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卻鄉音

漫山霜葉

難卻鄉音 文章：劉新中 <div> 鄉音是故鄉的聲音，所有的人無不是在鄉音中啟蒙，伴著鄉音長大，鄉音是人們的文化臍帶，媽媽用它來唱搖籃曲、教孩子牙牙學語。所以，鄉音屬于人的根脈一類，這就是許多外出遠游的人一聽見鄉音，頓時淚流滿面、不能自持的原因。那是一種滲進血里骨里的記憶，是一個人永恒的精神烙印，是真正的最能表達情感的載體。 　　我在陜西長大，祖籍是河南，小時候，在我們居住的鐵路家屬院，絕大多數是河南人，一張嘴全是一個音，一個味，父輩們那一代在河南土生土長，當然能聽來哪是洛陽話，哪是開封話，什么豫東豫西黃河南北，十里九不同。我們的辨識度則差了許多，外人更是一頭霧水。 　　河南話是我的鄉音。 　　那時候，生活圈子很小，既就坐過幾次火車回鄭州老家，沿途也都是河南話。陜西省曾調侃河南人是“河南擔”，意即挑著擔子逃荒。由此還誕生了新的民謠：“隴海線，三千八百站，站站都有河南擔!”我理所當然的認為，河南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流通語言，以至于偶然聽到陜西話，還以為見到了異類。直到上了學，才知道，還有普通話，那才是正經八百的中國通行語言，還有其它各地的方言。</div> 行駛在隴海線上的火車 　　漸次長大，河南話一直伴隨著我，因為，我居住的城市，長長的街市，百里煤海，溝溝岔岔，河南人起碼占了一半。那時候，銅川、寶雞、咸陽以及西安解放路道北一帶，河南話是通行的市井語言，既就是其它省籍人，他們的后代，在這個環境里生長，也是一口順溜的河南話。曾有人開玩笑說，那些年不會說河南話，你都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在社會上混。我初中畢業后，參加三線建設，我們的連隊百分之七十都是河南人，一張嘴，嘰里呱啦全是河南口音，以至于連隊的四川軍代表很是疑惑：陜西話怎么有點像河南話？有一次，一個廣東兵說河南人的不是，竟差一點招致挨揍。 　　河南人在陜西究竟有多少，有一個不精確的統計，銅川大約占總人口三分之一，寶雞占總人口二分之一，西安主要集中在解放路向北一帶，大約有幾十萬人。 　　現代歷史上河南人往陜西大規模的遷徙有三次，主要是沿著鐵路線流動。第一次是1938年抗日戰爭時期黃河花園口決口后，河南被淹的災民逃離大概有180多萬人，順著鐵路線一直往西走，很多人都到陜西了；第二次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夏秋兩季糧食絕收。又遇蝗災，有300萬河南人扒著火車攜家帶口西出潼關到了陜西，電影《1942》詳細再現了這個苦難歷程；第三次是1949年以后，新中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一大批又一批的河南人坐著火車來到陜西的煤礦、紡織廠等各行各業的單位工作，前前后后，合起來也有好幾十萬人。 逃難中的河南災民 西安市人口1934年僅為124645人，而1947年則飆升了4倍，達到547450人，就是大批河南人涌入之故。 　　《銅川市志》記載：1942年銅川人口54889人，1949年就增至94998人，到了1964年成了236300人，1970年300000人，且城鎮人口比例達到了百分之七十。 　　河南人在陜西安家落戶，繁衍子女，那些年不計劃生育，家家普遍五六個孩子，加上他們的后代，合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2018年最新統計，陜西省人口總數為三千多萬人，河南人占多少，我沒有資料，數字說不準，四五百萬大約應該是有的。 　　現在陜西省流行的河南話早已經不是純粹的河南話了，沒有了什么豫東豫西鄭州洛陽這些地域的差別，就是一種河南普通話。 　　對于老一代來說，鄉土鄉音是一種家鄉的戀情，情感的寄托。他們的口音永遠不變，嘴里蹦出來的，經常是已經消失了的連他們的后代也聽不懂的老家的土音。 　　對于年輕一帶，就是一種地域根脈的聯系，一種血緣依稀的印跡殘存，一種對故土的回望和尊重。他們和父母在一起或者在河南人圈子里說的是河南話，而在外面更廣大的區域，基本上都說普通話，陜西話，抑或河南話，根據場合，隨時變換頻道。 實事求是講，曾幾何時，占陜西人口眾多的河南人在陜西人的眼里形象并不好，尤其上個世紀，中國人普遍居住條件差，逃荒的河南人居住環境尤甚，他們從茅草庵土坯房起步，密密麻麻擠成一疙瘩，又臟又亂。既就是共和國成立后一些單位蓋了公房，也是一家一間，幾十戶上百戶用一個水龍頭，用一個廁所，加之胡搭亂建，擁擠不堪。貧困帶來了衛生的不良，許多人居住的地方，污水橫流，蚊蠅亂飛。