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貴記的平凡歷程（上）

老九

謹以此文 　　獻給“姬貴記”誕生100周年！（1922--2022） 目錄（上）一、序言 姬傳斌二、姬貴記的平凡歷程 姬傳斌（執筆） 1、闖蕩天涯祖父來荊沙 2、自立門戶創建“姬貴記” 3、暫避日寇鄉下難棲身 4、重起爐灶艱辛再創業 5、子女眾多難為父母心 6、跌宕起伏合營成“正果” 7、命運坎坷辭世終寬慰 8、緬懷親人子孫盡其善 （下）三、永恒的懷念 1、追憶慈愛的母親姬傳富 2、回憶母親二三事姬傳毅 3、難以忘懷的親情姬傳家 4、緬思我親愛的的爺爺宋晴 5、懷念奶奶姬傳榮蔡勇 6、思念我的媽媽姬傳貴盧華 7、難忘的另類記憶姬傳毅 8、詞一首清明祭掃姬傳斌四、百年老店綿綿鐘表情 姬傳斌 1、青蓮巷5號老宅 2、姬忠鳴試展身手 3、姬忠華“校證”光陰五、附件 荊州市姬氏家族《字輩譜》 <h1>一、序言</h1><div> </div> 河流萬里源頭在， 樹長千尺葉歸根。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敬先祖，重視傳承的民族。姬姓是一個源遠流長的上古大姓，湖北沙市的姬氏一脈，卻并非高門大戶、名門望族。可是，我們不能忘卻祖輩們來到湖北沙市，在這塊土地上拼搏奮斗的歷程。 退休閑暇，有時會突發冥想：我的父母他們來自何方？父親是個修理鐘表的手藝人，“姬貴記”走過了怎樣的路程？孩童時記憶中的“五爺”、“四爹”、“伯媽”、“貴姐”等等都是誰？……無數個原來忙碌時從未考慮過的疑團，會不時涌上心頭。 大約在去年七月的一天，我給南京85歲的三姐打了個電話，談了我希望了解父輩過往經歷的一些想法。交談中，感到三姐既覺得比較突兀，又似乎認為很有價值，但難度較大。稍后，我用微信聊天的方式，給她發去了希望了解的部分疑問。沒想到十幾天后，收到三姐的“姬家軼事碎片”，滿滿十九張紙的書面回復。讀著這用鋼筆書寫，密密麻麻蠅頭小字的資料圖片，我的心潮了。我會意到三姐的情感，認真將圖片內容整理成正規文檔，開始搭構出“姬貴記”的一個基本輪廓。 畢竟都是半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情，多次的社會動蕩和家庭遷徙，導致實物資料基本丟失殆盡；父母、大哥、大姐、六姐和不少主要當事人也先后離世，無法問詢。我們十個子女還健在七位，最大的二姐已經89歲高齡，最小的十妹也達古稀之齡。只能努力從健在的子女、甚至親戚家老人們的記憶中去搜尋蛛絲馬跡。隨后，三姐又補充了近十張紙的書面資料。二哥、八哥、二姐以及其他各位在世的子女和已經去世哥哥、姐姐的家人，都慢慢參加了對家庭經歷的回憶和書寫，并搜尋出不少有紀念意義的老照片。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伯家的三哥姬叔文（93歲）、大侄子姬忠華（76歲）；二爺爺家的姬傳惠（70歲）、姬傳忠（72歲）；母親娘家外孫女夏瑞蘭（71歲）等，都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和材料。在此，對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經過近一年的資料搜集、梳理和編寫，《姬貴記的平凡歷程》這份材料終于初現眉目。這本菲薄的小冊子凝聚著大家的心血和熱情，是親人們對沙市姬氏家族無限鐘愛的傾情結晶。 《姬貴記的平凡歷程》只是沙市姬氏家族一朵小小的花絮，只是社會進步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歷史。由于掌握材料的局限并囿于執筆者的水平，可能會有貽誤以及表述不明晰之處。但是，通過這些敘述，希望能夠代表我們十個子女，表達出對祖輩、對父母的無限追念和哀思之情；也希望能夠給子孫們一個交代：你們的長輩們都是兢兢業業之輩，絕非碌碌無為之徒，他們為國、為家都盡了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你們可以為是姬貴記的子孫而自豪。　　讓我們涌動傳承的血脈，為家庭幸福、家族興旺、民族振興增光添彩。不忘前輩的奮斗歷程，珍視現在的幸福生活，更加努力的迎接美好的明天。姬傳斌 2021年4月28日于北京海淀 <h1>?二、“姬貴記”的平凡歷程</h1> 1、闖蕩天涯祖父來荊沙 　　明清時期的沙市，長江和漢水在此交織，水路交通便利，使其成為中南腹地商貿流通，融貫川蜀的重鎮。城市格局沿長江北岸分布擴張，商貿、交通和手工業蓬勃興旺，商賈貨棧云集。據《廣陽雜記》記載當時的盛況：“舟車輻輳，繁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使沙市躋身全國十大商會都市之列。 清朝咸豐年間（1860年左右），兩個風塵仆仆的年輕后生，穿過鱗次櫛比的店鋪客棧，來到喧嘩的沙市江邊。眼見長江碼頭舳艫相繼，帆檣如林；拖船埠到便河垴，一艘艘商船跨堤易江，號子震天，一派熱氣騰騰的繁忙景象。　　新來者是一對親兄弟，哥哥叫姬世福，弟弟叫姬世富。他們背著簡陋的行囊，懷著離鄉闖蕩的勇氣和雄心，由北方途經河南，來到湖北沙市。這有點類似于當今的年輕人，隨著改革熱潮到南方去尋找商機、打拼前程。 <h3>　　已經無法知曉當初他們的境遇和波折，只是聽老人說過：最初，他們從基礎的小本買賣做起，曾經提著竹籃子，以沿街售賣雞蛋為生。經過他們各自的努力拼搏，兩兄弟都在沙市站穩腳跟，自立門戶，生意經營有成，逐漸躋身普通市賈人家。 　　哥哥姬世福，是我們的親爺爺。他后期經營“廣貨生意”，相當于如今的百貨商鋪，這是需要一定本錢的行當。爺爺在沙市娶妻生子，育有四男一女，依次為：大伯、二伯、三伯、四爹（女）和我們的父親。歲月隱沒了奶奶的姓名，只知道奶奶精明能干，很會持家，要求子女“學文化，有知識，走正道”。爺爺在1905年父親出世之前就因病離世，享年57歲。 　　二爺姬世富，在沙市立業成家后，育有四女一男。他似乎經營更有門道，在沙市“洋碼頭”附近的橫劉家場（后改為和平街），開一家氣派的米店，并在九十鋪街（后改為勝利街）購有部分房產。二爺除了開米行，還懂醫術，常有人找上門來診病，然后到“恒春茂”藥店抓藥。抓藥的都認識二爺的字跡，常說，這是姬先生開的方子。據此可以看出，兩位爺爺都讀過書，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識。在他們留存下來的家譜資料中，有從兩位爺爺“世”字輩為開端，編排的沙市姬氏家族《字輩譜》：</h3><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世德傳忠厚家聲定發揚</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尊紀新愛國奮進永圖強</div></h3> 爺爺的長子（我們的大伯）叫姬德修，我們稱為大房。解放前生活在沙市巡司街（后改為三民路、解放路）一帶，經營店鋪的門面正對著謝家巷口。大伯有四個子女（三男一女）：老大姬傳俊、老二姬傳杰、老三是個女兒叫姬傳玉、老四姬傳大。大伯子承父業做“廣貨”生意。