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軍旅

故劍情深

我的軍旅歷程                口述:劉照明執筆:劉亞軍                 一參軍入伍，軍旅人生      1930年我出生于山西保德縣桑林村，晉西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山村，世代以種地為生。晉西北東起同蒲路北段，西至黃河，1937年抗戰爆發，日本鬼子占領山西，我縣鄰近的五寨就有日軍長期駐守，并不時來保德進行掃蕩，我兒時曾親眼目睹了日本兵扛著槍從村對面的山梁走過，明晃晃的剌刀格外刺眼。1937年秋賀龍率八路軍120師進入晉西北創建了抗日根據地，1940年保德解放，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保德縣政權。父母育有6個子女，雖然家里生活困苦，但因為我是老大，所以父母不惜舉家之力，供我上學，幾年學堂下來，使我略通文識字，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一年我15歲，人們以為天下太平我們能過上小日子了。可是，次年6月國民黨卻發動內戰，是年冬天，保德縣政府號召青年報名參軍，我雖然年少，但我知道八路軍是窮人的隊伍，所以剛滿16歲的我就響應號召報名參軍了。     1947年春節剛過，一位姓農的解放軍指導員（八路軍對內巳改稱解放軍），帶領我們十幾個參軍青年到縣城統一集中。從此，我踏上了難忘的軍旅歷程。     農指導員牽著一頭毛驢，我們十幾個沒穿軍裝的新兵跟在后面，途經河曲、神池，翻山越嶺不知走了多少天，來到五寨縣前尚村。前尚村駐扎的是第一野戰軍后方醫院，醫院下設三個所，我們十幾個新兵，大多分配在一所，任務是看護傷病員，除此之外就是做一些醫院勤雜工作，如洗洗紗布、繃帶之類的。     來到醫院不久，部隊給我們發了一套新軍裝，并按量給我們供給了棉花和布，要求我們自己動手縫制棉服，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摸過縫衣針，也不懂裁剪，于是我們只好求助找村里的大娘大嫂，請他們量體裁衣幫我們縫制。老區民風醇樸，軍民關系非常好，沒過兩三天大娘大嫂就給我們趕制岀一套新棉服，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這么暖和的新棉服。     雖然后方醫院離炮火較遠，但為傷病員工作，我卻感到是在為自己的親弟兄工作，內心有一種光榮感和使命感。傷病員的吃喝拉撒都由我們護理，這些傷病員是從陜北戰場和晉西北戰場上轉運到我們后方醫院的，他們有戰斗英雄，有歷經槍林彈雨的老戰士，也有同我們一樣年輕的掛彩新兵，但他們都是捍衛革命果實的有功之臣，所以我們不能懈怠，白天黑夜我們都事無巨細地照料他們的生活，以求盡量減輕他們的傷痛，早日治愈好他們的創傷。      戰爭年代物資極為匱乏，醫院不但缺藥缺器材，就連紗布和繃帶都奇缺，傷病員換藥拆下來的紗布和繃帶我們一塊都不能扔，要重復利用，洗后消毒以備再用。洗紗布和繃帶不是重體力活也不是技術活，可五寨縣地處忻州西部，屬寒帶氣候，冬季長而寒冷，在零下20多度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要把紗布和繃帶洗干凈非常困難，我們天天都要把拆下來的紗布和繃帶拿到河邊去洗滌，每次都要把手浸泡在冰冷的河水里反復搓洗，雙手經常被凍得發僵，失去知覺。     