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阿姨的故事——東方之女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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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此文中先生回憶了家中保姆的一些往事，折射出那個年代所特有的人際關系，讀起來有幾分心酸，也有幾分可笑。好在都已經過去了。先生的這些回憶文章最初都是發表在一個叫作“文學城”的海外華人博客網站上，使用過“東方之女”“杜瑾”“小石子”等筆名，所以我在將它們做成美篇時，用了“東方之女的回憶”這樣一個副標題。 　我和丈夫都有工作，家里還有孩子在上學，所以請了一個保姆做家務，主要是打掃衛生、洗衣服和買菜做飯。1965年請的一個保姆是安徽省無為縣農村的人，50歲上下，個兒高高的，說話帶著安徽口音。我們平常隨孩子的口氣叫她阿姨，因為看她長得胖乎乎的，胖得都顯不出腰身來，穿的衣服總是肥肥大大的，兩只胳膊都比一般人的粗，手掌好像也比一般人的大一些、肥厚一些，于是我們就叫她“胖阿姨”。我們這樣對她沒名沒姓的稱呼，她并不反對，時間長了，真的就忘了她的姓名了?，F在要講她的故事，也只能把題目叫作 “胖阿姨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北方人，喜歡吃面食，我是南方人，喜歡吃米飯。丈夫堅持午飯一定要吃面食（限定有山西特色的面），晚飯可以吃米飯。這已經成為常年不變的規定。不過，在學校這個大環境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人們說話都是南腔北調，吃東西的口味也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丈夫為了適應大環境，也就在家里如此，外出應酬的時候就只能入鄉隨俗了。甚至于因為保姆是南方人，做出來的菜肴總免不了帶著南方口味，丈夫也就不再苛求了。 胖阿姨也有她的拿手菜，比如紅燒魚；又如用芥菜葉做的咸菜，有一點淡淡的甜味，很好吃，特別是做出湯來，味道鮮美。但是關于咸菜的制作過程她是保密的。 胖阿姨住在我家一間單獨的小房間里，房間里有一張單人床，床旁邊放一只木箱，可以當桌子用。她和我們的關系就像朋友一樣，處得很好。 　　“文革”開始后，學校里雙職工家庭請的保姆，看著自己家的雇主都成了被打倒或被批斗的對象，面對這樣的革命形勢，她們提高了階級斗爭的覺悟，紛紛起來“革命”。 首先，她們要和原來的主人劃清界限，接著提出革命的要求。既然要革命，必須有一個革命的組織，才能顯示出革命的力量，因此許多保姆聚在一起商議，成立了一個革命組織，名字叫“赤衛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在支持他們，幫助她們出主意，總之，她們的階級覺悟很快得到提高。她們認識到那些雇用他們當保姆的都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是剝削階級，她們是無產階級，是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這些資產階級教授拿的工資是好幾百塊，而她們做飯洗衣一天忙到晚，每月的工錢才30多元。因此提出來的革命要求是增加工資，而且還要對過去的勞動報酬進行補償，具體要求是先給100元。 胖阿姨也參加了“赤衛隊”，而且表現非常積極。自從1966年8月西頤中學的紅衛兵來抄家以后，她就神氣起來了，要跟我們劃清界限，不給我們做家務活了，還監視我們的行動，隨時報告給紅衛兵。比如經過第一次抄家之后，我清理家里的衣物，從里面挑揀出一些小孩的衣物送給別人。她看見我拿東西出門，就到紅衛兵那里去報告，結果中文系的紅衛兵到家里來進行第二次抄家。紅衛兵特別要看我清理的幾個箱子，最后找出50塊銀元拿走了。 　有一天，她告訴我別人家的阿姨都向主人家要了100元，算是工錢的額外補償。我聽了之后沒有說話。因為我想，她明明知道我們已經被抄家，存款已經被凍結，丈夫的工資被扣發，每月只給30元生活費，而她的工錢是由系里經手，從扣發我丈夫的工資里給的。她的工錢已漲到50元。我因為害怕，自己主動上交了自己的存款單。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確實拿不出100塊錢來。 有一天，胖阿姨所在的“赤衛隊”組織，在附近居民區開了一個斗爭會，斗爭對象就是我的丈夫。斗爭會上她控訴她在我家如何受到虐待。 1967年，我們在中關園的100平方米的住房被學校分割成兩套50平方米的住房，其中一套立刻有了新的房主人。我們家連阿姨在內一共六口人，住房被分割以后只有原來的一間客廳和一個書房，學校在分割以后的廚房里擠出一塊空間，隔成一個廁所。于是，我們把原來的書房改成臥室。用幾個書柜把客廳分割成兩部分，靠北的部分用書柜圍起來，放了一張雙人床，給兩個女兒睡覺，解決了四個人的住處，剩下兒子和胖阿姨在中關園沒有住的地方，學校就安排他們住到校內職工宿舍區鏡春園82號吳組緗先生家后院空著的兩間下房里。每天晚上，他們到那里睡覺。阿姨每天早晨都回到中關園來活動。她在家里總是拿個小凳子坐在離后門比較近的地方東張西望，什么事情也不做。其實，也沒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她只給自己做飯，連帶著監視我丈夫的行動。 丈夫有時要接受他所在單位群眾的批判，每天還受到監督勞動的懲罰。不知什么時候，胖阿姨卻拿著一張印著毛主席頭像的宣傳品跑到丈夫所在的系里，揭發他“侮辱毛主席”，紅衛兵自然要發揮他們實施專政的威力，我的丈夫被痛打一頓不說，還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春夏之交的時候，北京大學在校內外文樓的后面圈了一塊地方，建了一個“牛棚”，把全校的專政對象都集中到那里進行統一管理，我的丈夫也在其中，據他說寫交待材料的時候也要把這件事情寫進去。 有一次，胖阿姨說她放在我家大書柜里的錢沒有了，一共丟了50元。當時丈夫所在的系的一位領導華同志就住在我家后一排房子里，她家的前門對著我家的后門。胖阿姨就到華同志家里去告我的狀，要我賠償她丟失的人民幣。 胖阿姨已經不是從前的胖阿姨，她和我們的關系已經從朋友關系變成了“敵我關系”，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968年夏天，丈夫的學校領導有了新的政策，勒令被專政的對象搬家。我們就從50平方米的職工住房搬到學校附近的民房 —— 一個好幾戶人家住在一起的小四合院。我們住的是廂房，沒有廚房，就在房檐底下搭起一個棚子，放一個煤餅爐生火做飯，廁所在四合院外面，和另一個四合院的住戶共用一個露天的公共廁所。從此，胖阿姨就沒有到這里來過。這時候，系里的人動員她離開我家，她提出要多給一個月的工錢才走。我向我的單位借了錢，多給了她一個月的工錢，結束了我們的關系。實際上，從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這一年零十個月，胖阿姨沒做一點事情。 到此，胖阿姨的故事就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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