后來，我父親經營“姬貴記”鐘表修理后，大伯見鐘表修理投入不大，技術性強，收益尚可，也要求他的兒子學修鐘表。這樣，老大傳俊跟著一位鐘表師傅學徒三年（那時學徒一般不跟著自家親戚，擔心難以從嚴管教，對學藝不利），后又跟著我父親“參師”（類似于進修）一年磨練了手藝。老二傳杰，曾經在玻璃鋪做過學徒，因難以忍受師娘的刁難，棄學回家。他在哥哥的帶動下喜愛上了鐘表修理，跟著哥哥邊學邊干，可算是自學成才。<div> 大房修理鐘表和經營百貨兩樣都做，商號是“姬生記”。大伯早年用100大洋，在青蓮巷購有一處比較寬敞的住房，他在1941年去世，享年50歲。老四姬傳大（后改名：姬叔文）大伯過世后，由兩個哥哥供養上學。他讀書期間成績優異，表現突出，德智體全面發展。在江陵師范學校畢業后，曾經在沙市“新安小學”先后擔任過教師、教導主任和校長。后來到沙市市委工作，曾任市教委第一任招生辦公室主任，退休前為荊州市教委付主任。 </div> <div>　　二伯叫姬德璋，也做“廣貨”生意，規模小于大伯，曾在沙市巡司街劉大巷（后改為望亭巷）與父親共用過一個門面，二伯在一邊賣百貨，父親在一邊修理鐘表。二伯結過婚，二伯媽生過一個女兒，叫姬傳珍。后來二伯媽再次懷孕，生孩子難產，大人小孩均不幸去世。我們的父母成婚后，由奶奶做主，將9歲的傳珍過繼到我們家，并叫她“幺大”。我父親是幺房，剛結婚還沒有孩子，她就作為幺房的老大。幺大比大姐年長不到10歲，我們的母親很喜歡她，我們都叫她“幺大姐”。她從小一直與我們共同生活，在日本人占領沙市之前，由母親主婚，20歲的幺大姐嫁給了四川的一位小伙子，并隨他家人去了四川瀘州。后來，幺大姐來信告知，她在四川的生活還很不錯。她一直將我們家作為她的娘家，我們家做生意時用的一臺手搖縫紉機，就是她到瀘州后寄來的，解放后還專程回沙市來看望過我們。二伯后來幾次成親，一段時間都沒有兒子。我們家的二哥（姬傳家）出生后，同樣由奶奶做主，在二哥滿月斷奶后，過繼給二房，取小名“二大”，就算是二房的老大。二伯開始對二哥還不錯，專門請了奶媽悉心照顧。后來二伯又娶了一個妻子，后妻帶來一個兒子，不久又跟二伯生了他們自己的兒子。幾年后，因故我們將二哥重新接回家。 </div><div>　　三伯在年輕的時候（大約十幾歲），忽然離家出走了。家里人曾四處找尋，一直沒有蹤跡，至今杳無音信。 　　四爹是父親的姐姐。四爹的丈夫姓朱，也是做生意的，好像是賣肉。她家育有一男二女，四爹的兒子朱仁榮是老大，比大姐還年長一點，我們都叫他“仁榮哥”。他20多歲就幫人做糖、煙、酒生意，1954年三姐考上大學，他還送了個臉盆給三姐，后來到農村供銷社工作。大女兒小名叫歡喜，結婚后不久就死了丈夫，是否再婚不清楚。小女兒與我們家三姐同歲，小名叫做菊兒，沒念多少書。三姐還記得：每次到四爹家里去，他們都會拿出不少好吃的茶點招待，平時還會要我們到她那里拿豬尾巴、骨頭等。 　　我們父親是家中的老幺，雖然爺爺過世早，奶奶仍然格外心疼和照顧他。在家族和諧的環境中，在奶奶呵護和兄弟們的關愛下，父親逐漸長大成人。 </div> <h3> </h3><h3>2、自立門戶創建“姬貴記” 我的父親叫姬德發，字貴卿，是家中的老幺，一九零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生。父親出生之前爺爺就因病去世了，他是沒有見過父親面的“遺腹子”，俗稱“背父生”。那時奶奶仍是家中的主心骨，父親的童年不會缺少母愛。奶奶很強調男孩子必須能識文斷字，老爸在年少時念過幾年私塾，有一定文化。他的兩個哥哥都是經營“廣貨生意”。廣貨生意量大面廣，需要的本錢比較大。爺爺去世早，家里資本并不厚實，失怙之難不可避免，奶奶也想讓父親試試其它行當。 　　父親曾經在米店做過學徒，這家米店的旁邊有一位擺攤修鐘表的師傅。父親當時年僅十二、三歲，精力旺盛，勤奮好學。他在米店當學徒空閑的時候，喜歡湊到修鐘表師傅跟前，先是好奇的觀看、欣賞，后來興致越來越高，時間一長還不時給修鐘表的師傅做點粗活，打打下手。</h3><div> 不知是父親對鐘表機械的濃厚興致感染了師傅，還是他勤學好問，不怕吃苦的精神，贏得了鐘表師傅的好感。父親在米店學徒兩年后，修鐘表的師傅正式接收父親為徒，傳授他修理鐘表的手藝。經過三年學徒，鐘表師傅看他的技術日臻熟練，可以出師了，就送給父親一套修理鐘表的工具，對他說：有了學到的技能和這套工具，你可以去自謀生路了。 </div> 在1922年，17歲的父親帶著師傅送的一套工具，依仗著所學的技藝，在沙市巡司街劉公巷口（又名劉大人巷，俗名劉大巷，后改為望亭巷）自立門戶，掛出了“姬貴記”鐘表修理的招牌。父親最早在巷口的路邊擺攤，以一張桌子做工作臺，桌上放置防護的玻璃罩，還有酒精燈等工具，在不大的桌面上進行鐘表修理。那時沙市沿江的街道稱為“堤街”（曾經改為大同一、二、三、四街，1952年修荊江大堤時全部拆除，修荊江大堤后命名荊堤路），還有拖船埠、青石大街（劉家場、三府街、拖船埠、青石大街這四條路都平行于堤街，1934年打通后成為中山路）和巡司街都很熱鬧，商鋪眾多，人員流量較大。老爸為人態度和藹，真摯誠信，技術上也不斷鉆研，日臻嫻熟，鐘表修理生意不錯。<div>　　1927年，母親從江陵馬家寨嫁到沙市，他們的婚姻是由媒人牽線搭橋。父親由于聰慧勤奮，掌握了當時屬于較高層次的鐘表修理技藝，已經有了比較穩定的生活來源。父母成婚時，新組建的小家庭和奶奶、大伯都住在一起，仍在大伯家搭伙。此時給父親的攤位送飯，就由母親擔當了。 </div> 　　我們外婆的娘家姓王，是江陵馬家寨的鄉紳，現在稱作地主。因媒人從中作祟，外婆嫁給沙市一戶姓甯的人家。據說這甯家原來也可算是沙市一戶小康人家，曾經也擁有不少房產土地，到他的父親這一輩已經敗落。外婆完婚后，回到娘家述說了夫家的真實窘境。娘家不愿女兒在城里吃苦，于是提出來兩條：要么退婚，要么女婿一家到馬家寨來謀生。外公無奈，只好隨妻子來到鄉下，在馬家寨安家定居，生兒育女。 　　我的母親叫甯從英，一九零七年臘月十二日出生在江陵馬家寨沖河觀村，比父親小兩歲。外婆生有四個子女，有三個哥哥，大哥叫甯從澤，身材高大，干“跑馬幫”的行當。（這是一個傳統的老行當，一般以騾馬為運輸工具，大多路途較為偏僻艱難，大約相當于現在的“物流運輸”。推測外公也是干“跑馬幫”這一行。）另外兩個哥哥都念過書，母親是外公最小的獨生女兒。外公外婆均過世比較早，她和三個哥哥實際上是在王家的庇蔭下成長。 　　1959年冬季，二哥、八哥等人曾經回過一次母親的故鄉馬家寨，見到了當年母親年少時的居所，那是一處三進院落的磚瓦房，屋后還有一大片竹林。當初的水塘沒有見到，大概是冬季水干了。土改后，房子分給了幾家農戶居住，房子還在，環境已經完全改變了。母親說，那時候和哥哥們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似乎就在眼前。昔日的馬家寨殘存著母親錦瑟年華最難忘的記憶。 <div> </div>　　直到1930年，我們大哥出生之前，父親才結束了7-8年的擺攤生涯，在劉大巷租賃門面開店，免除了嚴寒酷暑、風吹雨淋之擾，一家人也有了獨立的居住環境。在父親的辛勤經營下，生意穩步發展。據母親講，父親做生意特別用心盡力，能夠吃苦，為了解除客戶之急，耽誤吃飯、睡覺是常有之事。他既鉆研修理技藝又注重市場動向，針對客戶的需求，適時補充經營內容。