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湖州的“十年之約”

秋陽杲杲

杜牧是晚唐頂尖級的大詩人，與另一位大詩人李商隱并稱為“小李杜”。杜牧才華橫溢，風流倜儻，他的趣聞逸事和他的作品一樣流傳千古。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夏天，杜牧轉任吏部員外郎，但他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于應允了他的要求。如此迫切的態度，在后世形成了不同的解讀。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認為杜牧這是十年赴約的癡情之舉。 說到這里，就要說說杜牧這首影響頗廣的《悵詩》：“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全詩四句二十八字，詩人借尋春遲到，芳華已逝，花開花落，子滿枝頭，喻少女青春已過，含蓄委婉地抒發機緣已誤，時不再來的惆悵之情。 成語“綠葉成陰”即出自此詩，比喻女子出嫁后生有子女。 　　《悵詩》又題作《嘆花》，文亦有不同：“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編《樊川文集》中這兩個版本均未記載，但唐宋人筆記小說中卻載有與此詩相關的故事，最早記錄的是晚唐人高彥休所編《唐闕史》，說杜牧在宣城沈傳師幕府中時，曾奉派出使湖州，見到一位民間少女姿容俏麗，便厚付聘禮，與其母約定十年后前來迎娶。等到大中四年（850年）周墀為相時，杜牧便三次上書請求外放湖州。然而，當他秋天抵達湖州時，此女子已為人婦，且育有三子。杜牧責問其母，但人家振振有詞，說是約定十年，今已超期四載。杜牧聞聽悵恨難平，遂寫此詩聊以抒發。 　　這個說法廣為流傳，但仔細推敲，漏洞頗多。首先杜牧出守湖州是大中四年（850年）秋天，那時周墀早已罷相；其次杜牧跟隨沈傳師的時間，是公元828年到公元833年，距離他公元850年外放湖州，至少已過十七年，遠遠不止十四年。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唐朝官員的婚娶對象有明文規定：“諸州見官人在所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也就是說，地方官不能隨意娶百姓之女。因此，杜牧自請外放湖州是赴十年之約的說法只能視為美好的傳說，不可能坐實。 　　杜牧出身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是唐朝中葉宰相，政治家、史學家，因此杜牧從小就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用他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可杜牧的性格不太適合官場，他不屑逢迎權貴，長期遭受排擠，生活很不得意。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已歷經黃州、池州、睦州三州刺史，長達七年之久的杜牧，終于調回京城長安，遷官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改變杜牧命運的就是當時的宰相周墀，周墀為人正直，敢于直言進諫，他很賞識杜牧的才華，入相之后即召杜牧回朝堂任職。杜牧接到敕命喜不自勝，立即命筆成文向周墀深表謝意，后來還將自己注釋的《孫子》進獻給他，以回報周墀的汲引之恩。 　　可僅僅過了一年，即大中三年（849年）的閏十一月，杜牧便請求外放杭州。他在《上宰相求杭州啟》中所列舉的主要理由是經濟問題：堂兄杜慥剛從三原（今屬陜西）縣令任滿，在京閑居；弟弟杜顗有病，妹妹孀居，都在淮南，依靠他供養。杜牧自己家人連同奴仆也有四十多口，僅僅依靠司勛員外郎的收入，無法承擔如此大的開銷，只有刺史的俸祿才足以支撐。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祿之外，其他不載于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 總體而言，杜牧自請外放，經濟、親情是主要原因，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他的恩公周墀因直言而罷相。周墀以直言入相，又以直言罷相，這對杜牧的心理打擊很大。杜牧不滿于當時的朝政，認為在朝亦不能有所作為，故愿外任。 　　杜牧請求外放杭州沒有被批準，次年夏天，即大中四年（850年），他從司勛員外郎改為吏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是員外郎中比較重要的職位，算是隱形提拔。 雖然職位更加重要，但杜牧去意已決。這一次，他的目標不再是杭州，而是湖州。因為湖州刺史七月即將出缺，他便連上三啟，強烈要求前往接任。在杜牧的持續要求下，大中四年秋天，朝廷終于答應他外放出刺湖州。 由此可見，杜牧自請外放，是經濟、親情和政治的綜合考量，與所謂的“十年之約”沒有任何關系。 　　湖州是個好地方，杜牧在此四處游覽，憑吊前賢，結識詩友，創作了很多詩文。他在湖州執政僅一年，便接到調令，回京擔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知制誥，職責是替皇帝寫圣旨。這次調職是貨真價實的提拔重用，只有文采出眾的官員，才能獲得這等職位。 2021年3月，我和同學來江南旅游時，曾游覽過湖州的部分風景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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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陽杲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