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母親離開我們已經13年了，今年8月1日是她老人家的百年誕辰。母親的終身職業是小學教師，1941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校，先后在北平北長街小學（1941.8--1950.2）、北京第二實驗小學（1950.3--1959.7）、銀川師范附屬小學（1959.8--1984.12）任教。我就從這幾所學校入手，追尋母親的百年足跡吧。</h3> <p class="ql-block"> <b style="color: rgb(237, 35, 8);">教師生涯的起點----北京師范學校</b></p> <h3> 母親1921年8月1日出生于濟南，當時我的姥爺周嘉琛任北洋政府山東省政務廳廳長、財政廳廳長，1923年調到北京任內務部民治司司長。母親2歲左右就隨姥爺到了北京，在北京長大成人，對老北京四九城的風土人情非常熟悉，說的是京味兒普通話（姥爺說的祖籍紹興的官話母親聽得懂但不會說），愛聽京劇，所以母親一直認為自己就是北京人。1938年秋，早已辭官經商的姥爺拉扯著20人的大家庭，生活日漸艱難，初中畢業的母親為了一家的生計，報考了北京師范學校。<br> 北京師范學校的前身是京師第一師范學堂，初創于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5月，1912年（民國元年）6月，教育部將京師師范學堂改組為北京師范學校（老舍先生1913年考入改名后的北師）。1936年1月，改稱為北平市立師范學校。1938年12月，改稱北京市立師范學校。到49年北京解放時，北師已經有44年歷史。1958年，北師被改辦為北京師范專科學校。解放前，北師一直是北京唯一的培養小學校教師的搖籃。今天北京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她的眾多的老學子都親切的稱呼他們的母校為“老北師”。</h3> <h5> <b>（1937年的北師大門） </b> <b></b></h5> <h5> <b>（1937年的北師外景）</b></h5> <h5> <b>（分校外景、分校大門 、分校辦公室、分校教室） </b></h5><div><br></div><h5></h5><h3> 老北師的校訓是“弘毅”，老北師的校歌唱的就是“弘毅”精神，從中也許會明白為什么北師會成為教師的搖籃。</h3><div><br></div> "誓展宏圖不顧身，萬事要重新，大家振作好精神，黽勉重為人。為人！為人!!從今黽勉重為人!!!<br> 強國強種須認真，嘗膽曾臥薪。體徳智育研究醇，師道冠群倫。群倫！群倫!!巍巍師道冠群倫!!!<br> 同心努力及茲辰，喚起中華民。合群共換風俗敦，大地皆陽春。陽春！陽春!!神州大地皆陽春!!!" <h5> <b> （北師的校訓）</b></h5> <h5></h5><h5> <b>（北師的校歌）</b></h5><div><b><br></b></div><h3> 據范有生老先生《憶老北師》記述，1937年7月，北平淪陷。8月，日本教官來校，控制學校行政，監督教職工和學生，強行增加日語課。</h3> <h5> <b>（范有生先生的回憶片段）</b></h5><h5><br></h5><h3> 范老先生的記述與母親的記憶是相吻合的。母親曾說過，北師在當時開設有日語課，她還曾參加過日語演講比賽。母親在晚年時仍可以聽懂簡單的日語對話，曾留學日本的父親經常用日語稱呼母親“周（修）老桑”。<br> </h3> 可以說，老北師的師范教育是全面的扎實的，從以下幾個細小的事情可見一斑。我們兄妹四人都是從母親任教的學校畢業的，但母親從來沒有正式教過我們，只是我在上小學五年級時，有一次我們班的語文老師請假，母親臨時給我們班代課。母親雋秀工整的板書令我驚羨，母親講課時所用的明顯不同于平時說話的高腔又讓我感到詫異。后來當我也成為教師的時候，我才知道她的舉止言行完全是嚴格規范的職業訓練的結果。記得在北京西鐵匠胡同我爺爺的家中，還有一架腳踏風琴，應該是母親上北師時購置，和父親結婚后帶過來的。70年代初，母親所在的銀師附小一度改成七年制（小學6年加初中1年）的學校，缺音樂老師，母親就從學校借來腳踏風琴，代起了音樂課，母親彈琴一招一式都是有板有眼，在彈主旋律的同時還能帶上簡單的伴奏；缺英語老師，母親就拾起了多年不用的英語，還多次向我中學時的班主任，畢業于北京外語學院英語專業的楊紹寬老師請教，楊老師對母親準確的發音稱贊不已。 <h5> <b>（北平師范學校的學科課程和考試科目）</b></h5><h5><br></h5><h3> 80年代初，在整理家中的舊物時，我偶然看到了母親當年的畢業證書，才知道她當年是以年級第一名的成績完成師范學業的。