冬去春來，轉眼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經過一年新兵煅煉，我已由一個地方青年轉變成為一名合格的戰士，此間，中央軍委根據中央政治局9月會議精神，于1948年11月1日通令公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式稱謂。    1948年秋天，醫院接到命令，我們立即收拾好醫用物資和行裝，背上背包向南開撥。傍晚途經苛嵐到達興縣派家川口村莊時，上級命令我們渡過黃河去陜北，可即將登船時，忽又接命令，叫我們不去陜北改道向南。徒步向南行進幾日后，我們到了臨縣三交鎮，在三交鎮我們開設了前方醫院，接收從前線送下來的傷病員。收治才半個月，因戰略需要，上級命令醫院帶上傷員向方山縣轉移。轉移中，我和另一名戰士負責看護由100副擔架組成的傷員擔架隊，院首長要求我們確保擔架隊安全抵達方山。擔架隊由農民組成，他們負責抬運傷員，我和另一位戰士負責跑前跑后護理傷員，遇天黑趕路，我就提著小馬燈在前面開路。那時候我們過慣了窮人的苦日子，不覺什么是苦，反覺得自己的崗位與在前線沖鋒陷陣，流血犧牲的同志相比，我們后方戰士這點苦根本不算什么。     到達方山后，醫院在此駐扎了一段時間，又經離石、香寧、石樓、開撥到晉南降縣待命，準備接收攻打太原的傷病員。1948年10月5日太原戰役打響，徐向前指揮第一兵團在攻城戰斗中打得異常慘烈，部隊傷亡很大，我們醫院接收了很多轉送下來的重傷員，看到一個個渾身是血，缺胳膊少腿的傷員，我更加感到醫護工作的重要性，我們不分白日黑夜，一心一意將全身心都撲在了護理工作上。      至1949年4月24日打下太原后，我們醫院一直在降縣駐扎，負責醫治攻打太原的傷員，這些傷員經過我們精心治療，大多數都重返部隊，投身解放全國的新戰場。 二夜渡黃河，進軍西南     1949年，隨著三大戰伇全面勝利，毛主席發出訓令：“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于是，我們醫院接受新任務，從降縣徒步行軍到風凌渡。 到達風凌渡后，經過短暫休整，在一天夜晚，我們從風凌渡登船，渡過黃河進入陜西潼關。在潼關我們并沒有停留，當夜我們便乘火車向寶雞開撥。開往寶雞的火車是敞篷車，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看見這個龐然大物在鐵軌上行駛，心里別提多興奮。一個叫李彥的戰士和我負責押運醫院被裝，他和我一樣，也是大姑娘上轎第一次坐火車，他臉上堆滿稚氣，高興地對我說:“這可比坐皇帝娘娘的轎子還闊氣。” 夜晚敞篷車上冷風呼呼直吹，好在我倆押運的是被裝，于是我倆鉆進被服包中，像坐軟臥一樣，身上不感覺特別寒冷。白天火車經過西安向西行進時，我倆趴在車頂上眺望八百里秦川，大美的風光使我這個來自小山溝人大開眼界。火車到寶雞后，我們下了車，自此一別，我再也沒有聽到李彥的消息。      在寶雞，部隊召開了一次進軍西南動員大會，首長給我們作了政治動員報告，隨后我們第一野戰軍后方醫院奉命同18兵團轉隸第二野戰軍序列，由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率領，開始翻秦嶺向成都進軍。山高路陡，溝深林密的蜀道很難走，翻越秦嶺時，我們沿著崎嶇山路，一個一個緊跟向上攀，隊伍中不時有人喊：“跟緊！快快快！別掉隊！”經過一路跋涉，我們翻過了秦嶺的崇山峻嶺。    過了秦嶺，我們在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里進行短暫休整，其間有一事讓我終身難忘：那天夜晚走到小村莊時我們已人馬困頓，炊事班忙前忙后給我們做好了飯菜，由于長途行軍我們不慎丟失了盛飯的木桶，黑燈瞎火我們又不好意思去打擾老百姓，于是就在老百姓院子里找到一個木桶，摸黑用水清洗后，到炊事班打來一桶米飯。