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商品經濟在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崛起中的作用

春光秋影

下圖為浮梁縣舊城，1949年以前景德鎮一直是歸浮梁縣管轄 　　一 《陶錄》云：景德鎮“水土宜陶，陳以來（公元558－589）土人多業此?！庇纱宋覀兛梢钥闯觯弘m然“新平（景德鎮舊名）冶陶，始于漢世（前206－公元220）”，但是到了南陳以后，所謂的冶陶制瓷才在景德鎮地區逐步形成一個獨立的產業，而且很多的“土人”開始以冶陶制瓷為職業。這也就意味著冶陶制瓷已成為南陳時景德鎮“土人”謀生的重要手段。換句話說，“土人”希望通過冶陶制瓷，達到攢錢養家糊口，甚至發家致富的目的，這也就是商品經濟的雛形。 　　如果說景德鎮冶陶制瓷業在南陳及其以前是作為“土人”農耕之余的副業，那么進入唐朝以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陶錄》卷五歷代窯考載：“陶窯、唐初器也，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鎮鐘秀里人陶氏所燒造。《邑志》云：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于朝，于是昌南鎮（景德鎮舊名）瓷名天下?！庇州d：“霍窯，窯瓷色亦素，土善膩，質薄，佳者瑩縝如玉，為東山里人霍仲初所作，當時呼為霍器。《邑志》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詔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進御。”從這些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景德鎮陶瓷業由漢至唐已經完成了從陶到瓷的發展變化過程（雖然還有待于現代考古發掘的進一步證明）；而這些正是景德鎮陶瓷業從南陳及其以前屬于農耕之余的“副業”向獨立于農業之外的“主業”轉化而來的，也就是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與產品競爭導致了從陶到瓷的轉變；導致了以“陶窯”、“霍窯”為代表的制瓷作坊、窯戶的大量涌現。從而標志著制瓷業作為一個獨立于農業之外的手工業產業已經在唐朝前期的景德鎮成形；而鎮瓷遠銷關中，則意味著制瓷業已經走出自然經濟的范疇，而且已經步入了商品經濟的海洋。 　　二 景德鎮制瓷業在宋元兩朝，首創了盛極一時的青白瓷與卵白釉瓷，而千古叫絕的青花瓷也成熟于此時的景德鎮。因此可以說，歷史上的宋元時期是景德鎮制瓷業蓬勃發展、興旺發達的絕妙時期。然而，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建立在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及城市商品經濟不斷繁榮的基礎之上。據康熙《饒州府志》卷二十一“陶政”載：“陶廠自唐武德二年（公元619），陶人獻假玉器，由是置務”，到了北宋后期，即元豐五年（公元1082）八月，由專門成立了“瓷窯博易務”，從而使得景德鎮專司瓷窯稅收事宜的行政機構從一般稅務機關鎮務中分立出來，這說明其時景德鎮制瓷業的政治、經濟地位已日顯重要，最終又促成了“浮梁瓷局”在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的設置。對此，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些行政與稅務機構的設置及其發展演變過程，實際上就是景德鎮瓷業商品經濟繁榮壯大的過程，也就是景德鎮制瓷業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不斷提高的過程。 　　據史料記載，早在北宋初年，景德鎮便已是浮梁縣境內一個擁有眾多居民，且有豐厚稅課收入的所謂“繁盛之處”。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景德鎮一年的稅課收入雖略低于浮梁縣，但“幾乎與德興全縣額數相等”。同年，景德鎮年稅收額數開始單列于文獻之中（有點類似于我們現在的計劃單列城市）。南宋時，景德鎮年商稅收入在三萬貫以上，等于熙寧十年（三千三百三十七貫）的十倍，這說明其時景德鎮制瓷業及城市商品經濟較之先前更為發達。 　　進入元朝以后，景德鎮一鎮之商稅不僅超過了浮梁，而且已是饒州路一路商稅的二分之一；要知道，在北宋熙寧間（公元1068－1077）景德鎮的年商稅收入還只是饒州的八分之一。