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陳北李”為何沒有參加中共一大

三閑雜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開，作為建黨主要創(chuàng)始人的“南陳北李”沒有參加。這是多年來不少人關(guān)切和疑惑的問題。有關(guān)黨史論著在提及此事時，往往以“因公務(wù)繁忙”一語帶過。兩人當時都忙。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所以，后人在讀到這段歷史時，感到難以理解，心里常有嘀咕“還有什么事比建黨更大，再大的事情也要放下”。回望歷史與身處歷史是有很大區(qū)別的，不能苛求前人。舊中國在激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伙的組織一樣多，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后的新中國。沒有見證由自己一手創(chuàng)造的偉大事件，只能算是一種遺憾吧。如同當年“武昌起義”那一刻，孫中山并不知情正在美國的募捐途中，他也沒有見證推翻延續(xù)兩千余年帝制的辛亥革命。遺憾嗎？肯定遺憾！什么是歷史？這就是歷史。并非滴水不漏、十全十美，卻是真實發(fā)生了。 100年過去了，為什么“南陳北李”沒有參加中共“一大”？該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了吧。最近，黨史專家邵維正教授給出了比較系統(tǒng)、合乎邏輯的說法，見《李大釗、陳獨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原因考》（《百年潮》2021年第4期）。邵教授認為，要說清李大釗、陳獨秀未出席一大的來龍去脈，首先要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當時的客觀條件以及兩位創(chuàng)始人所處的環(huán)境作具體分析。如果聯(lián)系到黨的初創(chuàng)時期的社會環(huán)境，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了。 邵維正教授在黨史界是一位大神級的人物，他是國內(nèi)第一個考證出中共一大召開的確切時間：1921年7月23日，他也是全軍第一位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政治理論教員。 李大釗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邵教授認為，李大釗未出席中共一大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北京黨支部未選舉李大釗出席一大（只有北京代表是選舉的）；第二當時李大釗正在北京領(lǐng)導八所國立院校展開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索薪斗爭”。 關(guān)于北京黨支部未選舉李大釗出席一大。1921年6月，北京黨支部接到上海黨組織的通知，要求派遣兩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當時北京早期組織正在西城區(qū)舉辦青年補習學校，于是就在補習學校里選舉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據(jù)當時在場的劉仁靜回憶：“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shù)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邵維正就這個問題，在1979年兩次訪問劉仁靜，劉認為，那時我們并沒有意識到，一大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覺得只是各地組織派代表去上海碰個頭，不必驚動大釗先生了。實際上當時并沒有推舉李大釗，是因為大家心目中大釗先生是指導我們的，這樣跑跑顛顛的事我們年輕人去做就可以了。 關(guān)于當時李大釗正在北京領(lǐng)導八所國立院校展開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索薪斗爭”。我們不妨看看時間軸下的李大釗身影：1921年3月14日，北京國立八所專門以上學校統(tǒng)一行動，經(jīng)各校聯(lián)合協(xié)議，發(fā)表《停職宣言》，當日停止上課。八校聯(lián)席會議推舉馬敘倫、李大釗等人，前往總統(tǒng)府和國務(wù)院呈遞宣言，交涉教育經(jīng)費，并將每日活動情況由《晨報》刊登，向社會公布，爭取輿論支持。4月底，馬敘倫患病離職，由李大釗代理聯(lián)席會議主席。李大釗臨危受命，勇于擔當。“索薪斗爭”期間，八校聯(lián)席會議召開76次，加上臨時集會共達百余次。5月22日，李大釗仗義執(zhí)言，對各報刊記者發(fā)表談話，尖銳指出：“世界上斷絕教育經(jīng)費，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這種狀況，除了我國，恐怕再沒有第二個國家了”，李大釗這次講話的矛頭直指北洋政府，而且提出了“徹底改變”的戰(zhàn)斗號召，含有實行革命，推翻軍閥政府之意。5月31日，李大釗為了打破僵局，親率50余名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本想進行面對面的說理，但教育部官員回避不見，無人主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6月2日，北京公立學校學生代表29人，再赴國務(wù)院請愿，竟被政府官員扣留下來不許回家，凍餓了一整夜。消息傳出后，引起廣大教師學生的極大憤怒。6月3日，八校校長、教職員以及學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往新華門總統(tǒng)府請愿。政府官員不但始終拒絕會見，還出動大批衛(wèi)兵、軍警進行武力鎮(zhèn)壓，刺刀和槍托一齊猛刺狠打。“北大校長蔣夢麟受傷不能行動，法專校長王家駒、北大教授馬敘倫、沈士遠頭破顱裂，血流被體，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釗昏迷在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傷者30余人、輕傷者百余人，似以野蠻橫暴雖土匪盜賊何以如此。”這次暴行造成震驚北京的血案，被報刊稱為“六三事件”。6月15日，李大釗主持召開第51次八校聯(lián)席會議，決定一定要把斗爭進行到底。1921年7月，“索薪斗爭”進入關(guān)鍵時期，經(jīng)過李大釗領(lǐng)導八校教職員的堅決斗爭，北洋政府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終于被迫接受了高校教工的合理要求，與八校代表簽訂了復課復職協(xié)議。 時間軸表明：李大釗因領(lǐng)導“索薪斗爭”，此刻已經(jīng)成為北洋政府關(guān)注和監(jiān)視的人物，他知道即使自己想去上海，此時也是無法離開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陳獨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陳獨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同樣有著身不由己的特殊處境和具體情況，一是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請辭未果，二是陳獨秀抓廣東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他覺得這個當口上不能離開。