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史話（七）兩宋時期的商業（上）

千帆夢

商業史話（七） 兩宋時期的商業（上）- 公元959年，周世宗去世，七歲的幼子柴宗訓（周恭帝）即位。當時任殿前都檢點兼宋州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元旦，謊報遼國大軍和北漢軍南下。宰相范質、王溥派趙匡胤率禁軍抵御，趙匡胤率兵行進到京師北二十里的陳橋驛，其弟趙匡義、歸德軍掌書記趙普和軍中諸將把皇袍加在趙匡胤的身上，擁立他做皇帝。趙匡胤率禁軍開回防備空虛的京師，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在宮中作內應，輕而易舉地奪取了皇權。由于趙匡胤原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新建王朝建號為“宋”，宋朝仍然建都開封，史稱北宋。 北宋時期，由于農業、手工業、紡織業技術更為先進，商業比盛唐時更為繁榮。當時首都開封城的街巷中，商鋪邸店、酒樓飯館，隨處可見，宋代畫家張擇瑞所作的《清明上河圖》則是當時北宋汴京商業繁榮的真實寫照。當時的店鋪屋宇雄壯，“每一交易，動即千萬”。各大城市的商業活動，早已突破了唐代住宅區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晝和夜晚的界限。當時繁榮的夜市在開封、洛陽、揚州、成都等城市都有。在南北各地農村，出現了定期的集市貿易。隨著商貿的空前發達，北宋市場上開始出現了賣貨時不用現錢的信用交易“賒賣”，并有官商的匯兌機構“便錢務”，同時因為金屬貨幣滿足不了繁榮的商貿業的需求，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另外，商標的設計及使用已極為廣泛，商品信譽思維及邏輯已成為推銷商品的共識。如，宋代山東濟南有一家專造功夫細針的劉家針鋪，以白兔為商品標記，這塊印刷白兔商標的銅版至今陳列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它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一個商標。 宋代商業發達的都市遠多于盛唐時期，中小城鎮和農村集市貿易也很繁盛。由于取消了營業時間限制，城市的商業活動打破了唐以前固定于一定地方的制度，城市酒樓、食店、茶坊、妓館遍布，有的酒樓規模浩大，可容納千余人用餐。市場上的貨物品類豐富，有南方的米、果品、名茶、紡織品，沿海的水產、西北的牛羊煤炭、成都福建杭州的紙及書籍、兩浙的漆品和各地的瓷器藥材珠玉金銀應有盡有。另外，國外的許多商品，如日本的榻扇、高麗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場上銷售。 宋代，夜市進一步興起，我國最早的夜市大約出現于唐代中期以后，中晚唐一些詩人的作品，對此已有描述，如王建《夜看揚州市》“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平時日，猶是笙歌徹曉聞”。張祜的《縱游淮南》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唐代的夜市只出現于少數大商業都市，而宋代夜市則廣為普及。在宋初，對夜市在時間上還是有一定限制的。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曾下令開封府曰：“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宋會要輯稿-食貨》） 至北宋中期以后，隨著人口的劇增和商業的日趨繁榮，為適應市民生活需要，夜市就不再受時間限制而開始通宵達旦。當時的首都汴京開封“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處，通曉不絕”。北州橋的夜市“車馬闐擁，不可駐足”，“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東京夢華錄》）。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也是買賣晝夜不絕“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其余坊巷市井，買賣關樸，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后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都城紀勝-市井》）。每至歲時佳節，都城夜市更是盛況空前，“元宵燈節，萬街千巷都是華燈寶炬，燈燭輝煌，車馬駢闐，歌吹沸天”，婦女夜游也習慣成風，不相笑訝。中秋之夜“天街買賣，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曉不絕”（《夢梁錄-中秋》），宋代的大商業都市簡直成了一座座不夜城。 宋代的夜市分商業夜市和文化夜市兩種。在商業夜市里，貨物充溢，品種繁多。汴京夜市有買賣衣服、靴鞋、花環的，有買賣香藥、果品的，也有買賣珠翠、犀玉、書畫的，各色俱全，市場十分活躍。