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父親誕辰100周年辛酉年——辛丑年

海南薛武鷹

今年，辛丑年農歷六月廿五日（2021.8.3），是我父親誕辰100周年紀念日。 　　這是父親薛如初在1963年1月25日（大年初一）拍的照片，時年42歲。 　　一百年前——1921年農歷六月廿五日亥時（1921年7月29日），我的父親薛如初，出生在海南島瓊山縣城南薛石鄉薛村。祖父薛錦春是獨子，從小聰明好學，曾祖父薛苯為了培養他，在他十六歲的時候，配比他大二歲的石塔村王氏為妻，以解決家中勞動力的問題。民國四年（1915），祖父是民國初期，薛石鄉第一個考上府城肇新高小學校的（現府城街后街瓊山區教育局宿舍大院里），是當時瓊山縣府城高小最高學府。每當祖母給他送米送菜到學校時，同學們都說：“錦春，你姐姐來了”。祖父畢業后成為城南一帶學問較高的人士之一，被聘請在薛村私塾里教書。民國十六年（1927）民國瓊山縣政府認為祖父在城南一帶有文化、有威信、有能力，就委任祖父當環城鄉團董，時年29歲。后因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轉入地下。國民黨政府為了鎮壓共產黨，下令各個鄉自籌資金建炮樓。即調祖父回薛石鄉當團董，指定在橋南沙溪邊籌建薛村炮樓，控制南北交通要道。當時，群眾生活困難，款籌備不上來，上峰又追迫得緊，祖父只好賣了自家二塊3畝多的水田地，用賣地錢按時完成建炮樓的任務，得到民國縣政府的表揚。后來，祖父由于鎮壓共產黨方面無力，抓到了于心不忍上交就放了，多次受到縣里的指責。 父親7歲那年夏天的某個晚上，和他睡在一起的祖母突然死亡，一雙眼睛被老鼠挖去吃掉了。半年后，祖父繼娶石村（龍橋）16歲的陳氏為填房。由于祖父當團董一事出力不討好，好象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真正是“賠了夫人又賠田”。到了民國十九年（1930）下半年就辭職，仍繼續在村里教書，繼祖母務農，父親這時也上薛村小學讀書了。民國二十年（1931），城西仁里村聘請祖父去教書，他把我家的房屋賣給族里宗親，帶著全家離開他傷心的祖籍地，到城西仁里村教學，兼行醫（中草藥醫生），父親也隨到仁里村小學讀書。祖父在仁里村買了一塊旁邊有個大水塘的二畝多旱田地（在今龍昆南路與城西路的地方，原府城至仁里村路的小橋旁邊）來耕種，以來維持生活。正是祖父當了這二年的團董建炮樓這件事情，給我們家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間，蒙上了一層陰影。 　　當時我祖父在仁里村買的二畝多旱田地，就在這一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擴建龍昆南路時，這一帶的農田和水塘都被填了。 　　父親隨祖父到城西仁里村小學讀初小，于1932年至1934年在府城讀高小畢業后，13歲的父親開始走上他打工的路。第一次是在海口“瓊南生”茶店當店員（服務員），二年多后，由于繼祖母陳氏去世，父親便回仁里村務農和照顧三個弟妹，協助祖父養家糊口。 　　說起繼祖母陳氏，她從小勤勞樸素，16歲從石村（龍橋）嫁給比她大14歲的我祖父當填房，也是出于無奈。她家境貧寒，年幼失去雙親，隨哥嫂過日子。她大哥好賭成性，賭輸了就回家迫她要錢，拿不出錢來就把她和嫂子綁在樹上毒打。祖父經媒人介紹，了解到她的情況后，用五塊銀元當彩禮把她娶回家。繼祖母嫁過來后，生了二男二女，對父親如親生兒子。繼祖母的死亡是氣死的，原因是：她嫁給我祖父后，在1932年生下我叔叔薛如仙。叔叔生出來的三天里不吃不叫，祖父拿來手電筒照他的眼睛后，叔叔就哭起來，也開始吃奶了，但叔叔的眼睛瞎了，這可能和用手電筒照他的眼睛有關系。后來繼祖母又生了二個姑姑和一個小叔。叔叔7歲的時候，有一天背著幾個月大的小叔去玩，把小叔放在到我們家地里，他跳到旁邊的大水塘里玩水。