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沈從文

曉風殘月

文：文青圖1：沈從文送給作者的字及合影圖2：沈從文送給霜子的禮物插圖攝影：陳曉紅 沈從文這個名字我從開始懂事就知道了。它出現在父母斷斷續續、加意掩飾的談話中，出現在某個匆匆而至、關起房門長談又神秘消失的造訪之后，出現在姐姐的追問下父母閃爍其詞的回答之中，出現在被丟在書架上的一本“歷代銅鏡”的扉頁上。終于，出現在“文化革命”中父親的“認罪書”里。由于作了父親的抄寫員，我才真正知道了沈從文為何許人，以及父親與他的“反動關系”。 后來父親遲遲不能被“解放”，是與這位“反動文人”有直接關系。直到周總理出面，對這個問題說了一句話：舊社會過來的人，誰沒有幾個“反動朋友”才算最后了結。 父親是解放了，沈從文卻仍是“反動朋友”。 真正見到這位從未謀面的“熟人”已是1973年了。那時，我在外地上大學，寒假里回到北京，每天無所事事地閑蕩。生活枯燥、貧乏得就像灰蒙蒙的天空中貼著的那輪似白紙剪成的太陽，既不放光，也不給人以溫暖。人，好像活了一百歲，生命，仿佛走到了盡頭，沒有歡樂也沒有悲傷，有的只是平淡和無聊。 然而，弟弟妹妹二人卻像被注射了興奮劑似的，每日興味十足地奔忙著、狂熱地崇拜著，以年輕人特有的盲目性效法著。妹妹在一個街道小工廠每天要干8小時重體力勞動，晚上回家只睡四五個小時的覺，然后困得胡說八道念外語，說是“沈伯伯說了，‘人的精力是無限的，只要你去用，去擠’”。 弟弟雖因身體有病一時沒有工作，但比有工作的人似乎還忙些，又是寫字、又是讀書、還學外語，桌上的墨跡從未干過，說是“沈伯伯每日蠅頭小楷要寫上萬字”。 我聽著、看著，心里好笑：一個沈從文竟把他們風魔得這樣。 他們三番五次要我同他們一起去見沈伯伯，說他肯定會歡迎我，說他如何有學問、如何有趣、如何…… 我一點兒不起勁兒，那樣一個大文人和我們這些毛頭孩子有什么可談的，那樣一個老古董又會有什么趣味？因為無聊，因為盛情難卻，我終于同意一起去“玩玩”。 騎車從大街拐了小巷，停在一個油漆剝落的小門前。進了小門，走過窄窄的、堆積著廢舊雜物的過道便來到了一個擁擠的、蓋滿小廚房的已經稱不上四合院的院子。 我小心地避開各種堆積物，四下張望著尾隨在弟弟妹妹身后。妹妹站在正房的一扇很舊的門前敲門，門上似乎還貼著一張什么告示。門開了，從黑洞洞的屋子里突然爆發出一聲意想不到的熱烈的歡呼： “噢！弟弟、妹妹來了，噢！” 當我站在沈伯伯面前時，他又發出了一聲歡呼： “噢！這是姐姐，是二妹！”他孩子般歡快地呼叫著，用濃重的鄉音按鄉俗叫我“二妹”。 我也沒想到他竟是這個樣子。 他老了，老得很。一臉細密的皺紋、滿頭灰白的銀絲、一張癟癟的嘴和一副深度的近視鏡。但他又顯得很年輕，那因歡喜而漾開的皺紋、那因神采飛揚而晃動的寬大腦門、還有那一雙在厚眼鏡片下閃亮的富于表情的眼睛都使你忘卻了他的真實年齡。 我也沒想到這竟是他的“家”。 這家既無廳也無室，只是一間約十四五平米的舊式房子。室內只有生活必須的床和工作必須的桌椅書架。這里只住著他一人，家眷則遠在另一條胡同里，與他“分居”著。 于是，書便占據了大部分空間，床上床下，架上架下、桌上桌下幾乎隨處可見。在堆滿書的桌上刨出一塊空地方，便寫字、工作。屋內所有的東西似乎都像他人一樣，雖然年代久遠卻仍然神氣，頗有派頭，散發著濃厚的文化氣息。 床是硬木的，家具是中國式的。到處堆放的書也多半是線裝的。連他用的茶具也是明末的東西。他用來給我們喝茶的杯子也是清朝的東西。 我驚嘆著，他卻擺擺手，說那不值什么，乾隆年間的瓷器都很丑。解放前，幾個錢買好多，說他曾有真正的好東西。妹妹急問他能否讓我們開開眼。他說解放后，他將自己珍藏的許多好東西都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 說到這里，他笑了，好像心里裝了個非講不可的笑話，連忙接著說：待到他自己搞研究想要看看那些東西時，竟批了無數的條子，仍不得相見。