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棋魂——廖井丹與圍棋

莫然

江山如畫，歲月無邊。大約是在1929年，父親廖井丹走出了位于如今重慶市長壽區的雙龍鎮老家，從此天南海北鬧革命。我們卻不清楚在父親跟隨共產黨打天下的征程中戎馬匆忙，何時學會了下圍棋？又如何與圍棋結下不解之緣？只知道父親摯愛圍棋，但他從沒給我們講過自己學棋的經歷。直到他年過八十，才告訴我們說，自己已有七十年棋齡。原來父親少年時期就學會了圍棋，那正是大革命時期，父親在他大哥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從此圍棋就伴隨父親走過了他八十年的革命生涯。戰爭年代，無論環境如何艱苦，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摸一下圍棋。抗戰初期在延安，他和丁玲、陳明都有棋藝交流。解放戰爭時，他任《東北日報》社社長時，和嚴文井等人是棋友。建國后，他長期在西南工作，經常對弈的有何郝炬，楊超，譚申平，李辛夫，張堅等黨政干部，還有李克光，柯召等文教界、科技界的棋友。父親晚年特別是離休以后，閑暇時間多了，下棋更多了。他積極參加各種老年圍棋活動和比賽，首屆＂陳毅＂杯老同志圍棋賽，他本已打入決賽，卻因生病住院不得不放棄決賽，只能屈居亞軍。平時也常有一些老同志到家里來下棋，有時人多還要同時開兩臺棋，我也曾湊數上場陪金明，李云川，劉實等叔叔伯伯下過棋。父親最后幾年，因身體原因，腿腳又不方便，已不能外出活動，來訪的人也很少，他每天都自己在計算機上下幾盤圍棋。父親曾收藏幾本圍棋古譜，也曾打譜研究。上海的《圍棋》雜志是當時國內唯一的圍棋專業期刊，他從創刊號就一直訂閱，每期都看。他經常觀看棋校學生對局，也常和專業棋手下棋，在老干部中，他的圍棋水平是比較高的。由于戰爭年代時間緊張，他習慣了下快棋，很少長考，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落子很快。平時下娛樂棋沒問題，參加比賽就有點吃虧，常常一步隨手棋而痛失好局。因此，他參加老年棋賽有時成績不夠理想，沒有反映他的真實水平。父親下棋當然想要爭勝，但對勝負並不特別計較，真正是＂勝固可喜，敗亦欣然＂，一坐在棋盤旁，就心無旁騖，沉醉在棋局中，品味圍棋的魅力，享受對局的快樂。他是真正的圍棋愛好者。 從五十年代后期起，父親為普及和提高圍棋，推動圍棋亊業的發展，作了大量工作。這不僅是因為他熱愛圍棋，更因為這是黨的亊業。圍棋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的瑰寶，振興圍棋，對于豐富人民群眾文化體育生活，振奮民族精神，有著重要的意義。父親是老革命，陳毅元帥是政治家，如果他們的愛好與國家的發展沒有關系，他們也不會去推動這件事。當時父親與陳毅在北京和成都多次下圍棋，每次都要談到發展新中國圍棋事業的話題。陳帥囑咐父親，圍棋雖小品德最尊，一定要把四川的圍棋搞上去。父親深刻理解了陳帥的意圖，并努力去貫徹落實。1954年底到“文化革命＂初期，父親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成都市委第一書記，他有條件為圍棋事業多做一些亊情。他牢記陳帥的囑托，從基礎抓起，狠抓棋校建設。于是父親下令把一個黃金地段的院子調撥給棋校，從全省調來孔凡章，杜君果，周孝棠等高水平的棋手當棋校的教練。黃乘忱是國內知名的老棋手，父親和有關各方協商把黃乘忱從重慶調到成都棋校工作，還安排他當了省政協委員。父親又為棋校爭取到每年500美元的外匯指標，用于定購日本的《棋道》、《圍棋俱樂部》、《圍棋新潮》、《圍棋》等四種月刊，及日本棋手坂田榮男，橋本宇太郎，大竹英雄，高川格及吳清源等人的圍棋著作，對提高棋校教練、學生的專業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父親還非常重視圍棋的普及，努力為群眾性的圍棋活動創造更好的條件。1959年建成的成都棋園，是面向群眾開放的棋類活動場所，面積約400平米，可同時開展100多臺圍棋的比賽。大廳設有圍棋，象棋，國際象棋的大棋盤，常有棋手對局，專業棋手現場講解。陳祖德，聶衛平都曾在這里講過棋。成都棋園每天可接待近千名棋藝愛好者，當年曾是國內最大的群眾下棋場館。成都圍棋活動開展得好，是圍棋界的共識。陳祖德在《超越自我》一書中寫道：陳毅杯邀請賽的亞軍是中宣部副部長廖井丹同志，他以前是成都市委書記，由于他的熱心提倡，四川省的圍棋活動開展得可好了，論普及在全國首屈一指，論提高是人材輩出，尤其是女棋手，出現了孔祥明，何曉任等名手，為祖國立了功勛。 1962年，中國圍棋協會成立，陳帥任主席，父親擔任了副主席。這是一份責任，他開始更多考慮盡快提高中國圍棋水平，趕超日本的問題。1964年6月，父親擔任中國圍棋代表團的團長，率領陳祖德，吳淞笙，羅建文，沈果蓀，王汝南，陳錫明等六名解放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棋手訪問日本。當時中日圍棋水平差距相當大，我方棋手在對日方高段棋手時都被讓先或授二子，卽使這樣，中國代表團在九場五十四局的比賽中還是輸了三十局，和了4局，只勝了二十局。雖然輸了，父親認為還是要看到進步，看到亮點。這次中方獲得40.7%的勝率，是1960年中日圍棋代表團互訪以來勝率最高的一次，特別讓他高興的是七月五日在東京進行的雙方都非常重視的＂新銳對抗賽＂，中方取得了三勝二和一負的好一成績，陳祖德，吳淞笙，羅建文，分別戰勝在日本風頭正勁的大竹英雄，茅野直彥，工藤紀夫三個年輕的專業六段。中國圍棋打敗日本的曙光已經初現。 從日本回來后，父親多次向圍棋界的同志強調，戰勝日本的希望在年輕人身上，要加大力度，加快步伐，不拘一格選拔和培養優秀的圍棋新人。