另外，在“擁有一百八十五路、三百五十九州、一千一百二十七縣的元王朝，其商稅收入在五百錠以上的處所，只有一百七十四處”，而景德鎮卻已名列其中。由此可見，入元以后的景德鎮制瓷業及城市商品經濟的日益繁榮之勢。  　　三 封建社會里的商品經濟活動的逐步深入開展，預示著一種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即將誕生；古代景德鎮制瓷業的發展過程，既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也是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孕育過程。 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從“陶氓食工，不受藝傭”到“鎮上傭工，……每日不下數萬人”的發展過程，也就是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從封閉型的自然經濟向開發型的商品經濟過渡；也就是古代景德鎮城市商品經濟逐步孕育發展的過程。從“不受藝傭”到“傭工數萬”，標志著古代景德鎮自明朝嘉靖、萬歷（公元1522－1619）開始實行的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以金錢雇用勞動力的管理形式，從而說明明嘉靖、萬歷時的景德鎮是最早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城鎮之一。 　　隨著古代景德鎮制瓷業的不斷發展，“四方無籍之徒”的蜂擁而至，以人口不斷增加為標志的古代景德鎮城市規模也在不斷擴大。據史籍記載，浮梁在“宋咸淳乙巳（公元1269），戶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二，口一十三萬七千五十三”；到了元至元庚寅（公元1290），浮梁地區人口增至“戶五萬七百八十六，口一十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而明朝后期，景德鎮已發展成為“擁有十萬人口的大鎮”，“十之七八的人家從事瓷器的生產和銷售”；萬歷時期（公元1573－1620），“差不多所有的工匠和勞動者，不論他們生產御器還是商品瓷，都是被雇用的了”，倘若包括聚傭于此的“四方無籍之徒”，明朝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24）“景德鎮從事瓷業的人數已達十萬余”。及至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景德鎮“雇用的職工多得驚人，按一般的說法，此鎮有有一百萬人口”；同樣，景德鎮在清朝光緒八年（公元1882），據“當地政府估計人口為一百萬，……其中四分之三為生活水平低下的坯房及窯廠雇工”。 　　古代景德鎮的城市人口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不僅因為古代景德鎮少有戰亂，是外地陶工避亂的好去處，也不僅因為古代景德鎮是宋元以后的全國瓷業中心；關鍵在于古代景德鎮的城市“交通與商業發達”，“景德鎮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從而使得“豪商大佑咸聚于斯”；使得“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趨走如騖”云集于此，所謂在景德鎮“從幼年兒童到體弱的成人，都能找到活兒做，甚至盲人和殘廢者，也能靠研磨顏料來維持生活?！?lt;/p>　　四 商品經濟的最大特點在通過市場競爭，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對此，古代景德鎮制瓷業的先輩們是深知其中之奧秘的。產品要想在競爭中贏得市場，首先必須大力自我宣傳。對此，景瓷先輩們的做法是：主動將產品運往外地銷售，主動將產品進貢于朝廷。真是因為這些聰明的舉措，使得景德鎮瓷器早在唐朝武德年間就贏得了“假玉器”的美稱；正由于此，封建王朝才會下詔“制器進御”，封建皇帝也才會賜名于景德；正由于此，景德鎮瓷器遠在宋朝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就能“著行海內”，并引得四方都來仿效。 　　