臨安的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皆然，唯中瓦前最盛，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都城紀勝》），在各色貨物中尤以各種小吃最為豐富多采，有賣南食的，有賣北食的，且都有專店出售“北食則鞏樓前李四家、段家燒物、石逢巴子；南食則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曲指”（《東京夢華錄-馬行街鋪席》），各種小吃，品種多樣，夏季炎熱，所賣的食品涼的如麻腐、冰雪冷元子、生淹水木瓜、綠豆湯、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等等，冬季寒冷，所賣的熱的食物則有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鲿、煎夾子等等，價格也很便宜（《東京夢華錄-州橋夜市》）。 商業夜市的經營方式和營業時間，都非常靈活。有日夜商店型的，如汴京潘樓街的商店“向晚賣河婁頭面、冠梳、領襪、珍玩、動使之類”，“每日自五更合市，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翠玉”（《東京夢華錄-東角樓街卷》）。有定點設攤型的，如汴京“州南一帶，皆結彩棚”，鋪陳貨物。臨安賣豬肉胡餅的“自中興以來只東京勝三家一分，毎夜在太平坊巷口，近來又或有效之者”（《都城紀勝-食店》）。有流動型的在“夜間頂盤挑架”，“遍路歌叫，都人固自為常。若遠方僻土之人，乍見之，則以為稀遇“；或用車擔“設浮鋪……以便游觀之人”（《夢梁錄-茶肆》）；還有一種相當于后世“黑市”或“鬼市”，“每五更點燈，專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襪之類，至曉即散”（《東京夢華錄-潘樓東街巷》）。夜市中，也有一些服務性行業專為“上早班”，“上夜班”的人賣茶水、洗面水和點心。汴京天曉前，酒店多點燭沽賣，每分不過二十六文，并粥飯點心。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茶藥者，直至天明。臨安三更后，有“提瓶賣茶，冬間擔架子賣茶，……蓋都人公私營干，深夜方歸故也”（《夢梁錄-夜市》）。有些食店為供應公私營干的人的“夜食”，通曉買賣，交曉不絕。 隨著商業夜市的興起，文化夜市也相應產生了。宋代的文化夜市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一、酒樓茶坊的音樂演唱。汴京的酒樓茶坊四處林立，不可遍數，其中大型的高級酒樓有七十二座，以白礬樓規模最大“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余人”（《齊東野話》卷十一）。這些酒樓不僅供應酒食，也供人文化娛樂，“每至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歌妓數百，聚于主廊梯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東京夢華錄-酒樓》），酒客可以隨意讓歌伎來歌唱。在一些下等的酒店，，也有下等歌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歌伎除唱歌外，尚有吹簫、彈玩、息氣、鑼板、雜耍等。在臨安，有一種茶肆，伎者“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武林舊事-歌館》）。顧客可以一邊品茶，一邊聽唱。宋代的歌使完全是以她們的伎藝而入樂籍，與后世的娼妓不同，她們的歌唱既是侑酒助興，又是一種藝術表演，供人欣賞。 二、瓦肆勾欄的雜劇伎藝表演。瓦肆又叫“瓦子”、“瓦舍”，是一種大型的游藝場所。在瓦肆里有許多用欄桿圍起來的民間藝術演出的場子，叫勾欄，又叫“勾肆”、“游棚”。當時的開封，著名的瓦肆有八座，僅東角樓街的桑家瓦、中瓦、里瓦，就設有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其中的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東京夢華錄-東解樓街巷》）。南渡后，臨安的瓦肆更盛，城外有五座，城內有二十座，城內的北瓦設勾欄十三座（《西湖老人繁勝錄》），在這些勾欄里，每日演出各種伎藝，有雜劇、傀儡、影戲、說書、講史、舞旋以及雜技等等，“其數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各種伎藝幾乎都有自己專用的勾欄和獨擅的演員，其中的雜劇演出，并能配合節序上演一些時令節目，如七夕必演《目蓮救母》等，直至十五日。為了適應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有些勾欄白晝通宵，作場不綴，如臨安“獨勾欄瓦市，稍遠于茶肆，中作夜場”（《西湖老人繁勝錄》），市民夜生活很為豐富。 三、夜游天街觀隊舞。隊舞是一種群眾性的歌舞街頭表演。