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憶母校

陳國俊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已是“文革”中期。1972年暑假后，16歲的我進入了省丹中。能進這所當時被丹陽人譽為“最高學府”的學校，倒不是因為我的成績特別優秀，而是文革期間已取消了高中入學考試，我因地利而被劃片招生入校。 由此始，我與母校結下了一輩子難忘的情緣。 校園 記得剛進學校時，新校園、新師生、新生活，一切新鮮。 且說校園。朝南的大門比較簡陋，就是磚砌的兩個門柱，兩扇對開的鋼管框架鐵絲網門。進門一條大道，是為中軸。東側小山頭是氣象山，上有地理苑，地球儀、星座圖、測風儀、百葉窗，那會兒的感覺是滿滿的科學范；還有美術室、鋼琴房，被孤陋寡聞的我嘆為藝術殿堂。 山坡下道路旁是一條櫥窗長廊，各學科的“學習園地”在此爭奇斗奧，各展其妙，是學生課余最愛圍觀流連的地方。 西側的蔥蘢園圃是植物園，樹挺花嬌、含英咀華，許多秀木奇葩令我眼界大開。不僅如此，園圃深處還藏嘉山蘊秀水，山名“筆架”水名“硯池”，拱橋亭閣，鳥語花香。這一路寓教于景，我如劉姥姥之進大觀園，喜不自勝。 　　再往前行，氣象山北、植物園東，是一個廣場。平時為教工球場，一場場籃球排球大賽在工余時刻頻頻上演，像那些能飛身上籃、魚躍救球的“健將”如魏銘亞之類，便成了學生心中的偶像；重大喜慶之日，便是全校師生集會之所，節假慶典、大型會議、文娛表演皆在此舉行。 廣場之東是六幢兩層的“蘇聯樓”，除了最西北的一幢為教師辦公樓外，其余皆為教學樓，高中三幢初中二幢。當時的小小縣城，樓房極少，能有如此門高窗軒的密集樓群，真是蔚為壯觀了。想想日后就要在這等樓中讀書，心中不是一般的得意。后來發現，每到畢業之時，師生都會齊集廣場，以教學樓為背景，留下一張珍藏終身的畢業合影。 廣場北面與樓房之西的交界處，是一面長約20多米的黑板報。每逢板報出新之際，師生們在此會情不自禁地留步駐足，學校新聞、師生美文、競賽喜訊、校園花絮……，還有那雋秀的板書、巧妙的排版和精美的插圖，令人長佇其前，久久不忍離去。那些擔任黑板報編輯、書寫和插圖的學生，更是一臉神氣，自豪無比。到了八十年代，即使暑假也有人不斷關注，因為省丹中學子高考金榜題名的最新信息會在此公布。 讓省丹中師生自豪的還有黑板報和教學樓北面的運動場，一溜排十余片籃球場和當年全縣“唯二”的標準田徑場（還有一處在縣體育場），這在我們眼里真是了不得的高大上。每年一度的學校運動會和全縣中學生運動會都會在此隆重舉辦，鳴槍聲、吶喊聲、歡呼聲和廣播聲，不僅營造了學校的高光形象，還膨脹了我們學生小小的虛榮心。 　　運動場的西面是“生活區”。中間有一大片菜園，我曾好奇地深入腹地探尋過，發現邊緣臨近圍墻處還有雞棚豬舍，一位身材偏矮、五十歲左右的男人正在埋頭勞作。后來才知道這是一位“走資派”，名叫吳椿。文革后吳椿成了省丹中校長，在他的引領之下學校業績輝煌、聲譽日隆，奮力躋身于首批省重點中學之列。后來吳校長去高校擔任過領導，最終在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的崗位上卸任。 　　菜園的北面是宿舍，一排排帶院子的平房，雖然低矮還算整齊。文革期間沒有寄宿生，住的都是教職工和家屬，鍋碗瓢盆、老少一堂，很有些煙火氣息。學校食堂在校園的最西面，面積大約有上千平方米，當時真是覺得好大呀！食堂正門上有“膳廳”兩個大紅字，我們初來乍到，見識又淺陋，大概猜到“膳”和吃飯有關，但不知道讀音是啥，秀才不識字，只讀半邊音，居然也蒙對了。