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撤下的請戰請求，_____父親陳登舉的故事(三)作者走進花城

陳加莉

著名詩人郁達夫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打得正激烈時，前線的邊防軍分區也在后方機關向全體干部戰士發出了戰斗動員令，思茅軍分區是參戰部隊，所以機關的干部、戰士也紛紛寫下一份份的請戰書或請戰報告，要求到最前線的戰場，揮灑自已的青春和熱血、殺敵立功。 機要科的譯電員鄧云也積極的向機要科儲文哲科長提出了口頭申請，當時部隊前線很需要他這樣有經驗的譯電員，機要科也在考慮是否把他調上一線部隊。澤電員鄧云是1972年從四川米易入伍的，在新兵連就出了就表現出較其他新兵成熟穩重，連集訓完后，他就被瀾滄邊防三團選送到昆明軍區主管的思茅軍分區譯電員培訓班學習，他初中畢業，基礎好，學習也刻苦，還總結出一些譯電員學習的經驗，是近幾期學員中拔尖的學員，在云南省軍區舉辦的專業競賽中還拿過名次，榮立過三等功，畢業后經分區機要科諸文哲科長提名，把他借調到分區譯電員培訓班當教員。 可是，當思茅軍分區原政委，時任云南省軍區顧問的老紅軍陳登舉得知此事后，馬上到機要科找到機要科的儲科長說：“不要把鄧云的作戰請求報上去，把他的撤下來，他不能上戰場，他是獨生子，戰場上槍炮不長眼，他在戰場上有個三長兩短，軍隊不好向他父、母交代。”戰斗正在進行時，扣下請戰求是影響戰斗士氣、動搖軍心、有違軍隊紀律的事，難道這個顧問仗著他是老紅軍就可以把一個干部從戰場上拉下來嗎？ 原來鄧云參謀的身世非常離奇，他借調到分區當教員后，黨員組織關系歸機要科，而時任軍分區政委的陳登舉的黨組織關系也在機要科，陳政委這個有著4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老紅軍和鄧云這個有2年黨齡的小黨員，就成了同一個黨小組的成員，陳政委自覺且積極地參加黨小組活動，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作他小組活動的方針，到他發言幾乎都是自我批評，他會把工作中發現的其他人的問題，變成自己的問題來進行自我批評；把下級犯的錯誤變成自已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所以在上級的考核中，陳登舉就“老好人”一個。 他和鄧云在黨小組活動中認識后，有天鄧云說：我爸爸也是紅軍。陳政委聽后很高興，說：你寫信給我的紅軍戰友時，代我問他好！ 大約是197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鄧云來到了陳政委家，他滿口的河北涉縣口音，使出生在太行山區河南林縣的陳政委的愛人張蘭芳阿姨感到非常親切，涉縣與林縣相鄰，口音很像，張阿姨1948年就加入解放軍二野九縱隊，已經離開家鄉近三十年了，她也很想念她的家鄉，鄧云向他們說起了自已的身世：我有一個養父、一個生父。 養父是老紅軍、生父是抗日時期的民兵，他們都是傷殘軍人。老紅軍爸爸叫鄧仕清，他是1933參加紅軍的，四川會理縣人，他跟著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他經歷的大小戰斗無數，特別在抗日時參加的戰斗最慘烈，多次負傷，有兩次幾乎要了他的命，一次日軍的子彈打在他的腰上，沒拿出來；另一次是鬼子的炮彈片炸到他的大腿上，傷到了大動脈，幸虧救助及時，命是保住了，但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紅軍鄧仕清從戰士、班長、排長、連長一路打來，所在部隊是紅四方面軍，115師“老二團”和二野，1948年解放戰爭解放軍從戰略防役轉為戰略進攻，二野鄧小平政委提出“精兵簡政”，紅軍鄧仕清作為二等甲級傷殘軍人，被二野就地安置在129師政治部機關原所在地，涉縣王堡村相距不遠的中原村生活，分了帶園子的一孔窯洞和近一畝地供他使用。直到1966年他老了，需要人照顧，就娶了帶著個已近成年小子（鄧云）的婦女李愛華，組成了家庭。 1969年老紅軍鄧仕清向政府提出要回老家米易（解放后會理縣分為米易、會理兩縣）探親，得到政府批準，他看到四川米易家鄉的生活比中原村好多了，就產生了把家搬到米易的念頭，他還藏有另一個私心，把李愛華母子帶到四川，遠離原來生活的環境，使兒子更和他貼心。1970年他找到米易縣民政局，民政局在縣城給他蓋了房，他帶著養子鄧云和老伴李愛華回到了四川米易縣生活。 