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故事

胡馬

2021年的清明時節，陜北洛川黃土高原上，淅淅瀝瀝的春雨不緊不慢地紛紛了好幾天。清明節的前一天，是民間約定俗成的清明上墳的日子。清晨六點多，雨，終于很難得地停了一會兒。我踏著松軟泥濘的果園小路來到了父母的墳墓所在地一一柳樹坪高家畛劉家善戶公墳地。 陜北高原雨后的清晨，仍有一絲料峭的春寒。天還早，公墳地里還沒有其他上墳的人來，四下里寧靜的很肅穆。公墳所處的洼地，北、東兩面背靠高高的土楞坎，向南、西兩面微傾，背風，向陽，利水，四周又有蘋果園合圍，就墓地地勢而言，的確是難得的風水寶地。父母的墳墓在靠近東面的塄坎下，地勢稍高，冬春的雪融雨浸并沒有造成明顯的塋盤濕陷，真讓人高興！雖然隨行的表弟特意帶著的鐵鍬沒能用上。 　　我在父母墳前開始點燃焚化冥幣。這是父母去世后的許多年里，我第一次來到墳前燒紙祭奠，買的冥幣較多，焚化了較長時間，順便給已逝的伯父伯母堂兄堂弟也燒化了一些。在用樹枝撥弄著燃燒的冥幣以加快焚化的同時，我在想，如果“孝”字論跡不論心，且僅以此事而論的話，自已可謂是不孝之至了。 我們的父母都是社會意義上的普通人，在這個世界上幾乎默默無聞地走過了平凡的一生。如今，塵歸塵，土歸土，又寂寂無名地長眠在這里。但，對于我們家庭來說，父母曾是一個偉大的存在，是有著許多難忘故事的至愛親人。父母離去后的歲月里，我也逐漸步入老年階段。退休后，閑暇時間多了，腦子里會經常閃現出對他(她)們的回憶片段。這些回憶以一個個小故事的形式清晰再現，常常使我熱淚盈眶。我覺得，講出父母的故事，講好父母的故事，讓我們這一輩人，我們的兒女，以及子孫后代對他(她)們的一生有所了解，能繼承和發揚光大一點他(她)們的優良傳統和優秀品質，能遵從他(她)們生前對后輩的簡單樸素的祈愿，做好一個普通的人，走好平凡人生的每一步。這樣，也不失為是一種孝心的體現。 一、父親故事 父親1923年出生在陜北洛川農村的一個普通家庭里，在家里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四，弟兄三人中排行老三。很幸運的是，也許家境尚可，或者父兄寬容，加之本人努力，民國時期竟然把書讀到了高小畢業。這在當時已經可以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于是便能得以在舊政權機構里謀得了一份公干。從1941年至1947年，將近七年時間里，父親先后在黃龍設治局(黃龍縣的前身，當時歸洛川縣管轄)行政部、洛川縣政府建設科當過科員，在洛川縣商會當過文書。雖然只是個抄抄寫寫的小文員，拿著微薄的薪水，但卻成功規避過了國民黨當時“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至于解放后又因這段履歷遭受厄運那就是始料不及的了。 幸運的是，在西北野戰軍1948年春解放洛川縣之前，他剛好于1947年冬被舊政府辭退了。于是，在洛川縣城解放前夕的1948年2月，父親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洛川游擊隊。而其時，在全國范圍內，人民解放軍才剛剛開始轉入戰略反攻，決定勝負大局的三大戰役尚未打響，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1948年4月底，父親所在的洛川游擊隊南下關中，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咸陽軍分區獨立第七團。華北野戰軍十九兵團挺進陜西并轉隸西北野戰軍后，兼管了陜西軍區，咸陽軍分區獨立第七團又歸隸西北野戰軍十九兵團。父親此后隨部投入到了解放大西北的戰斗中。由于有文化的緣故，父親參軍后當戰士三個月就擔任連文書，后又升任營文書。蘭州解放后，父親所在的部隊又參加過隴海鐵路寶(雞)天(水)段的搶修。這也就是后來他獲得“解放西北紀念章”、“通車蘭州紀念章”的由來。 　　圖一: 上圖為父親的八一軍徽。 左下圖為西北軍政委員會頒發的“西北解放紀念章”。右下圖為西北鐵路干線工程局頒發的“通車蘭州紀念章”。 　　1951年2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19兵團(下轄第63、第64、第65軍)在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李志民率領下由安東入朝。