說罷，那么開心地大笑起來，仿佛這事非常有趣似的，我卻憤憤地替他鳴不平。 他說，院方怕把東西搞壞掉。“真是豈有此理。”我聽了這話更氣。他卻揚聲哈哈笑起來，然后，又壓低聲音悄悄說，這些東西不為研究人員開放，豈不成了無用的東西？在國外文物都是對研究開放的。 就這樣，從一進門起，沈伯伯仿佛就有無數的話題對我們講。當他問及我的情況后，便嘖嘖地發出同情的感嘆，之后，又急忙將他知道的熟人、朋友家的孩子如何極有才能，又如何被迫長期生活在偏遠農村，做著粗笨的體力勞動，將才能埋沒了。一邊發出感嘆，一邊搖搖頭，表示“現在有許多事情搞不懂”。 得知我是學英文的，可學校為遷就一些小學水平的學生，教學水平很差，他又同情地搖著頭，安慰我說要為我找位好老師。以后，他果真記住了此事，專程把我介紹給葉君健先生，并請他多指教我。這是后話。 談話很快就轉到了沈伯伯的工作上。這時，他的表情變得熱烈起來，搖晃著寬大的腦門，說：“有許多事情要做，要抓緊做事情。”這句話在以后不時地被他重復著，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仿佛這是他生命的意義所在，并且這事一刻也不能忘懷似的。  他攤開幾張用墨筆勾勒的古裝仕女，一邊贊嘆著，說畫得好極了，一邊告訴我們這樣的資料要畫幾千張，是為他寫《歷代服裝史》收集的資料。這時，他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又急忙說： “噢，還有好的呢。”說著，忙走到書架上，取下一個大夾子，在床上一一攤開精心貼在大張白紙上的絲織品，每展示一張就贊嘆一回，帶著那么驚嘆的表情，連聲說：“美極了，美得不可以想象！”同時得意地微笑著，看著我們按他展示的節奏發出一聲聲贊嘆。 “噢！太美了！美極了！” 我們姐弟三人眼花繚亂地看著那些銀紅、桔黃，似蟬翼、似淡霧的各式絲織物，真是大飽了眼福。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么美的東西，妹妹立刻想到如果穿在身上該有多好。 “是嘛！現在街上的花布丑死了。不要你自己去重新設計，就照這個樣子做，就可以。中國有多少好東西，中國人非常聰明，是最聰明不過的。美極了，美得不可以想像！” 他是那么熱烈地崇拜著美，熱愛著美，為美得不到弘揚而憤憤。而在當時，美幾乎是不為人所齒的。 他回到桌旁，拿走那些仕女、服飾的墨筆單線圖熱心地對我們說，這是他最近找的一個助手畫的，畫得好極了，非常細致、非常準確，可惜不能調來。 他迷惑地說，有些派來的助手不能用，而能用的又不曉得為什么費盡了力氣也調不來。這個助手的工資現在由他自己的工資中扣付。我們為他又氣憤了一回。 他又說，過去有不少東西是朝慧畫的，畫得非常好，人極聰明。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沈伯伯的侄女沈朝慧那聰慧、靈秀、美麗的倩影，妹妹和我便大聲贊美起來。 沈伯伯忽然向我們湊過來，豎直一根手指，壓低了聲音，顯出神秘的樣子，仿佛要向我們透露一個秘密。說朝慧的母親才是個真正的美人，那真是美極了。 于是朝慧母親的身世從他嘴里幾乎像個完整的故事般流了出來。我們聽得入了迷，而他卻沒忘記自己原來的思路，話又帶回到朝慧身上，說他想要朝慧幫他畫這些資料，由他來付錢。朝慧卻要到街道縫紉廠去做工，做得很苦，拿一點點報酬，說那工作“正式”。他并不掩飾自己的“落伍”，又說“現在有許多事情搞不懂。” 看著他臉上顯出那么真心的不解，心里不禁啞然失笑，說不清是同情、感慨還是無可奈何的忿悶，抑或還有一種對他的天真的并無惡意的嘲笑，好像一個成人對孩子的天真所抱的寬容的笑。而他仍在那里若無其事地時而放聲開心地大笑，時而神秘地壓低聲音向你湊過來，時而又贊嘆得滿臉放光。 