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代景德鎮制瓷業崛起的原因

春光秋影

下圖為畫在瓷器上的清代景德鎮御窯廠（清代民窯青花） 　　《景德鎮陶錄》寫道“江西窯器，唐在洪州，宋時出吉州”，這說明景德鎮的制瓷業至少在宋以前是沒有什么名氣的。雖然“新平（景德鎮舊名）冶陶，始于漢世（前206－公元220）”，雖然“唐武德中（公元618－626），……昌南鎮（景德鎮舊名）瓷名天下”，雖然北宋景德中（公元1004－1008）“其（指景德鎮）器尤光細茂美，當時則效，著行海內”……然而，景德鎮及其制瓷業真正揚名于中華，蜚聲海外，是在南宋以后，特別是元統治者（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以后，及至元中后期青花瓷成熟以后，景德鎮作為全國瓷業中心地位才得以確立，并逐步得到鞏固。究其原因，不外乎大批陶工紛擁而至，給景德鎮帶來了人才，帶來了技術，帶來了市場，帶來了創新的精神，帶來了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懷，由此給景德鎮制瓷業注入了無限的活力，從而使“景德鎮壓倒了歷史上一切著名的窯場”，一躍“成為當世之冠”。 一、工匠來八方 雖然宋時已有“五大名窯”之說，但是沒有哪一個名窯稱得上是全國窯業的中心，而“宋以后的窯業則是以景德鎮為中心的窯業了。”之所以如此，用《景德鎮陶錄》的話來說，這個中心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南宋以后，各地陶工不論“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趨之若鶩。”為此，在元王朝滅宋以后的十一年（公元1276－1286）中，浮梁（景德鎮舊名）人口猛增了百分之四十，到了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據“當地政府估計人口為一百萬余，……對此數據可以懷疑。……相信至少五十萬，其中四分之三為生活水平低下的坯房及窯廠雇工”。各地“挾其技能”的陶瓷工匠之所以在南宋以后紛擁而至浮梁之景德鎮，對此，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1、陶工避亂的好去處 景德鎮地處皖贛邊區，群山環抱，是一座典型的山區小鎮。歷史上的景德鎮，一直遠離全國的政治、軍事重地，一直是作為浮梁縣屬下的一個獨立的經濟城鎮，及至民國六年（公元1916）浮梁縣治才從舊城遷到景德鎮。為此，景德鎮歷來非兵家必爭之地，“……始終沒有成為直接的戰場”。然而，南北許多著名窯場相繼毀于宋遼、宋金、宋元等歷次國內戰亂之中，景德鎮則基本上是在和平的社會環境中度過的。例如，在宋元戰爭中，公元1275年元軍從鄂州順江東下臨安，江南戰火彌漫，公元1277年吉州窯成了宋人抗元的主戰場之一，為此，吉州窯業在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摧殘；而浮梁之景德鎮早在公元1275年2月便隨同饒州府投降了元軍，景德鎮的制瓷業因而免遭戰火的焚毀，經濟與技術實力得以保存，因而逐步成為各地“挾其技能以食力”的陶工躲避戰亂的好去處。 2、全國瓷業中心所在地 忽必烈大帝正式定國號為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后的第八年（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元王朝便在饒州浮梁之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監燒宮廷及貴族用瓷。由此此后，歷代封建王朝的歷代君主幾乎都在景德鎮設立“御窯”，遣督陶官監燒“御器”。這一舉措，客觀上使景德鎮成為全國仰慕的制瓷業中心，景德鎮也就因此而逐步登上了中華瓷都的寶座。 “浮梁瓷局”設立之初，元朝統治者便將在滅宋戰場中俘獲的南北諸窯的陶瓷工匠們遣送到景德鎮，作為“浮梁瓷局”的主要勞動力，這些被遣送到景德鎮的各地陶瓷工匠，既是勞動力，又是“挾其技能以食力者”，他們把南北諸窯的制瓷技藝帶到了景德鎮，并和景德鎮原有的制瓷技藝交流融合，從而使景德鎮制瓷技藝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完善，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景德鎮制瓷業的日益繁榮與發展。 　　“浮梁瓷局”設立以后，景德鎮作為歷代封建王朝的“御窯”所在地，在一定程度上誘導了南北諸窯的陶瓷工匠蜂擁而至，“挾其技能以食力”，相傳吉州窯“工作器，入窯變為玉，工懼其事聞于上，封穴逃之饒，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由于瓷器的生產制作，無論是礦石開采、粉碎攪拌，還是做坯成型、燒煉出瓷，全部是由手工來完成的。為此景德鎮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以適應其制瓷業的日益繁榮與發展。據記載，明朝嘉靖時期（公元1522－1566），“人們從鄱陽、余干、德興、樂平、安仁、萬年、南昌和都昌等縣被吸引來到了景德鎮”，到了明朝萬歷時期（公元1573－1620），“差不多所有的工匠和勞動者，不管他們生產御器還是商品瓷，都是被雇用的了”，因為景德鎮制瓷業的“工錢吸引了江西東北部各縣的人們”。據調查，今天在景德鎮從事瓷業生產、科研、教育的仍然以外地人居多，其中都昌人尤甚，而土生土長的浮梁人所占比例相當小。在較長的一段時期里，在景德鎮及其周圍的鄰縣常聽到這樣一句口頭語，即凡是到景德鎮去做工、探親、購物等都一律稱之為“上鎮”，或謂之為“到鎮上去”。為此，景德鎮“宋以后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明清之際，由江西雄鎮發展為中外聞名的瓷都。” 二、天下窯器所聚 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陶埏》中寫道：明朝崇禎時期（公元1628－1644）景德鎮有一種燒造小件瓷器的葫蘆形窯；清朝雍正時期（公元1723－1735）的無名氏在《南窯筆記》中形容此窯“如臥地葫蘆”。又據現代考古發掘證明：早在宋朝（公元960－1279）這種葫蘆形窯便在福建出現了。這說明宋朝以來各地陶工紛擁而至景德鎮后，各地先進的制瓷工藝技術也隨之來到景德鎮，并被迅速運用于瓷器制作以“食力”謀生，從而“使全國歷代名窯的許多制瓷技藝逐漸集中于景德鎮并得到迅速發展”，最終使得景德鎮制瓷業“集過去所有制作之大成”；所謂“廠窯至此，集大成矣”，其中自然也包括先前各名窯的代表性瓷器產品都能在景德鎮找到自己的再生地。 1、始于拿來 據說“景德鎮瓷器是從仿越窯秘色瓷開始創燒的，而且是在青白瓷產生之前”；又據《辭海》中的“越州”與“越窯”二條可知：“秘色瓷稱青瓷中絕品，由我國唐至五代宋初的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帶的瓷窯生產”；又據《辭海》中的“青瓷”條我們可以推斷景德鎮瓷器的創燒可能在五代時期，且從仿燒秘色瓷開始，實現了從漢代以來半陶半瓷階段向五代以后全瓷階段的轉變；隨后宋代青白瓷的生產，也可說是在秘色瓷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對此，筆者以為，所謂五代時期在景德鎮仿燒秘色瓷的陶瓷工匠，很可能是在唐宋戰亂中由越窯南遷來的第一批陶瓷工匠，是他們開創了景德鎮制瓷業的新紀元。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所謂“仿燒”，實際上是同一類瓷器產品（泛指某類瓷器產品）在不同的地域生產而已，二者只有先后之分，無所謂誰仿誰，對此，魯迅先生謂之為“拿來”；因為生產后者（泛指所謂仿燒的某類瓷器產品）的陶瓷工匠來到景德鎮之前，即在原產地（如越窯等）原來就是這類瓷器產品（泛指某類瓷器產品）的熟練生產者。