教育的缺失，人們心理的不平衡，打架斗毆、偷雞摸狗的事兒屢見不鮮，社會治安情況令人搖頭。 　　在這個區域里，是河南話的一統天下。 　　人微言輕，人窮語賤，很長時間，河南話被認為“土”“粗俗”“野蠻”。 　　貧困的正效應是第一位的，那就是河南人的拼搏奮斗。他們憑著手藝或者憑著力氣去唱曲、賣藝、扛活、拉車、修腳、搓背、理發、賣菜、拾煤核兒、拾破爛，下煤窯，艱難度日。一切陜西人不愿做懶得去做而生活中又少不了的行當，河南人都去做。 　　原因當然顯而易見，河南人為“蝗災”、“水災”、“旱災”、“兵禍”所逼迫，赤手空拳來到陜西，地無一分瓦無一片，許多人只能干社會最卑微的職業，為得有口飯吃，根本沒有條件選擇生活。 　　無論如何，活得有尊嚴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保證，說話有分量同樣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保證，這是生活的法則。 　　其實，河南話被人輕賤并非與生俱來。 　　可以這樣說，上溯百年，河南話還是一種時尚語言。清末民初，河南人袁世凱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北京的上流圈子，就以會說河南話為榮，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館》里，就有這樣帶幾分羨慕的贊美河南話的臺詞：“人家不說好（三聲），人家說好（一聲）”。 　　所謂的“土”，“粗俗”“野蠻”當然是一種偏見。河南話中有些實際上還是很雅的古語，可以在古詩文中尋覓到它的蹤影。譬如“幌子”，本意是指掛在店鋪門外，用來招攬顧客的招牌。金瓶梅中第十八回就有：“朱紅小柜，油漆牌面，吊看幌子，甚是熱鬧。”唐代陸龜蒙《和初冬偶作》：“小壚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幌子”高大醒目，河南人形容某人個子大，稱為“那么大個幌子”。還有河南人愛說 “噫”，表示驚訝或感嘆，古文中就大量出現，譬如梁鴻《五噫歌》“民之劬勞兮！噫！”。 　　現在最早的有關河南地區的語言記錄便是《詩經》，《詩經》代表了先秦時代通用的語言“ 雅言”，也就是那個時代洛陽一帶的方言；唐代標準語便是以當時洛陽、長安兩京的方言為基礎的；北宋定都開封，洛陽為西京，開封洛陽的語言為全國的通行語。 歷史上，河南人來到陜西，是堂堂正正的來的，是以導師或者文化使者的身份來的。河南話曾是一種貴重的語言，代表先進的文化。<div>　　著名的文化學者商子雍曾說過，有三個河南人，在陜西把事干成了。 　　這三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老子，一個是玄奘。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被尊奉為“中華始祖”，河南新鄭人，中國遠古時期部落聯盟的首領。河南新鄭那一帶古時又叫軒轅之丘，所以，號稱軒轅氏，黃帝在位期間，播百谷草木，大力發展生產，始制衣冠，建造舟車，發明指南車，定算數，制音律，創醫學等，并因首先統一中華民族的偉績而載入史冊。他的許多業績是在陜西完成的。因此，升天以后，就葬在陜西的喬山。 　　老子是我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為教祖，是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人。老子年近80歲時，他看到周王室日益衰落，諸侯紛爭，社會矛盾突出，感到非常厭倦，便決意退隱，到相對清凈穩定的秦國安度晚年，就辭官不做，騎著一頭青牛，離開了洛陽向西來到陜西周至的樓觀臺。老子在樓觀臺完成了“道德之經五千言”，對自己的道學觀點進行了總結，并繼而在此講經授徒。老子的《道德經》博大精深，在中國千古流傳，至今仍被人們頂禮膜拜。</div> 　　玄奘俗姓陳，名袆，河南偃師人，世稱唐三藏，意為其精于經、律、論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他是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創始人，也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游記》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玄奘到天竺取經，就是小說中的西天。