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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王琎的學生伍獻文

王天駿

<h3><b><font color="#ed2308">圖1:1961年九三學社武漢分社全體社員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伍獻文、第八王家楫,第二排左起第一王秉忱(我的父親)。</font></b></h3> <b><font color="#ed2308">圖2:1981年,伍獻文與鄭萬鈞、金善寶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font></b> <font color="#ed2308"><b>圖3: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與科學家座談,伍獻文在照片中標出。</b></font> <b><font color="#ed2308">圖4: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四伍獻文。</font></b> <b><font color="#ed2308">圖5:南高師1918級(1918-1921)農業專修二班的21位同學名單如下(楊惟義傳記資料): 耿以禮,號仲彬,江蘇;周蔚成,號克家,江蘇;王欽福,號以康,浙江;姚家話,號舜生,湖南;秦國獻,號予野,江蘇;周拾錄,號再中,浙江;馮澤芳,號馥堂,浙江;胡競良,號天游,安徽;孫守廉,號伯和,江蘇;戴炳奎,號立生,江蘇;</font><font color="#b06fbb"><u>王家楫,號仲濟,江蘇;伍獻文,號顯文,浙江;</u></font><font color="#ed2308">楊惟義,號宜之,江西;李丙垣,江蘇;姚當,號宗山,江蘇;馬廣文,號光斗,江蘇;喻兆琦,號慕韓,江蘇;褚乙然,號桑照,浙江;葉熾,號介明,江蘇;魯承周,號文卿,河南。左起第七為校長郭秉文,伍獻文和王家楫應該都在照片上。</font></b> <h1><b>1975年是透露出春天氣息的一年。 先是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會議上關于四個現代化的報告,接著是復出后的鄧小平的“全面整頓”。而自從胡耀邦主持科技領域的整頓工作以來,科技界也出現了解凍的跡象。<br><br>一天,一位武漢大學生物系畢業的朋友來我們10 平方米的家作客。她談起科學院水生所落實政策的動態,提到被批斗多年的伍獻文 院士又重新被任命為所長。“伍獻文也解放了?”在一旁默不出聲的父親突然開了口:“伍獻文過去和我很熟,他也是‘九三學社’的,‘文革’前我們經常在一起學習開會。” “真的嗎?”這位朋友驚喜的叫起來,“我一直想去水生所工作,可惜沒有門路。”她畢業后被分配到一個縣中學當教師。她求我父親幫忙,“王伯伯,能不能請你找伍所長幫我推薦一下。” 我在一邊著急,心想,這人真是病急亂投醫。當然,外人不知道,父親當時還是一個“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罪人。父親一輩子不會和人打交道,更不會拉關系。自從“文革”以來,父母過去的同事和朋友,幾乎全都沒有來往。就算父親“文革”前認識這位伍所長,至少他們也有十年沒有見面了……可是經不起這位朋友的再三懇求,或許父親也想試探一下昔日“九三學社”的朋友們對他的態度,總而言之,父親答應寫個信給伍獻文,讓我給送去試試。<br><br>我騎著自行車,找到東湖邊上的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同志,我想找伍獻文,伍所長,”我對傳達室的門衛說。“你找他做什么?”門衛看著我一身工作服的青年工人模樣,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我有一封信要交給伍所長。”我說。“他現在忙,你把信交給我就行了。”我當然不會把信交給他。