食堂之北的一排平房，是燒開水的“老虎灶”，還有當年省丹中人難以忘懷的“澡堂”，丹陽話叫“溫堂”。由于燒水不易，澡堂每周開兩次，男女輪換，人滿為患。 難能可貴的是，雖是小小縣城中學，文革前就有了圖書館和校辦廠。在硯池之畔，林木扶疏之處，藏書萬卷的圖書館和已有若干機床的小工廠比鄰而設。我不僅在圖書館借書，還在小工廠里學過“工”呢！ 這些年學校面貌煥然一新，校園建筑和設施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蘇聯樓”、大菜園早已被新廈大樓所取代，運動場中橙色塑膠跑道醒目，恒溫游泳館拔地而起。 　　舊時的校園大多只能在記憶中尋覓了，但有一座建筑伴著一棵古老的梓樹，依然默踞于校園深處，那就是“大成殿”——一座飛檐翹角的古典建筑，早年丹陽文廟的主殿。在上世紀70年代末，大成殿被改造成了“電化教室”。省丹中對學校的教育理念有一個極簡概括：“大成教育”——人皆能大成之謂也。如今，大成殿與筆架山、硯池水，就像從久遠歲月中走來的三位滄桑老者，只有他們還能見證丹陽文廟和省丹中的前世今生。 老師 我們讀書時，高一年級有12個班，按照文革建制，年級和班級各以連、排命名。那時的年級負責老師被稱為“連長”，明明是班長的學生被古怪地叫作“排長”。我還依稀記得，開學初先由連長傅祥新老師對全年級學生作廣播講話，每個排（班級）在教室聽完廣播后，再由既不是連長也不是排長的班主任講話。不過這種軍隊建制不久便無聲無息改變了，也不知何時還原成年級和班級了。 學校的老師多是全縣久負盛名的大咖，例如數學組就有因各擅專長的老師被叫作“某代數”、“某三角”之類。至于會說能寫的，則被稱之為“某鐵嘴”、“一支筆”等。 　　我到學校的第一堂課是何鴻文老師上的語文。那時的何老師三十多歲，凈白面孔，黑框眼鏡，普通話算是南方人中說得比較標準的，語調恰如其分的抑揚頓挫，語速恰到好處的不疾不徐，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文靜儒雅。但我覺得何老師的膚色太白了，似乎有點不同尋常。后來才知道，他是剛剛從“學習班”里出來，此前一直作為“516嫌疑分子”（注）被關受審呢！那個時期，“516分子”是個神秘而又沉重的罪名，受審者一定是精神和肉體備受摧殘，即使出了“學習班”也該是丟魂落魄、神情憔悴才是。可何老師除了“白”外，不僅一切與常人無異，還有著招牌式的微笑，自然歡悅若從心底流出。那時候的語文教材多是領袖文章、批判文稿、新聞報道之類，何老師常常油印一些美文作為補充教材，為我們這些飽受文革疾風暴雨裹挾的少年，打開了一扇真善美的窗口，知道除了“斗爭哲學”之外，還有人間溫情山河壯美；除了炎夏酷熱寒冬肅殺，還有春之繽紛和秋的絢爛；除了風雷霹靂，還有風清月朗……由此，我那朦朧的心底萌生出一些美好優雅的向往。在那特定的時期，選教這些“資產階級”情調的文章是明顯的“逆潮流而動”，尤其是“516”嫌疑洗刷未凈的何老師，該是承擔著什么樣的風險呢？ 如今我已走向老年，回想起來是何老師讓我喜歡上了語文，并在潛意識里埋下了一顆從事教育的種子。后來何老師擔任了教務處主任，并成為省丹中的第一位特級教師。1982年2月，我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畢業生回母校當了一名教師，并有幸成了何老師的徒弟。老師不僅是我教學上的楷模，更是我精神上仰賴的長者，教學中碰上難題去請教，生活中遇到煩惱去傾訴，成長中有了困惑去求援……如今老師常居加拿大，謀面雖然不易，但在微信中我依然可以領略老師創意疊出的青春揮灑…… 　　與何老師同為常熟人的袁倫昌老師，是我高二時的語文老師。