他從涼州玉門關出發，經過今天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區，單獨行走十萬里，歷盡千辛萬苦抵達天竺，學習了近二十年，最后回到了長安，并同時帶回了657 部佛經，受到唐太宗的熱情迎接。為了保存從天竺帶回來的珍貴經文，唐太宗特地在長安城內的慈恩寺西院修筑了五層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玄奘還將西行沿途的風土人情、政治、歷史、文化等編纂成《大唐西域記》，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研究資料。玄奘譯經十九年，先在西安的大雁塔后在銅川的玉華宮，最后圓寂于玉華宮。玄奘大師留給后人的是“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的玄奘精神，被魯迅先生譽為“中國脊梁”。 　　河南人在陜西把事干成的，當然不止這三個人。 　　北宋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張載，祖上是河南開封人，小時候父親死于涪州官任上，于是僑居在現在的陜西省眉縣橫渠鄉，這就是張載被人稱為“橫渠先生”的由來。張載是關學學派的創始人，關學是他在關中地區講學而形成的一個大的學派。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講話中指出，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言簡意宏、擲地有聲的名言，被馮友蘭先生尊為“橫渠四句”，被馬一浮先生尊為“橫渠四句教”，其作者，正是張載。 　　秦王掃六合，中華民族由此走上大一統，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也有四個河南人。 　　頭一個是商鞅，又名公孫鞅，本是諸侯小國衛國的沒落貴族，河南濮陽人。商鞅從衛到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輔佐秦孝公對秦國進行了變法。可以說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改革，秦國由此走上強盛。 　　第二個是尉繚，他是河南開封人，相傳尉繚是鬼谷子的徒弟，是中國兵家四圣之一，曾著有軍事著作《尉繚子》，據說還是兵仙韓信的啟蒙老師。尉繚在秦王政十年時，來到秦國，此時秦王政正準備全力以赴開展對六國的最后一擊。尉繚的到來，于秦國是旱田里的甘露，尉繚被拜為秦國國尉，用自己的軍事思想對秦國軍隊進行了整頓治理，對秦國的軍事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為秦國統一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第三個是呂不韋，河南安陽滑縣人，呂不韋是一個商人，在落魄的秦國王子嬴異人下了血本，最后幫助異人回秦即位，即秦莊襄王，自己也被拜為丞相，封文信侯。呂不韋廣為招攬門客，讓他們各自將所見所聞記下，綜合在一起成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字。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號稱《呂氏春秋》。而且書成后，懸于城門，遍請天下賢士，稱有可以改一字者，獎以千金。“一字千金”的成語就是從此而來。呂不韋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執政時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并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方面為秦統一準備了有利條件，打下了基礎。 　　第四個是李斯，河南上蔡縣人。李斯早年為小吏，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和韓非子是同學。學成后到秦國發展，從小吏干起，一步步贏得贏政的信任。最終成為嬴政的心腹。李斯向秦王獻上離間各國君臣的計策，又提出了“滅韓，以鞏它國”的主張，一躍封為客卿。李斯在幫助嬴政廢分封，設郡縣，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方面，居功至偉，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可以想見，當那些風格各異的河南話或策劃于密室，或高亢于疆場，或娓娓道來，或激情四射時，該是怎樣的一種盎然意氣、恢弘景象。 　　