這些外來的陶瓷工匠（含南宋以后蜂擁而至的）到景德鎮之后，謀生的最佳手段，莫過于生產自己原本非常熟悉的瓷器產品，因為這些外來的陶瓷工匠對生產這些瓷器產品所涉及到的有關泥釉料的配制、胎瓷的制作與燒成技藝等早已爛熟于心。否則很難解釋景德鎮對“自宋大觀、明永樂、宣德、成化、嘉靖、萬歷諸官窯及哥窯、定窯、鈞窯、龍泉、宜興、西洋、東洋諸器”都能生產，而且不僅大多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有的甚至“勝于往古所造”。究其原因，正如今人馮先銘在《中國陶瓷·定窯分冊》（油印本）中所言：“南宋初期隨著宋王朝的南遷，一部分名工匠也到了江南地區，其中包括著名瓷窯的名工匠，這就是兩窯為什么仿燒定窯印花瓷器的一個原因。” 2、終于創新 在景德鎮仿燒（姑且謂之“仿”，上下同）各地名窯瓷器產品，首先必須亂真，最終必須達到諸如所謂“仿鈞超鈞”，方能在國內外市場上“幾有供不應求之勢”。只有這樣，那些紛擁而至景德鎮謀生的外地陶瓷工匠，才能真正“挾其技能以食力”，更加敬佩的是這些外來陶瓷工匠在仿燒之余，能夠結合于仿進行創新，諸如仿鈞能夠“繁衍出許多新的釉色品種”。宋代盛極一時的青白瓷，很可能是當時景德鎮的陶瓷工匠在前人仿燒秘色瓷（“青瓷中的絕品”）的基礎上，結合景德鎮白瓷生產技藝而獨創出的新瓷種類；這種青白瓷，“釉色白中微微泛青，胎薄釉潤，光照見影”，一問世便“成為能集中地代表宋代制瓷水平的一個名貴品種”，景德鎮制瓷業也因此稍有名氣，逐漸成為外地陶瓷工匠的向往之地。“從元代開始以‘浮梁瓷局’的設置和青花白瓷的出現為標志，景德鎮瓷器一直都是元、明、清三代技藝水平最高的產品”。孰不知青花瓷的燒造技藝，很可能是南遷的磁州窯或外逃的吉州窯等陶瓷工匠把釉下彩的燒造技藝帶入了景德鎮，并運用于青花瓷的創燒中，并逐漸使之趨于成熟。爾后出現的“明五彩”則是在宋金時期的山西長治八義鎮和河北、河南、山東的磁州窯系的釉上紅綠彩的基礎上創新的。對此，筆者以為：這很可能是由元代的“浮梁瓷局”通過征調北方名窯的陶瓷工匠而在元代傳入景德鎮的。綜上所述，正是由于“北人南遷、北匠南調”，使得“各地名匠匯集于景德鎮”，使得“我國唐宋以來的優秀的制瓷技術在景德鎮得到了保存和發展，……景德鎮，這個江南僻遠山區的小鎮，也就變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了。” 三、器成天下走 今人沈匯在《中國古陶瓷發展鳥瞰》一文中認為：青花瓷“雅俗共賞，博得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歡心，后來便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晚期最有代表性的瓷器，一直盛行到近代。它傳到西方以后，也引起了西方的驚喜和狂熱。在東非的伊斯蘭世界，明代的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青瓷一起，被用來如同鑲嵌珠、玉、寶石，成為不朽的紀念物。”由此可見，以青花瓷為代表的景德鎮瓷業文化在世界人類文化史上的影響時間之長、范圍之廣、種族之多、意義之大。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除了上述所言南宋以后四面八方的陶瓷工匠涌入景德鎮，使各地的制瓷技藝全部匯集于景德鎮，各地的瓷器產品也因此在景德鎮都能生產，并在此基礎上景德鎮又有較大的創新與發展等等以外，關鍵還在于景德鎮十分注重瓷器的二重性即商品性和藝術性，這是景德鎮制瓷業之所以后來居上的又一秘訣所在。 　　1、講究產品的市場適應性 古代景德鎮窯燒制的瓷器之所以能夠“天下走”，關鍵在于古代景德鎮陶瓷工匠深深懂得瓷器作為工藝品具有的二重性（商品性和藝術性）；換句話說，瓷器產品必須能在市場上賣得出去或與其它產品進行等價交換，以達到謀生之目的。