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文藝社，我的一些回憶（錢克仁）懷舊頻道 <p class="ql-block">先父錢克仁（1915—2001）謝世已整整20周年了，我們的懷念無時或息。</p><p class="ql-block">先父一生最自豪、最難忘的是他參與浙江大學西遷抗戰活動的幾年經歷。</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為了紀念他，緬懷浙大黑白文藝社眾多社員，我以家中珍藏的照片、先父日記和我十多年各處收集的檔案資料及信札，整理出《黑白文藝社：我的一些回憶》，發表于《浙大校友》（2021年第2期）。</p> <p class="ql-block">這是先父為《校史一頁》撰寫的浙大學生西遷前抗日組織活動介紹。</p> <p class="ql-block">《校史一葉 —— 紀念何友諒烈士暨浙大黑白文藝社文集》是1995年12月由浙大張哲民、龐曾漱等二十五位老校友集資出版的。先父積極參與，十年時間寫出了許多書面回憶。</p> <p class="ql-block">這是他提供的黑白文藝社部分社員在宜山使用的筆名。</p> <p class="ql-block">這是先父（大可）寫給龐曾漱阿姨（長虹）的信</p> <p class="ql-block">先父記憶的黑白文藝社圖章</p> <p class="ql-block">全文如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黑白文藝社：我的一些回憶</p><p class="ql-block"> 錢克仁</p><p class="ql-block"> 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浙江大學就有了全校性的學生自治會，農學院的施爾宜（施平）是主席、工學院的楊國華是付主席。在驅逐郭任遠之后，1936年春天，竺可楨任校長，學校民主氣氛濃厚，有了如下學生組織：1）黑白文藝社，2）浙大話劇社，3）黎明歌唱隊，4）浙大歌詠社（有音樂教師指導，其中有刀茅巷醫專的同學），5）時事座談會。這些組織都是公開的，在?？系歉婊顒油ㄖ?。</p><p class="ql-block"> 1937年七·七事變。11月，日軍在金山衛登陸，浙大被迫遷至建德，上課。此時有兩批同學，為了抗戰而離開了學校：一批是進步的，其中有貴婉蘭、姚鳳仙、周存國、侯煥昭、張啟權、周國俊、黃繼武、周佐年等十多人。這些同學奔赴浙江龍泉一帶，周存國后來又去了延安。另一批是與軍訓教官有關系的，他們返回杭州，去爆炸錢江大橋，其中有虞承藻、劉奎斗、洪鯤、湯蘭九、程民德、李建奎等人。</p><p class="ql-block"> 浙大師生于1938年春又西遷至江西吉安，在白鷺洲鄉村師范上課一個時期，不久再遷泰和上田村上課。那時，我已無心讀書，因要照顧當時避居長沙的祖母、母親及妹妹等家人，就到長沙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辦的軍人服務部。服務部領導人是劉良模，他與鄒韜奮等人曾是救國會骨干分子，在《抗戰》雜志上寫文章。劉良模邀請范長江、徐特立等左派名人在長沙講演，還讓吳大琨給我們上唯物辯證法、經濟學等課，使我對抗戰、對統一戰線等有些感性知識。劉知道我是個大學生，要求我與他一同做救亡工作。我們在傷兵醫院辦俱樂部，我與他一同當譯員，安排史沫特萊（中國名字是“施愛德”）到醫院慰勞傷員，各處宣傳前方抗戰情況。</p><p class="ql-block"> 直到1938年8月，我才到宜山復學。我在宜山標營的宿舍，就在周存國的附近。周也才從延安回來。我們倆原為土木系一、二年級時的同班同學，感情是好的。他在延安時，也當過史沫特萊的翻譯。連著好幾個晚上，周與我在宿舍大擺龍門陣，各談在校外的許多抗戰救亡見聞，哄滿了一房間的人來聽我們“吹?！薄．敃r有人來軋苗頭，存國對我說“無所謂”。