由于饑餓難耐，那一頓晚飯我們狼呑虎咽吃得很香，但呑咽中總覺有一股怪味，第二天早上我們給老百姓還桶時，老百姓很驚呀地告訴我們，那是他們家的糞桶，此事成了一個笑話。       翻過秦嶺后，18兵團一直追著胡宗南的部隊打，我們醫院緊跟其后，經略陽、勉縣、漢中向川北挺進到了江油、綿陽。此時，劉鄧率二野大軍已從川東攻入四川，國民黨殘余部隊人心渙散，成都周邊的國民黨軍紛紛宣布起義，至此，成都和平解放。我們部隊從綿陽轉到成都，唱著嘹亮的軍歌，列隊從北門入城，成都市民夾道歡迎。       入城后，我們醫院駐扎簸箕街，這時的成都街道上到處是兵，除了解放軍，還有穿國民黨軍服的起義部隊。由于成都是和平解放，所以我們接收的傷員不多，在簸箕街駐扎的時間也不長，我們醫院就舉遷到了成都郊外。 醫院在成都郊外駐扎也沒有多長時間，我們醫院又奉命去重慶，到達重慶后又乘船沿江而下到了唐家沱。在唐家沱我們接收了一個國民黨軍隊醫院，包括原有國軍傷員和醫護人員都全部接收。接收的傷員當中，除了戰傷的，還有不少精神病人，他們每天哭哭鬧鬧，這些人的神經崩潰了，可見戰爭之殘酷。 在唐家沱期間我被任命為護士長，負責行政管理。與此同時醫院還任命了一名女護士長，負責技術管理，這位女護士長是一位國民黨部隊起義的女同志，得道不分先后，可見共產黨人的薄大胸懷。后來我們醫院一分為三，所屬三個所，一所去了北京，組建了現在的308醫院，二所去了西藏，組建了現在的西藏軍區總醫院，三所繼續留在重慶為第二野戰軍服務。      一天，我突然接到醫院通知，讓我到重慶第7軍醫大舉辦的野戰外傷速成班報到(為抗美援朝前線培訓外科醫生)。于是，我和其他幾位同志辭別醫院，來到重慶第7軍醫大學野戰外傷速成班。那時部隊選拔輸送人才是根據自身文化條件和工作表現確定的，不需要拉關系走后門。當時第7軍醫大處于創建時期，辦學條件差，我們的生活用水要到一個泥池塘里面去挑。雖然條件艱苦，但教學非常嚴格，我們學習也非常刻苦，大家都想學好本領，奔赴抗美援朝前線。     經過一年學習，畢業時，由于抗美援朝戰爭已趨于緩和，戰況沒早先激烈，上級便沒有把我們調去朝鮮，而是把我們這批學員轉入第7軍醫大預科班繼續學習，于是我開始了長達8年的軍醫大學生活。 (后排右一為劉照明)               三雪域高原，平叛剿匪    春去秋來，八年寒窗苦讀，1958年5月，我從第7軍醫大學畢業，分配到西藏軍區昌都警備區158團，到成都報到后我被編組到西藏軍區文工團，跟他們隨團進藏。我們乘坐卡車經邛崍到雅安，翻過二郎山后，又經瀘定、康定，再經理塘、巴塘、芒康，最后到達了左貢。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個兵站，文工團都要對兵站進行慰問演出，我這個編外人也不閑著，忙前忙后幫他們搬道具，有時也為文工團和兵站戰友治療小傷小病。到了左貢，我告別文工團去了昌都警備區轄下的158團報到，我記得那時昌都警備區有一位副司令員，是老紅軍，叫楊永恩。我到158團衛生隊時，部隊住的是寺廟或臨時帳篷，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此時，西藏山雨欲來風滿樓，我所在的158團像星星點燈一樣散落在類烏齊、丁青、邦達、扎木等地，點多分散，擔負著各地的內衛任務，有的連隊與團衛生隊相隔幾百公里。昌都平叛剿匪戰役從1959年春打到1960年初，期間在54軍130師進剿下，康藏地區平叛戰役基本結束，一月我所在的158團奉命由昌都警備區轉隸新成立不久的塔工軍分區。      