產品要想在競爭中贏得市場，產品本身必須優質、新穎，也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在生產地方特色瓷的同時，非常注重仿造其它窯口的瓷器產品，以此來達到“天下窯器所聚”，進而豐富本窯口的產品種類，最大限度地擴大本窯口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但是，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在仿造其它窯口產品時，是有講究與選擇的。諸如：“仿鈞超鈞”，仿古“勝于往古所造”；又比如：在仿造青瓷時，，景瓷先輩們則是選擇“青瓷中的上品”——秘色瓷進行仿造。只有這樣，那些仿造產品才能在國內外市場上“幾有供不應求之勢”。不僅如此，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在仿造其它窯口產品之后，能夠結合于仿進行創新。如仿鈞能夠“繁衍出許多新的釉色品種”；面對青瓷泛濫、競爭激烈的市場情勢，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在仿造青瓷的基礎上，結合景德鎮原有的白瓷生產技藝而獨創出了青白瓷，這種青白瓷一問世便“成為能集中地代表宋代制瓷水平的一個名貴品種”，引得各地競相仿效，并且很快形成了一個以景德鎮窯為中心遍布東南各省的“青白瓷窯系”；這以后，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創新品種問世，像元朝的青花瓷、明朝的五彩瓷、清朝的粉彩瓷等，所有這些創新品種的誕生，不僅在于豐富了本窯口的產品種類，更重要的在于它們的出現使景德鎮瓷器的市場占有率不斷得到鞏固和與提高，進而促成了景德鎮瓷器在國內外市場的一統天下，古代景德鎮的瓷業商品經濟也因此得到迅猛發展。清朝雍乾時期（公元1723－1795），景德鎮制瓷業“生產產值三百萬到四百萬兩白銀，主要商品額折銀五百二十萬到六百萬余兩，只比十七世紀英國的年出口值低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相當于十八世紀法國出口商品值的三分之一強”。 　　產品要想在競爭中贏得市場，產品不僅要物美，還需價廉；從而讓產品以優質低價的面目出現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買本窯口的產品，進而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古代景德鎮制瓷業非常注重通過工藝的革新優化來達到降低產品成本之目的。古籍《陶記》在描述南宋瓷稅制時，這樣寫道：“窯之長短，率有‘’數，官籍丈尺，以第其稅。……興燒之際，按籍納金?！闭f明其時的瓷窯賦稅是按窯的大小來確定的，而且是在滿窯之后未燒之前就要交稅；也就是說，瓷器尚在半成品階段，也不管以后的燒成質量如何，只要點火燒窯，就須繳納定額稅金。為此，覆燒工藝流行于南宋時的景德鎮制瓷業，窯工們期望以此增大窯爐的裝燒密度，提高產量，從而達到降低單件瓷稅金的目的；在元朝，景德鎮制瓷業又對流行于宋代的容量龐大的龍窯進行窯爐結構的改革，產生了盛行于明清時期的鎮窯的雛形，既大大縮小了窯爐的體積，又能提高燒成比率。 　　產品要想在競爭中贏得市場，產品必須根據市場的需求而生產，也就是說，產品必須講究市場的適應性。蔣祈《陶記》云：南宋時期，“浙之東西，器尚黃黑”，湖田之窯為之生產；“江、湖、川、廣，器尚青白”，鎮之窯為之生產。在元朝前期，依據“元俗尚白”之風，景德鎮制瓷業創燒了卵白釉瓷；元朝中后期，為了迎合伊斯蘭教區人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及滿足廣闊的伊斯蘭市場之急需，景德鎮制瓷業又大量生產青花瓷。正是由于產品是為市場而生產，景德鎮才能在宋元以后，“獨占著向世界各地供給瓷器榮譽”。　　綜上所述，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從發生與發展，到最后成為全國瓷業中心、世界瓷業“圣地”，從某種意義上說，商品經濟的內在動力起到了強大的催化與促進作用，如果古代景德鎮制瓷業的先輩們不是以陶為業，不是以陶作為“食力謀生”的手段，不是以獲利為目的，而是單純的為了滿足宮廷需要，那么四方的人們（包括南遷的北方陶瓷工匠）就不可能蜂擁于景德鎮，景德鎮制瓷業就不可能集歷代名窯之大成，天下窯器就不可能匯聚于景德鎮，至精至美的瓷器就不可能產生于景德鎮，景德鎮瓷器就不可能運輸至全世界，景德鎮也就不成其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瓷都。 (全文完) 原載《陶瓷研究》199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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