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憶一位老共產黨人</p><p class="ql-block">在建黨百年之際,父親節也將來臨,魂牽夢繞追憶父親劉洪輝——老共產黨員,緬懷創立與建設共和國的前輩共產黨人。</p><p class="ql-block">父親劉洪輝1916年12月18日、農歷丙辰年冬月二十四出生在江西省瑞金縣(今瑞金市)九堡鎮嶺下村(今羊角村),祖父是農民,兼做豆腐出售,家境中等。父親原名劉爾圻,在劉氏宗族中屬爾字輩。在九堡鎮一帶,唯有劉姓和鐘姓兩大姓氏,祖母家就姓鐘;劉氏為客家人,明代從四川遷徙而來。在父親的記憶里,祖父做豆腐的手藝很好,生意也不錯;他幫助家里干些雜活,主要是放牛、拾柴,其中還讀了半年私塾。</p><p class="ql-block">瑞金,革命歷史上著名的紅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中央蘇區的核心。父親有兄長一人,是他參加革命的引路人;伯父先于他當了紅軍,在紅一方面軍五軍團,不幸犧牲在“長征”路上;解放后,他的名字被收入英烈名冊,陳列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紀念館內。1932年5月父親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瑞金獨立團,當過通訊員(號兵)、衛生員,該團后編入紅一方面軍九軍團。1933年5月在紅軍通訊學校學習期間加入共青團;1936年11月長征到達寧夏鹽池縣轉為共產黨員。老父經歷頗豐,平凡而又極富傳奇。堅韌、豁達、固執、自信,不懼艱險,與世無爭,淡泊名利,不愛言語,敢與病魔相抗爭;這是他長壽的秘笈,就像一本厚重的書,須耐心地細細讀研。他十五歲參加紅軍,又在后來的八路軍、東北民主聯軍、解放軍中工作了四十九年,戎馬生涯幾十年,2015年8月15日離世,在黨八十年。</p><p class="ql-block">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廣昌戰役中,父親隨九軍團衛生部到達前線,親歷了“陣地對陣地”的慘烈戰斗,當時正在搶救傷員,卻沒有接到上級下達的撤退命令,敵人蜂擁而至猝不及防,情急之中父親背起一個腿部受重傷的傷員,冒著槍林彈雨,不顧個人安危,疾步撤離。這位傷員是劉昂,時任連政治指導員,后也參加長征,同為父親在紅九軍團老戰友之一,父親競成為他日后念念不忘的救命恩人;劉昂為開國少將。2006年新華社記者采訪父親,發文稱:“冒死背下一個空軍司令。”1934年10月正在生病的他跟隨九軍團參加了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過湘江前,父親所在的紅九軍團與紅三軍團擔任阻擊湘軍的任務,他因患虐疾(俗稱“打擺子)而掉隊;與謝鏜忠等傷病員一起追趕部隊。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抵達湘江邊時,敵機又來轟炸;謝鏜忠爬到一棵大樹上,父親正喊他下來隱蔽,一枚炸彈落在樹下,彈片削掉了謝的半個耳朵,頓時他滿臉是血,父親立刻給他進行了包扎,并攙扶他一起過了湘江,因此得“謝半耳”綽號,謝鏜忠為開國少將。</p><p class="ql-block"> 1935年初”遵義會議”后,在毛主席的親自指揮下,九軍團佯作主力紅軍,向敵重兵集結的長江南岸疾進,以造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之勢;成功配合中央紅軍實施“四渡赤水”之壯舉。1935年8月長征中的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為北上抗日,組成了左、右兩路軍。紅九軍團被編入左路軍,并改稱紅三十二軍,由朱德、張國燾指揮;后來又與任弼時、賀龍率領的二、六軍團,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于張國燾分裂中央和錯誤南下,使得父親他們三過草地。第三次過草地時,紅三十二軍為方面軍后衛部隊。為過草地,所有部隊都需要籌措糧食,等到父親他們趕到草地邊時,再加之當地是藏民區,人煙稀少,已無法找到糧食。羅炳輝軍長是彝族,熟悉藏區情況,尋找到一個土司儲藏糧食的地窖,籌措到充足的糧食,通過草地時,全軍無人挨餓。