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28年8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歷了“八月失敗”之后,紅軍內部出現了“紅旗到底打多久”的疑問。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頭腦中仍充滿著以城市為中心的觀念,國際也曾作出指示要求紅軍分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從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出發,認為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提出“對于南中國的幾省中,在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面的準備,因為這與全國的準備工作是有極大的關聯”。1929年4月,當中央起草要求朱、毛離開紅軍的指示時,周恩來指出,朱、毛出來問題,原則上是如此,但現在實際情形要寫得活一些。最后,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調朱毛出來的事,實際上不了了之。</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毛委員和朱軍長領導的紅4軍,當時是全國紅軍中最重要的一支主力部隊。1929 年6月,毛委員打算利用打下福建龍巖城這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召開紅四軍黨的第7次代表大會,總結建軍以來的經驗,糾正紅軍內的各種錯誤思想。這次大會在有關黨的領導、思想政治工作、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任務等問題上發生了爭論。由于一些受舊軍隊影響較深的人,堅持舊軍隊的一套經驗;而有些從蘇聯回來的人,又主張照搬蘇聯軍隊的一套經驗,前委領導之間意見也不一致,因而爭論的問題未能得到真正解決。紅4軍前委原系中央指定,此次大會在中央沒有指示改組前委的情況下,進行了改選。</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經過選舉,毛委員仍為前委委員,但沒有當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委員到閩西上杭養病并指導地方工作,沒有隨軍行動。由于毛委員離開了紅4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得這支部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新任紅4軍前委書記陳毅到上海參加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并作報告。擔任中央軍事部部長并主持軍事委員會工作的周恩來,在聽取了陳毅的匯報后,聯系紅軍建設的經驗,針對紅4軍存在的問題,作了十分詳盡的指示,并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委員應仍任前委書記,并須使紅4軍全體同志了解、接受。</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陳毅按照周恩來的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經周恩來審定后,帶回部隊。這封指示信,就是9月28日的《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這封信對國內形勢、紅軍任務、紅軍發展方向與戰略、紅軍與群眾、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給養與經濟、紅軍中黨的工作等重大問題,做了全面闡述。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委員在建軍問題上的正確主張和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明確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信中還強調指出,紅4軍前委要維護朱軍長、毛委員在群眾中的信仰。</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他囑咐陳毅:“回去后,要請毛委員復職,并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委員和朱軍長的領導。”周恩來還要求其它地方的領導學習毛委員開創井岡山根據地和建設紅軍的經驗。他指出:“這里面有許多寶貴的經驗”,“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的,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都要學習朱、毛紅軍的經驗。”</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周恩來如此鮮明地肯定和支持毛委員的正確主張,在此之前,在高層領導人中是沒有先例的。眾所周知,六大以前,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和瞿秋白,一個是右,一個是左。這兩種錯誤的路線與毛委員的正確主張都是格格不入的。六大以后的主要負責人向忠發,由于缺乏領導能力,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六大以后的兩年,中央的工作實際上主要由周恩來主持。這個時期正是中國革命從遭受嚴重挫折走向復興的關鍵時期,是周恩來在斗爭實踐中認識了毛委員杰出的軍事才干,在關鍵時刻支持了毛委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又比如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集中火力批評了毛主席,并剝奪了他的軍權。周恩來認為批評過分,因而在處理毛主席的問題上采取了溫和的態度。為此,中央局批評他:“不給毛的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我們認為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幾十年后毛主席回憶說:“寧都會議期間,我的批評者們都想開除我,但是周...不同意。”</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以后幾十年的崢嶸歲月中,特別是遵義會議之后,周恩來始終如一地支持毛主席。在實現共同理想的革命征途中,兩位偉人肝膽相照,結下了情同手足的革命友誼。著名作家韓素音曾經感嘆道:“周恩來發現了毛,他發現了一個高瞻遠矚的天才,在這個天才的身上,他傾注了自己對中國深摯的感情。”</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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