父親所在的19兵團獨立第七團也于1951年5月組建成志愿軍人力運輸團，跟進集結到安東，整編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二分部運輸2團，父親任團司令部軍務參謀。運輸2團剛組建時只有不到兩千人，由于缺乏汽車之類運輸車輛，父親他們是推著近千輛小推車運輸彈藥和糧食等物資跨過鴨綠江的。志愿軍后勤二分部屬于一線后勤部隊，主要負責朝鮮戰場中線正面作戰部隊的軍用物資供應保障。運輸2團入朝后駐扎在朝鮮陽德郡的元山市附近的一個山溝里，負責陽德郡境內100多公里運輸線的交通運輸工作。后不久，又改編為警衛2團，負責交通運輸線的防空警戒和地面保衛。在那場對陣美軍的全立體現代戰爭中，父親所在部隊為了保障前線軍用物資供應暢通，與美軍進行了交通運輸線“絞殺”與“反絞殺”血與火的拼死較量。朝鮮國土南北狹長，山脈河流多呈近東西向，南北向的主交通線需跨越河流，所以橋梁眾多，易于受到美軍空中轟炸破壞。警2團防區內就有一座大橋，是我軍交通運輸線咽喉所在，也是美軍飛機反復轟炸的重點目標。父親和戰友們常常要在敵機狂轟濫炸下不惜犧牲地搶修橋梁，搶救軍用物資。三年抗美援朝期間，父親所在的團傷亡達200多人，近全團總兵力10%。父親也在一次搶修橋梁時腰椎負傷，榮立三等功，獲得了朝鮮政府頒發的兩枚軍功章。1954年4月警衛2團從朝鮮回國時，父親已經是營級干部了。 　圖二: 上圖為父親歸國后在河北宣化拍的轉業證件照。 下左圖為朝鮮停戰后父親和戰友們在駐地附近山坡上的勝利合照，前排右一坐著面露笑容的是父親。下右圖是父親歸國后轉業前拍的著軍裝紀念照。 　　圖三: 上圖為朝鮮政府頒發給父親的三等軍功章。 中圖為父親的中國人民志愿軍胸標。 下圖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1951年贈與的抗美援朝紀念章。下圖右為1953年10月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贈與的“和平萬歲”抗美援朝紀念章(俗稱大鴿子，系畢加索畫作)。 　　回國后，父親所在的團駐扎在新修建成的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地質學校內，官兵整建制轉業，改編為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勘探獨立團。接受地質鉆探技術業務培訓后，分配到華東地質局所屬各地質隊。父親分配到安徽三二五地質隊，擔任鉆探分隊長(正科級)。從此，又開始了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的地質勘探工作。在他參與勘探工作期間，325地質隊先后探明了兩淮(淮南、淮北)煤田，連云港市錦屏煤礦等，為共和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寶貴的能源動力資源。 1957年，隨著肅反運動的擴大化，全面開始了所謂清理“中層”和“內層”的運動，并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對干部隊伍的審干工作。對于干部中的舊政權留用人員和舊社會的知識分子進行甄別，要求他們用真誠老實的態度，交代清楚歷史，坦白隱藏的問題。父親有過為舊政權服務近七年的歷史，參加過三青團和國民黨，雖然按政策屬于一般歷史問題，以前參軍時也有過交待。但由于當時遠在外省，信息溝通渠道不暢，組織調查簡單潦草，先入為主，疑者從有。所以，面對莫須有的歷史問題，父親有口難辯，運動中也不敢強爭硬辯。最終，雖不屬敵我矛盾和嚴重歷史問題，也落了個“雙開留用”的過重處分。隨后又遠調到地處皖南、人際關系生疏的三三五地質隊。再后來，1962年國家下放職工支援農業生產，父親作為留用人員，被勸“響應號召”，被勸“自愿”報名，被“光榮”返鄉，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于是，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槍林彈雨六年；地質探礦，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八年；參加革命工作十四年的功勞、苦勞一風吹，年華已過卻被放逐故里，父親當時真可謂是英雄失路，鎩羽而歸了。 