而要達到上述目的，生產必須以市場為導向，以銷定產，以顧客的喜好來設計與燒制瓷器產品。 某些關于青花瓷的研究表明，景德鎮青花瓷是元代“銷往伊斯蘭教區的主要外銷瓷”。據說，當時景德鎮的陶瓷工匠為了迎合伊斯蘭教區人民的宗教信仰及其生活習俗之需要，“很認真地看了伊斯蘭的金屬器皿，也看了在泉州的波斯商人家里的伊斯蘭地毯”，爾后便在“對波斯人的習俗與審美愛好都有深刻的理解”的基礎上，采用景德鎮精湛的技藝以截然不同的胎瓷造型與裝飾形式生產當時伊斯蘭市場所需的瓷器，即胎瓷的造型無論是設計的式樣，還是體積的大小，都可謂是伊斯蘭式的；而在胎瓷的裝飾方面，雖然題材是中國式的，但裝飾形式則是在“波斯釉下藍彩陶器的啟發和影響下”造就的，那種“繁而不亂、空間極為狹窄的構圖方法”則明顯具有濃厚的伊斯蘭圖案特色。正是由于伊斯蘭對中國瓷器的這一深刻影響，以及廣闊的伊斯蘭市場之急需，從而使元代青花瓷得以興旺發達，而且受到伊斯蘭教區人民的普遍歡迎，中國瓷器也由于景德鎮青花瓷的大量外銷而聲名大震，其影響也逐步由近東波及到歐洲大陸。 2、藝術風格民族化 前面已經說了，古代景德鎮窯燒制的瓷器之所以能夠“天下走”，關鍵在于古代景德鎮陶瓷工匠在設計與燒制瓷器時，非常講究產品的市場適應性。然而，陶瓷工藝美術作為藝術的一個種類，在注重它的商品屬性的同時，還必須努力追求它的藝術性，而且只有使之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那么它的藝術魅力才會是永恒的。景德鎮元代創燒的青花瓷之所以能夠歷經數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喜愛就是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大家知道，元代銷往伊斯蘭教區的青花瓷無論是造型，還是裝飾都具有濃郁的迎合伊斯蘭民族風味直到公元十四世紀后期（元至正十年——明建文四年），由于國內戰事頻繁，中國與波斯貿易中斷，青花瓷貿易也因此轉而以國內銷售為主。為此，青花瓷的裝飾形式與風格也隨著市場的變化而逐步中國化了，并由此帶來了明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大繁榮，也帶來了青花藝術在明代的大發展。進入公元十五世紀以后（即明永樂元年以后），以鄭和七下西洋為標志的明代對外貿易蓬勃發展，這時，經由海上“陶瓷之路”出口的中國明代青花瓷無論是造型，還是裝飾都已經具有明顯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加上恢復從國外進口上等青料——“蘇麻離青”，從而使永樂青花瓷不僅質量有了顯著的改進，而且“一改元代粗獷之風，變成清新秀麗。”爾后的宣德青花瓷制作之精美，真可謂“開一代未有之奇”，青花瓷也就因此而“博得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歡心”。這時，中國化了的青花瓷裝飾又反過來以其特有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向西影響到西亞的伊朗、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同時“也引起了西方的驚喜與狂熱”。正因為如此，明清時期的景德鎮青花瓷器得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而且“促使西方國家在沒有瓷土和技術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摹制”，目前收藏或出土景德鎮青花瓷器或瓷器殘片的國家遍及亞、非、歐、美四大洲。（全文完） 原載《景德鎮陶瓷》199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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