我就把凱風著的《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小冊子借給他看。存國與我則在宿舍讀《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書。我們的吹牛引起同學很大興趣。存國想借機恢復黑白文藝社組織，我們同去看由浙南回來的姚鳳仙。姚旅途勞頓，病倒在宿舍，躺在病榻上和我們談話。她建議我們去約談周瑞華（微林）。</p><p class="ql-block"> 瑞華詳細介紹了校內同學的情況。交通大學轉學的高昌瑞也來和我們交換意見（他因參與上海地下學聯工作，被交大除名，轉來浙大）。存國、風仙、瑞華、昌瑞、王愛云和我碰頭談了幾次，最后，確定的組織方式是：</p><p class="ql-block">1）成立核心組——黑白文藝社和黎明歌詠隊——學生自治會</p><p class="ql-block">2）聯合吶喊團，吸收骨干分子進入</p><p class="ql-block">3）個別接觸——藤維藻、周嘉鵬</p> <p class="ql-block"> 那時全校只有吶喊團在做救亡工作，主要成員是陶光業、吳恕三、莊自強、張學元、龐曾溎、錢大業等人。他們組織步行宣傳隊，一路宣傳抗日，從江西走到宜山。他們目睹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不知有抗戰，只知交公糧的現狀，喊出了“要為祖國和老百姓效力”的豪言壯語。不少吶喊團員與我們一拍即合，使黑白文藝社得以迅速重整旗鼓，恢復了組織活力。</p><p class="ql-block"> 黎明歌唱隊也同時恢復活動，因我在長沙參加歌詠，會唱幾首抗戰歌曲，就當了隊長，隊員最多時達六、七十人，那時浙大學生大約400人，所以是有影響的。我去慶遠中學教唱抗日歌曲，讓那些學生學會了去教廣西老鄉。那時，我們還在校外組織些群眾的活動，例如話劇演出，演出時有歌詠節目，我上臺指揮并領唱過幾次。我們還在文廟教室里辦民眾夜校，黎明隊員教歌認字。</p><p class="ql-block"> 高昌瑞以學生會服務部身份和王愛云積極籌劃義賣。宜山文廟進門處，像拍賣場一樣，師生競相爭購珍品，抬高價格，為抗戰將士募得可觀的一筆錢（計有一千七百余元），竺校長也有貢獻。我祖母義賣粽子，“錢寶琮老太太義賣粽子”的大幅橫標出現在大街，又掛上文廟門口，義賣粽子共得百元。這次義賣活動之熱烈，大大激發了當地群眾和全校師生的抗日救國的熱情。</p><p class="ql-block"> 黑白恢復活動之初是組織哲學討論，也談人生觀問題，后來老社員加新社員人數增加到一定規模，便選舉滕維藻為社長。我們下分三個小組：哲學組，由周存國、張哲民和我等召集；政治經濟學組，由藤維藻召集；文藝組，由周瑞華、曹蓉江召集。我們約1—2星期討論一次。一次在文廟西側的教室里，黑白社十來個骨干提出要辦一個壁報，大家商量刊名，很費時間，最后周存國或周邦立提出“衛星”二字，不言自明，它將繞著共產黨轉，大家無反對意見?！缎l星》壁報兩星期出一次，掛在文廟大殿的一側，二周左右出一期，每期篇幅約16—20張300字的稿紙。每期必有周存國寫的短評，精辟有力。其余詩、文、漫畫、通訊都精彩，引來不少讀者?？^有刊名和黑白社的圖章（圖案為一只手握住一筆，表示戰斗）。最初的五、六期展出后都裝訂起來。1939年后，《衛星》改用刻鋼板，出油印版，周瑞華和顧源寫得一手好仿宋，周存國用小冊子精心印刷，然后裝訂成冊。</p><p class="ql-block"> 在上述活動的同時，存國、風仙、瑞華、昌瑞、維藻和我在標營草棚教室里開過三天（三次）會，郊外僻靜的地方也去過。昌瑞有個發言，大意說：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大家對國家的前途有共同認識，希望團結一致。存國提出要有一個組織，是在沒有共產黨正式領導的情況下，我們自己的組織。如果有了黨的領導，這個組織就自行解散。存國談到事情多了，要有分工，于是有總務、宣教，組訓三個名稱的提出。我是總務，張哲民是宣教，組訓是周存國還是周邦立？已記不清了。