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知青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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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駒過隙，時光荏苒。轉眼間上山下鄉運動已過去50多年了，但知青的經歷并不能從我心中抹去。 那是一段難忘的歲月。50年前，我們是天真幼稚的青春，也是激情昂揚的青春，我們抱著對未來的無知，告別了父母，從此把異鄉當家鄉。 今天我們回憶往事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已經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那場現在評說存在著是非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不在意是否青春無悔，只希望社會能正視我們的經歷，能尊重這段經歷。 50年前我們這群剛完成初、高中學業十六七歲的孩子懵懂地走進了農田，等待我們的是艱辛的勞作和汗與淚的考驗，我們在崢嶸的歲月里經歷著命運拷打。 50年后我們默默地從不說人生有多少艱苦，面對現實我們不怨別人，不怨國家，因為我們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造就的一代50后。 知青上山下鄉宣傳畫 　我的上山下鄉通知書 1973年年底我高中畢業后憧憬著對未來美好的期盼，等待著分配工作，同時也對未來充滿著未知。 1974年2月底的一天，縣財貿系統禮堂舉行應、往屆畢業生上山下鄉動員大會，會上有關領導講這項運動是響應毛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在那里是大有作為的”重要指示，講了不插隊以后的招工、就業就沒有希望，隨后宣布了每個公社、大隊插隊人員名單。 當時，聽到我分配在潤城公社大安頭大隊時就懵了，在那里只有我高中一位女同學，男生們都分配在北留公社石苑大隊，女生大多分配在河北公社下交大隊。 大安頭大隊海拔較高，大隊在較高海拔地方種出了棉花當年在縣里也是小有名氣，大安頭大隊到潤城公社不通汽車，聽說距潤城公社還有20多里，交通不方便，除了一位女同學誰也不認識，我死活就是不想去。 　我和石苑插隊的高中同學 第二天我去找同學萬河斌父親，要求換一個插隊知青點，河斌父親當年是縣里負責分管農業和水利的副縣長，他知道我找他的目的后讓我先把我父親工作做通。 我只好再回去和父親的商量。最后父親說；“北留石苑大隊都是我初中和高中同學，去了后怕影響我，只要不去石苑，其它地方由我自己選”。 第二天我騎上自行車到離縣城較近的河北公社下交大隊。一進村就感到這個村子很大，找老鄉打聽到知青的住處，走過狹長的一條胡同，看見同班同學馬小梅。 在學校期間，我很少和女同學說話，學校畢業幾個月未見過面，見面后馬小梅很熱情，聊了幾句她要去村辦學校教課（她當年在大隊辦小學當代課老師）便把我領到知青廚房由陳雪梅同學招待我。 中午在生產隊勞動的女同學一個個地都回來了，見了面大家有說不完的話，了解了她們的生活和勞動情況后我下決心到下交大隊插隊。 下交大隊插隊的7名女生都是我高中同學，7名男生是我不認識的各學校畢業的初中畢業生。 網絡圖片 　　下交村湯廟 下交村位于山西省陽城縣城南13公里河北鎮境內。下交村擁有豐富的物產資料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村民在金代由河南省逃荒落腳到此定居。村子面積2.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1890畝，今天全村共有600多戶，1600多口人，其中勞動力800余人，黨員50人。兩委班子共10人，設村民小組10個。 村民99%以上都姓原，男孩的名字當年很多都帶有“柱”字，如鐵柱、鎖柱、抓住、揪住、逮柱、拴柱、捆柱等，也可能是當年的生活條件、醫療條件差，孩子們成活率低，村民為了好養活能夠留住孩子的原因吧。 村里有個民謠：“河北下交水西流，水澀煤臭人難斗”。