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庫門隨想錄

阿杜CYJ

一、同學家原是毛澤東舊居　　六月的上海，時雨時陽，梧桐樹桿在雨露下脫去陳舊的外衣，穿上綠色的新衣，遮住了陽光，擋住了風雨，走在馬上有一種清涼的感覺。這幾天，我應朋友約稿帶著相機，來到童年、少年居住地方，威海路、茂名路附近的甲秀里等地拍攝，甲秀里原慕爾鳴路甲秀里318號（現為茂名北路120弄）。 我乘地鐵十二線至南京西站上來，穿越改建的新石庫門豐盛里弄堂，見到茂名路上以舊刷新的張園，懷舊之感由然而升。石庫門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也通常被認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上海的舊弄堂一般是石庫門建筑，它起源于太平天國起義時期，當時的戰亂迫使江浙一帶的富商、地主、官紳紛紛舉家擁入租界尋求庇護，外國的房產商乘機大量修建住宅。上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圍合仍是上海住宅的主要特征，但不再講究雕刻，而是追求簡約，多進改為單進，中西合璧的石庫門住宅應運而生。這種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樣，以石頭做門框，以烏漆實心厚木做門扇，這種建筑因此得名“石庫門”。 　　原上海市中心的威海路、石門路、茂名路、成都路一帶皆是石庫門，曾有“張園”“大中里”“豐盛里”“甲秀里”“輔德里”等石庫門弄堂，而今這里高樓林立，唯獨留出一塊張園舊式石庫門在改造中，豐盛里的建成，為上海石庫門建筑創出一批新天地。 　　茂名路上的“甲秀里”有幢二樓二底，磚木結構的石庫門，7號亭子間曾是我同學王一波的家，周國明丶楊進等小朋友住此弄。少年時，我們曾在“甲秀里”前面的威三小學上學，放學后經常在這條弄堂玩游戲。而今“甲秀里”已經煥然一新，更沒想到的曾是我同學的家，被發現是毛澤東1924年曾在這里居住過的舊居。 據說：1955年11月，62歲的毛澤東在北京坐南下專列往上海考察，他來到闊別31年上海。沿途，他不斷地向身邊工作人員講起往事，在這位花甲老人的記憶里，1924年端午節前后，曾居住慕爾鳴路甲秀里318號（現茂名北路120弄7號）居住過，這是他與家人生活在上海時間最長的一段時光。據靜安區文史館副館長朱潤介紹，這幢原石庫門住著許多人家，可謂“七十二家房客”，歷經年代的侵蝕，舊居一度破舊不堪。為慶祝建黨百年，該館進行了修繕， “修舊如舊”恢復甲秀里原貌。在搜集資料過程中，幸運地在上海圖書館“共同的記憶”資料庫中，找到一套1960年建筑設計院喬舒祺先生繪制的甲秀里復原設計圖紙。該圖紙全部為手繪，共有12張，包括了各個房間的平面圖、斷面圖等，還包括門楣等建筑細節、所用材料等繪制、記錄得十分細致，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有了這份意外“珍寶”，舊居大修如虎添翼，能工巧匠們依據該圖紙，采用傳統材質和工藝對建筑內外做了最大程度的恢復，力求再現原有風貌。現在弄堂入口門頭采用傳統工藝重做青色水刷石，大鐵門外增設槍籬笆遮擋，按傳統工藝重做鐵質窗格柵、木百葉窗、木窗、木門等。在毛澤東居住過的臥室，工作人員發現，按照圖紙上繪制的細節，當年板條格柵的編織角度應是60°，而現在的卻是45°。為此，重修后按傳統工藝采用紅心杉木復原掛落紗格，重做了木室板墻及上部板條格柵，編織角度恢復當年的60°。我懷著敬仰的心情來到茂名北路120弄，步入甲秀里，這幢二樓二底、磚木結構、坐南朝北的老式里弄住宅石庫門建筑。映入眼簾是青磚鋪就的“彈硌路”、老式的百葉窗、精細的磚雕等，恍如回到我少年時的弄堂，淡淡地記憶中甲秀里石庫門對面，當年是 “鴻祥服裝生產組”廠址，旁邊還有一條通往威海路的弄堂。舊居入口處，迎面見到的是一組塑像。這是毛澤東一家人在竹林下小憩的情景，2歲的毛岸英承歡膝下，楊開慧抱著還在襁褓中的毛岸青，其樂融融，這樣的時刻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殊為難得。走進石庫門內參觀才知道，原來此地是蔡和森與向警予的住所（慕爾鳴路甲秀里318號），1924年6月，毛澤東攜夫人楊開慧，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岳母向振照一家五口人寓居于此。端午節前后，楊開慧和母親帶著2歲的岸英和剛出生不久的岸青，來到了上海。當時，甲秀里這幢小樓里不僅住著毛澤東一家，還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婦等，毛澤東一家住在底樓。蔡和森與向警予就搬到樓上，把一樓房間讓出來。樓下有前后廂房及一間客堂。前廂房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臥房，如今屋內的家具擺設都是仿照原來的樣式制成的：實木雕花的書桌、衣柜，床的旁邊有一個搖籃，是當時剛出生不久的毛岸青睡的，上面是藍底白花的小棉被；大床上的物品都是白色的。當時毛澤東經常在這里工作到深夜，而楊開慧則在一旁幫他謄寫文書。后廂房是楊開慧的母親、向警予的姑媽向振熙的臥房，如今擺放的家具都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式樣。楊開慧除料理家務、幫毛澤東整理文稿外，還去工人夜校講課，從事工運和婦女工作。