那正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有的干部提出要貫徹階級路線，讓棋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退學，引起爭論。而父親關注的卻是這兩點：要建設精神文明，除了棋所，便是棋者。他知道此事后召集有關單位領導開會，明確反對＂左＂的做法。他說：”我國乒乓球隊得了世界冠軍，賽場上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都說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並沒有人問，這是中國什么家庭成份的人取得的。我們和日本進行圍棋比賽，如果選成份好，技術水平差的去，比賽輸了，總不能發表聲明說：由于我們貫徹了階級路線，好的沒有出場，所以輸了。＂就這樣，父親保護一些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好苗子，讓他們有了成長的機會，其中有的人后來對中國圍棋做出了很大貢獻。父親深知圍棋從娃娃抓起，不是要培養千百萬棋手，而是通過傳承中華文明，陶冶品行，增強思維能力，使祖國接班人更好地在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路子上成長，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在父親的倡議和大力推動下，1965年8月，在成都舉行了十單位少年兒童圍棋賽。來自北京，上海，四川，廣東，浙江，福建，山西，云南，江蘇，河南的七十八名少年兒童選手參加了比賽。這次比賽代表了當時國內少年兒童圍棋的最高水平，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全國少年兒童圍棋的發展。這次的兒童男子組冠軍，是后來的中國圍棋代表人物棋圣聶衛平。少年男子組的前幾名謝裕國，華以剛，黃德勛，邱鑫等人不久就進入國家隊。此后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圍棋遭遇嚴冬。當春天來臨時，在國家隊的這些當年的少年和陳祖德等青年棋手，成為中國圍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中堅一代。還有很多參加過這次比賽的棋手，成了各省市組建圍棋專業隊的骨干。1965年，在成都杜甫草堂舉行的少年兒童圍棋賽，對保持中國圍棋的傳承，防止人才斷層的擴大，起到非常重作用。1966年在鄭州舉行的全國圍棋賽，成都隊18歲的陳安齊獲成年組第8名，馮宗存獲少年組冠軍，張成華、侯世明、雷貞倜分獲2、4、6名。從青少年抓起的措施大見成效，為后來“棋城"的崛起打下了良好基礎。 父親非常重視圍棋書刊、資料的出版發行。1964年中國圍棋代表團訪日途經上海時，他會見上海市長曹荻秋，提出請上海幫成都制作一套圍棋印刷銅模。有了這套銅模，就能出版圍棋書刊資料了。1966年初，成都市棋藝俱樂部推出了面向初學者的不定期刊物《學圍棋》，父親題寫了刊名。雖然只出了三期，但組建了隊伍，積累了經驗。1980年開始，以《成都棋苑》叢刊在全國公開發行。1985年，在父親的大力支持下，全國唯一的棋藝（和橋牌）專業出版社在成都成立，父親被聘為名譽社長。1986年，由中國圍棋協會和《新體育》雜誌社主辦的《圍棋天地》創刊，父親是主編，他寫了一篇“圍棋到騰飛的時候了＂的代發刊詞。他鼓勵劉善承撰寫《中國圍棋》，並給國家文物局領導寫信，安排劉善承，陳克忠等人到故宮博物院查圍棋史料和文物。1985年7月《中國圍棋》面世，洋洋灑灑一千二百多頁，堪稱"圍棋小百科全書"，好評如潮。成都的圍棋得到推動，應該有以下幾條:1，領導階層的重視，市體委副主仼劉善承也做了不少工作。2，重要專家和青年骨干，成為中間力量。3，機構的建立很重要，比如棋校和棋園。4，圍棋普及和出色選手的湧現也是助力。5，賽事先行，並從青少年抓起。6，傳播渠道，出版社和雜志功不可沒。7，發掘國故，恢復云子，收集國際圍棋信息。8，在國家體委和中國圍棋協會領導下開展區域內工作。在不長的時間里，成都各界做了不少工作，所以這個成績是各層面努力取得的，父親只是給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而已。 我們對父親過去的事也知之不多，此文只是從再認識父輩的視角去挖掘老一代的精神閃光，也是對歷史現象及本質的再認識。父親的一生確實與圍棋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我們回憶這一切時，不禁想起了老家背后的山坡上，那一棵郁郁蒼蒼的大樹。父親說他離開故里時，這棵樹才剛種下，如今卻是四人都環抱不過來。父親熱愛圍棋的根，也是深深地扎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所以這份熱愛才能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不但使他自己終生受益，陶冶了他那高尚的情懷，純潔的品質，剛正的性格，以及長壽的養生方式，也給朋友們帶來了怡情的歡樂。更重要的是他做為中國圍棋協會副主席，還給中國圍棋事業的發展與推進，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盡到了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撰文：廖二鳴。整理：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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