順帶說一下，民國時期的畢業證書比現在的畢業證書講究，除了有現在畢業證書必有的元素外，還有學校對畢業生學業品行的評價。我看到母親畢業證書上對母親的評價是非常好的，可惜當時沒拍下來，現在也不知何處了。</h3> <h5><b> （《北京師范學校史料匯編》中的歷屆畢業生名錄）</b></h5> <h5> <b>（母親退休后在家中彈奏電子琴的情景）</b></h5> <h3> 母親在北師時最要好的同學是關敏卿老師，關老師畢業后先在北平師范附屬小學任教（著名作家王蒙就讀該校時，關老師任過他的唱游課老師），1944年轉到到北京實驗二小任教，后來成為北京市著名的特級教師。解放后，母親也來到實驗二小，和關老師成為同事，也與關老師成為終生要好的朋友，即使后來母親調到寧夏，也與關老師保持著親密地交往。</h3> <h3> <font color="#ed2308"><b>教學生涯第一校----北長街小學</b></font></h3> 1941年秋，母親從北師畢業后來到北長街小學當起了小學教師。北長街小學坐落在北京西城區北長街中部的路西（北長街71號），一段灰色的院墻呼應著街邊茂密的老槐樹，西側與中南海、東側與故宮毗鄰，北側與北海公園一街之隔。學校建于1936年1月（民國二十五年），原名為北平市教育會附屬小學，后更名為北長街小學。校址原為皇家道教宮觀，建于清朝雍正十年，學校的大門在校園的南端，門口的墻上嵌有石碑，刻有“昭顯廟”字樣，昭顯廟俗稱雷神廟，為皇家祭祀雷神之用，至今已有279年的歷史。1925年3月10日至4月15日，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曾在這座皇家廟宇召開“國民會議促成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取得圓滿成功，促進了反帝反封建的斗爭。 <div><h5> <b> （北長街小學正門）</b></h5></div><div><br></div><div> 校園內原有鐘鼓樓、前殿三間，后殿五間，東西罩房數間，現保存的是后殿，現保存的是后殿，面闊5間，寬18.5米，進深8.46米，建筑面積約154平方米。1984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div> <h5> <b>（北京市文物局立的文物保護名牌）</b></h5> <h5> <b>（校園內原有鐘鼓樓、前殿三間，后殿五間）</b></h5> <h5><b> （現在小殿、中殿還有，山門已被拆除） </b></h5> <h5> <b> （校園內保留下來的影壁）</b></h5><div><b><br></b></div><div> 據史料記載，老舍先生在1923年由天津回到北京后，當了兩年北京教育會的文書，就住在北長街小學東北角的院子里，在那里寫下了著名小說《駱駝祥子》。</div> <h3> 我已無法獲得母親當年在北長街小學的任何文字圖片資料，只記得母親曾說過，那時姥爺已經家道中落，住在西城留題績胡同，她每天騎著自行車到北長街小學上班。也就是在北長街小學任教期間，我的姥爺、姥姥先后于1944年、1948年去世，母親和我二姨（母親的二姐）共同靠微薄的收入維系著全家的生活。母親曾感慨地說起，小學老師怕的就是過年，因為不知道下一年還會不會被校長聘任，所以每到過年還得盤算著怎樣給校長送禮。</h3> <h5> <b> （如今的北長街小學校園）</b></h5><div><b><br></b></div><div> 母親在北長街小學任教期間，發生了影響她一生的大事件，就是在那里認識了我的父親。父親1945年考入北大歷史系，直接入二年級學習，48年畢業。母親與父親相識應該是45年到48年間。父親在北大期間曾到北長街小學兼代課教師，到中小學代課是當年很多北大學生的謀生之道。坐落在北海東側的北大離北長街小學非常近（不到兩公里），父親當年的宿舍在金魚胡同一帶，位于北大的東南側，而北長街小學則在北大的西南側。北長街小學、北大、金魚胡同宿舍，三地形成三角之勢。</div> <h5></h5><h5> <b>（北長街小學、老北大、金魚胡同位置圖）</b></h5><div><b><br></b></div><h3> 父親當年曾因參加民主愛國行動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據1948年《北大反迫害快報》1號報道，“北大史四宋國柱，二月一日下午一時在金魚胡同4號被便衣特務架走”。該篇報道還介紹，“老宋是史四的穩健派，河北徐水人，瘦長高個子，他熱愛民主自由像愛自己的生命，做過《平明日報》的特約記者，《大學周報》的編輯，現在一個中學里教書。”