最初袁老師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典型的“夫子”：南京大學高材生，兩只酒瓶底般的眼鏡片似乎濃縮了他多年的苦學，盡管滿腹經綸，言談舉止溫文爾雅，卻略帶與年齡不太相稱的拘謹。課堂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每誦讀課文到得意之處時，便有了沉浸式的語調悠長，甚而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與他平日里的謹小慎微、不茍言笑判若兩人。由于擔任了語文課代表，我與袁老師有了更多的接觸。一次袁老師忽然興起，就“而”字寫了一篇小趣文。四五百字的短文，從“而是”、“而且”、“故而”等現代常用義說起，再作金文、篆文和楷書的字形演變分析，最后探幽入微、追根溯源，在呵呵一笑中得出了“而”字的本義——“多么像一部仙風飄逸的大胡子啊！”這一幕距今將近五十年了，但袁老師手捋下顎如梳胡須的動作和笑容可掬的情態還恍如昨日。 記得是暑假中的一個大熱天，作為“副班主任”的袁老師來我家家訪，由于我是他的課代表，袁老師又讓我帶路，訪問了周邊幾家同學。也許是袁老師平時缺少社交，碰到家長又顯出了他本能的拘謹，家長見到了有大學問的老師，更是恭敬加惶恐。磕磕巴巴交流了些家校情況后，袁老師說：孩子潛力大，大人要耐心。家長說：小鬼不聽話，老師盡管打！平心而論，對話并不精彩，交流也不感人，但讓家長和學生都銘記著的是，胖胖的袁老師在烈日熏烤下的步履踉蹌，落座后的氣喘吁吁，深度眼鏡后謙和而又真誠的目光。路上袁老師告訴我，暑假期間他要把所教兩個班的同學家走訪一遍，認識了這么多家長、了解了這么多情況，他真的很開心。可我真的很為他擔心：這么個大熱的天，這么個文弱胖子，可別中暑啊！ 后來，我回母校當教師后，與袁老師左右相處，朝夕受教，更深領略了老師的博學和謙遜、敬業與淡泊。我每當遇教學難題時，常常會想到袁老師，不僅是與他同室辦公，更是因為從他那兒一定能得到令我心悅誠服的指導，還有那讓我感到如沐春風般的謙和友善。當我接任袁老師的教研組長時，他找我作了一次長談，不是褒揚我的成績，而是指出我的缺點，冷峻尖銳、直擊命門，全然沒有了以往“夫子”的委婉含蓄。雖然對袁老師的話風不太適應，但卻讓我醍醐灌頂，不太好受但很服氣，心中溢滿了敬重。此后，袁老師對我這位新任組長全力維護和鼎立支持，教研組也被評為丹陽市、鎮江市的先進教研組。我想，這正是袁老師待人以禮而守其正的知識分子風骨吧。 　　王治衡老師是南京人，曾教過我半學期數學。那時，王老師跟何鴻文老師一樣，也是剛剛從“516學習班”中“釋放”出來。第一次上課，我就從王老師清癯而略帶微笑的臉上，讀出了自信和剛毅，然后那鏗鏘的語調、激揚的身姿，以及他用語言和板書演繹出的一幕幕動人的情景，一下子把我們拉入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數學王國。當年的教材極其粗陋，王老師自編自印了若干講義。我記得僅“解方程”就有幾十頁，用的是16開米黃色紙張，我們把它釘成了一本冊子。由于喜歡王老師的課，我花了幾天時間爭分奪秒地把這本“方程題”給解完了，每解完一題便是一次心花怒放，這過程到今天還記憶猶新。只是當時有點拘謹，也沒好意思到王老師哪兒去報喜邀功，但好歹也被有些小伙伴們譽為“方程王”。 當我成了王老師的同事后，總是對王老師有一種仰望的感覺，這不僅是因為王老師榮任了副校長，更是因為他的激情、敬業和正直坦蕩。那時正是改革開放之初，王老師參與學校發展規劃的制定，主管教學教研和青年教師培養。