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河南人喜歡說“中”。“中”是河南話的精髓，意喻“好”“肯定”。中字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代表不偏、中正的意思，也表示一種人生處世的態度，比如中庸之道，其核心是仁愛、友善、寬恕、和平。河南人認為“中”是一種文化認可，是一個地域性的人文歷史傳承。這個“地域”，就是華夏人文歷史上最早的“中國”。 “中國”之名，來源于上古時期三皇五帝“中央之國”的簡稱。“中國”之“中”字，不僅是華夏“太極”、“五行”等樸素唯物主義理論組成的核心內容，也是對華夏文化發源的最高和集中表述，更是對現代“中原”、“中華”最早產生地理方位的歷史傳承和認定。三皇五帝等華夏先祖把最早共同居住的“中國”傳承給了“中原”河南，“中原”河南又將其傳承給了大“中國”。可見，“中原”是“中國”人文歷史的傳承地，是現代中國人文歷史的核心地區和發源地。 　　歷史上河南人的文化自信就來源于此。 在三秦大地上對中國歷史文化有重大影響的河南籍歷史人物軒轅皇帝 老子李耳 秦宰相李斯 　　還有一個“美”字。河南人把一切舒服的愜意的都稱為“美”，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老美”。美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種主觀想象，用美來界定一件事物的整體，是對一個好的東西從里到外的綜合描述，是一種高度的精神肯定。 　　美是語言的極致，河南人說“美”是黃帝那里批發來的。美字從羊從大。“羊”意為“馴順”，“大”意為“國土遼闊”。“羊”與“大”聯合起來表示“國土遼闊、人民馴順”，這是統治者的愿望；而老百姓的美就是有肉吃，有土地，這是理想的生活狀態。 　　環視中國，能把地方語言一個字解釋和闡發到歷史人文高度的，也只有河南人。 　　近代，也有三個滿口河南話的河南人予陜西影響甚深。 　　張鳳翱，原籍河南沁陽縣。1881年（清光緒七年）生于陜西西安府咸寧縣（今西安市）在陜西陸軍武備學堂畢業后赴日本振武學校兵科學習，在東京加入同盟會。 　　張鳳翙1909年回到西安，武昌起義后，他與錢鼎、張鈁等發動西安起義，被推為臨時總指揮。1911年11月陜西軍政府成立，張鳳翙為“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兼民政長（省長），12月被南京臨時政府正式任命為大都督。1912年8月，被北洋政府任命為陜西都督。 　　張鳳翱最大的功績是助力推動創辦了西北第一所大學---西北大學。張鳳翙認為創辦西北大學，“關系于現時建設”、“關系將來之建設”和“關系于外部之防御”。因此他以原陜西法政學堂為基礎，將三秦公學、陜西農業學堂、陜西實業學堂、陜西高等學校等校并入，設大學預科和法、文、商、農各專科。 　　西北大學在1912年正式開辦，中國名校，海內外華人世界里，無人不知。一百多年來，為陜西，為西北，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 　　張坊，字伯英，號友石；河南新安鐵門鎮人；幼年念私塾，1902年到陜西；1904年后入陜西陸軍小學堂、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科學習，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春畢業后入軍旅，成為陜西新軍中主要領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任秦隴復漢軍東路征討大都督；中華民國成立后，任陜軍第二鎮統制、師長；參加護國運動。張坊主要成就一是參與西安起義，二是抗戰期間組織賑濟河南災民。 　　陜西人至今還津津樂道張坊的一些事跡。賑濟時，張坊安排支起大鍋熬粥，災民餓急了，一擁而上，張坊一口河南話讓人親切：娃子乖，慢點，多著哩，還有…… 　　最臭名昭著的是曾任陜西省省長的河南鞏義縣人劉鎮華。劉鎮華1908年加入了同盟會，開始在豫西一帶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曾授將軍府阜威將軍，辛亥革命后，他憑籍這支號稱十萬之眾的地方武裝，依違于各大軍閥之間，先后投靠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最后歸附于國民黨蔣介石。