母親雖是封建官僚出身的小姐，但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進步青年，與父親這樣的窮學生相識、相知到相愛是很自然的了。</h3> <h5></h5><h5> <b>（母親與父親當年的照片）</b></h5><div><b><br></b></div><h3> 母親在北長街小學期間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和開國總理續上了親戚關系。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會上正式宣布成立全國婦女統一的群眾性組織——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何香凝任名譽主席，蔡暢為主席，鄧穎超、李德全、許廣平任副主席。大會閉幕那天，母親帶著學生向出席會議的全國婦聯領導和外賓鮮花。在會上見到當選為副主席的鄧穎超，遞上了事先寫好的紙條：“七哥七嫂，我是周嘉琛（周恩來再從堂叔）的女兒周毓濟，不知七哥還有沒有印象，還認不認這個關系？”鄧穎超說，我知道有這門親戚，這個星期天我去看你們。母親回家后把這個消息告訴全家后，全家人興奮不已。到了星期天，鄧穎超如約而至，令母親全家驚喜的是七哥周恩來也一起來了。這以后，母親一家成了西花廳的常客。</h3> <h5> <b>（第二排左起第一人是母親）</b></h5> <h5> <b>（1999年母親和父親在北長街小學門前的合影）</b></h5> <h5> <b> （2021年清明節之夜，我到北長街小學追尋母親當年的足跡，北長街小學的牌子已沒有了，學校改為161中學附小）</b></h5> <h3> <font color="#ed2308"><b>教學生涯的高光歲月---北京實驗二小</b></font></h3> <h3> 母親是1950年3月從北長街小學轉到實驗二小工作的，直到1959年8月隨在教育部工作的父親調到寧夏，母親在實驗二小工作了近10年。</h3> 北京實驗二小是名副其實的百年老校，其前身是京師女子師范學堂附屬小學，1909年9月19日（清宣統二年）在北京石駙馬大街成立。初定名為京師女子師范學堂附屬兩等小學堂，只招收女生。1911年，更名為國立北平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附屬小學校，實行三學期制。1912年開始兼收男生，學校遷入手帕胡同34號。1931年，國立北平師范大學與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范院（即女師大）合并，學校也隨之易名為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附屬第二小學。1941年，男女兩師范學院合并為師范大學，學校更名為國立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小學校。1946年，學校更名為國立北平師范學院附屬第二小學。1949年改稱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小學。1955年，啟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之名至今。2007年12月19日遷入新文化街111號新校址。 <h5> <b>（手帕胡同老校址大門）</b></h5><div><br></div><h5><b></b><div> </div><div><h3> 我爺爺（畢業于保定二師、曾任徐水小學校長、是老家當地著名的鄉紳，后在北京就讀北平民國大學，在北京女三中退休）給我講述往事時曾經說過，解放初，他征求已在北長街小學任教導主任的母親是否愿意到離家更近的實驗二小工作，母親欣然同意，于是我爺爺去找了在實驗二小任校長的同鄉孫鈺，介紹自己的兒媳到實驗二小工作，孫校長表示同意，于是母親就從北長街小學轉到了實驗二小。</h3></div></h5> <h5> <b>（位于西鐵匠胡同的校門）</b></h5> <h5> <b>（新文化街新校址的校門） </b></h5><h3> <br> 應該說，在實驗二小的10年是母親工作最舒心、最開心、最意氣風發的10年，也是母親終生都難以忘懷的10年。這里名師云集：著名校長有著名教育家孫鈺、“人民教育家”陶淑范；著名教師有1956年北京市首批特級教師馬英貞、霍懋征、胡漢娟、賈一之，1979年特級教師關敏卿，姚尚志（1988年-1996年任校長）。