這段經歷，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申訴糾正錯案要求平反時，父親曾對我詳細講述過，我也在寫給各級相關組織的申訴書中反復陳述過。當時，為父親的勞苦功高、遭遇坎坷而痛徹心扉，倍感不平。所以至今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1962年7月，父親帶著五口之家輾轉跋涉回到了故鄉，在村人們詫異的眼神下開始了新的生活。但那是一段何其艱難的歲月啊！三年困難時期未過，糧食極其短缺。生產隊的夏糧分配沒趕上，也不給多借。親戚們自顧不暇，四下里告借無門。父親只能逢集跟會時，偷偷摸摸地在糧食黑市上討價還價，有啥買啥，回來再想方設法連皮帶渣一點不糟蹋的吃掉。那段時間，父親既要每天都參加繁重的生產隊勞動，又要熬煎吃了上頓尋下頓的光景，還要忍受村人們異樣的探詢目光，真不知道他情何以堪。我那時已經8歲，上小學三年級了，雖然還有點懵懂，但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了。多年以后，在替父親寫申訴書時，述及當年父親所受的身心磨難，仍然不禁淚目。 這是我們家的老院子，三孔磚窯，原來兩側各有三間廈房。當年三大家子人就擠住在這里。我們家住在左邊的窯洞里。 　　但從實際情形看，當年的父親并沒有我后來想像的那么精神脆弱。他畢竟是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出生入死的經歷使他更容易領悟“世間事除了生死，其它都是小事”這個深刻的人生哲理。命運給予他的這一點刁難，給他造成的這一點挫折，其實并不能讓他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因為，一旦生死看淡，自然寵辱不驚。父親被下放回鄉，也沒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不屬于專政對象。只是概而言之，屬于“歷史不清”，倒底是“歷史不清白”還是“歷史不清楚”，我一直都沒弄明白，也許兩者含意都有。在村人們看來，肯定是犯錯誤了，不然怎么會被發配回鄉。于是與人偶有言語齟齬時，就有人會翻著白眼說些風涼話。對此，父親從不高說低辯。不管別人怎么看待他，他從不低看自已。在他看來，歷史問題畢竟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下放回鄉當農民又不是他的錯。所以他從不覺得比誰低一頭。也沒有受了天大委屈的樣子一一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對父親來說，既然過去念書能念好，當兵能當好，干地質工作能干好，如今回鄉當農民，他也一樣能把農民當好。 　　生活很快進入了新的軌道，父親幾乎不著痕跡地轉換了角色。1962年整個冬天，他每天打啼起就去溝里斫柴，回來還要趕上生產隊上午出工干活。一個冬天就在窯巷子里堆起了一個夠灶火燒一年的大柴摞。村里人贊嘆不已地說，就憑這一點他在村里也算是個毒(洛川土話，音[ tú ])人了，意思是在吃苦耐勞方面，父親也算是個狠角色了。 剛回鄉時我們家的家境，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更悲催的是在小弟剛出生后的1964年臘月，我們家住的窯洞后掌半夜里突然垮塌了，剛置辦沒幾年的盛米裝面的磁盆瓦甕連同米面砸了個稀巴爛。冬月寒天，又臨近過春節，家里卻不得不臨時借居到村人的一孔空閑窯洞里。在長達半年多時間里，吃住都得湊合，東挪不得西轉。父親在那種艱難境況下的承受和應對能力，不但在當時還是孩子時的我的眼里，就是現在的我回想起來，也是神一樣的存在一一沒有他不會干的活，沒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難。為了重整家業，他自已打胡基，打泥基，盤炕，盤鍋頭(灶)，殺柳條編囤，編籠，用麥草編草墩墩(麥草編成的坐凳)，用散穗的高粱和糜子秸桿扎掃帚，紡條帚。總之，有股“自力更生”、“萬事不求人”的頑強精神，不會做的事情，最多請教一下他的大哥(我的四大)，或者別人做的時候留心地看上一眼。 1967年我們家劃分了宅基地，終于新修建了一院兩孔窯洞。