由于叔叔是盲人，看不到小叔也爬到水塘里，結果不滿周歲的小叔被淹死了。小叔的死，對繼祖母打擊很大。她整天哭哭啼啼，埋怨自己的命苦。自己不到十歲父母去世，跟隨一個好吃懶惰又愛賭博的大哥生活，沒少挨大哥的打。嫁給我祖父后得到了一個溫馨的家庭，不料生的大兒子雙目失明，小兒子又溺水身亡。繼祖母這樣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活活的氣死了。 　　父親從薛村搬到仁里村，一直是租我外婆娘家的房子住（她娘家沒有男孩）。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全國民眾人心惶惶。由于害怕日寇抓青年婦女去當慰安婦，在外婆堂弟老梁舅公的介紹和主持下，住在外婆娘家的母親，和父親在1938年底在仁里村舉行簡單的婚禮，父親時年17歲，母親14歲。父母結婚后，家里有母親管家，父親經人介紹，從1938年起到海口海南書局當印刷工人。當日本人要登陸海南前夕，祖父深知日本人入侵后，必然要找當地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出來協助他們對中國人的統治。因此祖父決意離開海南去湛江霞山。這時，和祖父同期在城西某鄉當團董的某人（此人后來參加瓊崖縱隊，在一次對日寇的戰斗中受傷，被日本鬼子抓到，拉到府城剖腹挖心肝示眾。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認為烈士），勸祖父和他一起去投奔共產黨抗日。祖父擔心共產黨容不了他（主要是村里的），也不想留在府城，就謝絕某人的勸告，帶著父親逃去湛江西營（法國租界地）。后來的事實證明，祖父的選擇去西營是明智的。日寇侵瓊后，有幾個原在民國政府部門工作的人，被日本人叫出來當維持會長或其他公干的，日本人投降后，被當作漢奸槍斃了。1939年2月日寇侵瓊，當時年齡剛滿15歲的母親，帶著雙眼失明7歲的叔叔和二個姑姑（一個5歲、一個3歲），在外婆和老梁舅公的幫助下，艱難地生活在仁里村。 當時，日軍就駐扎在現海南中學旁邊的炮樓據點里，經常到仁里村和附近村莊騷擾民眾，有一天，一個日本兵來到仁里村，遠遠看見母親就追趕，她跑得快，剛好近處有一個外地的婦女路過仁里村，就被那個日本兵就近給抓走了，母親僥幸逃脫。多年后母親對我說起這件事時，還是心有余悸。 　　父親他們到湛江霞山后，祖父繼續行醫，父親去“瓊南茶樓”當挑水掙錢。第二年，西霞（營）“統一酒家”聘請父親去當店員。 到了1940年夏天，接到父親傳來信息，要我母親帶弟妹去西營。于是在某天的一個晚上，我母親背著不滿5歲的小姑，7歲大姑牽著身背行李的9歲瞎子叔叔，從仁里村徒步十多公里，到海口市新埠亮腳、亮肚（地名）一帶，乘木帆船偷渡去湛江（日寇為了防止瓊崖縱隊和大陸聯系，封鎖了瓊州海峽）。途中乘木帆船在海上，看到被日軍用軍刀殺死的偷渡者尸體，有大人的也有小孩子的在海上漂浮，船上的人嚇得大氣都不敢出。這船偷渡客的運氣還行，母親她們都能順利到達湛江西營，幾經周折找到了父親。 母親到西營后，就在現在的霞山區東堤八角菜市場一帶，販賣蔬菜過日子。第二年，西營“統一酒家”聘請父親去當店員。因父親有高小畢業的文化水平，又能寫一手漂亮的小楷體字，平時做好本職工作外，晚上還協助老板計帳和算帳，同時也學到了不少的知識。 在霞山這幾年的時間里，祖父又繼娶了第三個祖母，名叫莫有珍，廣東番禺人，時年剛三十歲，也是落難逃到霞山的。三祖母從十幾歲起就給人當傭人、保姆，在霞山也是給人當保姆帶小孩子，也協助母親賣蔬菜。她人品好，懂規矩，對家人相敬如賓。霞山俗稱廣州彎，雖然是法國租界地，但那里什么人都有。有國民黨、共產黨的聯絡站，也有海盜探子。晚上不是日本人闖進來抓抗日分子，就是海盜來搶東西。有一天深夜，二個海盜來搶我們家，祖父和父親拿起扁擔和倆個海盜對峙，三祖母她抓起菜刀沖上去，對著海盜亂砍。面對象瘋子般發飆的三祖母，海盜只好逃之夭夭。后來母親對我來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說：“別看她平時是文質彬彬的淑女，但她那次發飆起來，形態比海盜還可怕。” 