有人說存國從來不擔任職務，但是大家公認的中心。整個組織沒有名稱，有叫“團隊”或“核心”的，但亦不大叫它。</p><p class="ql-block"> 在核心里，許多事情都是在東八街周存國的住處商定的，如：干事會人選、經常性抗日宣傳、募捐、義賣、慰勞抗日軍隊、民眾夜校、參與當地的抗日二周年紀念、慶祝***時演出的劇目、呼的口號，以及一年以后的去大塘的步行宣傳隊及戰地服務團等等。</p> <p class="ql-block"> 最初，校內尚未有三青團的組織，某些反動小嘍羅，活動是隱蔽的，而且邪不壓正。因此，1938年秋季一學期的黑白、黎明成員的活動，及核心組的工作取得較為順利的結果。我家1938年秋搬到宜山，在西一街樂群社西首租了房子，樓下空著，新知書店要來開分店，我同意了。書店負責人陳敏之只有19歲，書店賣的書除生活、讀書、新知出版的外，延安出版的應有盡有：《解放》、《理論與實踐》、《群眾》還有別的雜志都放在桌上、架上，任人閱讀。我從書店擺放的《解放》雜志上，看到了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我常去和陳敏之聊天，聽他講許多道理，也告訴他校內的情況，他也不客氣地說他自己的看法。我們的壁報稱“衛星”，他認為“太露骨了”，似說我們幼稚。我后來才知道他就是顧準的親弟，是《顧準文集》的主編。</p><p class="ql-block"> 黑白社最早的一批書是社友們自動拿出來供大家閱讀的，也有相當一些來自這個新知書店。最初不到一百本，記得有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版（莫斯科版），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沈志遠的《經濟學》，鄒韜奮的《萍蹤寄語》，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的教學》。文藝讀物有屠格涅夫、契可夫、高爾基、莫泊桑、綏拉菲靡維奇和茅盾等的小說、馬雅科夫斯基的詩集等。這些書最早放在東八街周存國的住處，后來我在文廟斜對面銀小姑家租了一間小屋，書就搬到我的小屋來。這小屋是大家幫我布置的，房門有三把鎖，一把套著一把，只要打開一把鎖，就可進門。后來有人拿了一把號碼鎖，只要記著號碼，一撥就行。這個圖書室成為黑白社閱讀與活動的場所。大家常來，碰面時會七嘴八舌地談論書的內容，交流心得體會。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讀物，不論通俗本、小冊子或大部頭都是公開看的，黑白社外的同學也看。沈志遠的《經濟學》，大家都想看。該書太厚，于是某同學想了好辦法，將書拆開，分釘成五、六個部分，輪流著讀。</p><p class="ql-block"> 一次，我在小屋接待了一位延安（陜北公學）朱姓來客。他憑一張條子找我，上面寫著“請照顧他的食宿，適當時候為他安排去桂林的車子”。我一切照辦，還召集了十多個黑白社員在標營東首一個地方，讓朱同志講述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大家聽了，都覺得很有意思。</p><p class="ql-block"> 浙大學生自治會的信譽是“一二·九”學運時打下的基礎。竺可楨校長把學生會看作聯系全體學生的紐帶，辦好學校的助手。學校西遷井然有序，學生會起了作用的。學生會向有民主傳統，按系別選舉產生代表，代表會選舉產生。</p><p class="ql-block"> 我當學生會主席是核心決定的。作為數學系的老代表，我在全校學生代表會上順利地當選了。于是核心→黑白、黎明→學生會的工作路線執行得非常順利。每有任務，我先請學生會秘書，黑白社員的梁德蔭發表意見，有時還請他先提個方案，然后在核心討論，使之周密。再拿到干事會去貫徹。同學的生活福利、醫衛事務我也過問。另一位秘書戴行鈞是好助手，此類事他全包了。我是個出頭露面的角色，從校長到工友以及同學中左、中、右都能搭得上話，去學校各機構辦事有特殊條件，總務長沈思嶼、校長室秘書諸葛麒等對我很客氣，誰都信任我這個教授之子。