那時候,一張紙條,一封信都可能成為日后寫信人和收信人雙方挨整的材料。 “我還有話要對伍所長說,我就在這里等一等吧。”我堅持說。我等了一會,門衛看我真要在傳達室等下去了,只好和里面打了一個電話。過了一會,電話又響了,他把電話遞給我說,這是伍所長,你自己說吧。我接過電話,對電話中說,我是王秉忱的兒子,父親有一封信要交給伍所長。我原以為,伍所長會請門衛放我進去,沒想到伍所長說,他馬上就出來。我放下電話,果然沒多久,一位老者穿過院子,翩翩而至。<br><br>當時的伍獻文,已經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他身材勻稱挺直,面色紅潤,鶴發童顏,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我拿出父親寫的信,交到他手里。他邊接信,邊微笑著問,你父親我有好多年沒有見到了,他好嗎?那時候的人說話都習慣張開了嗓子喊,聲音小了,人家會說‘文質彬彬’,“ 不革命”。而這位老者正是一位說話輕言細語的人。他和傳達室的門衛打過招呼,轉身對我說,我們走吧,到我辦公室去坐坐。這話倒讓我有點受寵若驚起來,我原只想能見到他本人,把信交到他手上,就算完成任務了,根本沒奢望去他辦公室坐。我隨他穿過了一排排實驗臺,走進了他的所長辦公室。他讓我坐下,自己打開信看起來。看完后,就對我說,水生所最近有些研究項目要開展,技術人員不足,是準備招一些生物專業的畢業生。所里也不時收到一些簡歷,請轉告這位同學,如想來工作,請她直接將簡歷寄到所里干部科,我們會統一考慮的。接著說,回去向你父親問好,要他保重身體。又說,你既然來了,幫我帶這個口信,我就不另外給你父親回信了。來之前,我心中無底,生怕會碰釘子。沒想到伍獻文這樣親切爽朗,我心里也如釋重負。<br><br>接著,伍獻文又開始問我在哪里工作,干什么工作。我和他這是第一次見面,可他望著我,笑瞇瞇地問,像是見到了久違多年的老朋友。我一邊回答,一邊在心里納悶,他欲言又止,仿佛還有什么話要說。果然,又過了一會,他終于說出了一句使我吃驚的話,“你知道嗎,我還是你祖父的學生哩”, 他面帶微笑,認真地說。這話確實出乎我的意外。原以為,伍獻文就是我父親認識的朋友,沒想到他還自稱是祖父的學生。轉念一想,伍獻文肯定不是祖父直接教過的學生,不然為什么父親沒有提起過。想到這里,我問,“伍伯伯,我祖父在哪個學校教過你的 ?” “是在南京高師。那時候我才十八九歲”。“你真上過我祖父的課?”“當然是真的。當時我們兩個學年的化學課都是你祖父親自教的。”“你祖父講課非常生動,抑揚頓挫,深入淺出。同學們都喜歡你祖父教的課。”他又說,“你祖父不但教我們化學,他還教我們物理。”這又讓我吃驚。我祖父是學化學的,怎么會教物理 ?他解釋說,“那時學校的師資不足,像你祖父這樣留美回國的教授往往一個人要開幾個不同專業的課。”他又說,“那時候,學校的學生少,師生關系非常密切。我們水生所的王家楫 所長和我是同班同學,都是你祖父在南京高師教出來的最早一批畢業生。我們在一起,一談起我們在南京高師的生活,就會談起你祖父。” 他望著窗外,深情地說,“當年我受你祖父影響很深,我從南京高師畢業時,開始就是準備學化學的,后來才轉到了生物專業。”我知道伍獻文是我們國家的一流生物科學家,國際知名的權威,沒想到他還有這么一段經歷。他又說,“五十年代,我在北京開會,聽說你祖父也來了,我還專門到他住地去看過他,和他長談了一個晚上。” 他興致勃勃地講,像是在講述一段最近發生的故事。我聽他講著,心里悲哀起來,祖父可是早就不在人世了啊。我對伍獻文說,“祖父是1966年去世的。伍伯伯知道我祖父是怎么死的嗎?” 他神色凝重起來,點點頭,沒說話,繼而望著窗外,黯然神傷…… <br><br>我從伍伯伯的辦公室出來,他堅持把我送到大門口,看著我取出自行車,揮手目送我離去。騎車回家的路上,我老在想,這位老人真是有情有義,就是對我這個晚輩太客氣。直到快到家了,我才猛然醒悟,這哪里是什么“客氣”!老話說,“愛屋及烏”,祖父去世十年來,我是他所碰到的第一個王琎的親人啊。<br><br>“文革”后,我留學美國,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 通過對美國社會的長期觀察,我發現盡管西方文明和我們東方文明有相當大的差距,但在“人性”這個問題上,兩種文明實際上還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說,不論在哪一種文明,一個人去世,他的親友都會悲傷哭啼。