三祖母1944年生了一個女孩，因1945年初感染當地的一場流行病，和比她小幾個月的我哥哥先后死亡。 我叔叔薛如仙，也是在霞山得到一個和尚的真傳，教他算命和按摩，從此開始了他算命和按摩謀生的盲人生崖。 　　三祖母莫有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們全家于10月底回到海口，先后牛角村和深記租房居住。祖父繼續行醫，三祖母和母親給人當保姆，父親在海口“國民茶樓”當店員。民國政府為了處理日偽時期遺留下來的一些檔案材料，成立海口處理局招聘工人。1946年春節后，父親應聘去當什差（低級工人），夜間去海口“協信會計講習所”學習會計，1947年在會計講習所學習畢業后，于5月經朋友介紹，到民國文昌縣政府應聘當會計，并兼文昌縣警察局會計。當時民國政府實行財政包干，人員定額，多收分成的財政政策。各縣市每年的財政收入，全部上交省政府指定的銀行，由省派的出納員管理，然后按比例撥給地方政府。下面的會計人員只負責計帳，各縣市長有權聘用政府工作人員和資金分配。在文昌縣這幾年里，父親目睹了民國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存在吃空餉的貪污腐敗狀況。 父親在民國文昌縣政府當會計時，還帶舅舅去當會計助理員。由于這件事情，文化大革命時間，舅舅單位有人從他填寫的履歷檔案中看到這一材料，獲如至寶，以為是抓到了一條國民黨的漏網之大魚，把舅舅抓起來關到“牛棚”里一年多。經多方外調審查，最后沒有查到什么證據，只好放人。后來，單位調來一位領導是“四野”轉業干部，他敬重舅舅的人品、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和有精通的業務技術，是難得的人材，就培養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舅媽不久后也入了黨，她在辦理身份證時，不知道出生日期，就以她7月1日入黨時間為出生日。舅媽在母親車禍死后，連續三年春節為我妹妹縫新衣服。 　　這是日軍1939年侵瓊占領文昌縣政府時，拍的黑白照片。1949年農歷十一月廿六日，我就是在這里出生的。 　　1949年農歷十一月廿六日，我出生在原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文城鎮。祖籍在海南瓊山縣府城薛村，系薛氏遷瓊叔祖支二十六世。因出生在文昌縣，父親給我取名薛文昌。文化大革命時，我自己改名薛武鷹，一直沿用至今。有趣的是，父親與共產黨同年誕生，我與共和國同齡，也可能是全國少有的吧！我經歷了共和國的風風雨雨，做為一個 “老三屆” 、“下鄉知識青年”，走過了一條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路。成為共和國歷史上最不尋常、最耐折騰、也是最樂觀的一代人之一。 　　1947年初，父親到到文縣縣政府當會計期間。由于當時內戰，物價飛漲，生活結據，父親兼職文昌縣警察局會計。我出生后，父母沒錢請保姆，母親只得冒著寒風細雨，到水井打水洗衣服、尿布。僅十二天就患了(月內風)病。到了1950年4月，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父親帶著重病的母親和我，從文昌縣回到府城大路街外婆典住的家，由外婆梁喜轉照顧，還得到姨媽林常玉的資助。外公因病中年早逝，年僅四十出頭的外婆，不想回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舊州心良村婆家，就在府城大路街典了一間房子住，靠“走市”養三個孩子過日子。每天晚上十點左右從府城出發，徒步到永興、雷虎一帶的農村集市，買些農副產品挑回府城賣，賺些繩頭小利，含辛茹苦的養育著二舅林常森、小姨林常玉和小舅林常茂等三個孩子，日子過得特別艱難。