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周總理晚年確診膀胱癌后，每天的工作時間仍常常超過18小時。主治醫生吳階平曾回憶說：“如果能夠得到良好的休養，總理的病情遠不至于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 </h3></br><h3>1976年初，周總理彌留之際還對吳階平說了最后一句話。二十余年后，時任總理朱镕基聽到這句話時，竟忍不住淚流滿面。</h3></br><h3>一、周秉德：我叔叔是替先烈們工作的</h3></br><h3>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同年8月的南昌起義也宣告失敗，周恩來輾轉到了香港。次年中共舉行第六屆一中全會后，他回到上海領導地下情報工作，成為實際上的中共中央主要主持者。此時，遠在湖南長沙的和平村，朱镕基才差不多剛剛出生。</h3></br><h3>在之后的歲月里，周恩來在主持與協助毛主席開展黨的各項工作期間，遇到的明斗暗殺數不勝數，其中最為兇險的一次，當屬嶗山遇襲。</h3></br><h3>1936年，西安事變后，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共產黨被允許在西安、重慶等部分國民黨轄區設立辦事處。次年4月，周恩來奉命從延安前往西安，設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這一行程對外絕對保密，并有三十余人的加強警衛排負責保護周恩來的安全。</h3></br><h3>然而，中途依然出了岔子。4月25日，一行人搭乘三輛車，進入地勢險要的嶗山一處山坳，突然間槍聲大作，彈雨傾瀉而至！</h3></br><h3>周恩來所在車輛的司機被當場擊斃，警衛排與其余隨行工作人員拼死掩護，幾乎全部犧牲，才使周恩來等人得以突圍，逃入山中密林后脫險。在此次事件幸存者的合影背后，周總理寫下：嶗山遇險，僅存四人。</h3></br><h3>多年后，侄女周秉德談到周恩來的工作態度時就曾說：“我叔叔認為自己是革命隊伍的幸存者，許多革命路上的同志都犧牲了，所以，他是替先烈們工作的，責任重大。”</h3></br><h3>嶗山事件后，共產黨痛定思痛，針對性加強了警備工作。之后，各地八路軍辦事處陸續成功設立，并很快展開各項工作。</h3></br><h3>1941年，美國作家海明威作為美國特使到訪重慶時，與周恩來的一面之緣。</h3></br><h3>海明威出身于記者、軍人，曾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也曾嘲諷過無數長袖善舞的政客，這些練就了他簡潔，毫不矯揉造作的文風，后來憑借《老人與海》獲得了美國普利策新聞獎與諾貝爾文學獎。</h3></br><h3>當時正值“皖南事變”發生不久，國共第二次合作也宣告破裂。受蔣介石盛情招待后，海明威秘密前往位于如今渝中區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同周恩來進行了一次交談。</h3></br><h3>彼時周恩來經常使用化名活動，真實身份一般并不直接對外公布，因此海明威并不了解周恩來在共產黨的地位，只知面前之人是當時著名的親華導演喬里斯·伊文思的好朋友。</h3></br><h3>短暫的談話結束后，海明威這位文壇硬漢不禁被周恩來的魅力折服，他大膽預言說：“如果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典型，那么中國的未來將是他們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被這個魅力十足的人強烈地吸引住了。”</h3></br><h3>1949年，海明威的預言成真，中國共產黨突破重重險阻建立了新中國。此時，朱镕基則剛好考上清華大學電機系不久，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h3></br><h3>二、確診患癌卻拒絕入院，數月后嚴重便血</h3></br><h3>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數職，可他的個人享受卻并沒有因此增多，工作壓力倒是更大更急。作為黨內外德高望重又人脈極廣的領導人，他的新任務是成為整個中國的大管家，成為周總理。</h3></br><h3>周總理不僅需要協助毛主席開展這些給后代“攢家底”的大事：對外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研制了原子彈、氫彈，對內剿滅了土匪，為民生建設爭取了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贏得土地國有化，解放農民的生產力量，并進行掃盲運動，打造了基本的工業體系……</h3></br><h3>他還需要親自負責執行諸多具體事務：組織政協會議，起草《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主持制定、實施五年計劃發展經濟；為破除新中國成立之時的外交堅冰，出席日內瓦會議、亞非拉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大展中國領導人的智慧與風采……</h3></br><h3>尤其十年特殊時期，他必須苦苦支撐，盡可能保護黨的更多力量。