少年來一直想一直想才想明白的一個道理。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想不明白這個道理我早就瘋了……”大姐對千秋講出的這番道理看似淺顯實則相當深刻,也是長久以來當代軍旅小說敘事中的一個盲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趙秀英大姐在北京與千秋的談話解開了這一盲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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