母親患病回來后，外婆肩上的擔子就更重了。母親的奶水少，外婆既要抓藥給母親治病，又要照顧我們的生活，沒錢買糖，只能撿些甘蔗頭剝皮，用口咬，用刀背砸，硬是擠出些甘蔗水煮米糊喂我。看到我瘦得皮包骨難養，據說有賤名的孩子好養，就起個小名叫“阿狗”。經過外婆一年多的精心照顧下，我們母子倆在鬼門關前走了一趟，終于挺了過來。 　　這個裝棉被的粗布袋子，是1951年4月瓊山縣政府機關先后搬到云龍鎮嶺腳圩時，父親買來裝綿被及行李用的。1968年11月我上山下鄉時，母親又給了我。這是父親唯一存下來的用品，己經有70年了，我現在還用來裝綿被。 　　1950年8月份，瓊山縣人民政府成立縣糧食局，父親應聘到瓊山縣糧食局會計股當會計。1951年夏天，祖父患病在海口過世。祖父一死，以組織名義針對祖父的是非事也就連接而來了。首先是有人說祖父是害怕共產黨政府而畏罪自殺，要開棺驗尸。由于有關部門不同意而作罷了。到了“三反、五反”運動時，有人又告發父親是暗藏的國民黨人員及租父的歷史問題。由于父親參加工作以來所填寫的履歷，與組織調查的情況相符。瓊山縣審干辦公室對父親的審干檔案中，有村里的薛如惠出具的證明中稱：“他父親當薛石鄉團董時，薛的年紀小還在上學，那時看來，他父親對他是沒有大的影響的”。審干結論是：“沒有發現其他政治問題”。1953年設置在云龍嶺腳的瓊山縣政府，有一次主辦的公審大會上，對父親作為交待問題認真老實的典型進行表揚。而對另一個隱瞞歷史情況的瓊山縣某局工作人員，宣布逮捕，判了重刑。這件事情影響很大，那時在縣機關工作的人都認識父親。直到十幾二十年后，不少認識我的干部提起父親時，都說我認識你父親。 這件事情，是我在1971年被推薦參加工作前，父親教我填寫家庭成員情況時，對我談了這件事情經過時說：“家庭情況對組織一定要說如實說明，否則就會弄巧成拙。” 　　這是三祖母于1952年夏天離開海南，去東北當保姆前，和我媽、姑姑、二姑、我和她以前帶大的小女孩，一起在海口新華北路“光明照相館”合影留念的相片。 　　三祖母莫有珍一生的謀生手段，是給人家當保姆帶孩子。1951年祖父去世了，她到一個老革命（夫妻倆人都是瓊縱老戰士）家當保姆。此人全家于1952年夏天調往東北一個用信箱通信的某單位工作。組織對當保姆的三祖母進行了嚴格的政審后，才批準她隨行。三祖母離開海南時，只告訴母親她乘船的時間，可能是怕分別時的痛苦心情受不了，沒有說是在秀英碼頭乘船。當時因瓊山縣政府搬到云龍鎮嶺腳圩，父親也隨縣糧食局搬去，不在海口，只有母親帶我到海口鐘樓碼頭找不到三祖母時，抱著我哭成了淚人。也為她自己沒能留下三祖母，而后悔終生。 　　三祖母去東北前，如蓮姑姑己經在海口罐頭廠當工人。文化大革命時，有一個在某專政機關工作的村里人，去罐頭廠辦案時，看到姑姑在廠里上班，就向有關單位反映，說姑姑的父親是反革命，不宜在生產出口食品的廠里工作。不久姑姑就被從海口罐頭廠調出，到海口某塑料廠當工人至退休。 　　三祖母去東北后，小姑薛如英也被海南軍區招待所吸收當公務員，第二年調0953部隊后勤部當公務員。 　　三祖母幫這位老干部當保姆的夫妻倆人，先到廣州學習近一年時間，才到東北哈爾濱的單位任職。祖母帶大地倆個女兒，和他的一家人比自己親生的還要親。由于這個單位的特殊性，祖母和我們從此不再聯系了。直到改革開放他們家調回廣州，通過多方面的幫助，到1986年我們家才和祖母聯系上。這年7月份，父親帶著我繼母陳淑琴和我7歲的二兒子到廣州，和三祖母見面，然后帶她一起回到海南。然而，三祖母回來還沒有幾天，廣州那邊多次來電催她快點回去。就這樣，三祖母回來住不到半個月，也放心不下那邊那個家，畢竟他們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了，在我們家生活才近十年。在那段時間里，只要我出差經過廣州，都要去看看她老人家。過了幾年后，三祖母走完她當保姆的人生路，他們家也給三祖母養老送終。 　　這是1986年7月份，父親攜繼母陳淑琴和我二兒子薛曉蕾，在越秀公園五羊石雕像前和三祖母（中）合影留念。 　　