有的緊俏零配件，甚至自己動身到漢口去進貨。那個時候，沙市水路交通方便，從沙市到漢口都走 “內河”水路。沙市的便河橋、塔兒橋和太師淵都有內河的客船碼頭，乘船從漢江水系去漢口，大約一周多的時間可以到達。奶奶曾經極力阻止父親到漢口進貨，說是“父母在，不遠游”，實際是擔心旅途安全。由于父親做生意很努力，到日寇占領沙市之前，“姬貴記”的招牌已經嶄露頭角，在沙市小有名望。 　　生意平穩經營，生活安寧平靜，子女們也相繼降生。大姐傳榮（1928年）出生后，接著大哥傳振（1931年）、二姐傳華（1933年），子女交錯出生。到三姐傳富（1936年）出生時，奶奶見接連生了兩個女孩，有點不高興了，給三姐取小名“換兒”。兩年后果真換來二兒子傳家（1938年）出生，一家人皆大歡喜。因為二房沒有兒子，由奶奶做主，在二哥斷奶后過繼給二伯做兒子，奶奶給他取名“二大”，作為二房的老大，離開了我們家。 <div> </div>3、暫避日寇鄉下難棲身 1937年日本大舉侵略中國，1938年10月武漢淪陷，接著日寇先后占領了洪湖和監利縣城，沙市已是人心惶惶，風雨飄搖。特別是1939年1月，日軍飛機首次對沙市實施狂轟亂炸，沙市江邊的堤街，新建不久的中山路等繁華地段房屋被炸毀，炸死、燒死不少平民和兒童，這些血淋淋的場面，給市民商賈帶來極大震撼。躲避日軍的轟炸和侵擾，逃離故土，當時沙市人恐懼的稱其為“跑老東”。不少人都匆匆離沙避難，有的人逆江而上逃往萬縣、重慶；有的人躲避到沙市的周邊鄉下。 我們的父母也準備“跑老東”，逃到馬家寨母親的娘家去，避一避混亂的時局。那時候，各種流言滿天飛，令人心緒不寧，父母幾次推遲“跑老東”的時間。奶奶的性格很剛強，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家，她說：要走你們走，我決不走，也不拖累你們。這樣，可憐的奶奶悄悄吞食鴉片，含恨去世。 　　1940年3-4月間，父母帶著我們一家步行前往江陵馬家寨，開始了三年多艱辛的逃難生活。1940年6月8日，日本人占領沙市的時候，大伯、二伯因為各自的原因，沒有離開沙市。 我們一家逃離沙市的時候，雖然船碼頭接連發生逃難的市民被擠落水中、逃難的船票一票難求的局面，市面上的秩序還沒有大亂。我們當初也以為避過風頭，最多幾個月就能夠回沙，還可以到鄉下母親的娘家作一次拜訪。全家七口人同行：父母雙親和五個小孩(大姐、大哥、二姐、三姐和六姐，二哥在二伯家沒去)。六姐傳貴剛出生3-4個月，三姐也只有4歲。請了兩個挑夫用擔子挑著走不動的小孩、部分行李和父親的工具箱，僅帶著部分換洗的衣物前往馬家寨。 <div> 到鄉下時間不長，傳來消息：沙市已經淪陷，日本人燒殺掠搶，無惡不作。我們在劉大巷的家也完了，被日本飛機丟炸彈炸毀后燒得精光。我們一家人都成了兩手空空，無家可歸的人。　　</div> <h3> 　　來到馬家寨鄉下，暫住在母親的娘家，居住條件尚可。但是，一家人還要生活啊！父親背著他的“寶貝”鐵皮箱，步行到馬家寨或郝穴，在集鎮的茶館里擺攤子，給人家修理鐘表、唱機、眼鏡等。這樣，掙回部分錢和物品，貼補家用。大姐、大哥當時分別只有13歲和10歲左右，幫著老媽撿柴火、干雜活。7歲的二姐負責照看兩個只知道吃和玩耍的小妹妹。 　　舅舅給了我們一畝多地，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期怎么種田？再說我們也不會種，母親雖然來自鄉下，她也沒種過地。曾經有一次，母親帶著二姐去挖野菜，抱回來一些綠葉菜，村里人說這是“漚綠肥”的“草籽”，人不能吃。后來，我們也學會了種一些普通的蔬菜。二姐回憶說：有一種菜薹，長得特別的茂盛，我們一家人吃不完，老媽就叫來大哥和我，讓我倆相伴挑到馬家寨集鎮上去買。兩人在鎮上蹲了半天，買的人少，賣不完的我們又挑了回來。這段時間，還得虧舅爺和舅舅們的接濟，才能夠熬過來。 </h3> <h3>　　我們來鄉下沒幾天，父親的姐姐四爹她們也逃來鄉下。接著，日本人從沙市打到了馬家寨，一家人再次面臨四處躲逃的狀況。 　　有一次，日本鬼子來鄉下搶了不少東西，要抓人搬運。他們抓到父親和年幼的大哥。鬼子要父親用頭頂著兩口搶來的大鐵鍋，跟著他們往回走。頂著大鍋的父親看不清路面，跌跌撞撞的被絆倒，兩口大鍋都摔壞了。日本鬼子過來舉起槍托就砸，頓時父親頭上鮮血直流。一起抓去的老鄉們趕緊跪下求情，并且又給鬼子找了兩口大鐵鍋，他們才放過了父親。 這期間，大姐已是十多歲的女孩子，母親擔心大姐受到傷害，只要聽到“老東來了”，就帶著大姐，由大姐背著最小的六姐，三個人隨當地農民四處躲藏。曾經聽大姐講：她背著六姐在鄉下泥土路上走，母親的“三寸金蓮”腳小走不動，三個人摔跤絆倒是常事。有一次大姐摔在水坑邊，只有幾個月大的六姐頭都扎到水中，母親趕緊把人拉起來，六姐還在瑟瑟發抖；四爹護著二姐和三姐也東躲西藏。“老東來了”就和“老虎來了”一樣，趕緊動身跑，常常居無定所、食不果腹。三姐曾經去撿過日本兵丟棄的罐頭盒，在空盒里找東西吃。 　　在馬家寨，日本鬼子并不駐扎。他們來了就燒、殺、搶，奸淫婦女，胡作非為。作孽幾天之后離開，過幾天他們又會回來，搗騰得大家都無法忍受。一次日本兵闖到馬家寨沖河觀，抓到幾個臉上摸了灶灰的年輕婦女，拖到房子里發泄獸欲。我們五舅爺的媳婦也被抓住，硬生生被拖走，五舅奶奶不肯罷休，沖上去想保護兒媳婦不受侮辱。瘋狂的日本鬼子用槍托砸向老人的頭，用皮靴踢老人的身子。只見老人栽倒在地，頭上鮮血直流，全身都受了重傷。屋內受侮辱的舅媽和其他女子呼天喊地，拼死拼活。我們小孩和老人都無奈的呆在周圍，眼睜睜的看著親人受辱，周圍一片抽泣哀嘆……這種血淋淋的場面和刻骨銘心的磨難至今難以忘懷。 </h3> <h3>　　四爹看到鄉下也是這么亂，干脆橫下心先回了沙市。我們在沙市的住房已經被日本人燒光，一時無計可施，只好繼續在鄉下受煎熬。最后半年多時間，我們躲避到監利的新廠，因為五舅爺王干清兒媳婦的娘家在這里。 　　我們住在大路邊一處比較老舊的空房里，父親到集市上去修鐘表，較長時間才回來一次。鄉親們也資助一部分糧食給我們，母親在門前的路邊擺一個小攤，賣茶水、香煙和糕餅。大姐和大哥常常到周邊的柴山去砍柴，然后拖著一捆捆的柴禾回來。那一年臨近春節了，二姐和三姐還穿著單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去挖野菜，鞋子都濕透了，真是好凄慘可憐。 　　一家人這樣過著朝不保夕，提心吊膽的日子。父母最終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帶著一家人從監利新廠返回仍被日軍占領的沙市。在回沙市前夕，當地一戶富農想要留下三姐給他家做童養媳，換取我們回沙的路費和食物。母親不可置疑的予以拒絕，說：再苦再難，就是討米要飯，也要把五個兒女平平安安，一個不少的帶回沙市。母親在世時，講起這段“跑老東”的經歷，眼角總是閃現著淚花。</h3> 4、重起爐灶艱辛再創業 1943年頭，我們一家人幾乎空手回到沙市，父親僅僅剩下一個隨身攜帶的修理箱。劉大巷的家已經是一片焦土，片瓦難尋。托人四處尋找住處，終于在崇文街（原來叫絲線街）的文廟巷口找到一處空房。這座空房是文廟的廟產，有一位叫果智的和尚負責看守，我們叫他果師傅。