</h3> <h5> <b>（《實驗二小百年紀念冊》刊發的照片）</b><div><br><h3> “愛的教育”是實驗二小的傳統。在百年歷程中實驗二小始終承續著這一傳統，愛的教育像一條生命的扭帶連接著師生的心，凝結著師生的智慧和力量。對于實驗二小來說，愛的教育，是學校發展永恒的主題，也是一個博大精深、求索不止的課題，是歷史給學校留下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愛的教育不僅是愛心的相融、情感的交流，也包含著深邃的教育思想理念，包含著對人格、人生、理想境界、教育方式、教育民主、教育價值的追求和思考。母親深深地浸潤在愛的教育之中，在她的言行舉止、言傳身教也透發著愛的精神。母親去世后，她曾任班主任的六丁班的同學在追思會上朗誦了飽含深情的詩，可以反映出母親是怎樣的一位愛的使者：</h3></div></h5> <h5> <b> 敬愛的周老師 / 您高尚的品格永遠光彩照人 / 永遠激勵我們追尋 / 人的一生就要像您這樣走過<br> 努力耕耘無私奉獻 / 不求回報 無怨無悔 / 始終如一 / 一生善良溫和 / 關愛他人 / 真正的慈母心啊<br> 您的諄諄教誨我們會永記心間 / 盡其所能多做些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家庭的事 / 不愧為您的學生、兒女 <br> 敬愛的周老師——我們的母親 / 您高尚的情操、品格 / 是留給社會 留給世人 留給您的學生兒女們的巨大財富 / 您的燦爛光輝永照人間<br> </b></h5><h5><b> 師大二附小五二屆六丁班<br> 永遠愛您的學生兒女們</b></h5><div><h5> <b> 2008.11.21</b></h5></div><h5><b><br></b></h5><h3><b> </b>彭志蘊同學寫的《獻給燭光里的媽媽》也能夠反映出母親對愛的教育的傳承：<b style="color: inherit;"> </b></h3> <h5> <b> 燭光里的媽媽——敬愛的周毓濟老師<br> 您用真情厚愛培養了一個團結友愛的集體 師大二附小六丁班的每一個成員 久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考驗 至今都在感受著集體的溫暖與力量 這是您留給我們的深恩<br></b><b> </b></h5> <div><h5> <b>母親（前左二）和實驗二小的老師們在校園的合影</b></h5><div><br></div></div><div> 王基林同學的回憶把我帶到了當年的歲月：</div> <h5> <b>（王基林同學回憶文章片段1）</b></h5> <h5> <b> （王基林同學回憶文章片段2）</b> </h5><h5><br></h5><h3> 實驗二小國內外教學學術活動交流多、校園氛圍好，母親有眾多的名師可請教，有才華橫溢的同事可切磋，有質樸可愛的學生可以教學相長，蘇聯教育專家贊可夫、凱洛夫的教育理論在實驗二小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母親在這里如魚得水，教學水平得以滋養，得以升華，有了質的飛躍，被評為小學一級教師。母親曾經講過那時她經常做教學觀摩課（現在叫做教學公開課），來聽課的既有中外教學專家，也有從事小學語文教育的同行。劉光宇同學的回憶文章生動地反映了蘇聯專家、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等眾人考察母親觀摩教學課時的情景：</h3> <h5> <b> 1951年，蘇聯專家普希金在教育部、教育局眾多人員陪同下，考察我們班的"五級分制"課堂教學。（我們五丁班是全國第一個和唯一一個"學習蘇聯五級分制教學重點實驗班"）教室的后面坐滿了人，還有站著的。頭一堂是周毓濟老師的語文課，點名幾個同學來分段接續朗讀老舍的《龍須溝》。周老師也點我朗讀一段，段落內容是：街道交給“程瘋子”一項“看自來水”的工作，“程”心存感激、無比認真，天還沒亮就惦記上工。當我念到他問妻子：“娘子，天還沒亮哪!雞怎么還不打鳴兒啊?”這句話的時候，我學著電臺播出該劇中那“程瘋子”的語氣讀出來。聽到我這副腔調，周老師忍不住帶頭笑了，滿屋子的人隨之全都哄堂大笑。于是，原來籠罩著直叫人喘不上氣來的緊張氣氛，豁然散開了。</b></h5> <h5> <b>（劉光宇同學回憶文章的片段）</b></h5> <h5> <b>（母親批改的劉光宇同學的作文）</b> </h5> <h5> <b>（何瑞同學回憶文章片段）</b></h5> <h5> <b> （王基林同學回憶文章片段3）</b></h5> <h5> <b> （楊宏文同學回憶文章片段）</b></h5><h3><br></h3><h3> 從學生的回憶可以看出，母親一開始也不是專教語文，而是數學語文都教，還長年做班主任。