這種表演，大的往往有數十隊，“每歲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剛簫鼓已紛然自就于下……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武林舊事-元夕》）。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問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衣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游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對醉歌醉舞的意態描述頗為傳神。宋代盛行傀偶舞隊，人們各扮一劇中人，動作不相同，聯合成隊，游行表演。以上這些雖是群眾性的歌舞表演，但群眾亦有“酬金”，謂之“買市”，這樣的群眾歌舞活動自然也是文化商業的一個組成了。 貨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集中表現。宋代商業遠勝前代，所以宋代的貨幣和金融業也比前代歲達的多。而最代表的是紙幣的出現，我國是世界上發行紙幣最早的國家，在宋代形成了一整套紙幣發行、回籠、兌換的制度。 紙幣在宋代稱交子。在官辦交子未設立之前，民辦交子早已發行，《宋朝事實》卷十五對這一情況作了記載。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官辦四川交子務設立，并發行首界官交子。規定每兩年一界，每界發行額為125萬貫，備本錢36萬貫鐵錢，以便持交子者在需金屬貨幣時兌取。與私交子相比，官交子有如下特點：1，面額固定并蓋官印；2，用戶納入現錢付給交子時，要將字號登記入簿，兌現時按字號銷賬，以防偽造；3，用戶納現錢兌換交子時每貫要扣下30文錢入官，不同于民交子兌現時才收利息；4，有一定流通期限；5，有固定的機構負責印刷、發行和回籠。 宋代紙幣的發行，除交子務之類的機構及渠道以外，還有以下幾種發行渠道：1，政府直接用紙幣做為支付手段和購買手段，從而使紙幣進入流通領域，軍費開支、官吏俸祿、和糴本錢、青苗本錢以及商人的糧食買賣，都付交子；2，政府通過收易金屬幣和白銀，使紙幣得以發行并保證流通。 宋代在王安石變法中對商業政策又有新的改革。其中最為著名的稱之為“市易法”，宋代由于豪商巨賈控制同行，操縱市場，對外地小商販運來貨物壓價收購，然后高價出售，獲取厚利。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保平軍節度使推官王韶在隴西古渭寨，用官錢設市易司，控制西北邊境貿易，王安石參照王韶的做法制定市易法，先在汴京試行，設都市易司，邊境和重要城市設市易司（務），由監官或提舉官主持。汴京都市易司統轄各商販行頭和牙商，以內庫錢百萬緡及京東路八十七萬緡做本錢。凡市上可售而滯銷的貨物，由都市易司平價收購，售主也可易取官物。商賈向官購貨，可用財物作抵貸借官款，定期歸還，半年付息十分之一，全年加倍。官府所需貨物，統由都市易司供應，在汴京試行后，又推廣于杭州、黔州、廣州、揚州、成都等二十一個城市，對增加政府收入和便利商品流通都有一定作用。后因守舊官僚和豪強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后陸續廢除。以后興廢不定，南宋時廢止。市易司在元符三年（1100年）改名為“平準務”。 兩宋時期，我國境內同時有幾個政權并立，先后二百多年，雖然經濟發展并不平衡，但因各地特點及互補性需求，從而各地產品互通有無的活動，并不因政權并立而減少。我國境內各地區之間長期形成的許多商品流通的重要交通運輸線路，這時仍然暢通無阻，并且有所發展。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為商業市場提供了更豐富的商品，而商業的顯著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貨幣制度的完善。 這時我國的商業活動，同前代一樣，包括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兩個部分。國內商業的發展，各地區不平衡。北宋和南宋統治地區，既是農業、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商業最為繁榮的地區。 在宋、遼對峙時期的北宋統治區內，都城東京開封府十六縣，主、客戶近十八萬戶。這個數字顯然低于實際狀況。住在東京城內的，還有皇室、貴族，往來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賣貨的個體手工業者，沿街叫賣的小販，以至貴族奴仆等大量不在戶籍的人口，駐守京師的禁兵也不在戶籍。宋太宗說，東京養甲兵幾十萬，居民有百萬。又有人說，東京比漢唐的京都長安，民戶增十倍。這些都是估計的大概數字，但也就說明東京人口十分稠密。 　　唐長安，居民居住在規劃整齊坊內，商業活動只限于東西兩市。五代至宋，東京逐漸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公元965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后的夜市不禁。