他天資聰穎的才情、長期被壓抑的熱情、理想主義的激情，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被點燃了。旭日初升的校園中，我常見他匆匆疾走的身影；師生結對的培訓班中，我聆聽著他慷慨動容的報告；教學觀摩會里，我品味著他入木三分的點評……王老師一直體弱多病，我心底不由驚嘆：這么羸弱的身軀中怎么會有那么大的能量呢？后來，王老師因為身體原因辭任了副校長職務，到丹陽市教育局教研室當了主任，級別上屬“降格”了，可王老師云水襟懷，對名利從不介意，而是著眼于全市教學質量和教師水平的提高，躬耕勞作，直至退休。即使退休后，王老師還依然以病弱之軀勤學不已，筆耕不輟，多年教育成果與做人心得化成了滿紙書香，傳世流芳。今年初，我有幸得到了王老師剛出版的《父親的禮物》，捧讀老師新作，昔日老師的音容笑貌之外，又浮現起王老師的花開無聲、云起綻霞的晚年形象。 　　還有一位，雖然不是我的授業之師，卻對我的事業和人生有著潛移默化的引領。我大學畢業分配到省丹中后上班的第一天，是個大雪過后天氣陰寒的日子。校園中，老師們陸陸續續向會議室——電化教室走去。省丹中畢竟是縣城中學，即使是教師也大多衣著質樸，身著冬裝的人們不僅顯得有些臃腫，甚至還頗為土氣。這時我發現走在前面的幾位女教師中，有一位老師三十上下年紀，面容娟秀，體型、衣著和發型都有點與眾不同，精神、雅致、得體，不是搶眼而是耐看。很快就知道了這位是陳建華老師，上海人，還是我同一大學音樂系的學長。 在省丹中期間，有兩次與建華老師的合作至今不忘。一次是學校搞課程改革，建華老師領銜開了一門美育課程。當時有一種狹隘的美育觀，認為美育就是音樂、美術老師的事情。音樂是建華老師的本行，音樂以美化人自不待言，可她“志存高遠”，鼓動了若干中青年教師一起來“美”，我就是被鼓動起來的一分子。當然，我有些顧慮且一時不知如何入手，在建華老師的激勵和建議下，我選擇以中國古典詩詞為切入口，師生互動，品詩悟美，賞詩悅情，果然得到學生歡迎，先在兩個班試點，繼而推廣到全年級。后來，學校受委托舉辦丹陽市黨政干部集訓班，我將課程濃縮作了一次講座，居然也頗受好評。在此基礎上，我把這次學科美育的嘗試寫成了一篇論文，很快發表在省級教育刊物上。 還有一次是鎮江市舉辦中學生演講大賽，為不落俗套，建華老師與我商討后，組織指導了四位學生圍繞“何為師生之愛”開展辯論式演講。當時我還有點忐忑，這樣的內容和形式會不會得到認可。結果比賽大獲好評，由于不同于所有其他個人參賽，評委會專設了一項“特別獎”，授予我們這個獨辟蹊徑的演講團隊。不久，在時任學校團委書記的建華老師的鼓動和謀劃下，我鼓起勇氣參加了鎮江市首屆十佳青年的評選并最終當選。 　　后來建華老師根據組織安排，先后在宣傳部和大型企業任領導，全都干得風生水起，無不令我傾慕和敬佩。雖然建華老師長不了我幾歲，但她的穩重務實而又開拓創新、追求卓越而又風輕云淡的精神作風，不覺中也成了我做事為人的準則。后來我還獲得了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并成為當年鎮江市最年輕的特級教師。直到今天，我和建華老師還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在人生的后半程中看花開花落，望云卷云舒。 　　回望過往，省丹中這塊沃土，省丹中師生這個優秀的群體，饋贈了我多么珍貴的禮物啊！ 班主任 當年我們高中是兩年制。文革亂世，教育在時代的風雨里起伏飄搖。我記得1973年鄧小平復出，于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學校狠抓教育質量，勤奮學習成為一時風尚；不久又是“四人幫”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動員學生“上山下鄉”搞下放，人心渙散。