曾任陜西督軍兼省長、安徽省主席等職。 　　任陜西督軍兼省長期間，劉鎮華用了不少河南子弟，一時間，各個機關衙門，到處充斥著河南話。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次年初，劉鎮華出陜去洛陽督戰國民革命軍，結果大敗而逃。轉往山西投靠閻錫山。不久，他以陜甘總司令的旗號，收羅鎮嵩軍殘部和豫西土匪，號稱十萬兵馬，進攻陜西，企圖重溫土皇帝舊夢。1926年4月，兵臨西安。著名的“二虎守長安”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楊虎城時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李虎臣時任陜西軍務督辦，他們二人殊死堅守西安，劉鎮華久攻不破。于是分兵攻咸陽、三原、涇陽、高陵諸縣，燒殺搶奪，奸淫擄掠，拉丁征夫，無惡不作，所到之處，十室九空，十數萬民眾流離失所。被困在西安城內的軍民更是饑寒交迫，以麩糠、油渣、樹皮，甚至將牛皮制品煮了充腹，前后長達八九個月之久。其間，餓、病、凍、戰死的軍民有五萬多人。幾乎占當時城內人口的一半，可謂萬戶蕭疏，人影零落。西安解圍之后，將所有死難者掩埋，堆起兩個墓冢，名為“負土冢”。兩冢之間，建“革命亭”一座，并將該處辟為公園。第二年春，西安市民在此舉行大祭，追悼在此次守城之戰中死難的軍民。楊虎城將軍含悲手書一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滿三秦，怨滿三秦。 劉鎮華給陜西人帶來了深深的傷害，由此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河南和陜西的淵源，當然是有原因的，從文化上，一條黃河把兩個省連在了一起，周秦漢唐，兩省密不可分，西周東周，西漢東漢，大唐近三百年，洛陽作為陪都，和長安來來往往；從地理上，緊緊挨著。尤其1934年底隴海鐵路的修通，為難民逃荒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抗日時期，西安屬于大后方，陜西八百里秦川，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西安作為西北最大的城市，生產和生活資源豐富，易于生存。歷史一去不復返，終歸只活躍在書本里，活躍在歷史學家的研討之中。河南人留給陜西最直接印象的，是現代河南人的所作所為，是那一口濃濃的帶有中原氣息的河南話。 　　現代河南人來到陜西，除了貧窮、除了乞討，還有辛勤，苦干，堅忍，他們中不乏優秀者，出類拔萃者。他們為陜西省的建設，為共和國的建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從廣義是講，他們代表陜西，也代表河南。 　　譬如英年早逝的趙夢桃，河南中牟人，因花園口大水，逃荒至洛陽，后參加工作在陜西，西北國棉一廠細紗擋車工，被樹為全國紡織戰線的一面紅旗。她集思廣益創造了“巡回檢查操作法”，在全廠推廣；她提出“不讓一個伙伴掉隊”的口號，對同伴們在技術上幫助、生活上關愛；她先人后己，11次把好車換給別人；她進廠11年，年年超額完成生產計劃，42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她身體不好，但只有一個信念，就是“好好干，下苦干，老實干”；她不但自己是先進，而且帶領整個小組成為先進。在她的影響和帶動下，“人人當先進，個個爭勞模”蔚然成風。她也因此被選為中共八大代表，兩次被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榮譽稱號。 　　趙夢桃死后，陜西作家協會的著名散文作家魏鋼焰含淚為她寫出了名噪一時的報告文學《紅桃是怎樣開的》，三秦大地，一時震動； 　　譬如吳桂賢，河南鞏縣人；西北大學畢業，曾被評為中國紡織系統的勞動模范。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1年，吳桂賢進陜西咸陽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后任全國紡織先進集體“趙夢桃小組”黨小組組長，連續多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曾當選為全國紡織系統的勞動模范。 　　吳桂賢是共和國的第一位由工人而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女工人，不言絕后，絕屬空前，注定，要被寫入當代中國的歷史； 　　譬如河南密縣人張金聚，銅川煤礦工人，全國二屆三屆人大代表，十三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成為一代又一代煤礦人的驕傲和美談。 　　