樹欲靜而風不止，158團轉隸塔工軍分區接防林芝不久，由于黑河地區（今那曲）匪患嚴重，西藏軍區將其劃為二號地區，決心予以清除這股受美國中情局暗中武裝的匪特，史稱二號戰役。      1960年4月中旬，塔工軍分區158團副團長王雙林率領三個連隊，其中我們團衛生隊也抽調人員組成戰地救護隊隨車向黑河集結，到達黑河第三天，我團三個連隊根據前指命令，兵分兩路開向作戰地域，我們救護隊隨王雙林副團長帶上的兩個連隊行動，趕到藏北聶榮縣巴拉山口，開始構筑陣地，予阻擊圍殲南竄之敵。記得戰斗是在一天夜晚打響的，雖然我們殲滅了一批叛匪，但殺敵三千自損一百，我方也有十幾名指戰員犧牲。有些負重傷的戰友抬下來后雖經我們搶救還是犧牲了，其中有幾名烈士遺體是我親自掩埋的，在荒無人煙的藏北高原，沒有棺木，只能把烈士的遺體用白布包裹，挖下一個土坑臨時安埋，沒有墓碑，沒有花圈，后來隨著二號戰役全部結束，西藏局勢穩定，當地黨政軍才把在二號地區作戰犧牲的烈士骨骸統一遷移到黑河烈士陵園集體安葬。 二號地區剿匪印象最深刻的是后勤，戰士們吃完有限的糌粑后，陸路無法補給，空軍只得派運輸機給我們空投物資。出發時我們帶的13匹騾馬用來馱救護物資，由于唐古拉山的高原腹地找不到足夠的飼料，不毛之地使馬瘦如柴，最后13匹騾馬全部被活活餓死累死了。       四翻躍雪山，轉戰墨脫 林芝，地處尼洋河谷，雅魯藏布江畔。藏布江。森林茂密，氣候溫暖，被譽為西藏的江南。可是作為軍人，必定不能沉醉于好山好水中，新的使命在前方召喚。       二號地區作戰任務完成以后，我部從二號地區返回，歸建158團，回到了塔工軍分區所在地林芝(駐德木寺廟)。六二年五月，塔工軍分區奉命進軍墨脫。墨脫，雪域孤島，地處亞熱帶雨林氣候，是一個比林芝更美麗的地方。由于地處中印邊境，印度企圖趁我解放軍還未進駐，強行占領。在這種背景下，我部奉命向墨脫進發。 1962年6月8日，塔工軍分區158團衛生隊主任邱喜華帶領我們14名醫護人員，翻過多雄拉山，當晚我們團衛生隊同團指揮所住山腰一處雪地里，盡管是夏夜，但在高寒的多雄拉南坡的殘雪地里大家還是凍得不能入睡，無柴無火，大家只得背靠背抱團取暖坐了一整夜。 158團進軍墨脫序列由步兵1、2、3連組成，4、5、6連和炮連及騎兵連因防務需要，留在了林芝米潤、米林一線。去墨脫的路本無路可走，因此進軍墨脫必須邊開路邊行軍。當我們進至多雄拉山南坡時，前方騾馬道未修好，2連一直馬不停蹄地在前面修路架橋，幾天后騾馬可以通行了，我們團衛生隊這才先行前移，后面是衛生員姜定華趕著的6匹騾馬，馱著醫療器械和藥品。拉格是進入墨脫的第一站，這里是無人區，只有地名，沒有人煙，我們在此露營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我們匆匆吃完早飯，打上綁腿離開拉格往汗密走。去汗密的路更難走，我和邱喜華主任到達汗密時天巳經黑了，好在打前哨的班長游學坤、涂在泉他們巳經為我們在團指附近搭好了4頂帳篷，于是我們有了宿營地。因為老虎嘴等處的騾馬棧道特別危險，姜定華牽著騾馬走得慢，平時徒步一天的路程，姜定華牽著騾馬走了三天才到汗密。見姜定華牽著騾馬到了，大家七手八腳卸下物資，搭起了一個更大的雪白帳篷，用作手術治療室，從此團衛生隊開了一個帳篷醫院，負責官兵和墨脫地方人員的醫療保障。帳篷醫院除值班醫生和衛生員外，其余人員都要參加修路或翻過多雄拉山去派區執行背糧任務。 7月中旬，115醫院向158團派來配屬外科醫生王德馨、內科醫生李杰，加強了團衛生隊醫護力量。同時因為中印關系特別緊張，為了搶時間，上級決定加快騾馬道修筑進度，從工兵136團調來一個建制連，由其8連擔負修路主力。 9月中旬，為縮短與工兵8連開筑后的距離，團指同衛生隊從汗密前移，搬到距洛邦寺約3華里的確卓。但為方便拉格物資往前轉運，團后勤處仍住汗密物資中轉站。