鄧云的親生父親李成是129師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的村民，政治部搬到村里，李成就參加了村里的民兵排，386旅在涉縣打的伏擊戰:神頭嶺戰斗，響堂鋪戰斗動員民兵都去支前，在響堂鋪戰斗中，因為排長犧牲了，李成被任命為代理排長，他在運送彈藥中不幸被炮彈炸傷了小腿，當時暈了過去，醒來時天已經黑了，他爬了一夜，爬到公路邊，直到天亮才被村民發現，把他抬回家，人民政府給他發了三等乙級傷殘證。鄧云生父因生活所迫經歷了三次婚姻，只有鄧云這一個親兒子，而鄧云的母親李愛華則從童養媳轉身，嫁給李成，而后一嫁再嫁、嫁給鄧云養父老紅軍鄧仕清已是嫁了5嫁，生了三男兩女，最后只剩下鄧云一個兒子。 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打得正激烈時，前線的邊防軍分區也在后方機關向全體干部戰士發出了戰斗動員令，思茅軍分區是參戰部隊，所以機關的干部、戰士也紛紛寫下一份份的請戰書或請戰報告，要求到最前線的戰場，揮灑自已的青春和熱血、殺敵立功。 機要科的譯電員鄧云也積極的向機要科儲文哲科長提出了口頭申請，當時部隊前線很需要他這樣有經驗的譯電員，機要科也在考慮是否把他調上一線部隊。譯電員鄧云是1972年從四川米易入伍的，在新兵連就出了就表現出較其他新兵成熟穩重，集訓完后，他就被瀾滄邊防三團選送到昆明軍區主管的思茅軍分區譯電員培訓班學習，他初中畢業，基礎好，學習也刻苦，還總結出一些譯電員學習的經驗，是近幾期學員中拔尖的，在云南省軍區舉辦的專業競賽中還拿過名次，榮立過三等功，畢業后經分區機要科諸文哲科長提名，把他借調到分區譯電員培訓班當教員。 可是，當思茅軍分區原政委，時任云南省軍區顧問的老紅軍陳登舉得知此事后，馬上到機要科找到機要科的儲文哲科長說：“不要把鄧云的作戰請求報上去，把他的撤下來，他不能上戰場，他是獨生子，戰場上槍炮不長眼，他在戰場上有個三長兩短，軍隊不好向他父、母交代。”戰斗正在進行時，扣下請戰求是影響戰斗士氣、動搖軍心、有違軍隊紀律的事，難道這個顧問仗著他是老紅軍就可以把一個干部從戰場上拉下來嗎？ 　　原來譯電員鄧云同志的身世非常離奇，他借調到軍分區當教員后，黨員組織關系歸機要科黨支部，而時任軍分區政委陳登舉同志的黨組織關系也在機要科，陳政委這個有著4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老紅軍和鄧云這個只有2年黨齡的小黨員，就成了同一個黨小組的成員，陳政委自覺且積極地參加黨小組活動，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作他黨小組活動的方針，到他發言幾乎都是自我批評，他會把工作中發現的其他人的問題，變成自己的問題來進行自我批評；把下級犯的錯誤變成自已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所以在上級的考核中，陳登舉政委就“老好人”一個。 陳政委和鄧云同志在黨小組活動中認識后，有天鄧云同志對陳政委說：我父親也是紅軍。陳政委聽后很高興，就說：你寫信給我的紅軍戰友時，代我問他好！ 　　抗日戰爭時期1940年陳政委在129師太行新編（獨立)第十旅司令部電臺作報務員時，參加了百團大戰，因在戰役中工作積極，完成任務好，被旅部選為"模范工作干部"，并由旅政治部批準提升為電臺臺長。 1941年2月，陳登舉同志被旅長范子俠、付旅長汪乃貴和政委朱穆之選派到129師通信科在職輪訓，就在涉縣赤岸村生活了半年，和129師的領導有了近距離的接觸，特別是主管通信的李達參謀長，這次培訓不光是技術培訓，還給各部隊派來的報務員講社會發展史，講中國地理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加強黨性原則教育。經過輪訓后陳登舉同志更堅定了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也對人民軍隊對自已的培養心存感激；陳登舉時年22歲，雖然那時生活條件堅苦，但他見人總是笑嘻嘻的而不說話，很"木納"的樣子，l.76米的個子在當時是很高的了，他愛打藍球，還代表129師司令部藍球隊出過場，與李達參謀長等首長同場競技；在赤岸村輪訓期間他也到過王堡村及和王堡村由漳河相連的索鋪村(129師后勤機關所在地)。因為那一帶有八路軍，所以日本軍隊在這一帶進行了瘋狂的掃蕩，他們的"殺光、掃光、燒光"的三光政策，給這里的八路軍和抗日群眾造成了妻離子散，衣食無著，貧病交加的生活局面，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和那里的老百姓在抗戰中的苦難和對抗戰的艱苦付出和八路軍戰士幾乎是一樣的；陳登舉同志的愛人張蘭芳也是抗日根據地河南林縣人，1946年就從家中走出入抗日政府所辦的“豫北聯中”學習，1948年加入太行軍區解放軍第九縱隊當戰士；陳政委夫婦兩人都是太行老區走出的軍人。 　　