除了窯洞是花錢外包給別人干的，門窗是請木匠做的，其余的活路，包括安門窗，打院墻，盤炕，盤灶，都是父母在不耽誤生產隊出工的前提下抽空完成的。我那時十三、四歲了，剛好文革時停學在家，所以也能幫上一點忙。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打院墻時，父親一個人唱主角，又要換椽倒板上土，又要打石柱夯土，上上下下忙個不停，好像啥活都會干，從來不知道累一樣。 農村的一般農活自不待說，自留地就是最好的練兵埸。一年麥秋兩料，耕種耙耱，除草間苗，收割碾打，父親很快就把一般農活技能全部掌握。連生產隊最高端、掙工分最多的四種技術性農活:“搖耬，撒籽，入麥秸，揚場左右使木??”，父親不久就全部掌握。特別其中“入麥秸”這項活路，面對喀嚓喀嚓閃亮起落的鍘刀，全生產隊也只有兩三個人能眼也不眨地用雙手和膝蓋把麥秸壓緊送到鍘刀口，鍘成喂牛的一寸長短的麥草，而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集體化的那些歲月里，我們村的那種生產隊，僅靠種莊稼謀生，勞動價值那是相當的低，正如順口溜里調侃的:“辛苦苦苦干一天，掙不來一盒羊群煙(五分錢一盒)”。一年到頭，分的糧食不夠吃，年終決算“空對空”，連毛毛錢都從未兌現過。大多數人家平常一點可憐的花銷，只能靠養頭豬和從雞屁股里摳。父親卻無所不能地學會了許多當時允許開展的家庭副業活。利用農閑時間，割灌木條編蘋果簍，砍酸棗條別耱，綁扎條帚、掃帚等等，或者交售到供銷社，或者在集市上吆喝叫賣。所得的收入用來維持家里正常開支和供我們上學的費用。父親也因此成了村人們公認的“能人”。以至于后來大隊辦科技農場，也抽調父親作為農業技術員去接受培訓，試驗種烤煙，種紅薯，種山藥等經濟作物。 　　父親寫得一筆好大字(毛筆字)。村里寫在墻上的宣傳標語，基本上都是出自于父親和我的本門大哥他們父子倆的手筆。每當新的政治運動來臨，就會看見他們父子倆提上石灰漿桶，拿著排筆蘸飽墨汁，在村人們羨慕的目光中，花上十天半個月時間，洋洋灑灑地把全村的標語重新更換一遍。每年除夕，父親都會豁出一上午時間和一瓶墨汁，連編帶寫，給村里每個上門求寫對聯的人一個心滿意足。村里人家遇有紅白事，也多請父親幫忙，紅白對聯、囍雁、挽幛的書寫自不必說，各種書札謝帖請靈神牌的書寫格式和字詞講究就不是任誰都會寫的。父親的學識廣泛、樂于助人、有求必應，使得村人們就是平時對父親也總是高看一眼。 父親愛好戲劇表演，秦腔、郿戶都會唱，二胡、板胡都能拉。記得小時候在家里看到過許多秦腔劇本，包括《周仁回府》、《火焰駒》、《血淚仇》全本以及《打鎮臺》《游龜山》等《秦腔選段集錦》折子戲本。足見即使在外省的多年時間里，父親仍然對家鄉的秦腔情有獨鐘。下放回到家鄉后，村人們不但沒有看到他丟了公干喪魂落魄、落落寡合的樣子，反而看到他積極主動參加村里自樂班的演出，不是反串扮演老太婆角色，就是清口表演《張連賣布》里的大段道白。每年正月鬧秧歌，他大多時間是跟著唱秧歌的傘頭現埸編遞秧歌詞，時不時地還會跟著鑼鼓節拍吼上一段應急補臺的四六句子。文革后期組建的公社文藝宣傳隊，也經常抽調父親參加現代劇目的編劇和各村鎮巡回演出，常常成月時間在外奔波。 總之，在下放回鄉后的年月里，包括后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父親并沒有受到明顯的嚴重的歧視，而且還時不時地得到“重用”，包括擔任生產隊會計等。江東父老的相對寬容，信任厚愛固然是一方面，父親熱愛生活，精神昂揚向上，使他對待生活總是持積極的態度，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充滿了正能量”。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通過了大隊和公社兩級推薦，作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預備人選，上報縣革委會政審。最終政審未通過，原因是父親的歷史問題不清楚。他個人檔案里肅反結論寫的是當過洛川縣三青團區隊副，但洛川的國民黨檔案解放時完整保存下來了，本次政審中查檔，沒有發現對父親的相關委任檔案記錄，而檔案中其時相關職位上一直都另有其人。公社教育干事很同情地對我說，假如你父親歷史真有問題，你倒可以按“可教子女”通過政審；現在是歷史不清楚，政審時間有限，又不可能馬上查清楚，就只能棄檔了。 得知政審沒通過，我很沮喪，父親也很內疚。