到10月上旬，中印關系劍拔弩張時，為防備印軍搶占墨脫要點，上級限令我團必須先敵一步完成占領墨脫要塞任務。據此團衛生隊主任邱喜華開了一個隊務會，會上決定將團衛生隊一分為二，設兩個救護組，一為前方救護組，二為留守救護組。其中留守確卓的救護組由游學坤、涂在泉、內科醫生李杰、程繼明（炊事班給養炊員）等組成。我和邱喜華主任、奚志超、王戰友、楊戰友、姜定華等14人組成前方救護組，隨主力部隊到馬尼翁集結。 分兵后，我們這支14人救護組火速推進到阿尼橋2連住地，次日匯同2連、3連和工兵8連及配屬炮連一部按時抵達馬尼翁。自1965年10月20日至28日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第一階段戰役結束后，為作好第二階段反擊準備，魯之東團長在11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們抵達馬尼翁的第三天，在馬尼翁召開了一個軍人大會，進行戰前動員，會上他從中印關系歷史講到“麥克馬洪線”的由來，揭露了印度的擴張野心，號召我們不惜流血犧牲，為捍衛祖國領土主權，不懼虎狼，殺敵在前！ 五自衛反擊，炮火硝煙    大戰在即，11月15日下午1時我們團救護組隨部隊從馬尼翁出發，次日凌晨5時到達巴洋村和地東村，團指同救護隊及1連住山上，白天大家隱蔽休息睡覺，夜幕來臨時我們從地東出發，大家深一腳淺一腳杵著拐棍，一個緊跟一個，不知趟過了多少條小河和溪流，走過了多少條彎彎曲曲的田間坎道，一會兒上山崗，一會兒下陡坡。 16日天快亮時，我們進入到一片森林隱蔽，休息時不準說話，不準有煙火，餓了大家啃一口干糧喝一口生水，隱蔽到晚上，部隊才趁夜走出森林，穿過距更邦拉最近的希讓村。從希讓村到更邦拉山腳是荊棘小道，中間有一條希讓河，我們趟過河后下到溝底，就來到了雅魯藏布江邊的一個亂石灘。在這里我們收治了炮連掉隊的幾個戰士，他們扛的炮身和炮彈重，黑夜行軍把腳扭傷了，簡單施治后，他們與我們一起前行。 17日天還沒有亮時，我們到達盧工河北岸，隱蔽于蘆圍中，吃著自帶的干糧，就地一臥睡覺。到了下午4時，邱喜華主任把大家叫起來準備過盧工河。5時我們衛生隊同2連和團指依次過河后，部隊按行軍序列向更邦拉山方向推進，攀爬進入到山腳下一片原始大森林時，天已經黑了。部隊在大森林里隱蔽到18日黃昏時分，更邦拉山上隱約響起“乒乓、呯呯”的聲音，像是槍聲但又無法確定，因無法判明情況，加之2連方向從森林中突然傳來幾聲不明巨響，為防敵軍側面偷襲，作戰參謀李春謹慎地組織部隊暫時撤到盧工河北岸。 18日晚上8時，趁天快黑時，前指帶領部隊三過盧工河，進入森林沿著山體向更邦拉方向攀爬，到深夜1時因森林中到處都是懸崖陡峭山路，找不見路無法行走，團指決定部隊就地休息，天明前進。19日凌晨4時，電臺恢復了與了主攻1連聯系，得知1連巳于昨日黃昏占領更邦拉印占據點，團指于早晨7時，率領2連和團救護隊向更邦拉前進。當我們沿戰壕進入更邦拉印占據點時，山上突然接二連三傳來爆炸聲，隨后我們看到1連幾個弟兄，背著幾個傷員往據點跑，其中背到據點時已有3位戰友當場犧牲了。我們立即利用印軍據點里的一個巴蕉棚住所，對背下來的負傷戰友施行急救，先對傷員進行抗休克、包扎、骨折固定后，隨后對傷員進行外科手術，大家忙活一天一夜，到20日凌晨3時才結束手術，術后大家疲憊不堪，倒在地上就呼呼睡著了。 20日晨8時許，邱主任醒來，看見大家穿著手術衣同白布裹著的6位烈士睡在一起，他認不出哪位是烈士哪個是活人，于是他挨個大聲呼喚名字，叫醒了大家。因部隊要按作戰計劃進攻印軍更仁據點，邱主任叫大家整裝后于上午9時準時向更仁開跋。但留在更邦拉的傷員需要照料，于是邱主任安排醫生奚志超、衛生員鄔恒全、周太松和炊事員敬忠遠，配合3連1個班就地留下照看和警衛傷員，我們余下的團救護隊人員則由炮連1個班負責護送到更仁。 