房子狹長一條，面積約有150平方米，房間空間較高，里面空空蕩蕩，上面還隔有一層小樓，由簡易活動木梯上下，每月要繳納一份房租。這樣，一家人暫時有了棲身之地。 在日寇占領、戰亂橫行之季，父親為了大人和孩子們的基本衣食，為了家庭今后的生存發展，決心在崇文街這間租賃的房子里，重整旗鼓，盡快恢復“姬貴記”的鐘表修理營生。 崇文街的這一間空房，右邊磚墻瀕臨文廟巷，左邊是偽警察局，臨街的門臉寬度有6米左右，進深約有25米。父親請人將其用蘆席隔成幾個部分：臨街一端隔出大約14米，作為門店的鋪面和修理操作間，后面的剩余面積作為一家人的生活區域。國難當頭，部分同行也伸出援手，送來多余的工具，使得 “姬貴記”能夠在短時間內，順利的開張營業。 當時的招牌是用一塊大白布掛在店門外，上面寫著“姬貴記修理鐘表眼鏡唱機風琴”幾個大紅字，很醒目耀眼。（后來換成一塊掛在門外的招牌。另外，在大門上方的外板壁上，用油漆寫著斗大的“姬貴記鐘表”，文革后期，這幾個字還隱約可見。）　　1943年，沙市在日軍的占領下，主要商業區中山路、便河路等處被劃為“軍事區”和“日化區”，老百姓不能隨便進出，江邊又被日機轟炸破壞。沙市是湖南湖北出入四川、江漢平原物資流通的一個重要商埠，中山路和臨江的商業活動受戰禍而萎靡，自然轉移到與其毗鄰的崇文街、中正街（后改名勝利街）、三民路等地段。戰事稍有平緩，這些街上商業活動也逐漸發展起來。這種情況，對“姬貴記”盡快恢復營業創造了一定的市場條件。 <h3>　　姬貴記在崇文街的鐘表生意，由于有逃難前二十余年積攢的好名聲，帶來了不少客戶。父親一個人白天待客，晚上修理，忙得不可開交。根據業務的承接多寡，父親曾經短暫請過一兩個修理師傅幫忙，剛開始沒有接收徒弟。后來，我們的大哥逐漸頂了上來。大姐和大哥在逃難前，都讀過一段時間私塾，因戰亂輟學。逃難幾年回沙后，父親很清楚：從長遠打算，兒子必須有文化才能把生意接下來做好。于是，送大哥到崇文街的一家私塾去念書，讀了兩年多。實際上，大哥在白天跟著私塾的張先生念書，回家就喜歡在旁邊看父親修鐘表。父親總是忙得很，無暇顧及，他就自己搗騰。一次，已經修好的鬧鐘，父親將它放在家中校準走時的快慢。那時候，修好了的鐘表必須有一兩天的對時調整，才能放心的交給顧客。父親因故不在家，大哥以為是一個沒有修理的機器，把它拆開，準備檢查洗油后再次裝上。誰知父親很快回家，發現有人拆動了它，于是大發雷霆，趕著要責罰大哥，母親出面才調停。大概也是經過這件事，父親發現了大哥已經有一定的“靈性”，感到后繼有人了，更加注意對大哥的言傳身教。 　　那時候大哥十四、五歲，精力旺盛，接受能力強，各方面進步都很快。加上平時對父親鐘表修理的耳聞目染，各種修理技藝似乎心有靈犀，上手就熟。一段時間后，他就能獨自擔負一些業務，開始成為“姬貴記”得力的新生力量。父親也能騰出手來，在經營管理、拓展新業務方面下功夫，生意逐漸有了起色，也使得一家人慢慢度過了難關。</h3> <h3> 這一段時間還發生過一樁倒霉事：一個日本鬼子來到店里，拿著一塊手表來胡攪蠻纏，說不清，聽不明，更沒有地方可以講理。不知道什么原因，父親竟被鬼子惡狠狠的抓走。家里人無奈之下，趕緊找隔壁偽警察局的警官幫忙。由于警員們也常找我們家修鐘表，雙方關系處理還平和。特別是盧警官看到我們家孩子多又平安，他的兒子經常生病，為了給兒子消災，他認過我們父親做干爹。這樣，盧警官盡力幫忙，舍財免災，父親才化險為夷，避免了更大的災禍。 1945年9月，沙市的日本鬼子在體育場繳械投降后，普通老百姓都安心不少。時間不久，國共兩黨又打起來，局面又有所緊張。父親雖然專心做生意，當時由于母親的舅舅和兩個哥哥都是中共地下黨，也有時到父親的鐘表店里落落腳，因而受到牽連，父親曾經被國民黨抓捕關押，后經地下黨輾轉施救出獄。 　　母親的舅舅王干青（1888-1969），家里是地主，早年離開家鄉外出求學，走南闖北見過世面。他接受了當時的進步思想，1911年參加過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上海黨中央臨時機關工作。后調回湖北，歷任江陵縣委委員、北區區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等職務，1942年調到鄂豫邊區黨委和新四軍五師司令部機關從事聯絡工作。他的思想和行為深深地影響了王家和甯家的人，母親的二哥和三哥跟著他投奔了革命。在殘酷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兩黨的斗爭中，母親的兩個哥哥和王干青的獨生兒子王清光，都先后遭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殺害。 　　聽母親說過，解放后，她曾到武漢的舅舅家去，時任湖北省文史館館長的舅舅講：母親的兩個哥哥解放前在武漢楊園一帶組織地下武裝斗爭，一個還是共產黨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可惜都被叛徒出賣而英勇犧牲。這雖然是一段題外話，也反映了我們家與中國革命的緊密關聯。 　　到1946年，父親才收了第一個徒弟：肖清華。</h3> 5、子女眾多難為父母心 父親整天忙于生意，全家人生活上的衣、食、住、上學和婚嫁等，都靠母親操心。子女多，經濟壓力大。開始時，崇文街大通間的房子用蘆席作了一些簡單的分隔（大約住了兩年后又用木板隔成一間間像樣的房間），前面是做生意的門臉，其它均作為生活區域。包括兩間住房、飯廳和廚房，孩子們就在樓上和樓下的一間房居住。基本上都是睡的鋪板和打地鋪，能湊合的就湊合著。母親愛整潔、會收拾，精打細算的摳出一點錢，逐步補充幾件舊家具，給孩子們做幾件新衣服。一切都靠母親慢慢省吃儉用，精心安排，過了一兩年以后，才有了一個家的樣子。 1943年，住處安定下來后，母親才有精力考慮孩子們的學習。大哥跟張老師上了私塾，二姐和三姐也先后進入小學讀書。大姐在家幫母親料理家務、照顧六姐。　　不久，媒人上門來給大姐提親，男方蔡家是個書香門第。當時大姐才15歲，還是個孩子，親家承諾可以嫁過去再讀書。大姐的婚姻是由奶奶輩訂的“娃娃親”，在媒婆搖唇鼓舌和父命難違的情形下，1944年，大姐嫁給了大她兩歲的蔡先桂。第二年，大姐就生下大兒子德廣，小名叫“四代”，意喻蔡家四代同堂。那個時代的女子，在父母膝下是女孩子，出嫁后就是勞力和生育工具，哪里還有機會再去讀書。大姐后來回娘家提起此事，對父母都略有微詞。母親生前也說過：“那時日寇入侵，社會動蕩，女兒大了做父母的也擔憂。大姐早嫁受苦，也是出于無奈。” 崇文街的住家后面有個邊門，通向旁邊偽警局的一個大院。院內有一口水井，平日我們從井里打水，就地洗菜洗衣都很方便。警員們常來我們家修鐘表，也不阻止我們用水。我們家人多，用水量大。家里有兩口大水缸，半截埋在地下，一口水缸裝井水洗用，另一口裝江水吃喝。那時沒有自來水，江水請人從長江里挑，井水擔水常常落在二姐和三姐身上。 三姐回憶這一段經歷時仍然畏怯的說：那時真害怕做這個事，小肩膀吃不消啊！人長得瘦弱單薄，兩個人用扁擔抬著一桶水，慢慢往家里挪，還要抬起桶倒進大水缸。一口大缸能裝三四擔水，要來來回回六七趟。長江的水渾濁，請人挑滿水后，我們還要用一個里邊裝了明礬的長竹筒，在水缸里面不停地轉呀轉，讓江水沉淀清澈，才可以喝和燒飯用。 