商貿活動也不再有時間的限制。相同行業的店鋪多集中在鄰近。如潘樓街南，多是真珍匹帛香藥鋪席。界身巷多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此時的東京店鋪林立，屋宇雄壯，門面寬闊。潘樓酒店下，買賣衣物書畫珍玩。東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馬行街北多醫官藥鋪。東西兩巷，是大小貨行，手工業作坊。 遍布內外城的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的集市貿易。東京大相國寺有瓦布，每月開放五次（一說八次）。四方到東京來的商人在這里售賣或販運貨物。民間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生產的日用品，也拿到這里來直接賣給買主。據說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兩廊，可容萬人交易。街上還有一些季節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東京集中了全國各地的特產和由海外輸入的舶貨，是北宋時期全國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 東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運。汴水南與淮河、長江相聯結，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東西和西南的財賦百貨都可經水運到東京。河北和西北則有陸路往來。東京不僅是北宋政治中心，又是商業和交通中心。依據宋人的零星記述，東京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米（每年數百萬斛），沿海各地的絲織品，遼、夏（西夏）的牛、羊，洛陽、成都的酒，自河東至江南、福建的各種果品，江、淮、蜀、閩的名茶，南方各地的絲織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紙，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書籍，兩浙的漆器，耀州等地陶、瓷器、磁州的鐵器，來自全國各地的藥材和珠玉金銀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場上銷售。東京市場的繁榮，集中反映了北宋商業發展的狀況。 東京是北宋皇室貴族官僚的住處，也是當時“天下富商大賈所聚”之處。他們以侈靡相尚，大事霍揮，東京到處有酒樓、食店、茶坊、妓館。著名的楊樓、樊樓、八仙樓，飲客常至千人。還有瓦舍（娛樂場）勾欄（劇場），演出百戲伎藝。貴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樂。東京城內居住著大量貧民，包括沿街叫賣的小販，民間工匠，“侯人請喚”的雜作人夫，他們是城市的底層。 東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西安市）、大名（北京）、洛陽（宋時稱西京）、密州、晉州，東南的蘇州、杭州、江寧、揚州、真州、楚州、廬州、襄州，川蜀地區的成都、梓州、綿州、興元（陜西漢中）、遂州、漢州、利州，閩廣地區的福州、廣州等，都是商業貿易的重要城市。其中成都、興元（今陜西漢中）在北宋中期的商業稅收額達四十萬貫，同都城東京的商稅額相等，商品流通量可以想見。建康府在北宋時“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往來不與”（《葉夢得《建康骼記》），也是個商業繁榮的大城市。 鎮市、草市－唐、五代時，軍隊駐地稱鎮。宋朝集中兵權，作為軍閥割據的兵鎮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業發達的鎮，卻作為商業交換地點而發展起來。《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宋代的地理書都記錄了大量的鎮名，放在次于縣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鎮設有場務，收取商稅。鎮又叫市或鎮市。鎮的發達，標志著城鄉之間的商業貿易，有了新的發展。 唐朝設在縣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發展，東京城外，即有草市。蘇軾說，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銍（音“質”）《默記》記載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飲酒。農村中幾天開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虛”或“墟”。較大的虛、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業發達的虛、集，可以發展成鎮市。 北宋有不少鎮市發展成為商業繁榮的城市。