20日上午11時，2連占領更仁印軍據點后，派兵向5華里外的更仁村追擊，當我們到達印占區更仁兵印軍據點后，派兵向5華里外的更仁村追擊，當我們到達印占區更仁兵營時，兵營內巳是人去樓空，原來印軍不戰而逃了。占領更仁據點后，我們將就兵營內有一個印軍醫療所，就地開設了救護所。為安全起見，我和姜定華、團指何清、還有炮班幾位戰士，逐一對印軍營房進行搜索，俘虜印軍病號1人，同時在營房內還搜出20余名中青年婦女，我們沒有把婦女當俘虜看，幾天后這些婦女就自行離開了。     幾天后，團救護所接到團指命令，抽人到古里接收印軍野戰醫院的醫療器械及藥品，我和邱喜華主任、姜定華等，還有炮班6位戰士，共10余人冒雨離開更仁經博浪橋向古里急行軍，只見沿途路段層層設有暗堡和鐵絲網，但印軍早已潰散，此時2連正在往哥布方向追擊，1連正在山上搜剿打散的印軍。我們到達博浪鐵索橋時，橋巳被印軍炸毀，于是我們囚渡博浪河，于當天下午到了古里村，此時古里村空空如野，我們三人一組開始警戒搜索，在教堂里發現了零星醫療器材、繃帶紗布和藥品，藥品是用英文字母標注的，有奎寧，阿斯匹林等。  當晚我們放出警戒哨后就睡在教堂內，21日因1連有一位戰士在更仁據點食物中毒，我和姜定華奉令急返更仁據點，于是炮班班長派岀兩名戰士護送我倆，回到更仁據點我立即給中毒戰士施以治療，使他很快轉危為安。       11月22日上級改變墨脫方向部隊和米林方向部隊相機匯合并占領都登作戰計劃，部隊停止追擊，于是我們救護隊和前方部隊陸續返回更仁據點進行戰場警戒。此間趁部隊休整，為樹立仁義之師形象，我和姜定華走村串戶為群眾治病外，部隊還下田幫助少數民族同胞收割稻谷，擴大了政治影響。   1962年11月22日，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取得第二階段決定性勝利時，我方對外宣布主動停火，為體現和平誠意，避免兩軍接觸重燃戰火，我方還決定從12月1日起回撤到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控線內側20公里地區。停火后，我方在規定的時間內按遞次組織后撤，團救護隊隨1連抬著烈士遺體和傷員到希讓時，就地把烈士遺體安埋后，1連繼續抬著傷員往地東撤。2連、3連、工兵8連則負責把繳獲的物資往地東背運。 12月10日下午，部隊撤退到“麥線”以北我方實際控制區地東境內時，受到沿途村莊群眾熱烈歡迎，地東村搭了一個凱旋彩虹門，當地群眾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穿著節日盛裝，手捧黃酒，肩挎蛋籃，將一碗碗黃酒和一枚枚雞蛋用雙手塞到我們手中，縣領導和當地干部分別同前線下來的指戰員一一握手，他們用載歌載舞的形式迎接我們勝利凱旋。 (劉照明醫師正在為印俘上藥) (劉照明作為中方紅十字代表送別印俘。)               六班師凱旋，送別戰俘     班師回營，我們團救護隊帶著傷員，以及印度傷俘到馬尼翁休整，幾天后我們又帶著戰俘回到團衛生隊在確卓的留守處，這里有一個洛邦寺，是運輸隊的住地，我們把傷俘和病俘集中到這里交給運輸隊戰士看守。我和奚志超、王德馨、姜定華每天輪流去給傷俘醫治傷口，使他們的傷病逐漸愈合了。    1963年2月團衛生隊搬遷到阿尼橋2連住地，戰俘遂交2連負責看管。      1963年4月，中國紅十字會對外宣布：中國政府本著人道主義立場和國際慣例，決定全部釋放印軍戰俘，經中印紅十字會協商，雙方同意對印軍戰俘進行移交。但鑒于墨脫大雪封山，交通不便，上級指令我部首長代表中國紅十字會，在恰當時間組織戰俘移交。