1956年，全國形勢大好，國家進入正規化建設。軍隊實行授銜，地方各級人員進行編制改革。父親由于對會計業務的精通，他認認真真的算帳，清清白白的做人，多次受到上級的表揚。他每月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海南行政區糧食局還請他去幫忙匯總全海南島糧食系統的報表，成為糧食系統會計業務的尖子。因此，實行工資制以后，父親從每月以二百斤大米折價計報酬，改定為干部23級工資制，按當年這個工資標準，相當于縣級機關股長的工資級別。但因為歷任股長們的工資都比他的低，因此這個工資標準，一直到1972年全國工資大調整吋，才調升為干部22級。 　　當時剛解放不久，專業人士缺乏，海南區糧食局會計科經常叫父親去幫忙，特別是一次年報表上報省廳后退回，區局還要請父親和他們一起去廣州處理報表。區局里的一位領導知道這件事后，對他們會計科的業務水平提出質疑，說了：共產黨的會計還比不上國民黨（時期）的會計。僅僅這句話，1957年差點就被劃為右派分子。這位“四野”干部是立過大功，因滿身槍傷才轉業到地方的。因此，只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自己檢討后才過了關。但他后來的日子也不好過，每次運動都會有人拿他這句話說事。父親每個季度到區糧食局幫忙的事，一直持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才停止。 　　我和三祖母、二兒子曉蕾，于1986年8月在五公祠合影留念。 　　緊接著又遇到三年國家困難時期，全國實行公共食堂。父親開飯在糧食局食堂，我們母子三人吃飯在府城縣后街食堂。母親幾乎每天都要去砍柴送到食堂，以抵伙食費。母親為了我和妹妹能吃飽，經常餓著肚子，這樣又患了“水腫”病，差點又要到閻王爺那里報到了。幸好府城糧所所長李大娘(四野南下干部，鐵嶺人)出手相助，把糧所倉庫里的面粉袋，不定期的給我們家和街坊鄰居洗后，將沉淀的面粉水，煮成面糊加上野菜吃，這樣的幫助將近一年時間，才救活了我媽和街坊鄰居好幾家人的生命。 1960年夏天，是最困難的時候，府城到處都是人們種蕃薯、種菜和木瓜來自救。父親在半個月的時間里，利用中午下班的時間，帶我到現在的從海南中學到龍昆南路的板橋路的拐彎處北邊，開荒出一畝多地，種上蕃薯，間種芝麻。有一天開荒回來的路上，看到有人賣二塊錢一斤的熟蕃薯，他賣了一斤才7個，不懂事的我一下子吃了三個，剩4個母親和妹妹各吃一個，父親和母親推來推去才吃二個。這樣，我們收獲了許多蕃薯。又將收獲的芝麻全部賣給府城糧所，換了食油20多斤，父母將部分蕃薯和食油，送給叔叔和倆個姑姑。這樣的收獲，在府城人來說，是少有的、珍貴的。母親在1962年再生我弟弟薛文城。我從7歲起，媽媽就教我洗衣服，教我釘鈕扣補衣服，還迫著我挑水做飯掃地等家務活。她常說：“一個男孩子，從小不養成勤勞苦干的習慣，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本領，長大了怎么養家糊口。” 　　因父親工作認真負責腳踏實地，業務水平高，多次被評為瓊山縣、海南區糧食系統的先進工作者，被當作獎勵品的背心、文化衫都穿不完，這對在當時實行憑布票才能買到布料的情況下，是一件很光榮而又實惠的事。 1965年國慶節后的某一天，瓊山縣糧食局領導要培養父親入黨，他非常高興，是自己的工作得到組織的認可。回家后，拿著剛從書店里買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給正在讀高一的我，叫我幫他寫入黨申請書。我問他申請入黨的理由時，他說：“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也是在新舊二個政府機關工作過的，認識到新舊社會二重天，共產黨真正是為人民的政黨。” 我把父親講的這段話，寫到他的入黨申請書中去。我在代父親寫入黨申請書時，認真的看了幾遍黨章，這是我第一次看黨章和代父親寫入黨申請書，覺得很光榮，暗暗下決心長大了后，也要申請加入共產黨。