大姐出嫁后，母親的家務確實少了一個得力的幫手。時隔不久，母親得知老家大哥的女兒甯珍貴（我們叫她貴姐）丈夫被抓壯丁，好長時間杳無音信，回娘家后與嫂子關系又不好，沒法過。這門婚事是父親牽的線，母親也可憐她，就將她接到沙市來緩和一下，也給母親繁雜的家務幫幫忙。 貴姐到我們家的時間不長，她的丈夫就有了音訊：抓壯丁后，由于他丈夫還有一點文化，在部隊做了個文書。大約過了幾個月時間，貴姐就返回了她在郝穴的婆家。 <h3> 也在那段時間，二伯托人帶信來，說“二大”（二哥）現在“蠻不好”，得了“飛虱子”病。母親聽了很著急，趕緊要大哥去二伯家看看。大哥回家告訴母親：二哥蜷縮在他家的柜臺底下，像一只流浪狗一樣，瘦骨嶙峋，拉起來一看，癡癡呆呆的不說話，身上長滿了膿包，臭烘烘的。大概是二伯后來的媳婦生了自己的兒子，嫌棄他。加上他的身上長了瘡包有異味，讓他到柜臺下面去睡，沒給他醫治，每天只給幾碗飯吃。 　　母親要大哥趕緊把二哥背回家，接著找大夫給他診治。母親每天給他細心地清洗傷口，二哥開始還嗚嗚的哭著喊疼，每次要洗出一大盆血水，洗完再敷上藥。經過母親的耐心護理，輔之飲食調養，很快一天天好了起來，這才保住了二哥的小命。幼小的傳家沒有逃難到鄉下去受苦，這次吃的苦也不少。二哥那時只有6歲，傷好后母親再也舍不得放他回去。時隔不久，聯系了學校，也送二哥去上學讀書。 　　1944年底，七姐傳媛出生，1946年底八哥傳毅出生，家里又添了兩個小孩，更是熱鬧了。七姐小時候胖乎乎的，旁邊鄰居都喜歡逗她玩耍；八哥是接著兩個姐姐之后出生，父親分外高興，還專門到廟里請師傅給他起名字。 　　人丁興旺，生意順趟，母親忙得不可開交。為減輕母親家務的壓力，先后請了附近郊區賣菜的農民姐妹倆，在我們家幫忙做家務，分別做了至少三年時間。</h3><div> 1950年老九傳斌在崇文街出生，1952年老十傳萍在中山路出生。我們十個子女，除了大姐出嫁、大哥做工，二姐剛剛開始工作，家中吃飯穿衣、上學念書、甚至在襁褓中的子女就有7個，一張張嗷嗷待哺的嘴，一個個入園、入學的孩子的學費、衣著、病痛等家務瑣事都要母親操心料理。同時，那幾年也是父親鐘表事業的高潮期，母親還得照顧門店的師傅和徒弟們，他們的餐飲和夜宵都不能馬虎。這么多的事情，沒有一個吃苦耐勞、智慧睿達的母親，能夠應對得有條不紊嗎？ 母親是典型的傳統中國女性，賢妻良母。她年輕時受過大戶人家的熏陶，對家人很注重儀表，在有限的條件下，總是把父親和子女們打扮的清清爽爽，即便衣服陳舊，也保持干凈整潔。她自身也總收拾得端莊得體，干凈利落。母親的女紅特別厲害，裁剪、針線、刺繡、縫紉樣樣拿手，大人小孩無論鞋襪衣帽、夏裝冬襖，大多親手縫制。因子女多，大孩子衣服穿小了，縫補改整一下，小的接著穿。二哥回憶說：晚上有時起床，總看到母親戴著老花鏡，在油燈下為我們縫補衣服。記得小時候每年大年初一，早上起床的時候，我枕頭邊都會放著一套新嶄嶄的罩衣，有時還有一雙白底黑面的新“甕鞋（棉鞋）”。因此，每年對新年都特別的期待。文革前，幾乎年年如此。 母親也是全家人的保護神，誰生病了就用土法子醫治，一般傷風咳嗽、結食、上火之類的小病災都能手到病除。例如括砂、用去殼的熟雞蛋在身上滾動治病、蒸冰糖梨子水、吃燒鴨肫灰等等。一次三姐咳嗽很厲害，母親就要二哥到寶塔河打來枇杷，再熬制藥膏治好了咳嗽。 父母雙親為我們操勞辛苦了一輩子，這種恩情像濤濤大海，也如涓涓溪流，是包容萬方、傾訴不盡的。“姬貴記”有了母親這個賢內助，方使得父親能夠心無旁騖的做生意。 </div> 6、跌宕起伏 “合營”歸正果 “姬貴記”在崇文街開店，時間在1943年-1951年。這段時間沙市發生了兩件天翻地覆的大事：1945年9月5日，沙市體育場舉行侵華日軍受降儀式，幾千名日軍繳械投降；1949年7月15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沙市。這兩件大事猶如久旱逢甘霖，使得沙市重新煥發青春，處處充滿生機。 特別是解放以后，社會穩定，市場繁榮。城市的普通百姓從戰爭的痛創中走出來，開始追求生活的品質；翻身的農民分了土地，辦婚事的、蓋新房的增多。在堂屋中間或者新房的墻上掛個尖頂大鐘，或在桌上擺個圓頂座鐘，似乎成為城鄉一種新的時尚，即實用美觀又品格雅致。因此，那個時候來店里買鐘和問詢的人不少，新鐘的銷售比較緊俏。 生意人注意觀察市場，父親及時盯住了這一商機。鐘表的消費受眾廣：機關學校、商旅老板、部隊軍人、農工職員、普通市民等，不同層次均有較旺盛的需求。他一方面安排人手，抓緊老舊鐘的修復翻新，及時推出二手掛（座）鐘迎合市場；另一方面采買一些鐘的機芯，進行一定批量的組裝準備，伺機將自行開發的新鐘推向市場。父親先后在木匠鋪訂制了不少鐘的外殼，包括座鐘和掛鐘形態各異的不同造型，還在部分外殼上加裝了精美的木雕動物和花草作裝飾。這些外殼經過刮灰、打磨、上漆、描金之后，有的顯得端莊穩重，有的顯得富麗堂皇，都非常美觀漂亮，適合不同層次消費者選購。最后在外殼里面安裝面板、指針和機芯，就成為很時髦的新鐘。這些新鐘推向市場，很受大眾的喜愛。 　　那時候，佩戴一塊锃亮的手表，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即體面又有品位。手表需求的增長，使得手表的維修量也同步增長。手表的表帶屬于易耗品，當時表帶也供不應求。姐姐哥哥們都記得：白天大人們忙忙碌碌，晚上家里縫紉機常常還在“咔咔”的軋制表帶，應和著 “嗵嗵”給表帶打孔的聲音，晚上常常要去吃夜宵，父母親和師傅們一般都睡得很晚。<div>　　店鋪的經營能力和修理質量關系到“姬貴記”的信譽和聲望，到崇文街幾年后，大哥已經作為生力軍頂了上來。由于“姬貴記”講信用，重質量，不少顧客都是慕名而來。一般生意忙不過來時，父親就采取短期聘用師父的方式來解決，聘期只是幾個月時間。遇到旺季，實在忙不過來，只好采取找人“代工”來應急，也解決工作場地不足的限制。“代工”是由父親根據師父的修理能力和特點，分發部分活給其他人做，由“姬貴記”承擔質量控制和客戶風險。 </div> <h3> 為做好“新鐘”和其它的生意，父親嘔心瀝血準備了不少鐘的外殼，從上海、武漢采買了鐘的機芯，以及眼鏡架、表帶等不少零部件。家里沒有足夠的庫房存放，只得將其中的大部分暫時寄放它處。倉庫是親戚家的一間空房子，每次需要時就去取用。 　　世上的事情不會是一帆風順，都是在坎坷和磨難中趔趄前行。1950年，誰會想到竟然遭遇到一場火災，親戚家和庫房都付之一炬，那些木制的鐘外殼和其它物品也大都化為灰燼，給紅火的生意造成直接影響，經濟上帶來重大損失。 　　當父親得知這一消息，吃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三姐回憶說：從沒看見父親流過眼淚，這次只見他坐在椅子上，眼淚默默的往下流淌，冒煙的鐘殼、扭曲的眼鏡框……這都凝結著他的心血啊！事情過后，父親沒有氣餒，而是更加努力，想盡辦法籌措新的投入，盡快的挽回損失，減少對業務經營的影響。 　　1951年，父親將店鋪搬到沙市中山路，街對面是當時的聚興城銀行和杜工部巷口。一邊是書店，一邊是茶葉店，我們鐘表店夾在中間。中山路的門面比崇文街小，可是地段區位好，生意也很不錯。我們住家就在門店后面，住房條件也有較大改善。父親此時收了第二個學徒郭某英。由于信譽好，業務量大，一般仍需要聘請一至兩個師傅來店里幫工。