如五代時在鄱陽湖和長江會合處所置的星子鎮，入宋后改置星子縣，宋太宗時又置南康軍治星子縣（治，指南康軍機構設在星子縣，猶如今陜西省政府設西安市）。密州板橋鎮因“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商客販運賺錢，絲、綿、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長編》卷四O九，元祜三年三月乙丑條），朝廷改此地為膠西縣。這都是因商業展由鎮發展成縣城的事例。在北宋統治區，以都城為中心，通過黃河，汴河、大運河、長江等江河及許多陸上通道，聯結沿江、沿河的城市，和各路、各州首府，聯結南北各地的縣、鎮、墟市，商業活動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和北宋對峙的遼國，在其統治區域內的商業以上京（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羅城）、中京（遼寧寧城西大名城）、東京（遼寧遼陽市）、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為商品主要集散地。《遼史·食貨志》說：“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余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遼的南京很早就是華北地區的一個商業都會，入遼后商業繼續繁榮，在城北的商業市場上，“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契丹國志》卷二二《四京本末》。上京和中京是遼代興建的最大的兩座城市。上京分皇城和漢城，漢城的街道兩旁“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即有漢人的商肆，也有許多“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遼史》卷三七《地理去一》）。中京有外城、內城、皇城三重，街市整齊，布局對稱，外城外有坊市。路振《乘軺錄》記述中京的情況說：“自朱夏門入，街道闊百余步，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廛肆廡下”，商業也頗具規模。東京“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遼史》卷三八《地理志二》），是遼東地區的商業都市。除五京之外，遼統治區域內還有不少城鎮有著頗為可觀的商業市場。如上京道的祖州（今內蒙古昭烏達盟林東鎮西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遼史·地理志一》）；南京道新倉“云屯四鄰之行商，霧集百城之常貨”（《遼文匯》卷五《廣濟佛殿記》）；中京的松江縣“地邊松謨，商賈會沖”（《遼史·地理志三》）。遼統治區域內的商業雖然不如北宋統治區域繁榮，但它同北宋統治區域一樣，也由都城和各級地方政府所在地，形成多層次的商業中。 進入宋金對峙時期以后，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依靠汴河、運河為紐帶的開封，不再能構成全國性商業活動的中心。南北兩大區域性的商業活動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南宋統治區域內，以杭州為商業中心，商業在長江流域及江南廣大地區繼續發展。南宋人的記載說：“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日市矣，則有市道焉。相時之宜，以懋遷其有無，揣人情之緩急，而上下其物之估，以規圭黍勺合之利，此固世道之常“（《至順鎮江志》卷一）。這說明當時商業市場在江南地區遍及城鄉各地。南宋在江南建國，水上交通發達，以臨安（杭州）和建康為樞紐，西向沿長江經鄂州聯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廣州，聯結瓊州。商業貿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南宋的首都臨安（杭州），原來是吳越錢氏在隋郡城基礎上擴建的周圍七十里的大城。臨安府戶口，到南宋時，發展到近四十萬戶，一百二十四萬口，超過了北宋的東京。臨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榮的商業中心城市。但也是官僚地主、富商大賈的集中地，是南宋最大的消費城市。每天食米一萬多石，來自蘇、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南、兩廣等地。從嚴、婺、衢、徽等州運來柴炭、竹木、水果。從明、越、溫、臺等州運來海鮮、水產。還有許多閩廣海商販運舶貨來臨安貿易。臨安需要的菜蔬、布匹、食鹽和各種日用雜貨，也都從外地運來。當時人們形容說：“以前沒有過的東西，現在都有。”臨安城內生產的手工業產品在市上出售，也運銷到外地。每天由錢塘江、運河及海路到達臨安的船只不可勝數，臨安成了全國最大的貨物集散地。 