說話時速度極快，仿佛生怕我們走掉而急忙用各種趣事挽留我們，又仿佛他裝了一肚子的趣聞軼事不吐不快似的。就這樣，我們像意趣相投的朋友，談興極濃地度過了整整一個下午。 當然，這第一次拜訪并沒在我身上產生弟弟妹妹所預期的影響，但我必須承認一向沉悶乏味的生活多少有了些變化。我無法說清自己的確切感想，只覺得他的一切都完全超出想象，既陳舊又新奇，既像是停留在過去，又像是超越了現在。總之，與現實是完全脫節、格格不入的。 他直率得使人生疑，膽怯又豁達之至。我自覺不自覺地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就這樣，我也成了沈伯伯的常客。寒暑假里，不論什么時候，想起來，便不請自到地徑直跑去，常常一呆就是半天，而每一次都受到熱烈的歡迎。 我們談得最多的無疑就是他的工作，他似乎并沒忘記自己曾經是個文學家，但他更以現在手下正在做著的研究工作深感得意。 他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什么朝代的男人應是什么式樣的胡子，結果關羽的胡子竟是極可笑的一種，絕不是現在人們所習慣的下垂式。什么朝代的女人又應梳什么樣的發式，馬尾巴要搞成什么樣子，所穿的服飾、用的物件、器皿、錢幣以至家具又是什么樣子。一件東西、一幅畫、一張字拿來一看就要能斷代。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規矩。我問： “怎么就知道這些規矩的？而且那么多又怎么記住？” “根據史書記載和出土文物的印證。”然后又詳細列舉了一個例子，又說：“當然書要讀得多，讀多了就搞通了。搞文學也要搞研究。”說著，那雙眼睛又閃爍起戲謔的光芒，壓低了聲音說：“我曾對何其芳說過，不搞研究看不懂《紅樓夢》。妙玉用的那個分瓜瓟斝，根本不合規矩，她硬說是晉朝的古董。曹雪芹明明是用這個諷刺妙玉的假清高。你看，不懂這些不會搞通別的。”說著，哈哈笑起來，這笑里絕無惡意，倒好像是個玩笑話。 弟弟感慨說：“學問是觸類旁通的，都是相互關聯的。而且要有很強的記憶力。” 沈伯伯連聲說：“那自然。”仿佛這是一件最普通的事。可他以70多歲的高齡，依然博聞強記，總使我不由得想，他那腦子通道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可他說，竅門只有一個，就是多花力氣。 的確，看看他所積累的資料，所抄錄的資料卡，并且不論何時去，都看見他在工作，便知道這絕不是一句說說而已的話。 為了多工作，他中午從不回家吃，而是清早“帶飯”過來。冬天，此法尚可，一到夏天，飯常常餿了，他卻滿不在乎地號稱“沒有關系，我有冰箱”。 看見我們四下張望，他便哈哈笑起來，說是消炎片就是他的冰箱，而且保證沒有問題。他說得那么輕松，仿佛倒是生活樂趣一般。  許多事情一到他嘴里，統統會變成笑話，而且是那么可笑的笑話。 他說自己是名出色的講解員，解放初的冬天，他在午門上的古代文物展覽上常常一講就是一天。有時參觀者很少，他曾為一個參觀者整整講了一個下午。 分手時，那人大受感動，問及姓名，沈伯伯自豪地晃著寬腦門回憶說：“我說是沈從文，他大驚，問，就是那個沈從文？！我說是。” 說到這里，沈伯伯樂得直拍巴掌，對這個戲劇性效果非常欣賞，又說：“他是朝鮮回來的志愿軍，后來做了我的助手。” 他說，丁玲被捕后，訛傳被殺，感到非常痛惜，寫文章痛悼。不想后來竟為丁玲所不滿。 他說，自己的作品在大陸被禁，在臺灣也是禁書。 他說，在干校喂豬，那豬極狡猾，從這邊轟過去，它會偷偷從另一邊包抄上來。 所有這一切都是笑話，而所有這些笑話說得竟那么輕松，那么可笑，常常是他自己忍俊不住先大笑起來，而我卻常常笑不出來。 當然，也有很認真的事，那便是煮咖啡了。 一天，說是得了些好咖啡，煮給我們嘗嘗。妹妹起身要幫忙，他連忙擺手，“我自己來，自己來。” “我幫你倒水。” “不要不要。不要你們插手。” 