我在那里插隊的兩年半里感覺村民并非民謠所講的那樣，其實都很好處的。 下交村口一座湯帝廟（當年是陽城縣第三中學校）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碑刻記載；建于宋，宋代哲學家宋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金、元、明、清歷代均有修茸。湯帝廟建筑面積1419平米，占地2131平方米，是我國現存湯帝廟中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湯帝廟，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價值。 　　下交村部分知青合影 下鄉的第一天，大隊給我們安排了一場生動的階級教育課。 下交大隊第一生產隊有一位叫茍忠明的女紅軍老戰士。 她的原籍是四川省某縣（記不清楚了）由于家庭生活困難，她6歲時就被母親賣給了一戶人家當童養媳。 在婆婆家她整天起早貪黑干著農活，晚上回到家里還要照看著比她還要小兩歲的“小丈夫”，稍有不慎就會被婆婆拳打腳踢。每天殘羹剩飯還吃不飽，幾次偷著跑回娘家都被婆婆把她從娘家抓了回來。 1930年紅四方面軍在她家鄉“打土豪，分田地”。招募征兵，她為了擺脫這個家庭就主動報名參加紅軍。當年由于她年齡小，個子矮，紅軍不收她，她就整天在紅軍招募點軟磨硬泡，紅軍首長見她參軍意志很堅決就收留了她。 據她講，紅軍長征時，張國燾另立中央，紅四方面軍剛走出草地，不得不按照他的指示又返回去，后來徐向前將軍堅定地貫徹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她又隨大部隊再走草地向延安進發。 她隨大部隊往返三趟草地。在過草地時，很多紅軍戰士陷入了泥潭，向過往的戰士求救；“大哥哥、大姐姐、行行好救救我吧”。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去救，只怕在救助時自己也陷入泥潭出不來。 她丈夫吉貴堂在抗戰時期腿部負傷殘疾，她在延安八路軍總醫院任護士長。 1946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后，她看到延安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為了能夠照顧丈夫于是她打退役報告，要求回丈夫老家山西省陽城縣曙光鄉（河北鎮）照顧丈夫。 部隊同意了她的返鄉要求，并給她頒發了通行證。上面用毛筆寫著“茲有陜甘寧邊區東渡吉貴堂同志隨帶其妻和二個小孩，分乘毛驢叁頭由三交（山西省臨縣的一個鄉鎮）經離石（山西省忻州市的一個區）赴太岳區工作，希沿途崗卡查照放行。朱總司令的名字赫然寫在上面。 當年“農業學大寨”運動在農村開展的轟轟烈烈，下交大隊在村東，離村子二公里干枯的河灘里墊灘地，以增加村里的耕地面積。 早晨六點天蒙蒙亮，我隨九隊社員一起到了現場。 在寒風凜冽的西北風中，我隱約看見一個瘦弱的身軀站在河灘中間，走近才看清是60多歲的茍忠明老人，我不由得心生敬佩之意，她弱小不足1米60的個子在我的眼中變得高大起來。每個月老人都享受國家給的50元紅軍津貼費，但是老人每天都在生產隊里跟著社員們一起參加集體勞動，從不因功自居。 　 下鄉后我分配在盡是山坡地的第九生產隊，干任何活都要爬山，生產隊里沒有一塊平整的土地，當時正值春耕季節。青、壯年勞動力都犁地、壩地忙著搞春播春種，隊長交給我的任務是每天背朝青天面朝黃土和一些半勞力的大孩子及婦女們整天往山上挑大糞，每天走在村民走過多少次，前輩們走踏出光滑的羊腸小道上。 其實那路都是自然形成的青石板路，走不了幾步就有一段陡坡或一段跨度很大且高低不一的臺階，有些路段長年不見太陽，地下水不斷，到處長滿青笞很滑，在窄窄的路上挑上大糞上坡換不了肩，沒有一處平坦的地方更是放不下糞桶，放下糞桶就會傾倒。 大隊書記原寬廣是九隊人，當年他30多歲，也算是生產隊的壯年勞動力，不忙的時候他也經常參加隊里的生產勞動。每當挑大糞時，我總是借最大的糞桶挑大糞這樣生產隊才能按全勞力給我記工分，原寬廣總愛和我比看誰挑的趟數多。農村人挑大糞上坡時總是不急不快慢慢地走著，我總是跑得飛快，總想早些把壓在肩上的擔子放下來能喘一口氣。 