部隊快走出草地時,父親又搭救了屬于紅六軍團掉隊的一名傷病員,用糧食挽救他的生命;此人是汪世昌,解放后他在航天系統工作,也是我進入該部門的引路人;父親與汪世昌老戰友關系密切,常提起是在草地上“撿到的”,兩家子女之間友好往來,可謂是父一代子一代。長征時期是父親一生中最艱難與兇險的時期,不滿二十歲、瘦小羸弱,卻在千難萬險中鑄就成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毅力,從九死一生的戰斗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諦。父親后來經常回憶起長征途中的戰友深情,騎了領導的馬才過雪山,草地中用自己的口糧救活了戰友。這種忘我的生死之交,代代傳承至今,已成為這支部隊的軍魂,使其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紅九軍團從江西中央蘇區出發時擁有1萬1千多人,經歷兩年的長征到達陜北,僅剩下1千余人。</p><p class="ql-block"> 1937年8月紅三十二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0師三五九旅七一八團。1938年3月奉調陜甘寧邊區,為留守兵團警備八團,后為警備一旅一團,父親已是位醫生。抗戰時期,這支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主力,一直駐扎在邊區,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1945年9月這支部隊奉命開赴東北,創建熱河、遼北根據地,參加解放戰爭。1946年12月參加“二打四平”戰役,他所在的東北野戰軍七縱攻擊四平火車站,父親作為醫療隊長親赴前沿,戰斗進行的異常激烈,我方傷亡慘重。后主動撤離戰場,向通遼方向轉移,至熱河魯北縣;天氣寒冷,戰士多有凍傷;父親因此受到撤職處分,不到一周時間又恢復職務。1948年10月調任組建四十二后方醫院院長,他是該院第一任院長;此院現為解放軍175醫院,駐在福建省漳州市。</p><p class="ql-block"> 1951年建國初期,他在江西軍區醫院任院長,當時亟需培養大批衛生人才;教學所用人體標本奇缺,經請示采用了一些戰場上的敵方人員遺體。后來有人以此事大做文章,向上告狀,有關部門查處,院長、政委均受到嚴厲處分。父親被撤職降級,同年9月調第一軍醫大學第一期干部進修班學習,后為中國協和醫學院學員和第二軍醫大學衛勤師資訓練班學員。1951年9月經軍委衛生部批準,評定技術為一等一級。1953年9月在第一軍醫大學,因學習成績優秀,榮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被選送蘇聯學習深造,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政委尚其枚也被撤職,處理轉業地方。尚其枚與父親至今仍保持聯系,時常前來探望。2010年前后,父親向北京市紅十字會申請,并得到確認,身后無償捐獻遺體。1957年至1969年父親在后勤學院做教學與領導工作。1967年后勤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代表領導干部被“三結合”進入院領導班子,任革委會委員。1968年8月被派參加軍事管制,在國家衛生部任軍管會委員、黨組成員;同時兼任衛生部所屬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軍管會主任、革委會主任、黨委書記。現在的國藥新冠疫苗就是該所研制的。</p><p class="ql-block">1971年11月回到總后負責原后勤學院調查甄別平反工作。1975年10月調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1980年12月離休。1955年9月榮獲三級八一勛章,三級獨立自由勛章,三級解放勛章。1988年榮獲二級紅星勛章。父親雖為軍人,卻一直從事的是“救死扶傷”的醫療衛生工作。參加紅軍之初,父親當的是通信兵,也就是司號員;時任紅九軍團衛生部部長張令彬,得知父親當兵前讀過半年私塾有點文化,遂將他調到軍團衛生部任衛生員,就此這個行當伴隨一生。張令彬為開國中將,建國后任總后勤部副部長,是父親的老上級、老領導、老戰友。在戰火紛飛與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在新中國建設與各色運動中,父親奮不顧身搶救傷員,盡力盡責地努力工作,挽救他人生命的同時,也在凈化自己的靈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敢于擔當,不怨天尤人。