</h3> 　　1952年年底，大哥和大嫂朱孝珍成婚。他們的新房是我們中山路的住房中最漂亮的一間。房間側面有高大的玻璃窗，窗外是高高的室內天井，地板锃亮，采光很好。大嫂娘家的姊妹也多，她是老大，結婚前沒念過書，基本是文盲。母親說:我一輩子就因為不識字，只能做家務事。希望大嫂學好文化，以后能記賬，做個真正的內老板。當時請了母親的親戚三妲在家做家務，不需要大嫂干什么活，于是她就去一家私塾念書。她學了幾個月就不想去了。母親不同意，她就向三妲訴苦，寧愿回家做事。此時二哥已經小學畢業，考取了沙市二中。家里生意忙，父親想讓二哥也和大哥一樣，加入修鐘表的隊伍。大嫂得知二哥想繼續讀書的事，找父親說：弟弟要讀書就讓他去讀書吧，我來學手藝。大房的姬叔文是二哥小學的校長，也來做工作。經幾方面的勸說，正好大嫂又懷上了寶寶，有反應，大哥也來說情。這樣，大嫂開始學鐘表手藝，二哥去上中學，大家都滿意。 生意場上的人，總是想方設法把生意做大做強。父親的生意曾遭受兩次火災的洗劫，從資金實力上看并不厚實，但是在經營管理和策略上，善于把握重點和時機。新鐘投放市場獲得一定的成功之后，1952年，荊江分洪工程建設開工，施工中風沙大，有人打聽“風鏡”的事。老爸馬上從上海采購回一批各款“風鏡”，及時投放市場，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同時，他不拘泥于鐘表眼鏡的業務，不斷拓展業務的覆蓋面，留聲機、風琴、鋼琴、手風琴等樂器類，都能夠承接修理調整業務。甚至某些特殊儀器、儀表和照相機的修理業務也都積極介入。大哥孜孜不倦的鉆研精神，成為父親過關斬將的開拓利器，常常出現幾個師傅、徒弟圍著看大哥擺弄新玩意的情形。 解放前后這5-6年時間，基本上可以算是“姬貴記”生意上最紅火的一段時期。無論是業務范圍、質量信譽和技術水平， “姬貴記”當時在沙市的同行中都是令人稱道的佼佼者。 1953年，我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據“沙市市志”記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后，沙市有16家個體鐘表修理店，這些修理店一般雇工2-3人。”沙市當時較有名氣的鐘表店主要有三家：姬貴記、許發記（老板許和清）和亨達利（老板金友道）。1953年12月成立沙市市手工業聯社、手工業勞動者協會。不少行業都成立了“互助組”。　　沙市的鐘表行業也從“互助合作”、“公私合營”入手，對行業的小業主和個體經營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成立了“沙市鐘表互助組”，1955年轉為“沙市鐘表合作社”。父親懂得“有國才有家”的道理，也順應歷史潮流，接受“贖買”的方式，以人民幣800元的評估價格，摘除“姬貴記”招牌，交出“姬貴記”的全部生產資料，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父親經受了30多年的波折，至此最終修成正果，成為沙市鐘表合作社的普通員工。 7、命運坎坷辭世終寬慰 父親從1922年只身創建“姬貴記”，到1955年，公私合營加入沙市“鐘表合作社”，他完成了人生的蛻變。“姬貴記”也歷經了30多年的跌宕起伏，相隨一位手藝人的不懈奮斗，成就了一段個體手工業商戶拼搏興衰的歷史。此中，有父親獨撐街頭，餐風宿露的艱辛；也有生意順暢，立業成家的愉悅；有躲避戰亂，遭遇兵燹的痛楚；也有重整旗鼓，經營紅火的歡欣。現如今，國家對手工業個體商戶提出了聯合經營的要求，父親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也和其他個體經營戶一樣，踴躍跨入新時代。 當時加入“鐘表社”，姬貴記有三人：父親姬貴卿、大哥姬傳振、大嫂朱孝珍。大房姬生記也有兩人入社：姬傳俊、姬傳杰。時隔不久，1961年，七姐姬傳媛；1964年，大房的姬忠華也先后進入鐘表社工作。 鐘表社成立之初，對姬家還是相當看重的，父親被尊稱為“姬老師傅”，按照年齡大小，大房的姬傳俊為“姬大師傅”，姬傳杰為“姬二師傅”，我大哥姬傳振為“姬三師傅”，這幾個師傅當時都是有名望的角色，尤其“姬二師傅”和“姬三師傅”更是響當當的行業高手。由于鐘表的修理算是一種相對更加精密、技術含量更高的復雜勞動，鐘表社曾經對全體員工進行過技術考核，姬傳振、姬傳杰由于技術拔尖，被評定為最高的八級技工。他們的個人月工資也是沙市各行業中的佼佼者：開始時，傳杰和我大哥的工資各為90多元/每月，據說在沙市鐘表行業也只有他們兩人享受。父親為70多元/月。后來調整為：傳杰與大哥70多元/月，父親50多元/月，這在當時仍算是相當高的收入。新成立的沙市鐘表社，經營發展很快，幾年時間就發展到遍布沙市主要街區的四個修理門市部。 <h3> 1955年，我們家從中山路搬遷到靠近荊江大堤的中山后街（原名夾貴街）大院巷。一家人在大院巷1號居住了十幾年時間，孩子們都逐漸長大成人，先后離開父母。到1966年，父母身邊只留下老八傳毅、老九傳斌和老十傳萍三個人，分別就讀高三、初三和初中一年級。二姐、七姐參加了工作，成了家；三姐、二哥和六姐都在高中畢業后，考取大學離開家鄉（六姐就讀于武漢醫學院，學制5年，1966年畢業正好遇上文革，畢業分配的時間有所推遲），分別被國家分配到黑龍江、陜西和四川工作；大哥大嫂和他們的五個子女也搬出去居住。 由于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以及不斷發生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文革前，老爸的成分由“獨立勞動者”被“戲劇性”的改劃為“資本家”，使其處境隨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父親成為鐘表社里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之一。 　　說是“戲劇性”是因為沙市當時從事手工業鐘表的修理戶，都是直接參加勞動的手藝人，個人成分都是手工業獨立勞動者，即是“獨勞”的成分。正如“沙市市志”記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后，沙市有16家個體鐘表修理店，這些修理店一般雇工2-3人。”“姬貴記”當時在沙市可算是較有名氣的鐘表店。公私合營前后，我們的大哥是很積極熱情的一個人，市委的大掛鐘、市體委的計時器、“顯容”照相館的大相機……，政府要辦的事情隨叫隨到，全都盡力做好。同時，大哥也向鐘表社的書記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一次書記找父親，給了他一份材料，說要簽字。父親接過來，以為是大哥的入黨申請被批準，沒有細看就喜滋滋的簽了字。據說，這就是關于父親個人成分重新認定的一份自我認可材料。 　　后來，當父親明白真相時為時已晚。父親本人寫過一份申訴材料。66年，八哥在沙市一中讀高中三年級。他疑慮我們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在公私合營時，“姬貴記”整體評估也僅僅800元的資產規模，能夠算是“資本家”嗎？