父親的申請書遞交上去后，組織派人到薛村調查情況。村里人聽說父親申請入黨，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緊接著有幾個人帶著大隊的介紹信來到局里，要求局領導將父親交給他們帶回薛村批斗，理由是父親系“反革命分子”的兒子。面對這幾個無理取鬧的村民，縣糧食局局長（南下“軍轉”干部），嚴厲的批評了這幫人的惡劣行為后，他們才灰溜溜的回村里去。由于這件事鬧的影響較大，父親的入黨問題也就這樣擱淺了。 　　這是1982年夏天，父親帶著我大兒子薛曉蕩，去看望在廣東韶關當兵的弟弟薛文城時，路過廣州，在越秀公園五羊雕像前拍的照片。 　　三祖莫有珍母于1986年8月在五公祠花卉園留影。 　　1965年底，瓊山縣開始搞“四清”運動。雖然父親不能入黨，但他依然努力做好本職工作，被評為“四清運動積極分子”。母親被評為新華管區“學習毛主著作積極分子”，當選為福地后街居民小組長。 　　1968年10月份，瓊山縣組織干部下放到大坡中稅辦“五.七干校”，父親是第一批被下放的干部。11月20日，我也響應號召，下鄉到大坡公社大坡大隊青年場務農，后安置到大般生產隊。1969年11月份，我被評為瓊山上山下鄉知青積極分子，在縣里作典型講用發言。并在12月中旬到廣州參加廣東省知青知代會，于12月23日回到農村。12月29日下午，母親因車禍死亡。這是我們家處在最低谷的日子，當時父親去瓊山縣中稅“五、七”干校，我下鄉大坡大隊大般村務農，妹妹年僅11歲，弟弟7歲。弟妹倆人只好到瓊山福利廠，借住叔叔薛如仙家。叔叔從小雙目失明，嬸嬸黃惠蘭是殘疾人，養4個堂弟妹，生活本來就過得很結據，弟妹來了后，他們的生活就難上加難了。我們家就象天塌了一樣，弟妹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就養成艱苦樸素的好習慣。就這樣，一直到1970年底，父親從干校調回軋延廠當會計后，才把弟妹接回來。1972年底，父親娶了瓊山服裝廠的寡婦陳淑琴為妻，從此就有了一個完整的家庭。 　　這是弟妹寄宿在瓊山縣福利廠叔叔家時，我從鄉下回府城看望弟妹時，為叔叔家挑水的古井——馬鞍街2號旁邊的達士巷小井。 　　這是我媽車禍死后第一個春節大年初二（1970.2.7），表弟妹們來府城時，和我弟妹合影留念的照片。 　　父親一生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算帳。他的業務水平，在瓊山縣財務系統的人員中，和原瓊山縣稅務局趙副局長（原任民國瓊山縣財政局副局長），都是較高的。在那個年代，凡是縣里出現的重大經濟案件，縣委縣政府一定指派他們倆人去參加辦案，不管作案人的作案手段多么狡猾，只要他倆一介入，案件馬上就破，被稱為經濟犯罪分子的克星。父親1986年國慶前榮獲國家財政部授予“從事會計工作三十年優秀榮譽證書”。 父親退休后還培養妹妹學習財務工作，妹妹調廣州市工作后，一次在參加廣東省財政廳召開的財務工作會議時，財政廳某領導知道妹妹是從海南來廣州市工作，是薛如初的女兒時，豎著大母指說：“你父親是海南的這個，我曾經請他到廣州幫忙查了幾個經濟案件。” 也許是父親的遺傳基因和影響，妹妹在財務工作中也很為突出，有五、六個單位同時請她兼職會計工作。她于2003年4月至2008年4月，以財務經理的身份當選為廣州市茘灣區人大代表。 　　這是1969年12月18日，我和出席廣東省知青積代會的34位瓊山縣代表，在廣州市毛主席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合影留念的相片。 　　父親雖然入不了黨，卻鼓勵我要努力創造條件入黨。1971年2月我參加工作后，就開始向黨組織寫入黨申請書，都因家庭的歷史情況而擱下來。但我癡心不改，在積極工作的同時，不斷的寫入黨申請書。1977年，我被抽調參加瓊山縣“路線教育工作隊”，也繼續向工作隊黨組織上交入黨申請書。