一個工人，如此大密度、高頻率的見到最高領袖，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絕屬鳳毛麟角； 　　譬如河南鞏縣人馮玉萍，全國勞動模范，為了搶救井下的礦工兄弟，奮力關住著火的壓風機閘門時，不幸被大火燒了雙手，耳朵、鼻子，留下了永遠的傷痛，成了殘疾人…… 　　有一張照片，周恩來總理接見馮玉萍，陪伴在旁邊的，是“鐵人”王進喜。王進喜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工人的先進典型，與王進喜同列，可見馮玉萍在那個特定歲月里的分量之重； 　　譬如河南省淅川縣人郭秀明，用生命譜寫了一曲當代共產黨人可歌可泣的創業之歌、奉獻之歌。他被譽為新時期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脊梁，農村黨支部書記的一面旗幟。 　　郭秀明有大胸襟，曾抒壯志：為干一件大事而來，為干一件大事而去。 　　郭秀明11歲來到陜西，久居鄉村，河南話已經淡去。而馮玉萍生活在河南人集中的煤礦，多年鄉音不改，曾經在一個場合，我聽到過馮玉萍的一次講話，她反復念叨：其實，我沒干啥。當那樸實的河南話從那略微變形的嘴里發出時，不由的令人濕了眼眶。 　　上述僅僅是數百萬在陜西的河南人的一部分，是河南人的優秀代表，他們身上共同體現出一種精神。如今，陜西加速發展，人們大力提倡“浙商精神”。 “浙商精神”的核心就是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和敢為人先的思變精神。實際上，河南人早就把這樣一種精神融入到陜西的血脈之中。 　　扯起這個話題，有陜西人說，當年，趙宋王朝南逃時，許多達官貴人同行，還裹挾帶走了河南的大批能工巧匠。如今的許多浙江人，就是河南人的后裔。 　　事物當然不能這么簡單的類比，但無論如何，它是如今陜西人對河南人的一種肯定。 當代在三秦大地上的河南籍英模人物紡織工人趙夢桃 煤礦工人馮玉萍 　　八十多年前，鐵路線就像河道，河南的逃荒者討生活者就是奔涌的潮水。 　　隴海鐵路通車后，西安火車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沒有人煙，逃難的人流就搭棚子住了下來。抗戰時為了防止飛機炸彈襲擊，西安城墻挖了很多城墻洞，抗戰以后，很多難民看到有城墻洞就住了下來，到最后很多都成為了自家的院子。上世紀70年代以前，西安城墻北邊城墻洞都還住著人； 　　如今，這地方叫大明宮地區，街道寬敞，高樓林立。西安火車站的新規劃已經開始實施，附近的民樂園地區以及太華路形成了繁茂的商業區。 　　隴海鐵路往西通到寶雞，河南的難民潮們沿鐵路流到此處，大多就居住下來了，在鐵路邊賣煤賣炭，是好多能吃苦的河南人的首選。后來鐵路旁邊的這條街就叫炭市街了。還有一條布市街，是河南裁縫們做生意的地方； 　　如今，這地方也是街道寬敞，高樓林立。一條渭河穿城而過，綠樹成蔭，寶雞已是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咸銅鐵路是隴海鐵路的支線，一路向北，難民潮流到銅川，則沿山沿溝挖掘窯洞，搭茅草庵，銅川幾條溝諸如狼溝、老虎溝、小河溝等擠滿了人； 當代河南人來陜在西安的主要集聚地道北（老照片） 當代河南人來陜的主要集聚地寶雞（老照片） 當代河南人來陜的主要集聚地咸陽（老照片） 當代河南人來陜的主要集聚地銅川七十年代前的工人文化宮 七十年代前的紅旗街 　　如今，這地方同樣街道寬敞，高樓林立。銅川因煤而市，十里長街舊貌換新顏，河南人從無到有，在創造自己家園的同時也參與創造了他們居住的城市。 　　潮水是一種比喻，潮水過后，是亂石灘，是遍地的垃圾；清理了垃圾，改造了亂石灘，就會是湖水盈盈，碧映藍天。 河南人到陜西，不惟改變了陜西，也改變了自己，新一代河南人中，不乏作家、記者，教授、藝術家、白領、公務員、企業家等。 　　當人們在胡辣湯、水煎包等小吃的攤子吃著早餐時，河南話在人群中漂浮著，抑揚頓挫，此起彼伏，人們是否意識到，河南話如同這流行的早餐一樣，也成為了陜西的一部分了呢。 還有河南豫劇在陜西發揚光大，陜西關中各地，都有豫劇團。 豫劇最早什么時候躋身陜西，說法不一，但大規模來到陜西，毫無疑問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后。 　　曾有人說，在陜西的幾個城市，可以沒有秦腔，但絕對不能沒有豫劇。 　　