認識他的人們也會聚在一起,用追悼會和追思會來表示自己的悲痛和哀思。然而在“文革”期間,我也曾在一個抽掉“人性”的社會中生活過,見過無“感情”人的尊容。<br><br>一百多年來,人們用“一盤散沙”比喻一個積弱渙散的中國,從而希望通過凝聚“散沙”來對付列強的侵略和建設自己的國家,這個初衷沒錯。然而,在一個思想覺悟不成熟的社會,良好的愿望有時往往會變成惡夢:人們被迫將自己的“心”也交給一架以凝聚散沙為名的機器,而沒有了人性的“自己”也就成了這架機器中冷冰冰的零件和馴服工具。比喻說,個人的感情也要符合“革命”的原則,如果你的親人是“革命”的對象,你對他們就要有鐵石心腸,即使他們死了,也要冷若冰霜。<br><br>  “散沙論”啊,“散沙論”,天下有多少罪與惡都是在你的名義下進行?直到最近這幾十年,人們才逐漸認識到,社會的靈魂在于人情,生命的意義在于人性,每一粒沙子都是一個人,凝聚散沙也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沒有了人性這個基礎,哪怕散沙鑄成了鋼筋混凝土,一個民族的文明也就不復存在了。<br><br>同樣在那個時代,還是有許多勇敢的人一直在用他們自身的行為捍衛自己的“人性”,而伍獻文就是這其中的一位。盡管伍獻文在科學研究的成就上超過了他南京高師的先生王琎,但他始終對這位把他引進科學殿堂的啟蒙老師懷有一種深厚的師生情誼。我猜想,那天在辦公室里,伍獻文開始是想要我帶話給父親,轉達他對祖父的哀悼。后來他改變了主意,他對我這個年輕人自我介紹,說他是王琎的學生。他真情地回憶他和祖父相處的點點滴滴,我們的見面實際上就成了他對老師的一個小型追思會。<br><br>我又猜想,父親沒有告訴我伍獻文和祖父的師生關系,是因為他不敢確定在當時的社會里,人性還有多大的生存空間。記得小時候聽過一個傳說,說是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對應著天上的一個星星。而天上星星的每一次閃爍都對應著地上人性的每一次的閃光。我相信,那天我去水生生物研究所,天上閃過了兩道微弱的星光:一道星光是我父親通過我,向伍獻文發出的一種無言的人性詢問;一道星光是伍獻文通過我,向父親發出的一種肯定的人性回答。<br><br>幾個月后,我父親去世了。他死在1976年的2月1號,這個月正是“批鄧”和“反對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始。由于政治風向的變化,也由于父親所謂的“政治問題”,設計院一直不愿給他開追悼會,以后勉強同意開了,又堅持不稱他作“同志”。這樣,作為“文革”前的一個總建筑師的追悼會,院中科室級以上的技術、行政和黨的負責人,竟無一人出席。我忍著悲痛去找伍獻文。伍獻文當即表示他會去參加追悼會,同時又帶我去拜訪了也因祖父和“九三學社”而與父親相熟的王家楫所長。盡管王老當時自己也身患重病,但他當即表示要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br><br>為開父親的追悼會,在那個年代,我獨自和一個冷漠無情的世界抗爭。每當我想起父親二十多年前參與創建的這個設計院,想起他勤勤懇懇工作的一輩子,我的心頭就感受著陣陣凄涼。兩位院士級的科學家甘冒政治風險的到來,帶給我一種人間的溫情。我想起了那天伍獻文在讀過我父親的信后和我談祖父往事時的種種情景……我突然意識到,盡管我生活在一個無情的年代,盡管我處在一個無情的世界,但我的周圍還有著有情的人,有情的心。</b></h1><div><b><br></b></div><div><b><font color="#ed2308">說明:本文部分照片由張曉良先生(中國科學院水生所)提供,特此致謝。</font></b></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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