無論是火線搶救、救死扶傷,還是在和平時期學習進修、領導教學與科研,參加“四清”與軍管,父親總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身體力行,堅持原則,主觀固執。1943年9月延安整風中,組織上所作的鑒定語是:歷史清坦,政治立場穩,個性強,主觀性強。上世紀90年代,邂逅偶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職工,談及到父親當年在該所執行軍管任務時,平易近人,與廣大科技人員和職工打成一片,在食堂一起排隊買飯吃飯,從不搞特殊化,彰顯老紅軍本色。不管是職務升遷,還是撤職降級,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也不向組織提過分要求。離休后的父親仍在努力做出貢獻,不辭辛勞地為中小學生講述革命傳統,對故鄉老區有求必應慷慨捐助。也許是參加過那場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父親偏愛步行,比常人速度快,八十多歲時還每天爬十幾層樓梯作為鍛煉。年逾九旬后仍能依靠助走器械正常行走。他曾說過,一生中走得最多的就是路;跟隨紅軍從瑞金步行到陜北,抗戰勝利后又從陜北步行到東北,解放戰爭再由白山黑水打回江西,不再是步行,而是騎馬。記得在陪侍父親的最后日子里,外出為安全,只能坐輪椅。但仍執著地堅持每天到干休所的操場去轉上幾圈。在明媚的陽光下,迎著徐徐的微風,父親操縱著自動輪椅徜徉在操場的方磚路上,你喊一句“萬壽無疆!”我回一聲“永遠健康!”干休所的老人們,相互調侃著打著招呼,路人都投以驚奇與羨慕的眼神,因為在這里,父親已屬年齡最長,資歷最老者;而且是搶渡湘江,爬過雪山,涉越草地,槍林彈雨,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烽火戰場的硝煙已散盡,無數先輩們的犧牲奮斗,終于贏得了獨立自由,和平來之不易,須倍加珍愛。斗轉星移,時光荏苒。父親與他的千萬戰友一起,相互救助,同心同德,共同馱起了整個中華民族,是共和國的脊梁和中流砥柱。正是由于他們,華夏大地才贏得和平,生靈再不遭涂炭,民族得以生息與崛起,享受著安逸生父親以超出常人的毅力與病魔作頑強的斗爭,總是抱著必勝的信心。</p><p class="ql-block">在他工作最繁忙的時期,患十二指腸潰瘍,卻能妥善保持規律的生活習慣,使其不再復發。86歲時發現診斷為結腸癌,手術后三個月至半年連續做化療數次,幾年后癌細胞競然消失了。89歲時肺炎引起肺部積水,每次抽取積液都會引發劇痛,硬是扛過來得以治愈。2008年11月,年逾92歲又成功做了心臟血管支架手術,連301總院作手術的專家都感到驚奇。2015年1月,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還發生高熱,狀況危急;由于治療及時得當,轉危為安治愈出院。2015年8月1日,發燒體溫達38.6度,急診住進301總院,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炎急性發作。由于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發燒在家里耽誤近一周時間),盡管采取了插管上呼吸機等措施,使用了三種以上的抗生素藥物,但仍無力回天;父親于8月16日14時30分心跳驟停與世長辭。遵照父親生前遺愿,不舉行追悼會,捐獻遺體。8月22日在310總院作簡樸的告別儀式,向父親作最后告別。總后及干休所、江西省及瑞金市有關領導或委托人前來參加告別儀式。告別儀式后,將父親的遺體護送到首都醫科大學,淚水已模糊了雙眼,望著身著軍裝黨旗覆蓋的父親,真是割舍不得;看到他那堅毅安詳的面容,又像是督促完成他老人家的最后遺愿。離開后,心里空蕩蕩的,總感覺將父親丟失了。捐獻遺體是他對當年因“用遺體教學”而受到撤職處置的最好回應。老父親一生為國為民戰斗、工作,把最后的自己又貢獻給社會。鳳凰涅盤,浴火重生。北京長青園生命石碑已鐫刻上他的名字。贈墓志銘是:千難萬險走長征,一生兩世做貢獻。父親,永遠懷念您! 劉延南 二○二一年六月十八日黨的百年華誕前完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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