這些學生用質樸的語言寫出當年母親的形象：“她清瘦的臉上總帶著微笑，輕聲細語，一點一滴，由淺入深帶領我們踏進數學的大門。”“她講課簡潔、明確、極會啟發引導。” </h3> <h5><b> （第三排：3 周毓濟、第二排：2 關敏卿、11 霍懋征）</b></h5> <h5> <b> 母親（第二排中立者）和老師們在實驗二小校園里</b></h5><h5><br></h5><h5> <div> <h3> 順帶說一下，我們兄妹四人都是母親在實驗二小的10年中陸續出生的，好像也沒有給母親的教學帶來什么影響。聽父親說，母親在我們出生的前一天還在上課，第二天父親騎著自行車帶著母親到醫院生產，還沒做滿月子就又去上班了。當然，母親能夠全身心投入教學，也和她有一個精明強干的婆婆分不開。我的奶奶是個來自農村的小腳老太太，沒上過學，識字不多，但是操持家務是一把好手，我們兄妹小時候穿的衣服幾乎全都是出自她的手下，從買布、染色、裁剪、縫紉，全活！</h3></div></h5> <h5> <b>（這是1963年母親回京時與她任班主任的59屆畢業生合影）</b></h5><div><br></div><div> 母親對實驗二小有著割舍不斷的深厚感情，每次回到北京，總要到實驗二小去看看。對她引以為驕傲的那些學生，也總是念念不忘。在我們的記憶中，母親最開心的時候就是每年寒假回北京后，她所教過的學生來家里看望她的時候，那真是師生親密無間，滿堂歡聲笑語。1996年，母親任班主任的六丁班同學，通過寧夏公安廳、銀川市公安局打聽到了母親的住址與聯系方式，與失聯30多年的班主任恢復了聯系，母親真是欣喜不已。后來，六丁班同學又派代表專門赴銀川看望當年的班主任，給母親的晚年生活帶來了莫大的欣慰與快樂。2006年12月，實驗二小52年畢業生舉行聚會聯歡時，母親專門寫了熱情的賀信，對學生一如當年的關切洋溢在字里行間。</div> <h5><b> （ 52屆校友回憶文章片段）</b></h5> <h5> <b>（在孔夫子舊書網發現的母親寫給教導處汪靜主任的一張便條）</b></h5><div><br></div> <h3> 1999年，78歲的母親去京時，又特意打出租車圍著二小的周邊轉了幾圈，回憶自己五十年代在實驗二小任教的往事，心情非常激動。可以說，實驗二小是母親始終魂牽夢繞的地方。</h3> <h5> <b>（1999年深秋，母親在實驗二小門前的留影）</b></h5> <h5> <b>（母親、關敏卿老師1999年在京與學生聚會）</b></h5> <h5><div><p> <b>（《實驗二小成立百年紀念冊》刊登的母親返校的情景）</b></p></div><b> </b><p><br> </p><p><br></p></h5><h3><font color="#ed2308"><b> 教學生涯最長的學校--銀川師范附屬小學<br></b></font></h3><h3><font color="#ed2308"><b> <br></b></font></h3> <h5> <b> （寧夏銀川二十一小學大門）</b></h5><div><b><br></b></div> 銀川師范附屬小學的前是朔方高等小學，1919年改建為甘肅第八師范附屬小學，1920年改稱寧夏省立第一師范小學，抗戰時期一度停辦，新中國成立后恢復為寧夏師范附小，1954年改為銀川師范附小，1969年曾改稱七年制第一小學，1978年改為銀川市第二十一小學。銀師附小一直是寧夏最好的小學，從教學設施到師資力量都是最好的，除了50、60年代從北京、河南等地來的一批教師外，每年都有銀川師范學校優秀畢業生分配進來。1979年成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直屬小學。 當年母親從首都北京來到西部邊陲的小城市，其巨大的落差是不言而喻的，真不知道那些年母親是怎么熬過來的，也可以說是人在寧夏，心系北京。每到寒暑假，母親都要帶著我和二哥回北京，當年和母親一起來到銀師附小的還有一批從北京回民學院畢業的老師，每到寒暑假，幾乎能組成一個近20人的返京隊伍，從60年到文革開始前，年年如此。大家回憶往事的時候都說，來到寧夏錢沒攢住，全交給鐵道部了。 到銀川后，母親先是帶著我們住在自治區第一招待所，我入了自治區幼兒園。在幼兒園時，我得了一次中毒性痢疾，住在自治區醫院，打青霉素打得屁股幾乎無處下針了，天天還得喝那種味道極苦的湯藥，每次喝藥都是一場艱苦的戰斗。