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出現(xiàn)了奇特的政治現(xiàn)象：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北京有北洋軍閥政府，廣州有孫中山領(lǐng)導的國民政府。那個熱情高昂的年代，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激勵和影響下，人們的革命情緒很高，社會主義成了時髦的風尚和追求，連當時在福建漳州的粵軍司令陳炯明也自我標榜為社會主義者，一度還與蘇俄政府建立聯(lián)系。1920年8月，粵桂戰(zhàn)爭爆發(fā)，陳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盤踞在廣東的桂軍，10月29日攻克廣州。11月1日，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孫中山也于11月28日由上海到廣州，重建軍政府（大元帥府），并于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總統(tǒng)。1920年11月初，陳炯明致電邀請陳獨秀去廣東，主持教育工作。 陳獨秀接電后，曾寫信征求李大釗意見，李大釗認為領(lǐng)導廣東教育的同時，還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可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帶到廣東；二是可以在廣州發(fā)起成立共產(chǎn)黨組織。陳獨秀出于辦好新教育、新文化的社會責任感，對廣東地區(qū)抱有希望，于是向陳炯明提出三個應(yīng)聘條件：“（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jīng)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說作同一之趨勢。”12月11日陳炯明電促陳獨秀來粵，并保證支持教育經(jīng)費。于是陳獨秀決定應(yīng)聘，12月17日與袁振英等同行，由上海登船經(jīng)香港轉(zhuǎn)廣州。陳獨秀等人12月25日到達廣州，始住大東酒店，后定居回龍里九曲巷11號三層樓房的第二層，并自撰“看云樓”，意指觀察南國的政治風云。 陳獨秀在廣州期間，曾以不少精力重建和指導廣州早期組織的工作。1920年底建立的廣州黨組織，主要成員都是無政府主義者，陳獨秀團結(jié)帶領(lǐng)譚平山、譚植棠等與他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樣，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組織。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chǎn)黨’。當時取名為‘廣州共產(chǎn)黨’。”廣州黨組織的重建，實現(xiàn)了他與李大釗的約定。 1921年5月初，李漢俊、李達派包惠僧到廣州，要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黨務(wù)或把黨的機關(guān)搬到廣州，陳均不同意。5月中旬，因李漢俊催返，加上教育經(jīng)費延撥，陳獨秀提出辭呈。陳炯明親自登門慰留，并限省署十日內(nèi)撥80萬元開辦編譯局、宣講所、第一師范，兩個月后再撥20萬元作為籌備西南大學之用。6月中旬，陳獨秀接李達來信，請他回滬主持黨的一大。陳獨秀召開廣州黨員會議，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因為他兼任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建校舍的一筆款子，他要一走款子就辦不成了。“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yǎng)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后就可以回去。” 1979年4月至6月間，邵維正先后四次訪問包惠僧。作為陳獨秀指定的中共一大代包惠僧，比較詳細談到他兩次去廣州的情形：當時陳獨秀抓廣東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在報刊和會議上幾次圍攻陳獨秀，罵他為“陳毒獸”。陳獨秀堅持己見，頂著頑固勢力的壓力，一項項抓實，所以他覺得這個當口上不能離開。至于參加黨的一大，陳公博代表廣州，既然陳獨秀自己去不了，委托包惠僧去吧。那時陳獨秀的威望很高，一言九鼎，他定了其他同志也就認可了。其實，陳獨秀對黨的發(fā)展和建設(shè)也是有思考的。他要陳公博帶去一封信給與會各同志，提出四條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quán)主義指導；三曰紀綱；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quán)問題。”對發(fā)展黨員，黨內(nèi)的民主生活，加強黨的紀律和制度，以及發(fā)動群眾、建立工農(nóng)政權(quán)的準備等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意愿和建議。 關(guān)于李大釗、陳獨秀未出席中共一大，邵維正教授還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這兩位都是社會名流，尤其是進步青年的偶像，同時也是北洋軍閥政府重點監(jiān)控對象。如果李大釗、陳獨秀同時出現(xiàn)在上海，會受到進步青年的熱情追隨，新聞記者的追蹤采訪，也會被反動當局跟蹤監(jiān)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一大的秘密會議也就“秘密”不了啦。密探和巡捕房的搜查就不會是一大的第六次會議，會在一開始就受到?jīng)_擊。從這個角度看，也是李大釗、陳獨秀未出席一大的一個原因。這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史料可佐證的。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務(wù)日報》在“中國情報”一欄中，出現(xiàn)了長達36行的情報秘聞，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密切關(guān)注一名中國籍的男子在上海的行蹤動向，并詳細了解他在北京的“過激”行為。他是誰？他就是當時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陳獨秀、李大釗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黨代會是，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那時的廣州是國民革命的大本營。毛澤東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中共二大、四大、六大毛澤東均未參加）。 李大釗、陳獨秀雖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留下了歷史遺憾，但這無損于他們作為中共主要創(chuàng)始人的卓越貢獻，他們的歷史地位彪炳史冊。中共一大召開24年之后，毛澤東在延安作七大預備會議口頭報告時說：“他（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lǐng)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對陳獨秀、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的地位作用，給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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