就在那時，我們才知道父親的確被冤枉了，“莫須有”，其實是根本就沒有。父親背負的那個看似不入黑五類的歷史結論，在關健時刻仍然有很大的殺傷力。 一九七七年冬恢復高考后，我考入了西安地質學校。一九七八年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國家終于走上了撥亂反正的新的歷史進程。隨后的幾年里，通過堅持不懈的艱難申訴和相關組織時斷時續的反復查證，父親的冤案終于得以平反。一九八一年冬，安徽省地質局作出決定，恢復父親的黨籍和公職，并按處級待遇辦理離休。父親當年的同鄉戰友們，轉業地質隊后，未受處分，未被下放的，其時職位最高也就是官至正處級。從這一點看，父親與他們仿佛是殊途同歸了，似乎命運最后終于向父親重又露出了笑臉，向他展現出了一點公平正義。 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一年，將近二十年時間里，是父親一生運勢中處于最低谷的時段。情感受挫，前途失路，生活艱辛，客觀上讓人唏噓不已。但父親堅強地挺過來了，而且可以說是挺胸抬頭走出低谷的。 曾有人說過:一個人身處低谷時的表現，最能體現他在人生中所站立的高度。縱觀父親的一生經歷，可謂起伏跌宕，坎坷不平。但恰恰是在身處低谷時，反而襯托出他逆來順受，不卑不亢，坦然看待人生成敗得失，從容應對不預之變，接受苦難，自強不息，站出的人生精神高度。 人生之路不可預測，但絕無可能一帆風順，崎嶇坎坷才是常態。換句通俗的話說，“誰都有把繩子扽不展的時候”。不怨天尤人，不自怨自艾，坦然接受，泰然處之，充滿自信地走出逆境。我想，這才是父親用他一生經歷為示范，對我們子孫后代為人處世作出的精神引領。 二、母親故事 母親的故事既是平凡的也是瑣碎的，而那些平凡瑣碎中無處不在的言傳身教，其中也有一種不認真挖掘就發現不了的偉大之處。 母親1930年出生于一個普通的農耕之家，家境也屬中等。娘家所在的村子和父親家村子相距五里路，而且拐彎抹角地算起來，和父親家還有點遠份的姨表親關系。家中兄妹五個，她排第四，姐妹中她是老大，下邊是個妹妹。和上世紀早期出生的大多數農村女性一樣，母親沒有上過學，不認識幾個字，但做為家里的長女，在針錢茶飯上肯定還是得到了外婆的真傳，而且頭腦靈醒，手腳勤快，具有精打細算的過光景智慧，屋里地里兩頭都能拿得起來。她有著一雙纏過又解放了的腳，因此也陪伴她走過大多數農村女性所沒有走過的、更加崎嶇不平的世路。 母親嫁到家里不久，父親就參軍打仗離開了家，而且一走就是五年多。五年多的時間里，她在一個舊式農村大家庭里，跟著本家的姺姤嫂子們，干各種各樣的農活，操持各種各樣的家務。漫長的冬夜，連綿的雨天，只要有空閑時間就紡紗織布，借以消磨時間，緩解孤獨心情和對父親的掛念。 父親從朝鮮回國轉業地質隊后，母親離開家鄉，隨著父親成為地質隊家屬，又開始了拖兒帶女、居無定所的漂泊。還沒有過上幾年夫榮妻貴的日子，父親就從科級干部降為留用職工。待遇的變化，人情的冷暖，母親想必也是親身感受。隨后就是三年困難時期，安徽省可以算是重災區了。發了霉的紅薯干和榨過油的黃豆餅渣，做為那個時期的主糧，在我的童年記憶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緊接著，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全家下放回鄉。出門在外前后還不到十年，母親的生活軌跡又轉回到了原點，中間還平添了許多令人唏噓的坎坷經歷。 　　1962年的7月，我們全家千里迢迢，歷盡艱難，回到了剛被三年自然災害洗劫過的陜北洛川。只所以說歷盡艱難，是因為小妹當時剛過滿月，母親還拖著產后虛弱的身體，舟車勞頓，疲憊不堪。光是因為雨天不通車，就在銅川簡陋的旅館里耽擱了四五天。吃的東西又貴又不好吃，住旅館又要花錢又不方便。每天都為買不到回家的車票而憂心忡忡。 回到老家，上半年的糧食沒有分到，生產隊也不肯多給借糧，黑市上糧食貴而且不好買，生活困頓可想而知。作為一家主婦的母親，一日三餐的操持，既是對生活智慧的考驗，也是一種精神情感折磨。人們通常所說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非是一種推卸責任的托詞，但如果有上幾個嗷嗷待食的孩子，那就是實實在在的無奈了。那段時間，在我的記憶中，吃過各種各樣野菜拌成的菜圪瘩，吃過麩皮饃饃，豆渣饃饃，還吃過小麻籽出過油剩下的油渣做的饃饃，咬著咔嚓咔嚓響，澀的難以下咽的那種感覺至今難以忘懷。