</h3></br><h3>那時的中國一刻也離不開周總理，因此他只能十二分地珍惜工作時間。忙碌之時，他甚至經常一連伏案數小時，很少喝水以節約上廁所的時間，餓了就往茶杯里放些玉米糊泡了喝，或是吃兩塊餅干。</h3></br><h3>總理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這代價就是燃燒周總理的生命。1972年5月，保健醫生張佐良為總理做了例行的尿檢后，噩耗開始傳來——經北京、上海、天津三方專家會診，結果均是：確診周總理患膀胱癌。</h3></br><h3>醫生們苦苦哀求總理住院治療，卻只是被總理安慰說，“查出癌癥也沒辦法，畢竟我都這么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就是幾天，讓我先忙完這陣子再說吧。”</h3></br><h3>醫生們拗不過總理，只好采取“隨行護理”的法子盡力控制，總理則照常出席各種會議，處理大小事務。</h3></br><h3>直到一天，周總理的警衛員突然緊急電聯張佐良，說總理出現了嚴重便血的情況。此時，張佐良作為醫生再也不能容忍病人繼續無視病情。他請來葉劍英，二人一同對總理苦苦勸說，才終于使得總理讓步，同意了接受手術治療。</h3></br><h3>三、3年進行14場手術，醫院成為總理辦公室</h3></br><h3>1973年3月10日，周總理進行了第一次手術。手術非常成功，眾人滿心喜悅與期盼，因為此時的腫瘤尚在早期，只要總理術后能夠好好休養，病情痊愈幾率還很大。</h3></br><h3>然而，許多工作無人能替，亟待解決。于是，術后不久，周總理又開始恢復了工作，而且強度也未減輕多少。僅僅2個月后，癌癥復發，可總理依然忙于工作，直到1974年3月11日，他才又進行了第二次手術。</h3></br><h3>術后的總理又恢復高強度工作，病情又惡化。在如此的惡性循環中，他的身體更是大不如前，僅當年5月，周總理就出現了3次因過度勞累而缺氧，最終不得不入住北京305醫院治療。自此，他再也沒能離開305醫院。</h3></br><h3>然而，令人好氣又好笑，其實最無比心疼的是，總理竟然將醫院當做了他的辦公室，在此批閱文件、接待外賓。他的工作臺歷上清楚記錄著每日的作息安排，光是從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139天中，他工作時間少于12小時的僅有13天，竟有5天還是24小時連續工作！</h3></br><h3>兩年里，總理陸續接受了13場手術，以延長生命再去處理工作。1976年初，醫生們已經無力回天，周總理經常處于昏迷狀態，體重更是掉到了只有61斤。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開始接替周總理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h3></br><h3>“以后不要再叫我總理，叫恩來就好，我現在沒有為人民、為國家做貢獻的能力了。”受病痛折磨時，周恩來曾如此說。</h3></br><h3>四、朱镕基：我將鞠躬盡瘁，死而后已</h3></br><h3>1976年1月7日深夜11時許，鄧穎超先行回家休息，主治醫生吳階平正守在周總理身邊。這時，總理忽而醒轉，他認出了身邊人，微弱卻平靜地說道：“我這里已經沒有別的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他們那里更需要你們……”</h3></br><h3>這就是周總理說的最后一句話。隨后，他再也無法發出聲音來，只是微微睜著眼睛望向門口。到了第二天中午，工作人員見總理仍是如此，發覺他可能是想見鄧穎超。眾人連忙通知，然而，等鄧穎超趕到時，總理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h3></br><h3>當時，朱镕基正在石油工業部任職，是一名辦公室副主任與工程師。那時誰也想不到，二十年余后，朱镕基將會任職上海市市長、市委書記，并在那期間成為鄧小平眼中“有觀點，有主張，有干勁，有魄力又懂經濟的難得的干才”。</h3></br><h3>鄧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就任后的第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h3></br><h3>這一年，朱镕基為中國打造出了 “三駕馬車”，次年，他與龍永圖等人與美方談判6天6夜，簽署了中國入世雙邊協定。</h3></br><h3>2000年，朱镕基攜夫人勞安參觀周恩來紀念館。講解員說到周總理生前的最后一句話時評價道：“這就是人民的好總理，在他的生命最后時刻，想到的仍然是他所熱愛的人民，在他的心中，唯獨沒有他自己。”</h3></br><h3>此時，朱镕基與勞安早已淚流滿面。年少時，周總理選擇為國家崛起而讀書，壯年時他與革命戰友拼命締造了新中國，晚年患病時，他又選擇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周總理正是身體力行了朱镕基曾立下的誓言，令他一生謹記。</h3></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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