墨脫“縣營委”決定由政委喻盛文代任中國墨脫紅十字會會長，并組成了一個著便裝配戴紅十字會袖套的7人移交小組，因我是隨隊軍醫，所以我著的是上尉軍銜的軍裝，親自參與和見證了墨脫印軍戰俘移交過程。墨脫戰俘營設在阿尼橋，到了4月底準備移交印軍戰俘時，我們團衛生所醫護人員及2連全體看守官兵在阿尼橋戰俘營里，同印軍戰俘開了一個聯誼歡送會，戰俘們學唱著中國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我們給他們理發洗澡，組織球賽，還教他們學包中國水餃。次日我們護送印軍戰俘經馬尼翁、地東，到了希讓村。  5月2日，我們在希讓村附近的雅魯藏布江與盧工河交界處的一個三角地帶，選擇了一個地形平坦，視野開闊的地方作為移交戰俘場地，為方便移交，我們在此搭建了一個白色大帳篷，搬來辦公桌椅，準備了一些糖果香煙等，以作移交儀式上的禮節之用。5月3日上午10時，通報的約定時間到了，我們看見更邦拉山腳下的盧工河對岸出現了幾個舉白旗的人，他們不斷揮動著白旗，向我方嘰嘰哇哇地喊著什么，但因盧工河陡漲，獨木橋被沖走了，他們無法過河，就返回了。移交不成，我方層層上報軍區、總參，最后在我方外交部的敦促下，印方通過渠道向我方轉來他們將于次日派直升飛機來我方接收戰俘的消息，他們要求我方臨時平整一個供小型直升飛機起降的飛機場，于是喻政委指揮大家平整出了一個可供直升飛機臨時起降的小型機場。     1963年5月4日上午10時許，一架小型直升飛機像蚊子式的響著“嗡嗡”聲，越過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由南向北飛過雅魯藏布江，降落到北岸的我方移交場，機上下來3人。喻會長代表中國紅十字會同印方紅十字會代表辛格握手后，翻譯布魯馬特和駕駛員也握了手。簡短的禮節性歡迎后，雙方紅十字會代表在帳篷內，發表了一個以紅十字會憲章和兩國以友誼為重的主題講話，然后我方向印方移交了戰俘及相關病歷擋案，傷俘巴魯離別時，他一只手抱著我，另一只手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見他淚水止不住往下流，我不禁心中感嘆：是呀！中印都是文明古國，歷史上有千古傳承的佳話，可是印度當局卻不顧兩國人民傳統友誼，不尊重邊境傳統習慣線，卻橫蠻無理想繼承英帝殖民主義的擴張衣缽，挑起戰端，得了一個自討苦吃。難分難舍時，巴魯登機時突然向我揮手并大聲喊道：“巴依，巴依赫赫！”（中印萬歲，萬萬歲！）看到印軍戰俘如此感懷，我也很激動，于是我們也向巴魯揮手再見，用印地語大聲回應：“巴依，巴依赫赫！”       作者簡歷: 劉照明，男、1930年生、山西保德縣人、醫科大學畢業。1947年2月入伍，1949年任護士長，1950年第7軍醫大學學習，1958年3月畢業，同年5月分配到昌都警備區158團任軍醫。1959年參加昌都地區平叛，1960年1月隨部轉隸塔工軍分區，同年4月中旬參加黑河地區剿匪，1962年隨158團衛生隊進軍墨脫，同年11月在墨脫方向參加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并代表中國紅十字協會在墨脫向印方移交戰俘，1963年任墨脫獨立營衛生所所長、主治軍醫，1964年任墨脫“縣營委”機關支部書記，1967年調丹娘農場任衛生所所長，1968年調拉薩軍分區后勤部任衛生科副科長，1976年6月轉業到山西省保德縣人民醫院，先后任保德縣醫院支部書記、副院長、顧問，1990年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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