由于毛澤東、楊開慧工作繁忙，他們年幼的兩個孩子平時就由向振熙照顧。廚房里有自來水龍頭，與通常圓形的煤球爐不同，這里的煤球爐是方形的，因為是用火油箱改的。客堂放著八仙桌和幾張方凳，是毛澤東一家吃飯和會客的地方，這也是毛澤東在上海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據相關史料記載，1924年2月中旬，毛澤東第9次來到上海。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他一面擔任中共中央局秘書兼組織部長，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執行委員、組織部秘書、文書科主任等職。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期間，毛澤東大量具體而有實效的工作被稱為“播撒紅色火種”的工作。這處舊居不但是毛澤東在上海住得最長的一幢房子，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氣息的一處寓所。在舊居里，我看到了一張當時在上海拍攝的“全家福”，說是全家福，卻只有楊開慧和兩個孩子。原來，根據當時共產黨的規定，重要領導人一律不許拍照，毛澤東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忍痛割愛。1930年11月，楊開慧在長沙犧牲，年僅29歲，這是她與孩子們唯一的合影，也成為保留下來僅有的一張“全家福”。我詳細地參觀舊址的內容，不時地拍攝一些照片。巧遇三位穿著民國服飾的青年，他們手捧《犧牲》一書，靜靜地背頌著對白，演藝著當年的場景，此時我心潮澎湃。當年毛澤東住在簡樸而典雅的石庫門，穿梭在曲徑通幽的弄堂里，胸懷著中國未來的命運。在狹小的廂房里培養出淡定從容的性格，以不畏艱難困苦，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玉汝于成地對對待人民，最終取得革命勝利。二、婚房毗鄰是“二大”會址 　　走出“甲秀里”，我騎車沿著昇平街，來到大沽路、成都路附近的延中綠地。綠地中保留著二排石庫門房子，它是原上海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是典型的上海石庫門民居。 我結婚時曾在延安東路1462弄里住過，延安東路1454號是原上海警備區司令部第一招待所，它原是越劇十姊妹常在此樓活動，也曾是浙江同鄉會，弄底有個洪德里。我就住在這條弄堂里石庫門房子，弄堂通向成都北路、大沽路，市委宣傳部原黨史辦主任楊森耀為也曾居住在這條洪德里的弄堂里。在延安東路、成都北路交界處，這里有大片石庫門房子，弄堂四通八達。曾記得每年中秋過后，我們就會到對面的新長發糖炒栗子店排隊買栗子吃，其實成都路新長發糖炒票子店旁邊就的弄堂就叫輔德里，當時只知道弄里有個“平民女校”。1999年，為了建設延安路高架，輔德里及周邊的房子被拆除，改后成高架道路和綠地，唯獨成都北路7弄30號保留，這二幢東西走向的破舊的石庫門。當時，覺得十分奇怪。今天我再次來到高架下，見到那黝黑石窟宅門，精美的雕花門楣，“騰蛟起鳳”四個大字騰躍其上——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這幢百年石庫門，同時擁有四重特殊的身份:中共中央局宣傳工作負責人李達的寓所、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社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址、“平民女校”。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解說員帶我從正門進入，穿過天井，來到的第一個房間就是客堂間。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12位代表會聚于此，為崎嶇漫長的中國革命之路燃起了一盞明燈。中共二大共召開了三次全體會議，輔德里625號是第一次全體會議會址，剩下兩處至今仍不得而知。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公共租界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0號）舉行，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施存統、王盡美等12人代表全國195名共產黨員出席，毛澤東是代表之一，因故未能出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黨在當前階段的革命綱領。會議發表了宣言，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會議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通過了《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民主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等決議。“中共二大”制定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逐漸達到共產主義社會。