到1978年初，工作隊要收隊時，工作隊黨組織派出二黨員，到薛村對我的家庭情況進行調查核實。村里的一位老人對調查人員說：“他祖父是無惡不作的反革命分子，我親眼看到他殺害過許多革命同志。” 一位李姓的外調人員，是五十年代瓊山縣監察委員會的老黨員，有著豐富的調查辦案經驗，就問：“你是親眼目睹他祖父殺害革命同志，你當時在什么地方怎么看到？他用什么槍，殺了幾個人？打了多少槍？那你又是怎樣逃脫的？” “……” 他答不上來就改口說是聽別人說的。問：“是聽誰說的？” “……他也答不出來，只說“反正他就是無惡不作最壞的反革命分子，連我也被他抓了才放的。” 問：“為什么他是這么壞的人，抓你就放了，是否你自首了他才放你的？” 這一問，這老人臉色馬上變得蒼白，豆大的汗珠流了出來，語無倫次地說：“ 因為我們都是村里姓薛的宗親，他就把我放了”。最后講不出什么證據后說了：“薛錦春在民國十七、十八年間當了一年多薛石鄉團董，我可以做證明。”并在證明材料上按下手印后就匆忙離開。（注：這段對話的內容，是調查組在工作隊黨組評議入黨申請人時，將對其外調情況和證明材料，對與會的人員公布后，并將黨員對申請人的評價意見一起，送其所在地的黨委。我也在場，才得知這一情況。）從此以后，凡是對我祖父的調查材料中，再沒有其類似的說法了。 1978年2月份，我的入黨申請得到大坡公社黨委的批準，正式成為中共預備黨員，還兼職任公社團委副書記。不久就任大坡供銷社副主任，1993年出任瓊山市開發建設總公司副總經理。父親聽到這些消息后，都非常高興。 　　自從1999年瓊山市政府，修復瓊臺福地遺址以來，我一直在這里義務管理瓊臺福地，至今己經22年了。 　　1970年底，瓊山縣組建無線電廠，后改為“瓊山縣軋延廠”，由于缺會計人員，父親才從干校調回該廠當會計，直到1981年6月辦理退休。父親退休后，廠里還留用工作他幾年，外單位也請他去兼職，直到1993年患病后才離開他那心愛的工作崗位。父親一生光明磊落，對工作認真負責，盡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也從不怨言。1997年10月22日（丁丑年九月廿一日）早上5點半鐘，父親走完了他的人生路，享年77歲。 　　這是父親去世前，從1963年8月份起一直住在這里，即府城福地后街29號（原21號）。 　　在瓊臺福地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活動時，我的留影。 后記 這篇紀念父親誕辰100周年美篇文章的內容，是根據父親生前的口述和留下的檔案材料，及家人、親戚提供的信息編寫而成的。其目的主要是，通過回憶父親坎坷一生當中的主要幾件事，以及他身邊親人的故事，組成一篇較完整的家史。這樣的家庭歷史，也可以說是千百萬草根家族中的一個小小縮影。通過這部家史，反映出老百姓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各個階層的人物，在社會上各種表現的現實情況。正能量的意識表現，還是占據社會的主流。希望我們家的子孫后代，要記住和了解這段歷史。在黨的領導下，經過黨的100周年奮斗，國家終于擠身于世界之林。因此，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守護好人生的道德底線，積極向上，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 薛武鷹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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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父親誕辰100周年辛酉年——辛丑年

海南薛武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