八哥相信和依靠組織，向學校認真匯報了家庭情況，和班干部一起，幾次到鐘表社找當時的書記了解并說明情況。而且找了當初被我家所 “雇工13人”中的大部分人員，逐個了解被雇工的有關情況。確認他們基本都是先后錯開時間的短期雇工，并非同時雇工3人以上。可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申訴不僅于事無補，反而在八哥和其他子女的檔案中，加進了“全家給父親翻案”的結論。 　　父親已是60多歲的老人，一次次的殘酷批斗、抄家、強制勞動，以及不準許退休（甚至威脅：你退休也沒有退休金），使他的身體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摧殘。父親總是默默地承受著社會的重壓，母親在身邊一次次撫慰著父親的傷口，給他以細心照料。那時只有聽天由命，他們沒有向子女吐露半句怨言，他們也再無力呵護他的孩子們。</h3> <h3> 一直到1968年，父親被推遲約三年時間才辦理退休回家。1968年12月，傳毅、傳斌和傳萍三個老三屆學生，作為下鄉知青分別到農村插隊落戶。1970年開始沙市下鄉知青返城大招工，由于家庭成分的問題，下鄉的三個子女招工都受到影響。老九最幸運，1970年7月首先被招工返城，雖有波折，還是及時趕到武漢第二機床廠報到。老八到1971年底，通過找關系招工回沙；1972年，老十好不容易通過“病轉”方才回了沙市。所幸三人都在大招工后的2-3年內輾轉回到城市工作。 傳毅招工回沙，分配到沙市石英玻璃廠工作。1972年，他準備結婚，在工廠申請到一套房間，就將父母親一起搬到東區石英玻璃廠宿舍，離開了中山后街大院巷1號。由于宿舍房只是一個套間，房間不大。后來八哥成家，又增添了孫子。1976年，父母雙親搬到豉湖路南口的拐角大樓房管居民樓居住。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這是共和國歷史性的重大轉折。后來，“家庭成分”這一無形的桎梏，逐漸成為一段令人心悸的過去。 改革開放以后，普通機械鐘表受到科技先進、價格便宜的電子產品巨大沖擊，沙市鐘表社經營逐漸萎縮，最終被沙市一家有影響的日化公司兼并。所有老鐘表社成員轉的轉行，退的退休，逐漸銷聲匿跡。 大概在父親去世之前幾年，老鐘表社有一技之長的部分職工準備重操舊業，成立一個新的鐘表社，大家斟酌取一個沙市有影響的老字號的名字，有人提議以“姬貴記”的老商號作店名。聽說有人征求過父親的意見，他只是淡淡一笑，微微搖了搖頭。 　　1990年1月3日，85歲高齡的父親壽終正寢，在豉湖路轉角樓一門三樓3號的單間里平靜的離開了我們。接到父親去世的噩耗，十個子女和親人們都匯聚沙市，回到父母身邊，傾訴了對他老人家的深切懷念和無盡哀思。悼念的大棚搭建在樓下，父親原單位派人來主持了追悼會，并致悼詞，肯定了他老人家勤勞奮斗的一生，以及對沙市鐘表行業發展的作為。 　　他老人家安葬在荊州城西南方八嶺山公墓的山崗上，沉睡在青松翠柏之下。十個子女此時全都成家立業，兒孫滿堂，在祖國的各條戰線奔忙。 　　老父親，您可以寬慰的駕鶴西去了。</h3> <div> </div>8、緬懷親人子孫盡其善 出殯炮仗的硝煙早已隨風飄散，豉湖路拐角大樓的房間已是人去樓空，父親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一年后，母親也追隨父親而去，雙雙安息在荊州城郊八嶺山公墓的蒼松翠柏之下。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先后走完其坎坷的人生旅途，他們沒給子女們留下金錢、留下房屋、留下任何實物財產，只留下子女們對兩位老人無盡的思念，只留下父輩良好的品德，在兒孫們的血液里傳承。 　　父親的一生伴隨著“姬貴記”的滄桑歷程，他是一個自強不息，勇于開拓，有頭腦，有擔當的男子漢；母親的一生勤勤懇懇，吃苦耐勞，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所以，我們十個子女的身上，也都繼承著父母顯著的特性：以大哥傳振為代表的四個男性都是埋頭苦干，勇于鉆研的實干型技術男；以大姐傳榮為代表的六個女子都是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賢淑型妻子。 <h3>　　大姐姬傳榮，排行老大。1928年6月出生，2015年3月去世，享年87歲。丈夫蔡先貴（1925年9月—1987年4月）1944年結婚，先后生育6個子女（四男二女，依次：蔡德廣、蔡德華、蔡德年、蔡德俊、蔡德清、蔡德全）。大姐一直操持家務，撫養子女，1959年才參加工作，進入沙市糧食加工廠做工。她吃苦耐勞，團結同事，得到單位和同事的好評，直到退休。姐夫1959年進入沙市教育系統，是荊州市教育戰線的一位老同志，長期在市教育局擔任會計等工作，因腦溢血不幸病故，享年62歲。</h3> <h3>　　大哥姬傳振，排行老二。1931年5月出生，1999年9月，因一場交通事故意外去世，享年68歲。大哥先后在沙市鐘表社、沙市儀表廠、沙市第三光學儀器廠工作。他一直是企業新產品開發研制的技術骨干，使鐘表社由一般修理作坊向現代儀器儀表批量制造轉化。他主導開發試制的產品、設備、工裝難以一一枚舉。毫不夸張的說，“姬三師傅”是當時市儀器儀表行業產品開發的一面旗幟。特別值得列舉的是:1957年沙市的第一塊“荊江牌”17鉆細碼手表、1975年沙市的第一部“荊江牌”135型照相機的樣品開發，都揮灑下他多少個不眠之夜的辛勤汗水。雖然由于項目投入等原因最終未能形成批量生產，但是僅從樣品的開發制造，表現出工匠們無窮創造力，大大推動了企業的技術進步。這些，在國家出版的《沙市市志》上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妻子朱孝珍（1935年8月—1988年2月），1952年結婚，生育5個子女（3女2男，依次：姬宗玲、姬宗敏、姬忠強、姬宗敬、姬宗國）。嫂子也在鐘表社（后轉為儀表廠）工作，因病不幸去世，享年53歲。</h3> <h3>　　二姐姬傳華，排行老三。生于1933年3月，現已89歲。早年因家庭貧困兄妹多，只斷續讀了小學。1951年7月參加工作，先后在江陵縣地方貿易公司、江陵縣城關中心商店、江陵縣付食品公司、江陵縣煙草專賣局等處擔任營業員、保管員等工作，直到1985年10月退休。與丈夫付承孝同齡，1955年3月結婚，生有一子一女（依次：付先榮、付先麗）。二姐夫先后在江陵縣委組織部、江陵縣商業局、江陵縣百貨公司、江陵縣普濟鎮等部門擔任組織委員、副經理、經理、黨委副書記等職，1974年因病調到江陵縣化肥廠任供銷科長、廠辦主任、副廠長（黨委委員）、調研員等職，1994年退休。</h3> <h3>　　三姐姬傳富，排行老四。生于1936年6月，1954年高中畢業，考入唐山鐵道學院鐵道建筑系，大專兩年。1956年畢業統分到哈爾濱鐵路總局設計事務所，從實習生到技木員。由于工作認真負責，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議，并付諸實施，為國家節省了不少人力，財力。