“中共二大”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中國近代史上起著特別作用，有特殊的地位。會議選舉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鄧中夏等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為宣傳委員、張國燾為組織委員。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為了培養婦女干部，陳獨秀和李達以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籌備成立“平民女校”，由李達出面租賃輔德里42號（原輔德里632號）作為校舍。開學時，有學生30人左右，分高小和初小兩個班，學校實行半工半讀，附設手工工場，陳獨秀、張太雷、陳望道、邵力子、高語罕、沈雁冰、柯慶施等曾經為平民女校上課，丁玲曾是平民女校學生。1922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據1922年《上海指南》記錄：十九世紀末以前，這里是英租界和法租界分界處，在公共租界犯事的人越過分界線進入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超越分界線進入法租界拘捕人犯；同樣，法租界的巡捕也不能超越分界線進入公共租界拘捕人犯。所以，在“分界線”邊上往往會形成一個行政管理和治安上的“真空地帶”，成為“持不同政見者”活動的“好地方”。在成都路西側是一個叫作“小宅”的自然村落，在填長浜筑路的同時，房地產商郭福庭在小宅建設石庫門住宅——輔德里。“輔德里（新租界）東通成都路，西通草地（福熙路口，直一通，橫三不通）。”輔德里的弄堂口在成都路福熙路口，西面也有一個出口，通西面的草地（實際上是未開發的農田），有3條橫弄堂，沒有出口。在1947年的地圖上看得更清楚，輔德里的主弄在成都路7弄，包括沿街的成都路3—15號，占地面積約6.6畝，弄內包括3—23號和4—66號，有二層磚木結構房屋50幢。輔德里30號（原輔德里625號）是公共租界巡捕劉少歸頂下來的住宅，李達與夫人王會悟向劉少歸租賃后作為住宅，因為主人是巡捕，一般人不敢擅闖，李達夫婦就把住宅作為革命活動據點，在自己的家里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為了避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搜查與破壞，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刊上，故意印著“廣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樣，社址則印為“廣州昌興馬路26號”。在李達的主持下，短短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5種革命理論書籍，馬列主義的思想火種就從這里播向全國。當時中共二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放在這里召開，有非常周到的考慮: 這里當時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匯處，屬于管理相對空白的地帶; 這里成片的“石庫門”外觀上很相似，擁有前后兩個門讓人員往來更加隱蔽; 這里也是黨在上海的一處秘密地點。參照李達《自述》的記錄，當年“中共二大”開會期間，發現有陌生人出沒，為了以防萬一，李達將一些文件和材料，藏匿于灶披間的柴草堆里，萬一發生意外，可以直接把文件和材料塞進爐膛焚毀。顯然，20世紀20年代初，李達夫婦的寓所灶披間使用大灶，于是，修繕時在灶披間復原當時上海城市常用的大灶。今年，市政府對“中共二大”會址實施修繕，修繕原則以“中共二大”會址和平民女校舊址作為核心保護范圍，維持原狀。保存下來的兩排石庫門建筑屬于文物建筑的保護范圍，建筑外立面沒有太大的改變，就按原樣式、原材質和原工藝進行保護和修繕。近代上海，建筑師們在引進西方建筑風格的同時，并沒有丟掉中國的建筑傳統，他們對傳統建筑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努力實現中西結合。上海的石庫門住宅就是從中國傳統的院落式住宅，特別是江南民居演變而來的。在這些住宅的客廳內有八仙桌、茶幾，壁上有屏畫字對；清水墻上裝有黑漆大門、金色銅環。隨著西方建筑思想的進一步傳入，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斷誕生，建筑師們對原有石庫門住宅有了新的思維，在總體布局上開始采用歐洲聯列式，以便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里弄口門頭往往采用西方建筑典雅的山花裝飾，欄桿用鑄鐵，構架、樓閣柵、企口地板開始用洋木，使里弄住宅變得更有生氣。前不久，我翻出上海社科院閔敏老師贈與《紅色弄堂》一書，讓我茅塞頓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石庫門里誕生，紅色基因在通向四面八方的弄堂里蔓延，在這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地段中，特殊的石庫門里產生了一批特別的人物。