臨安城內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鋪連門皆是。同行的店鋪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買賣晝夜不絕。每天早晨五更，賣早市者開店營業。夕陽西下，夜又開張。直到三、四更后，店鋪、酒樓、歌館才慢慢靜下來。臨安外城數十里，也是店鋪并列，交易繁盛。臨安城內店鋪的貨物充盈，交易量也很大。珠子市的買賣“動以萬數”。臨安城里還設有許多專供店鋪及商旅存放貨物的“塌房”。臨安不僅是南宋境內，而且也是當時全國范圍內最大最繁榮的商業城市。 陸游有詩云：“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樓臺飛舞祥煙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貴族在臨安大事建造富麗堂皇的宮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夢死。街上的勾欄瓦舍，唱雜劇，演百戲雜技，說書講史。官員、地主和富商大賈們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樂。 除臨安外，長江中下流還出現了大批商業鎮市。臨安屬縣有十五個鎮市。建康城外，有十四個鎮。鄂州城外鸚鵡洲的南市，是川廣荊襄淮浙的貿易中心，各地貨物運到這里銷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黃池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鎮市。西南的瀘州各縣也有五十多個市。農村的墟市也廣泛發達起來。有的墟市逐漸發展成鎮市。沿湖南至兩廣的驛路所經過的城鎮，也皆“交易甚夥”，特別是南岳的岳市，“環皆市區，江浙川廣各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需無不有”（范成大《驂鸞錄》），商業也很繁榮。南宋境內，臨安、建康、鄂州以及繁華的海港城市泉州、廣州，通過長江、湖廣驛路、沿海航路，內通各州縣城鎮市場，外通海外各國。 金朝統治的中國北方，因遼的滅亡和宋金戰爭的影響，商業活動的構成情況也有變化。曾經是北宋最大的商業城市的開封府，由于戰爭的破壞，入金以后失去了大商業城市的地位，直到金世宗時仍然是“彌望悉荒墟”，開封的舊城雖“初布肆”，有些商業活動，“皆茍活而已”（《金史·食貨志·錢幣》），金朝末年，開封雖然成為都城，但這時金朝已在茍延殘喘，幣制混亂，使得“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放入”，開封”市肆盡閉”（《金史·食貨志·錢幣》），商業活動也很冷落蕭條。大體說來，整個黃河以南地區，由于戰爭影響較大，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因為金朝“陰收銅錢悉運而北”，“不欲留錢于河南”（范成大《攪轡錄》），整個地區的商業比北宋時期蕭條。黃河以北地區，商業比較活躍些。燕京在金代繼續是個“物產豐富”的城市。保州（今河北清苑縣）“民物繁伙”。河間（今河北河間）”車馬憧憧”。安州（今河北高陽縣東）“舟車交輳，水行陸走，無所不通，貿遷有無，可殖厥貨”（王汲《金文最》卷一三《云錦亭記》）。洪洞（今山西洪洞）“適當大路津要，驊驂之所奔馳，商旅之所往來，輪蹄之聲晝夜不絕”（喬逢辰《金文最·惠遠橋記》）這些城市的情況，都說明當時河北、河東的商業，在遼代和北宋原來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東北地區的遼陽府，繼續成為金的東京。金的官員說：“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金史·食貨志-貨幣》），商業活動也很活躍。上京會寧府（黑龍江河城南白城子）是金代新興起的都市。金朝初年，這個地方還沒有城郭，它同黑龍江流域其他地方一樣，商品交換處在以物易物的狀態。金熙宗時仿汴京的規模修建上京城，商業也隨之發展起來。在上京遺址出土的銀錠上，印有“行人”和“翟家記”等字跡。說明上京已有“行”的組織和由漢人經營的金銀鋪。黑龍紅金代遺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在金代流通的北宋銅錢，也是當時黑龍江地區商業發展的證據。 西夏地區雖然經濟比較落后，但也有商業市場的存在。本世紀初在黑城發現的西夏文字典（文海），其中有商、買賣、販賣、交換、貨資、井（即市井）、掮、價等同商業活動有關的詞條。甘肅武威發現的西夏文寫本占卜辭，有“辰日買賣吉”、“戌日得倍利”等有關商業活動的記載。這都說明西夏境內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 無論是北宋同遼對峙時期，還是南宋同金對峙時期，我國南北兩大區域的商業活動，都不是彼此隔絕的。這兩大地區同我國其他地區，也都有相互溝通商品的通道。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商業史話（七）兩宋時期的商業（上）

千帆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