可是哪有3個年輕人坐著不動，看他一人忙亂的道理，3人執意要幫忙。我第一次看見他那么固執、認真，甚至帶了幾分急躁： “我有程序的，一插手就亂了，不要你們幫忙。要有程序。” 那絕無半點開玩笑的樣子使我們不得不打消了“幫忙”的念頭。原來這竟是件絲毫馬虎不得的大事！一定不能打亂“程序”，要認真對待。 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認真地、傾注著全部的感情生活著。 他非常愛朝慧姐姐，對我們說起她文化革命中的不幸遭遇總是充滿了同情，而且并無忌諱地告訴我們她現在的生活還有種種不如意，說著便率領我們3人直奔隔著幾條街遠的劉煥章家。路上走得飛快、有勁，人還在胡同里，就大聲地、愉快地喊起來： “小尖鼻！” 雕塑家劉煥章家對著胡同的那扇小窗中立刻響起一個稚嫩的回音： “爺爺！爺爺！”這是朝慧姐姐和劉煥章的掌上明珠，因為長得秀氣、白晰、而且小巧的鼻子直直的而起名為“小尖鼻”。 “來了！來了！”沈伯伯一路高興地大聲笑著，急忙向大門走去。祖孫二人喊得一條街都熱鬧了。從這以后，妹妹不論到誰家，也要老遠便先喊起來，喊得一樓都聽見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到劉煥章家“作客”。屋子小得站不下人，雙人床上搭起了二層樓。沈伯伯和小尖鼻占住了僅有的一點兒空間互相摟抱著，高興得竟像久別重逢。沈伯伯伸出一個指頭說： “刮刮小尖鼻。” 小尖鼻便乖乖地伸過臉去，沈伯伯在上面輕輕地刮兩下，樂得哈哈大笑。 我聽沈伯伯說過許多“搞不懂”，唯獨不記得他對房子的狹小“搞不懂”過。對所謂待遇問題，好像他既不懂得，也不計較，更談不上煩惱。 他自得其樂地在這“狹小”的天地里溫柔、真誠地熱愛著，孜孜不倦地工作著，意趣盎然地生活著，生氣勃勃得令人羨慕、驚詫、甚至忌妒。 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向我們“吹噓”自己如何不要人扶，不坐轎子，一口氣就登上了黃山；“吹噓”自己至今可以擠公共汽車到處跑，從不用拐棍；冬天連帽子也可以不戴，而且還不得感冒；“吹噓”自己如何會跑路，如何精力好。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們談到高興時，他竟然帶著那么天真的炫耀“吹噓”自己： “我年輕時長的有勁兒，眼睛亮晃晃的。”他搖晃著寬腦門，并不掩飾自己的愛美得意之情，又取出細心收藏的照片來作證。我們少不得一面驚嘆一面贊頌。沈伯伯登時滿臉放光，含蓄自豪地笑了起來。 “噢，一個多么可愛的老頭兒！”一出門，妹妹便情不自禁地叫起來。的確，我們不論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會忍俊不住，都會和妹妹一樣情不自禁。 或許沈伯伯是體悟到了我們這種寬容的“不信任”？或許是興致所至？或許是與我們相交甚得？總之，一天，沈伯伯在興致勃勃地談論他心愛的話題“美”時，定要同我們3人去參觀故宮博物館的瓷器館，并要親自為我們充當“講解員”。他對“講解員”這個稱呼很有感情，并常引以為自豪。 約好的那天，天氣很壞。下午，忽然狂風大作。我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樹在寒風中嗚嗚叫著，風夾著沙土殘枝在地上旋轉飛舞，然后又撲向窗戶，把玻璃打得沙沙作響。盡管還沒到約定的兩點，我們就焦慮不安了。妹妹失望地說： “完了，沈伯伯肯定不會來了。” 我和弟弟也懷著同樣的想法，不時看著窗外，知道沈伯伯不應該、也不會為了和3個孩子的約會而冒如此風寒出門。 時針正指2點3分，沈伯伯的身影竟奇跡般地出現在院子里，那一頭在風中飄拂的白發襯著后面那棵干枯老樹搖曳的枝杈就像是一幅生動的梵高的油畫在一瞬間刀破斧鑿般永遠嵌入了我的記憶。