日常教學以學工學農為主，不是去工廠就是去農村。班級也不斷重組，一會兒圍繞質量按成績分快慢班，一會又配合“下放”按地域分班，班主任走馬燈似地不停調換。第一年的班主任就換了四任，第二年的下學期才算基本穩定。 　　這時期我的班主任是秦漢光老師，當年只有三十多歲，風華正茂，風度翩翩。一口帶有常州腔的普通話，對丹陽這江南小城的學生有著天然的親和力。盡管這時學校已經飽受文革亂象的影響，教師尊嚴不斷受到沖擊，學生對老師出言不遜，甚至動手動腳的現象再次出現。作為班主任的秦老師常常處于驟然臨之的起哄、無故加之的辱罵之中。可在我眼里，秦老師就是一位彬彬君子，不驚、不懼、不怒，課堂中他依然精心教學，讓好學者折服；課余時與學生談笑風生，讓“搗蛋鬼”愧疚。學農時，秦老師特別善于與鄉村干部溝通，與當地農民交流，與班級同學共情，把十天左右的駐村勞作、學習、生活和娛樂安排得妥妥帖帖，學生們（當時全是縣城的孩子）雖然住谷倉、睡地鋪、收麥打場，卻個個如同過節一般快樂，全然忘了環境之差、農活之苦。其他班的同學紛紛傳頌，個個羨慕我們有個好班主任。現在我們這撥學生都已過了花甲之年，可這段亂世的班級記憶將永遠珍藏在我們的心底，時時回味那個時代特殊的師生之情。這些年來，我們每次都把與秦老師的小聚當做節日一般來期待，敘舊話新，心語洞見，其樂融融。 　　我在省丹中也擔任過2年的班主任。一次是1982年，我剛剛到學校任教半年。學校“教改”設了兩個男生班，被戲稱為“和尚班”，我擔任其中之一的班主任。由于剛入教門，雖然也有一腔熱情，卻毫無經驗，自然乏善可陳。一年之后“和尚班”解散，我的班主任生涯也就暫告一段落。盡管如此，我卻由此淺嘗了班主任的艱辛，也感受到了班主任的樂趣，初探到學生那五彩繽紛的心靈世界。第二次是1986年，我從畢業班輪回到高一，擔任了高一（2）班的班主任。暑假期間，學校組織了班主任研討班，資深班主任秦漢光、黃凌云、朱忠芬等老師的經驗介紹讓我這個“菜鳥”獲益匪淺。這次我算是有備而來，先是深入研究了新生檔案，對著照片熟悉學生的相關情況。新生報到那天，我見到每一位學生時，除了能脫口報出姓甚名誰，還能說出來自哪個鄉鎮哪所學校，或是數學特別棒，或是作文得過獎，或是唱歌有特長等，初次見面便如同家人一般熟悉。50多位少男少女初來乍到，我的這份“見面禮”讓他們既意外又開心。當然這只是一個開頭，面對這批淳樸聰明而又勤奮懂事的孩子，我是發自內心的喜歡啊！師生之間是那樣的純粹、干凈，沒有絲毫的功利之心，就像當年學生的我，和我崇敬的所有老師一樣。學習上孩子們個個不用揚鞭自奮蹄，根本無需我操心；學校開展的政治、體育、文藝活動和競賽，我們班樣樣奮勇爭先，即使與高二高三年級競爭也往往奪魁折桂；每天晨練，天色未明的操場上只要聽到最整齊的步伐聲，圍觀的班主任都會低聲地說：高一（2）班的來了！就在這一年，全校唯一的“江蘇省先進班集體”花落我班。讓我開心的還有許多似乎不值一提的小事，諸如：有時周末鄉村孩子不回家，晚飯后就會三五成群地到我的“蝸居”里談天說地話家常；有時孩子身體不適，悄悄讓我送上一份“病號飯”——煮碗菜面加點肉絲；有的家長送來一籃雞蛋，我會每天煮一枚給他的孩子；過年了，孩子從家養的魚塘中撈兩條魚送過來，便會當場燒好與他共進午餐；有的孩子一時用錢窘迫，會怯怯地跟我低聲說“陳老師，能給兩塊錢嗎？”——開學第一天我就承諾：有急需找陳老師。一年后，學校安排我接任教研組長，按慣例讓我卸任了班主任，這平凡的三百多個日夜在別人看來微不足道，在我卻是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經常咂摸的“高光時刻”。 