同院本家的五媽曾經在外面對人贊嘆過:“老七家(父親在前后院大家族里的排行為老七)的孩子真乖，不管吃啥都悄悄的，不哭不鬧”。她不知道的是，我們懂事，是因為我們知道母親已經盡力了。菜團子也好，豆渣也好，都用少的可憐的油加上蔥花給我們炒了炒，至少聞起來是香噴噴的。我們懂事，是我們看到父母連這樣的飯也不能盡飽吃。 　　母親是聰明能干的，用農村的話說，無論屋里的活還是地里的活，論針線還是論茶飯，都是能拿得到人面前的。外出多年，回來后原來會的仍然還會，不會的也能很快學會。母親是勤勞節儉的，除了生產隊下地干活之外，還有一日三餐的費心操持。那些困難的年代里，陜北農村粗糧多，細糧少，而且年年糧食不夠吃。如果計劃不好，麥秋兩料，一料吃的接不上一料。母親三年困難時期在安徽就飽經饑荒，回鄉后也有段時間是吃了上頓愁下頓。所以習慣了按前攢后，稀稠調配，粗糧細作，瓜菜代飯，想方設法地總能讓每年家里的糧食吃得接上。家里雖然平時難得能吃上頓純麥面的面條和白面饃，但逢年過節和招待來客時，卻能保證把白面和白饃端上桌。一家人的縫縫補補，洗洗涮涮，也有賴于母親的辛勤操勞。小時候，她總能讓我們穿的整整齊齊，干干凈凈的，哪怕是一塊補丁，也要用細密的針腳縫補的周周正正的。在那些布票花證都緊缺的年代里，每年過年，母親想方設法也要給我們做一身或至少一件新衣服，讓我們新年新氣象，穿戴的體體面面的。 許多年以后，我在工作中聽到一位老師傅自嘲式地抱怨說:“剩下的是媽的”。覺得說法有點意思，聽了解釋后更是深有感觸。我們的母親一生秉持的其實也就是這一原則一一好東西，只有剩下的才是母親的；不好的東西，只要剩下了就是母親的。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到了老年后，有了好東西，母親舍不得自已吃，總想著藏起來，留給喜歡的孩子們吃。東西放壞了，舍不得扔，自已又把它吃掉。 每個人都有偉大之處，普通人的偉大之處蘊含在平凡之中。母親的優秀品質其實不僅僅是母愛的體現，而是根植于她善良慈愛克己利人本性中的慣性行為。 結束語 父母離我們遠去了，同時遠去的還有那些艱難的時世。為了我們長大成人，為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的父母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了他們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犧牲。他們沒能趕上好時代，沒能享上幾天清福，一生都在為簡單的吃穿二字而辛苦操勞。他(她)們唯一的愿望就是養大兒女，讓兒女們把日子過到好處。他(她)們甚至從來沒有為自已晚年的幸福考慮過，一輩子心甘情愿地為兒女們做出了全部奉獻。這也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唯美的，今后也許永遠不會再有的，大愛的絕唱。 做為父母最大的孩子，曾經有過和父母較長的相伴歲月。在那些過往的艱難歲月里，有著更多的風雨同舟的時刻；看到的和聽過的父母故事也最多，有著相同或相似的切身感受。如今只所以要寫出這些，是因為跪在父母墳墓前時，我曾想過，究竟怎樣做才能算是對父母最好的紀念呢。對于逝者，中國人通常講究樹碑立傳，樹碑在如今的鄉間也已經開始流行。但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材質、任何規格的有形之碑，都不足以彰顯父母在我們心中的高大完美形象；任何充滿贊美之詞的碑文，也描述不盡父母對我們浩瀚如海的恩情。我們父母生前已經用他(她)們平凡的一言一行，為后世子孫矗立起了一座寫滿親情和關愛的無形豐碑。今天，雖然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代子孫，已經或者終將遠離故土，難能再時時節節地回來祭掃父母的墳墓。但不管走到那里，我們都要時時回望來時的路和長大的家。只要我們永遠銘記父母的生育之恩，養育之功，把父母的故事世世代代相傳，讓家族親情和互愛綿延不絕。這座無形的豐碑就將永遠聳立在我們，我們的兒女，以及我們后代子孫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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