從魚陽里的《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中共“一大”會址紅色征程的起點，到輔德里中共“二大”會址、平民女校舊址，在小寓所里鬧大革命，再到三曾里中共“三大”會中共中央局機關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再到廣吉里中共“四大”會址開創新民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從沒離開過石庫門，它是中國共產黨的產房。不僅居住著影響中國的偉人，還成了海派文化的“靈魂”。星星之火，畢然燎原了，可謂是“作始也簡，將畢也鉅”。三、同事住亭子間四十余年 　　前此日子去單位過組織生活，碰到同事楊森耀聊起上海石庫門，他住在洪德里石庫門四十余年，并介紹上海石庫門民居是個中西合璧的建筑，它以一圈石頭為門框而得名，門扇一般是烏漆實心實木所做，上有銅環一副。一般進門就是一個小天井，天井后是客廳，天井和客廳兩側是左右廂房，樓上則是主要的臥室。再進去，是后天井，這里設有灶披間和后門，上海人習慣從后門出入。灶披間上面為亭子間，再往上是曬臺。他從小到大一直住在亭子間，它位于灶披間之上，曬臺之下，正房后面，樓梯中間，朝向北面，六七平方米，狹小低矮，亭子間是石庫門房子里比較差的房間。 說起上海石庫門亭子間，它是一道特有的風景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曾涌現出一批“亭子間作家”的群落。有一批作家，他們往往在報社、書局兼職，租住亭子間，在里面筆耕，為大小報刊、出版社寫稿，賣文為生。亭子間可謂是螺絲殼里做道場，出了許多有名氣的作家。魯迅、葉圣陶、沈雁冰等就都在虹口橫濱路景云里的亭子間住過。魯迅著名的《且介亭雜文》就撰寫于此，因亭子間在越界筑路的半租界之上，故取其半，稱之為“且介亭”。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也是在亭子間里寫成的。郭沫若在《亭子間》中描寫了一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文學青年愛牟在亭子間里的艱難居家生活；梁實秋在《亭子間生涯》中寫道：“廚房里殺雞，無論躲在哪一個角落，都聽得到雞叫，廚房里烹魚，可以聞到魚腥，廚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縷縷青煙從地板縫里冉冉上升。”亭子間文學和亭子間作家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石庫門對每一個我們這代人來說，就像好朋友那么親切，在石庫門里凝聚著太多的歷史記憶。每當我路過這些地方，都會情不自禁地多看幾眼，由此也會引出許多美好的聯想。石庫門也是一本書，一遍一遍地閱讀，總是那么興味盎然。我兒時曾在石庫門里住過，對外相對封閉，鬧中取靜。一幢房子里住的各家居民，一條弄堂里的一家一家，卻是互相貫通，聯絡方便。改革開放前，上海居民住房十分緊張，雖在石庫門房子住著很多人，但大部分都能相安無事，有的還相處得和睦親切，如同家人。石庫門里哪一家碰到了難處，眾人都會伸出援手來幫忙；哪家做了餛飩，會端著碗一家一家地送去，讓大家享用；端午節誰家裹了粽子，每家的餐桌上都會飄蕩著粽香；誰家過生日，就家家都吃長壽面。曾記得小學放學后，大家會聚集到某一家的客廳間一起做功課。男孩子們在弄堂里打彈子，拍香煙牌子，玩官兵捉強盜等游戲，女孩子們則在弄堂里跳橡皮筋、“造房子”，時不時發出一陣陣嘈雜的喧鬧聲和爽朗的笑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電視機還沒有普及，到了晚上，誰家的電視機會拿到弄堂里的向陽院，聚在一起看電視，一起為劇情而歡樂或悲傷。每每回想起這些情景，常常會感到異常的溫馨。石庫門之于上海，就如同血管之于人體。如果來上海而沒有去過上海的石庫門里看看，那肯定是一種憾事。只有走進上海的石庫門建筑的弄堂，才算是真正體會上海人的生活，才算領略到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發現茶余飯后中蘊含著海派文化的真諦。時代發展日新月異，如今很多弄堂石庫門住宅已經人去樓空，過街樓下也不再有曾經的熱鬧和溫馨，為數不多的弄堂口大多時候都是凄涼蕭瑟之景。我的心頭總感覺少了點什么說不出的東西，只希望這一幢幢石庫門，一條條弄堂能依舊屹立于時代的洪流中。當我結束拍攝行程，乘地鐵十五號線回到梅隴新村時，腦海中總會回蕩著上海的石庫門影像，曾經的“某某里”，或叫“某某坊”，住在里面的人家，房子小歸小，但依然保持這對生活品質的追求，保持這對生活的熱愛和歡喜，這便是上海獨具特色的弄堂。如今，住在新村里的年輕人對弄堂有一種疏離感，弄堂溫馨的生活氣息留在我們老底子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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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庫門隨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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