大約是197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鄧云來到了陳政委家，他滿口的河北涉縣口音，使出生在太行山區河南林縣的陳政委的愛人張蘭芳阿姨感到非常親切，涉縣與林縣相鄰，口音很像，張阿姨1948年就加入解放軍二野九縱隊，已經離開家鄉近三十年了，她也很想念她的家鄉，鄧云向他們說起了自已的身世：我有一個養父、一個生父。 養父是老紅軍、生父是抗日時期的民兵，他們都是傷殘軍人。老紅軍爸爸叫鄧仕清，他是1933參加紅軍的，四川會理縣人，他跟著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經歷的大小戰斗無數，特別在抗日時參加的戰斗最慘烈，他是115師"老二團"的多次負傷，有兩次幾乎要了他的命，一次日軍的子彈打在他的腰上，沒拿出來；另一次是鬼子的炮彈片炸到他的大腿上，幸虧救助及時，命是保住了，但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紅軍鄧仕清從戰士、班長、排長、連長一路打來，所在部隊是紅四方面軍，115師“老二團”和二野，1948年解放戰爭解放軍從戰略防役轉為戰略進攻，二野鄧小平政委提出“精兵簡政”，紅軍鄧仕清作為二等甲級傷殘軍人，被二野就地安置在129師政治部機關原所在地，涉縣王堡村相距不遠的中原村生活，分了帶園子的一孔窯洞和近一畝地供他使用。直到1966年他老了，需要人照顧，就娶了帶著個已近成年小子（鄧云）的婦女李愛華，組成了家庭。 1969年老紅軍鄧仕清向政府提出要回老家米易（解放后會理縣分為米易、會理兩縣）探親，得到政府批準，他看到四川米易家鄉的生活比中原村好多了，就產生了把家搬到米易的念頭，他還藏有另一個私心，把李愛華母子帶到四川，遠離原來生活的環境，使兒子更和他貼心。1970年他找到米易縣民政局，民政局在縣城給他蓋了房，他帶著養子鄧云和老伴李愛華回到了四川米易縣生活。 鄧云的親生父親李成是129師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的村民，政治部搬到王堡村，李成就參加了村里的民兵排，386旅在涉縣打的伏擊戰:神頭嶺戰斗，響堂鋪戰斗動員民兵都去支前，在響堂鋪戰斗中，因為民兵排長犧牲了，李成被任命為代理排長，他在運送彈藥中不幸被炮彈炸傷了小腿，當時暈了過去，醒來時天已經黑了，他爬了一夜，爬到公路邊，直到天亮才被村民發現，把他抬回家，人民政府給他發了三等乙級傷殘證。鄧云同志生父因生活所迫經歷了三次婚姻，只有鄧云這一個親兒子，而鄧云的母親李愛華則從童養媳轉身，嫁給民兵隊長李成，而后一嫁再嫁、嫁到鄧云養父老紅軍鄧仕清她已是嫁了5個人家，生了三男兩女，最后只剩下鄧云一個兒子。聽了鄧云同志自已身事的講述，對老區人民當前的生活介紹有欣慰也有唏噓，對傷殘軍人生活的不易更是同情感慨。 退居二線的陳登舉同志和他在思茅分區工作過的戰友合影 1979年當顧問的老紅軍陳登舉叫機要科儲文哲科長撤下鄧云的作戰請求后，給思茅分區黨委匯報說：鄧云身份特殊，他是兩代傷殘軍人的獨生子，他的養父和生父都是為新中國成立流過血、負過傷的人，我們不能讓他們再流淚，應該讓他們享受到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戰場上槍炮不“長”眼，如果鄧云有個三長兩短，犧牲或傷殘都是對建國軍人的再一次傷害，部隊不好向他的兩個父親和一母交待（對不起）。就這樣思茅軍分區同意撤下了譯電員鄧云參謀的作戰請求。 1983年鄧云參謀的愛人報著半歲大的男孩，從攀枝花到思茅探親后，回米易看望他的老紅軍養父，路過昆明，鄧云的愛人還專程抱著孩子到已在昆明離休的老紅軍陳登舉同志的家中，看望了兩位老人。 完 作者簡介:陳加莉，女，1959年10月生人，隨軍人父親、轉業干部母親在少數民族集聚地思茅渡過青少年時期，現已從廣東財經大學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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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撤下的請戰請求，_____父親陳登舉的故事(三)作者 走進花城

陳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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