1958年她的事跡兩次被登載到哈局《前進列車報》上，同年被評為“哈爾濱市婦女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出席了1958年10月的哈爾濱市表彰大會。195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調到武漢鐵道部第四設計院任技術員，1971年3月為解決夫妻兩地分居，調到南京鐵路中學任教師。1991年55歲退休。職稱為中學高級教師。丈夫孫良新（1936年9月出生）是高中同班同學，他就讀南京航空航天大學，1958年畢業留校任教，為教授、博士后導師，直至68歲退休。兩人1961年2月結婚，生有四個孩子（二男二女，依次：孫志菁、孫志芩、孫志峻、孫志嶺）。</h3> <h3>　　二哥姬傳家，排行老五。生于1938年7月，1959年我考入西安鐵道學院運輸管理專業，三年本科。1962年畢業分配到西安鐵路局工作。后來調到武漢鐵路局，先后在漢西貨場、局機關工作，1982年調到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擔任教員，高級講師職稱，直到退休。妻子熊學珍（1939年10月出生），曾在武漢軍區202部隊和161醫院擔任教員、醫生，主任醫師職稱，后轉業到武漢供電局醫務所工作。1968年結婚，生有兩個孩子（一子一女，依次：姬曉晶、姬曉丹）。</h3> <h3>　　六姐姬傳貴，排行老六。1939年12月出生，1961年高考進入武漢醫學院（現武漢同濟醫科大學），本科五年，正當畢業時遇到文革，延遲至1968年分配到四川省通江縣平溪區衛生院工作。丈夫盧成興，1935年12月出生。他與六姐是大學同學，是作為調干生送到武漢醫學院學習。1968年結婚，夫妻倆一同分配到四川，在同一衛生所工作。婚后生育四個子女（三男一女，第2胎是雙胎兒子，依次：盧寧、盧干、盧偉、盧華）。夫妻倆在四川偏僻山區工作，條件差，生活艱苦，還要拉扯4個孩子，真是不容易。1982年，夫妻倆工作調動到沙市第三醫院，全家也都轉到沙市。夫妻倆在沙市第三醫院工作直到退休，兩人技術職稱都是付主任醫師。由于病痛的折磨，不幸于2018年下半年先后去世。六姐享年79歲，六姐夫享年83歲。</h3> <h3>　　七姐姬傳媛，排行老七。1944年11月出生。1961年初中畢業后就參加了沙市鐘表社工作，修理鐘表眼鏡。1984年，鐘表社并入活力二八集團（沙市日化總廠），被分配到合洗車間當質檢員，一直到退休。丈夫鮑祖坤，1940年8月出生，在沙市齒輪廠（原名工興機械廠、機床三廠）工作，擔任車工，為八級車工。年年均為企業先進工作者，退休前擔任倉庫保管員。1966年結婚后，育有兩個孩子（一子一女，依次：鮑哲宏、鮑哲娜）。現在夫妻倆均已退休。</h3> <h3>　　八哥姬傳毅，排行老八。1946年11月出生，1966年高中三年級時，因文革未能參加高考。1968年下鄉插隊到江陵縣岑河區丫角公社丫角大隊落戶，1971年春，母親拜托姬叔文從農村招工回沙，進入沙市農藥廠，后調到沙市石英玻璃廠(現為菲利華公司)。在企業三十多年來，搞出冷光燈等新產品，完成多項創新、技改項目，為菲利華公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曾取得三項發明專利，獲得過湖北省重大科學技術成果專利證書。曾擔任機修車間主任、設備科長、技術科長、計量科長、開發科長等職務。六十歲退休后，又被菲利華公司返聘工作了五年。妻子黃春芳，1948年1月出生，與八哥是同學，也在沙市石英玻璃廠工作。1974年結婚，婚后有一個兒子（姬大偉）。</h3> <h3>　　老九姬傳斌，排行老九。1950年8月出生。1966年讀初三時，因文革而停學。1968年12月下鄉插隊到江陵縣彌市區改口公社四方橋大隊，1970年7月招工到武漢第二機床廠做工。1975年調回沙市，在湖北內配廠（后改制為荊州環宇公司）做鉗工。工作期間，脫產參加職大學習。后來又在職參加函授進修，獲得大學本科學歷。1997年3月由湖北省人事廳頒發“高級工程師”資格證書。在企業先后擔任技術開發部副主任、技術發展部主任、副總工程師兼技術科長、總工程師、公司副總經理等職務。長期從事技術開發和技術管理工作，有多項職務發明。妻子謝世福，1950年5月出生。她與老九是中學同學，下鄉招工到向陽紡織廠工作，后調到湖北內配廠，一直擔任統計員工作，會計師職稱。1978年結婚，生育一個女兒（姬琳）。</h3> 　　十妹姬傳萍，排行老十。1952年9月出生。剛讀完初中一年級，文革爆發。1968年12月下鄉到松滋縣老城區城東公社復興大隊落戶，1972年下半年，病轉回沙，當年進入沙市童裝廠工作。由于工作積極主動，擔任過生產組長等職。1987年調到沙市文化局文物管理處萬壽寶塔公園擔任管理員工作，直到退休。丈夫崔安平，1949年7月出生，也因文革輟學。下鄉招工回城，先后在沙市供電局、沙市地方鐵路管理局工作,曾擔任科長、辦公室副主任。三產業總經理等職。1977年結婚，生育一個兒子（崔帆）。 十個子女成家立業，除了大姐大哥是父母包辦婚姻，其他八個子女均是自由戀愛結婚。父母雖然來自舊社會，都能夠思想開放進步的接受新事物。特別是從小教育子女認真學習知識，勤學立身。在家里經濟情況緊張的情況下，仍然積極支持、創造條件讓子女多讀書。 文革前家里老四三姐、老五二哥、老六六姐都讀完大學，特別三姐1956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堅持每月給家里寄錢，提供其他子女讀書的學費。二哥大學畢業后工作，也和三姐一樣寄錢家里給弟妹們提供學習條件。如果不是文革影響，老八、老九、老十也都會堅持完成高等教育。 現在十個子女均已退休，每個家庭都和睦友善，兒孫滿堂（不算去世的三對哥嫂，仍有130余人之眾）。這都受益于父母雙親的身體力行、口傳心授、耳濡目染。 自強不息，克己奉公；勤學立身，和睦處世；吃苦耐勞，勤儉持家這些優秀的品質已經深入腦海，融入血液，它們匯聚成一個字——“善”。善是人間的大愛、無私的奉獻，是一種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情懷。我們十個子女，沒有誰干出驚天動地、萬古流芳的偉業，但是，我們和我們的子女都牢記一個“善”字，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善良之人。　　緬懷親人，子孫盡其善，這是子女們對遠在天庭的父母最好的回饋，也是對子孫后代的深情寄托。 （上完） 《姬貴記的平凡歷程》美篇版編輯組 策劃：姬傳富 編委：姬傳富姬傳家 姬傳毅姬傳斌　編輯：姬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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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貴記的平凡歷程（上）

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