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他身穿著一件黑呢大衣，手里提個黑包，一邊高叫著： “弟弟！妹妹！噢！” 看見我們驚喜地奔出門來，更像個頑童般得意地笑著、歡叫著，毫不掩飾那滿臉勝利者的愉快。 “為什么不來？！當然要來！” “不戴帽子行嗎？” “一冬天都不戴帽子，不用拐棍，沒有問題。”他那么自豪地宣稱，仿佛以此向我證明，他從不“吹噓”。 我們一同步行，頂風前往距我家一站地之遙的故宮博物院。路上，沈伯伯無論如何也不要我們攙扶，說絕對沒有問題，只是和我們姐妹象征性地挽著手臂，不顧風寒，興致勃勃地走在3個年輕人中間。妹妹緊拉著沈伯伯，高聲笑著，也摘下頭巾，讓一頭黑發在寒風中飄拂。 一邁進故宮的瓷器館，沈伯伯立刻被櫥窗里的展品吸引，嘴巴緊閉，兩眼閃光，疾步走來走去，似乎在尋找什么，似乎又是被一件精美的瓷器從這里吸引到那里，從這頭吸引到那頭。 他有時站在一些看起來并不“漂亮”的造型簡單、色彩單一的一只碗、一個瓶子面前贊不絕口，說美極了；有時，從一些柜子前一掃而過；而對一些外表華麗、器型繁瑣的晚清產品卻不屑一顧，皺起眉來說：“很丑。太繁復。美常常是單純、樸素的，古代人倒更懂得美。你看這個盤子，式樣很簡單，色彩非常柔和，看去很舒服，美極了。”又有時，他四面張望著，爾后，失望地說：“一些好東西沒有拿出來展覽。” 沈伯伯不僅熱愛美，而且對美有極高的鑒賞力和非常精到的品味，在他熏陶下，我們雖不懂瓷器卻看得津津有味，聽得入迷。直到閉館，他仍在口若懸河。 出了故宮，風漸漸停了，他站在筒子河邊精精神神地還對我們長談，仿佛意猶未盡。而這時，我已感到腰酸背痛，十分勞累，我真弄不懂他怎么會有如此充沛的精力。我開始相信有些人確實有著超人的方面。 和沈伯伯在一起，你簡直不可能不愛他，不可能不被他感染，就這樣，我的淡漠和“看透一切”的冷靜似乎也在他那間黑暗、古老、堆滿書籍的小屋中溶化了，化成了溫馨與仁愛，這種我曾經熟悉后來便淡忘了的感情。但我依然是我，盡管有變化，盡管自覺不自覺地有所掩飾。 一天，又坐在沈伯伯的陋室中高談闊論，具體內容記不清了，只記得談興正濃時，沈伯伯在滔滔不絕中突然冒出一句：“二妹還年輕，還要做許多事。我都還不老，還要抓緊做事。” 話說得輕描淡寫，一帶而過，眼睛并不特別注視著我，似乎并無任何用心。但我當時卻如五雷轟頂。因為話雖平常，但對于說話從不提及我們名字的沈伯伯，突然特意點到我，并且著意說到年輕的問題，確實太不尋常。等我緩過神來，沈伯伯早就若無其事地仍舊說他的了。 我說什么也不明白，在沈伯伯匆忙地、滔滔不絕地談論美和學問時，是什么時候，是怎樣體察到這一切的。我從未對他說過一句關于我的心情的話，更未在他面前流露過絲毫的厭倦情緒，因為跟他在一起，人不可能產生這種情緒。我這才突然明白，自己一向竟是如此粗心、自作聰明和可笑。老頭兒什么都明白，什么也逃脫不了他那雙聰慧、睿智、貌似什么也“搞不懂”的文學家的雙眼。而他又那么細心地不碰傷我，而是以他那顆寬容、敏銳、細致的仁愛之心來溫暖著我。 后來，他并沒問過或側面探詢過我的私事便自作主張將我領到一個有兒子的人家去“作客”。這事當然不會有結果，但我卻因此倍受感動，更加貼近了老人那顆金子般的心。在他后來為我抄錄的詩里，我似乎都能感覺到他勸慰、鼓勵我的一番心意。 所有這些都過去了那么久遠，但回想起來又那么近切，仿佛他一直在什么地方仍然精精神神地活著，仍以他那顆智慧、美好、仁慈的童心愛著我，引導著我。 隨著年事漸深，獨自回憶這段忘年之交，常常不敢深想，不敢品味，其中的世態炎涼和人情世故越使我不能開釋于懷，同時，沈伯伯的人品越顯其高大可貴。 原載《傳記文學》1990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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