時間長了原寬廣對我產生了好感，佩服我能長期和社員們一起承受著繁重的體力勞動。 1997年，我重返下交村追憶逝去的往事，了解到原寬廣書記利用當地資源到山東省淄博市考察引進了掛瓦生產線，帶動全村脫貧致富。多年獲得縣、市“脫貧致富帶頭人”、“模范共產黨員” 等光榮稱號。 一個多月過去了我肩上磨出了厚厚的老繭，同時也磨煉了我的意志和體質。 插隊走時父親和我講；“你要是回來我看見你沒有被太陽曬黑，肩上沒磨出老繭說明你就沒有怎么參加生產勞動”，所以我在插隊的這兩年中始終按父親的要求約束著自己。 　　網絡圖片 谷子苗長到兩三寸高了，隊長原拴喜分配我和生產隊里的婦女們間谷子苗、鋤草、培土，鋤谷苗大家都是蹲著干活，我鋤一會兩腿發麻受不了。蹲著鋤一會，坐著鋤一會，向前看婦女們把我拉下很長一段距離，鋤過的谷子苗呈現出一條直線，很整齊。回頭看我鋤過的谷苗被我坐的東倒西歪，慘不忍睹。 隊長原拴喜檢查生產看我干這活很差勁就又安排我挑大糞去了。 六月天，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給玉米鋤草、培土。社員們都穿著長袖衣服，玉米地里不透一絲風感覺很悶熱。我只穿一件背心和短褲一會工夫滿頭大汗，脖子上、胳膊上被玉米葉子上的倒刺劃的到處都是傷，一出汗傷口又痛又癢很難受。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這首古詩當時咱還沒聽說過，但是知道碗里的每一粒糧食都來之不易。 六月初，麥子到了收割季節，由于我是左撇子，社員用的都是右手用的鐮刀。 跑遍全生產隊我也沒借到一把左手鐮刀，于是隊長安排我去打麥場打場、揚場，這活隊里主要是安排一些年紀偏大有經驗的老人們干，揚場要會看風向，用木鍬揚時迎風后手要抖一下，麥子在空中撒出一個扇型，利用自然風把麥子和麥皮分開。 再熱的天社員都穿上長袖衣服長筒褲子，戴著草帽，用毛巾把脖子圍的嚴嚴實就怕麥芒倒刺扎，我倒是怕熱只穿一件背心一條短褲，收工后胳膊腿上被麥芒橫七豎八扎的到處都是血印子。 后來隊長分配我去田地里往打麥場擔麥子，在麥田擔麥子時一定要看著腳下，一不小心麥茬就會扎破膠鞋刺傷腳，社員們穿的是千層底的布鞋不怕扎，下鄉這幾個月，我的肩上已經長出了老繭，擔麥子已不算個事了，總之我算是夏收季節有了一份較穩定的“工作”。 　　網絡圖片 收割完麥子后，隊里分配我和另一個社員到棉花地里打農藥，這個活生產隊的人也是誰都不愿意干的活。 6~7月份，烈日如火，在田野里人就像在蒸籠里烤的難受。噴霧器里面裝的是劇毒1059農藥或3911農藥，噴灑農藥時要求操作人員必須佩戴口罩，衣服袖子褲腿要扎起來，順風噴灑農藥，可是那么熱的天鉆在半人高的棉花地里誰也受不了。我不管不顧什么也不考慮，只圖一時痛快，穿上我的兩件套（背心和短褲）打農藥。 在棉花地里一會兒功夫蚜蟲就爬滿了兩臂和雙腿，很癢。我就用噴霧器往腿上胳膊上噴灑農藥，這樣好受一些，那些噴灑農藥的規章制度全部拋在腦后了。 每天中午或晚上收工時我先到大隊在半山腰修的水池里游一會泳，把身上的汗水、農藥和泥土洗掉再回去，那些天第九生產隊的棉花地幾乎都是由我和這名社員噴灑農藥。 　　網絡圖片 一次，我和九隊的一群老娘們在棉花地里打油條，（棉花不長棉桃的枝芽）隊長原拴喜來檢查生產，在棉花地里這群婦女和隊長開起了玩笑，一會功夫幾個娘們就和隊長打鬧起來，打著打著倆個娘們和隊長就打到了上面的玉米地里。 我想一個壯漢怎么也能收拾了這兩個老娘們吧，心里正在嘀咕著，期待著隊長勝利地出現時，玉米地里沒動靜了，其它幾個老娘們反而起哄玩笑話更肆意了。 半天隊長衣衫不整地走了出來，沒有了剛來時滿臉的威嚴，就象一只斗敗的公雞悄無聲息地拿起自己的鐵鍬走了，我…………無語。 　　網絡圖片 第九生產隊有一片梨樹林，八月樹上已結滿了累累的黃秋梨。 生產隊怕孩子們瞎害，安排我在生產隊梨樹林看梨。我想這是個肥差，于是我帶著涼席背上上山下鄉時父母特意從上海給我買的一臺5管超外差“春雷牌”收音機在梨樹下鋪好涼席，聽著只有一個臺的廣播。隨手撿起一個從樹上掉下來帶蟲眼的梨在衣服上蹭了蹭啃起那不太甜而且還有些發澀的秋梨。 躺在涼席上正吃著梨，感到有個東西在眼前晃動，仔細一看，是一條十分難看體型碩大的毛毛蟲從樹上吐絲下來，離我只有咫尺，嚇得我打個滾翻身趕快起來，收涼席時見涼席上已經落下了好幾條蟲子，我趕緊收起了涼席離開了“宿營地”。 