就這樣，母親守候了我幾乎一個月，總算把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h5> <b> （我幼兒園畢業時的照片）</b></h5><div><b><br></b></div> 后來，我們搬到了文化街西頭的文化大院，附小則在三、四公里開外的現在的湖濱街一帶。60年代初，我的記憶中母親晚上總是開會（都是些和教學無關而和當時政治形勢緊密相關的會議），把我和哥哥就托付給一起從北京來的楊恩光老師的母親楊姥姥照管。母親從學校開會回來要經過一大片長滿蘆葦的后湖，那時也沒有路燈，四周黑漆漆的，只能打折手電筒照路，幸虧還有同行的老師，要是一個人，還真是不敢走呢。 從北京到寧夏，對于母親教學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在實驗二小，有名師言傳身教，有良好的競爭環境，母親的教學水平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年年提升。到了銀川則不一樣了，好像當時全寧夏小學老師中只有兩名一級教師，母親成了被請教者，成了被追隨者，對于一貫低調的母親來說，還真有點不適應。當然，母親也是盡己所能，把自己的理念、經驗、方法傳遞給年輕的教師，對教學、對學生也是一如既往的傾盡了全力。在母親去世的告別儀式上，張惠蕓校長發表的的感言能夠反映出這一情景： <h5> <b> “半個世紀前，風華正茂的您從繁華的首都來到了荒涼的大西北，放棄了優越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投身于改變寧夏教育落后面貌的事業中，您義無反顧、無怨無悔。不管是饑餓時期還是動亂年代，都不曾動搖您對事業的執著和對學生的負責，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地教書，勤勤懇懇地育人，工作一絲不茍，教學精益求精。您瘦弱的身軀為我們樹立的是高大的榜樣形象，無須說教，我們這些晚輩，就是學著您的樣子，踩著您的足跡，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從而凝聚成一支精良的二十一小教師隊伍，您為這支隊伍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您為這所學校增光添彩！<br>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您更如虎添翼，組織全區小學語文教師投入教學改革的洪流中，推動了寧夏地區教改的進程。您是教育革命的先鋒，是教育界的功臣！但您從不居功，永遠是那樣淡定，那樣謙和，那樣可親可敬。您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著周圍的每一個人，您坦蕩的胸懷和正直的人品，贏得了廣大師生、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尊重。您更是尊重和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您幫助他們戰勝疾苦、克服困難的恩情，人人都銘記在心。”</b></h5> <h5> <b>70年代初，母親與張惠蕓（右二）、玉質玲（左一）、關云芳（右一）老師在教研活動中</b><br></h5> 回想起來，母親從到寧夏后直到文革中，已經不能像在實驗二小那樣全身心地投入她所鐘愛的教學事業了。父親調到寧夏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是下放，就是挨整，總是不能正常回家。一家人生活的重擔幾乎全壓在母親一個人身上，母親是要頂著多么大的精神壓力從事教學工作啊。1963年初，父親被文教廳以“落實知識分子方針政策”的名義任命為新成立的“寧夏中學教師進修班”教務主任，卻又因為一次關于“漫談讀書”的講座，被批為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等罪名被軟禁于遠在新市區的“干部集訓班”學習，不許回家。從那時起，每到周日，母親經常要帶著我們歷盡艱難地去看望父親，那時的公交車很少，往往要等一個多小時才來一趟去新市區的車。母親還要想著法的給父親帶些他喜愛抽的煙、茶葉，還經常要炒一些面、帶些醬肉什么的，趁著監督人員不在時塞給父親。每月發薪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替父親給我們的爺爺奶奶寄生活費。 <h5> <b>（母親與63屆六一班畢業生在教室前合影，前排教師依次為楊恩光老師、王昀副校長、母親、雷德鳳校長、劉國安教導主任）</b></h5> <h5><b>（2005年4月，六一班畢業生李景華、王殿懷、付志穎、陳光華、俞生來看望母親時的合影）</b></h5> 1964年，母親曾隨寧夏教育參觀團經到上海，南京學習，觀摩了上海著名語文教師于漪和南京著名語文教師斯霞的示范課，對兩位著名教師的教學贊嘆羨慕不已。也準備像兩位名師那樣做出一番成就。令母親意想不到的是，意外的打擊接踵而來。 我記得非常清楚，1966年8月初的一天，母親和我們聚集在熊貓交流收音機旁，一字一句地收聽《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當聽到“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母親心想著父親這下可有出路了，因為他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當權派啊。 母親萬萬沒想到，文革開始后，身為民主人士的父親被自治區黨委監委錯誤地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帶上帽子，到農村勞動改造，母親也被強行退職。先是說要遷趕到寧夏南部的山區西吉縣，兩個上中學的哥哥可以不去，后來又通知，把我們全家遷趕回河北徐水老家強制勞動改造。 <h5><b> （在這張銀師附小六六屆畢業生和老師們的合影里，已經沒有受到沖擊的母親和我） </b> </h5><div><br></div><div><div> <br> 1966年9月，我們全家隨父母來到了徐水。在徐水的日子，可以說是母親一生最低谷的時期，父親和兩個哥哥要按照生產隊的安排下地勞動，母親則要到場上去和那些大媽大嬸們圍坐在一起，干一些搓玉米棒子粒之類的力所能及的農活。下工回來，母親還要拉起風箱，燒著柴禾灶，學著在大鐵鍋里貼玉米面餑餑，熬紅薯棒子面粥。母親以她瘦弱的身軀支撐著那段艱苦的日子，多次和父親到北京去國務院接待室等有關機構，為自己遭受的錯誤處置鳴冤，爭取平反。</div></div> 1968年秋，經過父母不懈的奔走拼爭，父親終于被平反，母親和我們一家又從徐水回到了銀川，回到了銀師附小。<br>但是，那時學校已是一片蕭條景象，已經無可課上，沒學生可教了。<br> 不久父親又被以歷史問題尚未查清被揪回夜大學“群專”，整日帶著白底黑字的“歷史反革命”的袖標，早請罪，晚匯報，不是寫交代材料就是勞動，不能回家。在那些日子里，母親成天憂心忡忡，提心吊膽，生怕父親出什么意外。 1969年冬，父親被下放到位于賀蘭縣習崗的自治區干校28營，我們兄妹四人大哥去隆德插隊下鄉，我和二哥、妹妹被戰備疏散到離父親干校不遠的賀蘭園藝場6隊，家中就剩下母親自己，每天還要到棉織品廠勞動。一次夜班中，母親的胳膊上的套袖不慎被卷入了機器，危急之中，幸虧被年輕的耿老師及時拉下了電閘，才使母親免遭一難。 改革開放以后，母親終于迎來了她教育生涯的第二個春天，也走向了她事業上的輝煌時期。1978年被評為自治區第一批特級教師，1979年被評為自治區勞動模范，1982年被授予自治區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稱號，曾任銀川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自治區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自治區第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自治區第三屆婦女聯合會委員、中國婦女聯合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自治區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名譽會長。在眾多的榮譽和光環面前，母親始終保持著平靜和淡然。 <h5> <b>（80年代初《寧夏日報》刊發的母親教學的照片）</b></h5> <h5></h5> <h5> <b>（《寧夏教育》1981第3期刊發的母親赴吳忠講學的消息）</b></h5> <h5><b>（《寧夏教育》1982年第6期刊發的母親赴同心講學的消息)</b><p><b></b></p></h5> <h5> <b>（《寧夏教育》1981第3期刊發的母親的教學文章《小學語文二類課文教學初探》）</b></h5> <h5> （<b>《寧夏教育》1981第4期發表的宋瑾老師記述母親閱讀課教學的文章《著重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 </b></h5><h5><b> </b></h5><h3> <br></h3><h3> 1983年9月，母親以特邀代表的身份赴京參加中國婦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母親和我二姨一起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和七嫂鄧穎超相見。