農場 在我與學生共度的有限生涯中，還有一件令我“驚心動魄”的事情。那時，高中學生在校三年期間會有一次去學校農場實踐的經歷。農場不小，大約有百來畝吧，具體數字記不清了。那是地處全州鄉的一片坡崗地，大概因為土地貧瘠且非旱即澇不受人待見，不知怎的就落入了學校名下。反正也不指望有多好的收成，學校便將此地作為學生社會實踐基地，無非想讓孩子們感受一下鄉村生活，體會一點農民辛勞，磨礪一下吃苦耐勞的意志。農場有一位專職人員，是學校工友李學平，常年獨自一人在農場養雞養豬，日曝風刷，滿臉棕黑但兩眼炯炯，被學生稱為“非洲人”。1991年初夏，我和李金海老師帶學生去農場實踐。雖然大多是農村孩子，但這樣的少男少女“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日子也是不可多得，再加上年輕的金海老師才華橫溢、生性幽默，同學們勞作雖苦但還是很開心的。誰想一場“災難”正在悄然逼近。下午時分，老天漸漸陰暗起來，不久風起云涌，濃云壓頂，天空瞬間黑了下來，一場大雨即將來了，我和金海老師立馬招呼正在田中忙碌的孩子回宿舍。很快，大雨傾盆而下，田野一片迷蒙。正當我們暗自慶幸免遭雨淋時，忽然覺得有哪里不對，一種不祥的預感爬上了心頭：宿舍建在農場的低洼處，周邊丘崗，這棟房子有如處于鍋底。我和金海老師帶了兩位身高體健的男生出宿舍觀察了一番，雨勢絲毫未減，門前的水位不斷上漲，高處的水正在奔涌而下。我們商量了一番，決定立即撤離。這群少年霎時都成了漢子：女生先撤，小個子先撤；地形復雜，溝坎處站崗，體大力強者護衛。方案既定，立即實施。正在危急之時，教務處倪福明副主任趕來了，又有兩位男老師也趕來了，那位“非洲人”也趕來了，我們頓時信心倍增，按計劃有條不紊地撤出了洼地，孩子們終于轉危為安了。我還清楚地記得，最后我和金海老師撤離時，水已及胸了。不到一刻鐘，當我們站在崗坡上回望時，已是汪洋一片，宿舍被大水團團圍定，唯有屋頂還在雨水中飄搖。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不久前鄭州發生的水災忽然浮現在我腦中，似乎一道寒氣掠過了我的脊背。那個雨天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學校農場也早已撤銷，那萬幸的遭遇卻成為我們師生記憶中永遠抹不去的一幕，尤其那些臨危從容、先人后己的少年更是永遠定格在我的內心深處。 　　1993年暑假后，我告別了親愛的母校，調任鎮江市教育局工作。算起來，我在省丹中學習和任教前后有將近14年時光。時光如飛，驀然回首，我離開省丹中已經28年了，我母校的山水草木歷歷在目，我母校的領導同事恍然在側，我親愛的同學桃李芬芳，我靈魂的一縷會永留母校！ 　　80年前，母校從抗戰時期的重慶青木關帶著硝煙走來，當年的國立社教學院附中如今已是聲名遠播的江蘇省丹陽高級中學，綜合辦學水平穩居江蘇省重點中學的第一方陣。值此母校八十華誕之際，有太多讓我感動感激和感恩的人與事涌上了心頭，碎筆瑣憶，雖掛一漏萬，亦乃學子心香一瓣。 祝母校青春常在！ 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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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憶母校

陳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