以后只能遠離梨樹，在玉米地旁坐著，一天兩天還行，時間長了就感覺到很無聊，好在時間不長隊長安排我去鋤谷子地的草了。 　　網絡圖片 剛下鄉時，林業隊打死了一只狐貍，當年大隊的老百姓幾乎都不吃肉，更不用說是狐貍肉了。 林業隊長把狐貍皮扒下來，肉給了我，我借房東的鍋在與知青灶一個院子里的九隊付隊長原雷順家燉熟了。 中午，從各生產隊收工回來的女知青同學聞到了肉香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掀開鍋蓋夾起來就吃，吃完后才有人問我是什么肉，我說是狐貍肉，聽我說是狐貍肉也沒見她們有什么不適的反應。 我給房東還鍋時，房東聞了一下就知道我做肉了，反復洗了好幾遍，人家還能聞出味來，我到廚房抓了一把堿面給房東，房東又洗了好幾遍，以后說什么也不借給我了。 第一年秋天,我們知青點上分配來一位從福建回鄉的知青閆翔，當時他分配在林業隊。 一天晚上，他悄悄地帶回一只沒剝皮的兔子把宿舍門反鎖上，點著蠟燭自己一個人在里面拔兔毛燉兔肉，我們聞見了，怎么叫他他也不吭氣不開門。王宏勝從窗戶上爬進去打開門，我們沖進去夾起兔子肉就吃，我吃第一口就感覺到不對勁，拿手電一照，鍋里全是漂浮的兔毛和血沫子，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洗的兔子也沒扒皮，可能他只是去了內臟拔了毛連皮帶肉剁一剁就下鍋了。 　　網絡圖片 記不清是第幾生產隊的一頭牛在山上吃草時掉下了懸崖，摔斷了一條腿不能耕地了，隊長決定在知青宿舍前的空曠場地宰殺。 當地人平時不吃肉，就是吃也是在立秋以后炸牛肉丸子，或趕會的時候炸牛肉丸賣錢，其他做法就不會了，當時正值夏天，社員們說夏天吃牛肉容易上火，所以生產隊里只要牛皮賣錢，肉就不要了。殺完了我讓他們給我卸下了兩條牛后大腿和一大塊牛后背上的肉。 我騎自行車送到家里，當年沒有冰箱，母親當天在父親單位燉了一大鍋牛肉，把剩下的牛肉做成了牛肉松，不花錢的牛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了一段時間。 　　網絡圖片 當時知青的生活標準，每人每月由縣財政發兩元錢的生活費，每人每月的口糧為32斤。下交大隊為了照顧知青的生活，決定：知青小米、麥子隨便領、隨便吃，只要在生產隊的出勤能養活了自己就行，就這樣我們也不敢隨便吃。 每天，知青灶早上玉米碴子加小米做和子飯每人每頓不到兩碗飯，中午每人兩個窩頭或饅頭，晚上是比較稀的玉米面糊糊稀飯，每天蔬菜幾乎是看不見。就是有菜基本上也是以蘿卜纓腌制的酸菜為主，社員每天基本都在飯里放點自己腌的辣椒或酸菜。 我每次回家時經常從家里帶一罐頭瓶豬油，回到知青點吃飯時在稀飯里放一點豬油，怕別人聞到了就離其他人遠一點，就這樣別人還是能在幾米外聞到，總是讓我給他們放一點。只要有人回縣城，知青家長總是買一些燒餅什么的給正在長身體的孩子捎去。 頭伏蘿卜，末伏菜，當地人不太會種蔬菜。入伏了，九隊原拴喜隊長給了我三元錢，讓我到縣城買蘿卜籽，我回去后找南關大隊第五生產隊當保管的初中同學邢松德買菜籽，邢松德在他生產隊庫房給我裝了5~6斤白蘿卜籽，一斤多紅蘿卜子和一些白菜籽，我問他多少錢一斤？他講：“就你那三塊錢還不夠買一斤蘿卜籽的，有一些菜籽是去年剩的，不影響播種”。 他一分錢也不收，我拿回去后隊長見我帶回這么多菜籽很高興，問花了多少錢，我告訴他是我同學給的，算是同學幫了我的忙，也幫了生產隊的忙。第二年隊長再也沒有講買種子的事情，估計那些菜籽也夠他種幾年了。 一天隊長拿了一雙破膠鞋讓我回城里給他補一補，當天給我算全勤，工分他給記上。 回到城里一問，補一個鞋窟窿二角五分錢，5～6個洞就要我花一塊多錢，這帳隊長算到家了。 忽然想到我們插隊知青寧紅強父親就是個補鞋匠，于是我到南城下找到寧紅強父講：“紅強讓你給補一補他隊長的鞋”。他父親問我什么時候走？我告訴他明天上午走。第二天我去拿鞋時看見鞋上每個破的地方都貼了一塊牛皮，補的很結實。 拿回去隊長十分滿意，我一分錢也沒花，隊里給我記了三天的工分，我凈掙了7角2分錢，雙方皆大歡喜。 那時我每天岀滿勤生產隊給記一個工（十分），每個工是二角四分錢。 　　網絡圖片 良子樹樹干和葉子長的和柿子樹一樣，外人幾乎分辨不出來，良子是一種和黃豆差不多大小的黑色果子，味苦澀。 每年秋天，村里田間地頭良子樹上的良子熟了，社員每家每戶都帶上自家的床單，在良子樹下鋪好，社員們帶上長竹桿、長棍子在樹下打良子，挑回去曬干榨油。 