</p> <p class="ql-block"> 1939年7月，為了紀念抗戰二周年，周存國與我擬了一條大幅標語“抗戰已經二年，你曾供獻些什么？”，以“浙大宣”為落款，掛在樂群社前的大街上。***晚提燈游行，我們沿途唱著“打回老家去”、“大刀進行曲”等歌曲，喊出的口號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我們關照大家，喊那句口號時，前半句輕一點，“抗戰到底”四個字，要叫得特別地響！</p><p class="ql-block"> 1939年的暑假有兩個半月，我們發起成立暑假工作隊，得到竺校長的同意。事前向他請示，事后匯報，校長日記中都有記載。第一隊去德勝傷兵醫院慰勞，先發起募捐，制作了百余頂蚊帳。陶光業是隊長，梁德蔭是總務，我也去的。醫院負責人知道我是學生會主席，許多事都找我，梁代我做了不少工作，全隊工作進行得很出色。</p><p class="ql-block"> 1939年秋冬季節，日寇進犯湖南、廣西，浙大又醞釀遷校了。有學生以增加遷校津貼為由趁機反對竺校長，包圍校務會議，提出了要教育部“另派大員”等等要求。我們堅決反對這一行動，認為這是三青團員的蠱惑。為此，我在12月9日清早單獨去西一街竺校長住宅，揭露皋XX等人的企圖（竺可楨當天日記也有記載）。校長很穩重，說他不想當校長不是因為遷校，而是不滿教育部指定某些人不經考試一定要進什么系等等的事情。我則表示我們從“一二·九”迄今的老學生全心全意地擁護他，要他不能灰心。事后，我向核心組傳達了此事。</p> <p class="ql-block"> 1939年11月，學生自治會組織了去大塘的步行宣傳隊，回來出了一期大型壁報《大塘行》，反映好。于是，我們又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去賓陽前線慰問。服務團于1940年1月8日出發，竺校長親自授旗送行。我沒有去，只管后方的物資準備。</p><p class="ql-block"> 浙大于1940年初再度西遷至遵義。我們發現遵義民眾的抗戰覺悟要比宜山高，民間仍傳頌著紅軍的故事。我家在老城水井灣租住房的木板壁上還保留著紅軍用黑水書寫的標語，如“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白軍的弟兄們，紅軍不打不罵，是窮人的軍隊，來當紅軍吧?！薄ⅰ按蛲梁?，分田地”。房東無意抹去它們，我們當然也不抹去它們。</p><p class="ql-block"> 到遵義之后，我卸任了。我與周存國、張哲民、莊自強、周瑞華、朱傳鈞老社員等畢業了。黑白文藝社有了陳天保、龐曾漱和周嘉鵬新三人核心。黑白社新、老社員于1940年6月在遵義留下的合影極為珍貴，成為我家的“歷史文物”。1982年3月，我將合影原照寄交周邦立，委托他在上海的照相館翻拍放大后，作為校慶85周年的禮物敬獻給了母校浙江大學。</p><p class="ql-block"> 在宜山，我是個學生，沒有用功讀書，成績不太好，但我亦不在乎。宜山的一年半時間，我確實是全心全意的，像在長沙參加劉良模領導的抗日救亡工作一樣。我對革命有些感性認識，只要是反日、反漢奸的事就盡力干，只要什么人有愛國的思想和行動就團結他、與他交朋友。1995年，張哲民、龐曾漱等出版《校史一頁》，我與曾漱通信，共同回憶了黑白文藝社兩年多的許多往事，匯集成了《憶往談故錄》。曾漱將黑白社比作“大學”，我則將宜山的經歷當成“防腐劑”。我們倆對抗日救亡工作的體會是：“什么東西可以凈化人的靈魂呢？是人民的疾苦！”</p> <p class="ql-block">1982年4月，父母親一同回杭州，參加浙江大學85周年校慶。</p> <p class="ql-block">先父1982年4月2日記載參與校慶活動（校史座談會和黑白文藝社社員聚會）日記。</p> <p class="ql-block">這是浙大校史專家毛安康1982年12月給先父的信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