說來也巧，34年前，母親與七嫂的第一次相見，是因了帶北長街小學學生向第一次全國婦代會大會獻花的機緣。這次兩人的相見，又是因了參加全國婦代會的機緣。尤其是七嫂1920年還有在北京師范附小當小學教師的經歷，與母親就有了更多共同的話題。</h3> <div> <br></div> 1984年12月，母親辦理了退休手續，正式結束了43年的教學生涯。2008年11月7日，母親因病去世。在告別儀式上，學校黨總支這樣評價他的教學生涯：<br> <h5> <b>韓平老師的回憶文章（節選）</b><br></h5> <h5><b> （2006年春節，韓平老師帶著女兒來看望自己的班主任）</b></h5> <h5> <b>（劉玉華老師的感言）</b></h5> <h5> <b>（馬志鳳老師的感言片段）</b></h5> <h5> <b>（劉全智老師的感言片段）</b></h5> <h5> <b>（六六屆五二班學生趙士其的感言片段）</b><br></h5> <h5> <b>（六六屆五二班學生汪燕英的感言片段）</b></h5> <h5> <b>（七零屆五一班學生陳利軍感言）</b></h5> <h5> <b>（八一屆畢業生常征的感言片段）</b></h5> <h5><b> （八一屆畢業生陳櫻的感言片段）</b></h5> 回顧母親的一生，可以說她的一生非常平凡，平凡得幾于簡單，近于平淡。我也就用這篇平淡的文字來表達對她老人家無盡的懷念吧。 <h3> 這是我在2018年母親去世10周年之際寫的《祭母文》，以此作為本文的收束。 </h3> <h1> <b>后 記</b><div><br><h3> 回想起來，在我們兄妹四人中，我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是最少的。我16歲時就離開了母親，在距離銀川70公里的大武口車站當了8年的扳道員。70公里的距離在今天看來不算什么，可是在交通不便的當年，就算很遠了。大武口到銀川只有一趟綠皮客車（至今仍在營運），我只是在大休時才能回銀川。在寧夏大學上學的四年及在銀川一中當老師的三年，是成年后和母親在一起最多的時候，1985年離開寧夏到天津工作后，和母親就是聚少離多了，通常是利用每年暑假回銀川看望母親。每次和母親告別的時候，總有一種酸楚涌上心頭 ，尤其是母親80歲以后，每次與滿頭銀發，背部日漸佝僂的母親告別時，我的眼淚幾乎都要流下來了。打成年之后，我從來沒有在母親面前哭過，為母親哭的最多的一次是在母親去世后，我代表全家寫在告別儀式上的發言，止不住的淚水伴我寫了一夜。到了告別儀式上，我幾乎無淚可流了。聊以安慰的是，雖然我與母親聚少離多，但是在母親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里，就是在父親不能正常回家的那些年，在徐水的時光，在父親被群專的日子，我是相伴在母親身邊的。只是當母親的日子越過越好的時候，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日子越來越少。<br> “為教育為學生為家庭一生唯有拳拳摯愛，對事業對同志對親友滿懷總是殷殷真情”，這是我為母親的告別儀式寫的挽聯，雖然今天看來還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已經隨著媒體、網絡傳遍四方。<br> 本次為紀念母親百年誕辰撰寫的萬字長文是我在工作之余斷續寫成的，加上在網絡上搜尋當年的歷史資料也費不少功夫，前后持續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總算把為母親盡的一點心愿完成了。本文部分史料選自《北京師范學校史料匯編》“北長街小學官網”《我心中的北長街小學》《百年二小，以愛育愛》《實驗二小百年紀念冊》“銀川二十一小官網”。《美篇》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文中的疏漏不足可以不斷修改補充。<br> 2021年7月15日</h3></div></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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