村里老百姓每年的食用油都是以良子油為主，良子油炸出來黑乎乎和瀝青似的，炒菜有種說不上來的味道。棉花籽要上交到國庫，老百姓們是吃不上的，其它也就沒有什么油了。 良子收回去后各生產隊除了上交大隊一部分，其余的就按人頭分到每家每戶，社員們分到手后都興高采烈地在自己的院子里、窯洞上面曬良子，人們每天都在翻曬著自己家里分到的果實。女人們嘰嘰喳喳的說笑聲、孩子們的打鬧聲，老爺們的咳嗽聲，牲畜的嘶鳴聲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曲農村田野交響曲。 　　網絡圖片 大隊每次放電影就在我們知青點前面的廣場上放映，每次放映完后大隊就安排在知青灶上烙烙餅給放映員吃，每次大隊副書記原貞祥，主任原寬鎖總要去蹭一頓，吃完后他倆總是在我們廚房掃地笤帚上拔下一根高粱梗剔著牙打著嗝頭也不回地走了。 知青點為了改善生活，養了一頭豬，每天知青點都是用洗鍋水摻上些米糠、麥子麩皮用來喂豬。 大隊主任原寬鎖每天等知青們都出工走了，到我們知青點上把我們喂豬的泔水倒到他的泔水桶里帶回去喂自己的豬。捎帶著看看知青灶上有什么吃的，只要有窩頭或饅頭什么的問都不問拿上就吃，就是稀飯他也要盛一碗喝了才走。 我們當時每天多少人吃飯，稱多少斤糧。每個窩頭或饅頭都是用秤稱出來的，他吃一個我和炊事員陳雪梅r就少分一個，而且他把泔水提走后導致知青養的豬沒吃的餓得嗷嗷叫，不長個也不長肉。每天能從近一人高的豬圈里像袋鼠一樣一蹴而出，鉆在外面莊稼地里找食，原寬鎖這個人我十分討厭。 剛下鄉第一年，大隊給知青分了幾分離村子比較遠的荒地，我們拔草、翻地、播種，到秋天也沒打下幾顆谷子，第二年就不種了。 在村里我把關系好的社員稱為“堡壘戶”。他們經常打發孩子給我們送些做熟的柿子、紅薯、玉米等。秋末冬初，隊里安排我和九隊付隊長原雷順看黑羊，（晚上羊群由生產隊安排兩個人協助放羊人看護羊群，晚上羊在地里拉屎，第二天田地里遍地都是羊糞）。這也是老百姓常年積累的生產經驗，同時也省了每天挑大糞澆地的辛苦。 天不亮，在回村的路上，原雷順帶上我去偷鄰村地里的紅薯，回家煮熟了給我送幾個，后來男知青也常常偷幾穂玉米讓關系好的“堡壘戶“社員幫他們煮熟。 有時偷了東西，我怕老鄉看見，就用紅布條掛在自己宿舍門簾上，（當地女人生孩子都是在門簾上掛紅布條，表示家里有人坐月子）。隊里婦女們看見我宿舍門簾上掛著紅布條，笑得前仰后合都直不起腰了，在地里干活時還議論我宿舍門簾上掛紅布條的事，引得其它生產隊的社員們也跑到我宿舍門口看看，生產隊里不論男女老少以后有事就在門外和我說話，再也不進我的宿舍了。 　網絡圖片 插隊期間，下交大隊舉辦“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憶苦思甜專題教育專欄。 欄目交給村辦小學校，校長知道老師們畫不了畫，就把任務經過大隊同意交給了知青。 我和同一宿舍的王紅勝都愛好美術，欣然接受了任務。 當年手頭上沒有任何資料，我倆就找一些描寫有舊社會窮人受苦的小人書臨摹了一個多月，我們畫了近百幅畫上交給大隊，最后也如泥牛入海沒有了消息。 我畫畫完全是出于個人愛好，沒有老師教，全靠當時在書店買一些畫畫的書籍自學，如：《怎樣畫速寫》《怎樣畫臨摹》《怎樣畫人物》等20多本書，后來被包隊干部張克勤老師借走一部分，至今未還。 插隊的第一年，在北留公社石苑大隊插隊的同學丁小龍到河北公社搞外調，順便到下交大隊知青點來看望老同學們，他在我宿舍看到我畫的一些畫十分感慨說；“我利用下鄉的機會業余時間自學很了不起，他們在點上除了干活什么愛好也沒有，白白地浪費了自己的好年華”。 其實，我只不過是把自己的愛好在插隊期間有大把的時間利用起來吧了，我不太喜歡在村子里搞社交，平時就喜歡在宿舍里寫寫畫畫以此消磨時間。 那年陽城縣在工會院子的廣場里組織了一次全縣繪畫展，我臨摹的一幅老農民頭像畫獲得了三等獎。其實我畫畫就一直停留在臨摹的基礎上，以后再也沒有什么發展了。 　　網絡圖片 河北公社每年一屆的廟會舉辦第二天了，陽城縣上黨幫子劇團也去唱了幾天戲，當時為了維持社會治安，公社黨委通知下交大隊基干民兵第二天負責維持廟會秩序的執勤。 我提上捷克造輕機槍參加了廟會執勤任務，當時河北公社廟會上看戲的人非常多。 一個女人在大門口人群中擠來擠去，我不讓她擠，她反而擠的更厲害了，而且嘴里不干凈地罵我，我掄起機槍在她胸上就是一槍托，打的她踉蹌著靠在后面人身上半天喘不上氣，要不是后面人多她就跌倒在地下了。