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歲月

茄哥

引子我下農村時隔40多年了。每每回憶起那段蹉砣歲月的知青生活，就有想動筆寫下點什么的沖動。但時光流逝，留在腦海里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特殊歷史時期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條特殊的道路。在文革動蕩的年代，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人，初高中畢業(yè)生呆在城里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在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其實“上山下鄉(xiāng)”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開展。對當時的知青來說，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工農之間、城鄉(xiāng)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運動一直持續(xù)到70年代未，前后經歷25年，知青總數(shù)達2000萬人左右。 在那特殊的年代，年輕人有寶貴青春的荒廢，有美好理想的破滅，有生活信心的動搖；但更有一代知青對生活信念的堅定，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對完美人生的執(zhí)著。在國家最艱難的歲月，是他們同當?shù)剞r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支撐著共和國大廈。較之后來的青年，他們更多了一份對人生艱辛的領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勞的品格，“知青”二字巳不是單純字面上的含義，而是那段特殊經歷賦予他們的一種“資格”。我就是其中的一員。 70年代中期，我即將高中畢業(yè)，當時學校、街道居委會，包括父母的單位都在動員呆在家里或快畢業(yè)的青年響應黨的號召，投身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革命大熔爐中去。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橫幅、標語，“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你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75年3月，剛高中畢業(yè)，還未滿十八的我，滿懷激情，一腔熱血，寫下決心書，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隨父親所在單位的21名男女青年，集體下放到銅官公社太豐大隊。太豐大隊北鄰銅官鎮(zhèn)，西面是湘江，與洪家洲隔江相望，東面靠山，南面半邊山與丁字灣接壤。十里長堤的太豐垸都在太豐大隊轄區(qū)內。 一、知青生活 鄰江10里堤壩內是一片沙洲，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大隊在沙洲中原來一排破舊的土磚房對面又建了一排紅磚平房，那就是我們在這里戰(zhàn)天斗地的歇息場所。我們所住的房屋前后是大隊劃給我們知青的菜地，知青的主要任務是種棉采棉。太豐垸除了黃家洲一個生產隊外，絕大部分村民都住在靠山的高坡上。太豐垸曾經垮過圍子，所以年年要修堤，第一年的冬天我們就和大隊社員一起挑土護堤，護堤是沒工分的，上面分配糧食，蒸饅頭，飯管飽，故稱“饅頭圍子”。勞動中間小憩時男社員一般面對湘江屙尿，知青往往都是回知青點解手，而知青譚新富也學社員站在江邊屙尿。回知青點后，大家都講他不注意小節(jié)，他卻振振有詞地說：要向農民伯伯學習，同勞動同屙尿。 　　知青下鄉(xiāng)第一年有政府補貼，40斤糧/月，2元現(xiàn)金補助，除了買油鹽，所剩無幾。自己種的菜主要是辣椒和冬瓜（沙洲土質適合冬瓜生長，每個冬瓜平均30至40斤重，外皮帶粉刺。）我記得剛去時，我們不會劃算，到鎮(zhèn)上糧店把米油鹽買了后，買了十幾斤豬肉回來，只放點鹽煮噠，呷得干干凈凈。隨后的日子一日三餐主打菜就是冬瓜。有油鹽時，紅燒冬瓜、大片冬瓜、開水燙后制作的酸冬瓜等，牌子搞盡。到后來就只有清水煮冬瓜了。冬瓜呷厭噠！所以到現(xiàn)在我都不呷冬瓜。清晨，大隊廣播播音員小付的聲音響起：太豐大隊廣播“絆爛噠”（廣播放大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知青集體出工，在沒有任何樹木遮擋的一望無際的棉地開始松土、扯雜草，一直要干到太陽升起時，才回來吃早飯。吃完飯稍憩片刻，又在帶隊干部的帶領下，開始重復的勞動。烈日炎炎，女知青還注意防護，頭戴草帽、手戴袖套，而男知青，身著背心短褲，有的光著膀子，結果幾天下來曬得皮膚脫層皮，除了背心印外，曬得黝黑的皮膚與非洲人的膚色沒有什么區(qū)別。每次回長，母親看到我這般模樣，無不心疼，暗自落淚。 當時計劃經濟，什么都要票，家里也沒有多余的口糧，但是每次回知青點，母親會瓶瓶罐罐，大包小包，為我準備一些剁辣椒、豆鼓，白糖、面條和炒面，還有日用品等。 種棉采棉除了頭頂烈日，還有雨露水外，最主要的是采棉時，經常會被棉桿刺劃破衣褲和手腳。盡管后來我們戴了紗手套，但還是劃出了一道道口子，每個知青基本上沒有一雙好手。 那時知青最開心的事，就是本大隊或鄰大隊放電影，不管路途多遙遠，結伴而行，打起手電筒走田坎、徙溪水、翻山越嶺，哪怕是看了不知多少遍的舊電影，都樂此不疲。 　　