豫劇又叫河南梆子，唱腔鏗鏘大氣、抑揚有度、行腔酣暢、吐字清晰、韻味醇美、生動活潑、有血有肉、善于表達人物內心情感。 　　河南人高興時聽它，唱它，難受時聽它，唱它；思鄉時也聽它，唱它。許多老一輩河南人聽收音機、看電視，固定不變的常常是河南臺的豫劇節目。 　　那是真正的河南聲音，伴隨河南人一路走來，是幾百萬遠離故土河南人的精神家園。 七十年代前的河南人民劇院 人民藝術家常香玉 1951年，共和國之初，銅川煤礦的大規模建設剛剛拉開序幕，著名豫劇演員崔蘭田之妹崔蘭玉在西安組建豫聲劇社，在銅川演出盛況空前，受到歡迎。在一片河南人的鼓噪聲中，銅川地方政府拍板，與劇社協商，接收改建為紅星劇團，后更名為銅川市豫劇團。 　　那時，銅川還沒有秦劇團。 　　西安曾經有一家著名的獅吼劇團，由著名劇作家、戲劇教育家樊粹庭于1934年在開封創辦，后輾轉演出，落戶西安；以后和著名演員曹子道于1950年在三原縣創辦，1952年落戶西安的民眾劇社合并為西安市豫劇團。 　　獅吼劇團曾經和“易俗社”等劇團一樣，在西安市民中有廣泛影響。 　　寶雞市豫劇團1957年5月在原“寶雞市曲藝實驗團”的基礎上，并招收潼關“復新豫劇團”的四十余名演職人員聯合成立。 　　咸陽市有咸陽豫劇團。 　　渭南市有豫劇團。 　　1958年時，西安鐵路局也成立了一家豫劇團，理由當然是豐富職工文藝生活。盡管存在時間很短，但也說明了豫劇在一個以河南人為主的單位的深入人心。以后，這批演員分到了各個站段，我們所住的鐵路家屬院有幾個，傍晚，經常能見到他們在家門口，拉起胡胡，哼哼呀呀，周圍聚攏一圈人。 在銅川的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中，幾乎全部是河南人七十年代前的焦坪露天煤礦 七十年代前的王石凹煤礦 銅川火車站 王石凹煤礦的礦工 時間在不經意的流動中，慢慢凝固成歷史。一瞬間，百年滄桑。 無疑，當代幾百萬河南人的入秦，于河南，于陜西，都是一件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大事件。 它是一種文化的漫洇，不知不覺中，改變或者更新了陜西的面貌。這種面貌，包括文化地理的，包括人文生態的，也包括精神觀念的。 僅僅就語言上，毫不夸張，某種程度上，河南話也成了陜西語言的一部分，河南豫劇被許多陜西人接受，成了他們的所愛之一。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天，河南某豫劇團由馬金鳳領銜，到銅川演出。那時，父母還活著，我為他們買了兩張票，曲目是《穆桂英掛帥》。看完戲，父母第二天都激動著，父親說：到底是馬金鳳，那戲，真中。母親說：連此地人（陜西人）都來看戲，一張嘴都是此地話。 那天晚上，我散步順便到劇場轉了一圈，黑壓壓一片自行車。散場時，陜西話“瞭的太”和河南話“美得很”交織著，儼然一道別致的文化風景。 　　2016年，銅川市王益區出了一本書，《天南地北王益人》，我做為生于銅川長于銅川的王益人，也應邀入選。從理性上，我認同我是陜西人，因為，陜西給我的太多太多。 　　我的父親是2008年去世的，為他辦喪事的時候，來了幾個老鄰居，我們原來居住的家屬院早已拆遷，鄰居四零八落。老鄰居見面，有說不完的話。他們說，我們原來家屬院的誰誰早走了，誰誰這幾年去世了。 　　一片兒時聽熟了的河南話，溫馨而又親切。 　　我母親2014年去世時，那幾個老鄰居也已經不在了。 老式蒸汽機車，承載著銅川的歷史 七十年代前的銅川礦務局醫院 　　他們是一代人，是一棵棵從河南移來栽種在陜西土地上的樹，曾經蔥綠過，茁壯過，但誰也抗逆不了歲月，春風秋雨，暑往寒來，他們紛紛凋零了。他們留給這個這個世界的，除了雙手的創造，一堆兒孫，再就是那一口濃濃的鄉音。 　　無論如何，鄉音難卻，它是所有離豫來陜河南人永遠不滅的故土印痕。 　　這篇文章結尾時，換腦子，打開電視，十分巧合，竟然是馬金鳳的《穆桂英掛帥》：轅門外那三聲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來我保國臣……高亢，嘹亮，舒展。那一瞬間，突然想起了父母的聲音，竟熱淚盈眶。 本文在2018年巜銅川日報》，巜西北文學》2018年三期，巜西部大開發》2019年六期轉發。獲陜西省2018年新聞（副刊）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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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卻鄉音

漫山霜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