少年氣盛辦事不管不顧，是年青人的最大缺點。 周圍的人聽說是知識青年在執勤，一個個的都老實多了，當年老百姓都怕事，更害怕知識青年鬧事。 第三天寧紅強跑回來告訴我，女知青范曉麗身上的幾毛錢被人偷了。我立馬帶了幾個男知青在廟會上找到那個小偷，小偷看見我們就躲到他們匠禮大隊炸油條的棚子里。 炸油條的人攔著我們不讓抓人，我急了要掀他們的油鍋，他們才把人交給了我們，我們讓小偷還了錢才算完事，要不我們就要拖出去揍他一頓。 廟會上陽城縣上黨梆子劇團當年演的是陽城縣斗大的字不識幾個的時任縣婦聯主任韓小歡當年在村里為了保護集體財產（棉花），與放火的階級敵人韓衛民斗爭（韓衛民此人是原陜西省公安廳廳長，文革時期受到批判遣送回原籍）并奮不顧身半夜光著身子在村里呼叫村民救火的故事。 當報幕員報出了演員名單時，我才知道主演是我小學三年級被劇團招走的同學趙鮮花，我想到后臺找她聊聊天又怕影響人家演出。 當年人家是主角了，多少年沒見面，是否還能想起我，所以我只好放棄了見面的念頭。時間一晃過去了三十多年，一次在南關街的偶遇她居然還能認識我，同學三年一輩子也很難忘記。 　　同學趙鮮花 公社武裝部在每年冬天都會組織各村的基干民兵搞集訓。 一次夜間河北公社武裝部組織了一次跨村大檢查，（據說在前一天晚上發現匠禮村村外有人在打信號彈，可能是敵特在活動）。我感覺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敵特不去大城市，不去國防重地到這里能干什么……？ 我們下交大隊基干民兵接到公社武裝部指示去匠禮村，主要查村里每戶人家是否有外來人員，11點鐘多我們出發了，那天夜里特別黑，我夾在隊伍中間深一腳淺一腳地趕到到匠禮村已是接近凌晨1點了。 我隨九隊付隊長原雷順等人挨家挨戶檢查。每到一戶他們都詢問家里有幾口人，順便用步槍撩起被子看一看……，當時我看到他們的行為感到十分驚訝。 第二天干活時，他們邊干活邊聊著前一天晚上的所見所聞及一些尷尬的場面，他們把這些都當成笑料，引起大家一陣陣的笑聲。 冬季，村基干民兵進行實彈打靶，一百米我用“三八”大蓋5發子彈打了48環很理想。 插隊前我經常把父親單位的汽槍帶回家，沒事了就在車馬店打麻雀，20米內基本上都百發百中。 第二批插隊的一位他父親也是部隊回來的，打靶前民兵營長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拉栓，如何裝子彈，三點成一線如何瞄準，他自己很自信，講他以前如何如何。結果第一槍打在10多米遠在地里爆起一股塵土，第二槍打的稍遠一些，子彈不知道飛到哪里去了。 這次打完靶以后公社武裝部下通知，要求把各村發在民兵手中的所有槍械、迫擊炮等如數上繳全部收回，更換新半自動步槍，收回以后就再沒有下文了。 當年農村的基干民兵只要參加一些大的活動都必須要佩戴由陽城縣統一印發的胸牌。上面印有“陽城民兵”字樣，這些都是學習上海民兵，仿照上海民兵的胸牌做的。? 　　當年的民兵胸章 下鄉第二年秋天在大隊部樓下的糧庫被盜了不知多少斤谷子。問題很嚴重，引起了包隊干部馬堯生和大隊黨支部的高度重視。著手嚴查先從地、富、反、壞、右入手，村里有個50多歲名叫原和尚的地主是重點懷疑對象，在以包隊干部馬堯生為組長的調查小組，把原和尚隔離審查了一個多月，并進行了刑訊逼供。這件事馬堯生讓又臟又懶又不愿干活的某知青從頭到尾參與其中。除了審訊以外，原和尚每天還要在大隊辦的煤窯給知青點廚房不記工分無償地挑煤，也算是一種體罰吧。 　　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發展成了針對全村所有地、富、反、壞、右的批判。 下交大隊在第一生產隊一個無人居住的院子里開了一個審訊室，院內有兩個流動哨，我第一次進去時只見正房內正中放了一張八仙桌，桌子后面的長條凳子正中央坐著包隊干部馬堯生叼著一支香煙，帶著一副近視鏡讓人始終看不見他的那雙狡詐的眼睛，左側是大隊副書記原貞祥，右側坐著大隊主任原寬鎖，正在嚴厲地審訊跪在地上反綁著雙手地主成份的原和尚，兩旁站著四個全副武裝的大隊民兵。 第二次進去，只見房梁上吊著一個約35～40歲左、右的富農成份長相在農村還算是比較嬌好的女人。她雙臂被人用繩子反綁著吊在空中打轉，雙腳離地三四寸左右，被人解開的中式鈕扣的蘭色中式對襟衣服衣襟敞開著耷拉在胸前，里面穿件小蘭花粗布內衣遮擋不住她的肉體。 