最悲痛的事是，毛主席逝世。1976年9月9日噩耗傳來，知青點上下舉哀，特別是女知青哭得泣不成聲，好像天要塌下來了似的，全體知青在學習毛著的活動室搭起了靈堂，那天一整夜大家都沒有睡覺，守靈到天亮。 二、插隊落戶第一年的政策補貼呷完了。為了更好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大隊根據(jù)公社的指示，將所有的知青分配到各個生產隊，和社員同呷同住同勞動。其實生產隊的社員們對知青分配到生產隊是有抵觸情緒的，認為知青伢妹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做事懶得死，無形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加之農村社員本身生活就艱難，知青安排在他家里住呷生活壓力更大。家里條件好的知青還可以從家里帶點油鹽醬醋、面條之類的物資，減輕他們的負擔，而知青家里條件差的，拿不出什么東西補充，社員之間也會攀比，認為吃了虧，對知青也不太友善。 　　我感到慶幸，分配在瓦窯生產隊鄧三爹家里。鄧三爹是生產隊的隊長，有兩兒一女，都是強勞力。大兒子在銅官窯上挖窯，能給家里掙點現(xiàn)金，二兒子新民比我大幾歲，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時鄧三爹家里算比較殷實的，最主要的是鄧三娭毑是生產隊有名的賢妻良母，對待我就像自己兒子一樣，只要有好吃的首先讓我呷。大兒媳繼承了婆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不多說一句話，但做事勤快，我住的房間經常打掃得干干凈凈，換下的衣服她會默無聲息地幫你洗干凈放在床邊。我完不成的工作量，新民會幫我。回城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和新民都有來往。 三、命運的考驗 太豐學校是一個小初綜合學校。由于師資嚴重缺乏，我被選調到學校教初一的語文。當時年輕氣盛的我，還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竟拿起了課本，執(zhí)起了教鞭。現(xiàn)在回想起來真有點可笑，我是個高中畢業(yè)生，所學的知識本身有限，卻挑起了如此的重擔，豈不是有點誤人子弟？但我還是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一是為自己提供了再學習的機會；二是待遇比一般的知青要高多了。教初中的待遇：12元/月生活補貼，計10分工，一年360分工。由于條件的改善，我從那時起學會了抽煙。一直到后來回城，我的鳳凰18單車，上海牌手表都是在農村下鄉(xiāng)時掙錢買的。 回憶當年我還是非常努力，除了惡補所欠缺的知識，還虛心請教資歷老的教師以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除此以外，學校的重活臟活搶著干。記得當時我自己花錢買了一把推剪，幫學生剪頭發(fā)，剛開始不太會用，經常剪子夾頭發(fā)，痛得學生直哭，剛學剪頭剪不齊，索性給學生剪個光頭，搞得學生家長跑到學校來告狀。但我的出發(fā)點還是好的，想起鄉(xiāng)下孩子家都不容易，剪個頭不是給剃頭師傅5分錢，就是一升米或者幾個雞蛋。只是好心沒有得到回報。我在學校的表現(xiàn)贏得了大隊書記的好感，專門語重心長地找我談了次話，記得大致意思是：只要你安心扎根農村一輩子，馬上可以突擊入黨，臨時民辦教師可以報上級教育部門特批，轉為公辦教師。否則就不能再教書了，只能回知青點。談話后，我既興奮又矛盾，興奮的是這樣的機會不可多得，矛盾的是可要扎根農村一輩子，回城無望。最后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理性終于戰(zhàn)勝了感性。回復大隊書記，那我還是回知青點。 四、半農半工的生活 父親單位為了讓知青在農村生活好一點，投入資金和技術將太豐大隊紙廠進行了改造，使大部知青能夠到紙廠上班。紙廠的勞動強度不低，但每月4元錢的補貼加10分工/天，還是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記得紙廠三班倒，生產黃草紙，當時長沙市50%的草紙是我們生產的。大致的工藝：將稻草放在石灰池，用腳反復踩踏，浸泡幾天后，男知青和社員用耙頭將發(fā)酵好的稻草挖出來，挑著滿滿發(fā)酵的稻草上跳板，將其倒入用水泥壘成的蒸籠，蒸十幾個小時，再將蒸過后的稻草挖出來，放在打漿池里打成漿。一個班下來全身像散了架一樣腰酸背痛，勞動強度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回到寢室，倒在床上，話都不想多說一句。特別是冬天，上夜班，天氣寒冷北風呼嘯，要從熱被窩里爬出來穿著冷硬的工作服上班，那種滋味真是無法形容。女知青工分低一點，但工作相對輕松一些。男知青蕩起的紙漿經過烘干線，將紙烤干傳送到切紙臺，女知青切好紙打包成捆，生產流程完結出成品。農忙時，知青們再回知青點或生產隊插田扮禾。但感覺比在紙廠上班要愜意多了。 78年底，母親單位招工，我挑著擔子，一頭是米一頭是銅官陶器回城，才結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歲月在荏苒中流逝，而記憶的長河卻總也不會干涸。每次憶起蹉跎歲月的知青生活，心里有種苦澀的感覺，但是它卻是我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為我后來的人生道路積蓄了力量。40多年過去了，如今我們漸漸老了，但那段時光仍時刻牽著我的思念，連著我的思緒，刻進了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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