她眼淚像斷線的珠子似的一串串地掉下來，浸濕了地上的一片青磚。 原寬鎖主任叼只香煙，兩眼發著貪婪的色光，見我來了，他說到：“你要是不老實交代原和尚給了你多少糧食，我就讓知識青年收拾你”。說完，便揚長而去。 我看見這個女人十分痛苦的表情，便把她放了下來松了繩子。問她：“原和尚到底給她糧食了沒有”？她一句話也不說，不知道是疼痛還是被侮辱或冤枉了，躺在地下只是哭，而且是不敢發出聲音的哭……！ 后來聽說她是第六生產隊的，從那以后我插隊的幾年里再也沒見過她。 　　這件事不知道怎么又牽涉到了貧下中農出身的大隊磚場場長原小寬。 包隊干部馬堯生讓大隊把原小寬抓起來隔離審查，并安排知識青年王銀虎負責看管。 王銀虎在看管期間套出原小寬家墻上有一個活動的墻洞里藏有500元錢后，原小寬喝農藥自殺未遂，他老婆扔下兩個孩子后不知去向。 大隊安排我和第九生產隊隊長原拴喜去森林公社草坪大隊原小寬老婆娘家找人。我背上收音機和隊長一大早出發，下午四點多鐘趕到了森林公社，打聽到草坪村距森林公社還有二十余里路程，我倆不敢慢待緊趕慢趕又走了一個多小時，六點多鐘在滿是荊棘的羊腸小道上我們遇到一個砍柴人，一打聽到草坪村還有二十多里路，當時我就傻眼了，只能跟在隊長的后面慢慢著……。 又走了十多分鐘，在一個山坡上見到一幢房子，上前一問正是原小寬老婆的娘家，了解完情況后我們就急著往回趕。 看來山里人對公里、華里都沒有什么概念。 晚上八點多我們返程到了舊廟宇改造的森林公社招待所，住下后，街上供銷社和維一的一個小飯店早已關門了，我們只好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招待所，原拴喜隊長問我還有煙沒有？我出來時剛買了一包1角伍分錢的“火炬”牌香煙一路上早被他吸光了，他帶的一荷包袋旱煙也吸完了，煙癮上來他抓耳撓腮地低頭在屋里地下找煙頭，半天也沒找到一個，最后他在被子里揪出一撮棉絮裝在煙袋鍋里吸了三鍋才上了床，沒幾分鐘他鼾聲如雷睡著了，我卻被他那三鍋“棉花煙”熏的和他那鼾聲攪和的怎么也睡不著，想聽會收音機那鬼地方連一個臺都收不到。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下鄉第一年冬天，下交大隊在西交公社九節大隊修水渠，我們知青點去了三個人帶的糧食吃完了。 我借了一輛自行車帶了40余斤糧食給他們送去，走到半路，碰見下交大隊團支部書記原竹琴去河北公社在六節大隊召開的團支部會議。路上，我倆有說有笑聊了一路，到山頂了我把糧食放在自行車橫梁上，讓她坐到后車子后衣架上，誰知自行車沒閘，她往車上跳時自行車突然加速跑快J，她往車上一跳坐空了摔了個四腳朝天，疼得她半天起不來。 返回時，知青宋保國讓我把他捎回去，過了六節大隊一路就是下坡，我忘記了車子沒閘，在過一個C型急彎陡坡時我剎了一下車感覺沒反應，我便和宋保國說：“車子沒閘你跳車時把車子給我拉住”。我話音還沒落他就直接跳下了車，由于車速太快他被甩到了滿是碎石頭的山溝里。 我用腳使勁蹬著自行車前輪的擋泥板，車子才慢慢停住了，我回頭去找宋保國時，怎么喊也不見他答應。找到他時，只見他滿頭是血，我急忙用他的帽子捂住了他頭上的傷口，和他說話他怎么也不理我，捂著頭自己順小路回去在大隊衛生所做了包扎，從那以后，他一個多月也不和我說一句話。 第二次去九節大隊送糧食是九隊長原拴喜用生產隊小平車前面加了一頭小毛驢我扶著車把學著社員的樣子駕馭著拉了幾百斤小米和玉米面很順利地送到目的地。 回來時，副隊長原雷順把毛驢拴到平車把手中間，我坐在車上一路上逍遙自得好不自在，不用吆喝毛驢就知道走。走到半路繩子開了，毛驢一會功夫跑的沒影了，我怕丟了毛驢不好和生產隊交代，我拉著平車一會上坡一會下坡，累的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也追不上那頭毛驢。 在一個拐彎處，只見毛驢被幾個三中放學的學生給我趕了回來，我假裝很生氣，讓他們把毛驢給我拴到平車上，他們三下兩下就拴好了，看來農村的孩子在干農活方面動手能力比我強了很多。 回到隊里聽飼養員說毛驢認路自己可以回來。 　　網絡圖片 下鄉沒幾個月，馬堯生讓我擔任知青點司務長，這差事倒是比去田地里勞動要輕松些，每天工作就是在大隊里領領糧食，去大隊磨房磨面、碾米，記錄每天知青灶多少人吃飯，閑了幫廚房干些打雜的工作。 沒事了我就拿出繪畫書臨摹一些繪畫作品，也常常去湯廟找陽城三中物理老師原小家，學習一些無線電基礎知識或協助他修理收音機。在修理過程中發現無論來復再生還是超外差收音機的故障基本上都是中周的問題多。而且中周型號很多，原件不好配，很多收音機都沒法修理。 當年，知青點新宿舍蓋好后墻上的“廣闊天地練紅心”大幅標語就是本人杰作。 下鄉第一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上午領糧磨面扛回來正在午休，一個女知青進到我的司務室，拔了雞毛撣上的一根雞毛在我耳朵眼里瘙癢。 磨了一上午面剛回來，被她瘙撓的很難受，我讓她出去她反而撓的更厲害了，我火氣上來抓起掃床笤帚就打了過去，嚇得她抱頭鼠竄，事后我也很后悔，她當時正值青春期，女性荷爾蒙正處在亢奮期，被我這傻傻的一笤帚打的她： 恭池自賞西施韻。 欲求少年春意蕩。 心猿偏遇北風烈， 回眸身傾二胡郞。 真可謂：不知廉恥，天下無敵。 我在九隊時，社員原廷信的女兒和我年齡相仿，總愛和我在一起干活，姑娘個子不算高，圓圓的臉蛋上總是有那么一抹紅暈，在當年的農村女孩中比較還算是標志的。 1997年我重返下交村，打聽這個女孩的去向，原拴喜老婆告訴我，她在我們返城后不久由父母包辦嫁到外村。因夫妻感情不和上吊自殺了，他父親和隊長前幾年也走了。 在下交大隊插隊時，一天下午我出工路過社員們經常碾米的石碾子旁，石碾子上面有一男一女二個約四～五歲的孩子在吹牛。 女孩子說；“她記得她媽媽結婚時可好看了，穿了一件很好看的花衣裳”，臉上還抹了胭脂。 男孩子說：“他記得他媽媽結婚家里蒸了可多可多白面饃饃”。 童言無忌，當時聽了感覺非常可笑。回想當年的孩子們天真無邪的聊天，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酸楚。 愿那個小女孩在結婚的時候穿的是比她媽媽更漂亮的婚紗。那個小男孩成家立業后每天都能夠吃到到他童年所期盼的白面饃饃。四十年過去了，祝他們幸福。 我插隊時兩個春節都是在知青點度過的，當年社員們過春節吃的饃饃都是用白面摻和上白玉米面揉在一起蒸的，串親戚提著兩樣面的饃饃往桌子上一倒砸的桌子咚咚響，把桌子都能砸出坑來。 分配在陶瓷廠的知青 　　知青的榜樣金訓華 當年，在農村包辦婚姻是普遍現象，第八生產隊一個女孩家里給她介紹了一個對象，她說什么也不愿意，和她母親吵了一架后一連幾天渺無音信。 幾天后有人在土孟村公路旁的水池里游泳，無意中觸到了被水泡脹了的她，那人回頭看到浮起來的她，嚇得慌忙爬上岸叫人去了，后來經她家人確認后她母親哭的天昏地暗。 下交大隊文革中期在第九生產隊半山腰山溝溝里修建了一座蓄水池。 一天一個老漢干完活后把捂在頭上的毛巾拿下來去水池洗一洗身上的汗漬，（修水池時，為了方便上下搬運材料，特意在水池子墻壁中預埋了十幾根長條石板臺階），老漢走下去下蹲時，由于臺階石板又短又窄，老漢屁股頂到后墻上，一頭栽進了水池里，等人們知道后老漢不知死了幾個小時了。 還是這個水池，一次陽城縣三中一個班上體育課去水池游泳，女班主任老師讓男生先游先走，男生們走后女老師讓女生下水游泳。 這個水池修建時，為了取水方便，在水池中間修了一個兩米見方的小水池，在水池東北角又挖了一個長方形水坑。 老師不知道情況就讓女生們下去，由于女生都不會游泳，只是在水中嬉戲，有兩個女生在水里打鬧時，不小心掉到了東北角的小水池里，大家看見她倆一浮一沉的，還以為她們腿抽筋了都過去拉她們……。沒想到一下十三個鮮活的生命就這樣沒了，女老師急得趕快派學生到知青點叫人，當我們趕到時落水的女生們都已沉到池底多時了，經過我們的努力，十三個女孩遺體全部打撈上岸。 其實在打撈三中溺水死亡女生的過程中，我不知怎么一下想起了1972年夏天陽城縣獲擇河水庫決堤時，東方紅學校芭蕾舞《紅色娘子軍》黨代表洪長青的扮演者，在去北安陽村他姥姥家時被洪水沖走，打撈上來放在水道院胡同車馬店后門外面。他父親給他換衣服，穿了一雙新買的黃膠鞋。我在車馬店后門里面看見黨代表“洪長青”在洪水中被亂石等物把他臉上多處打的傷口都翻了皮，慘不忍睹。 黨代表走了娘子軍無主也解散了，那時我多少個夜晚被黨代表那猙獰的面目嚇得睡不著覺，但在打撈這些女生時我并沒感到害怕，可能是我長大了吧。 這些女生當年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美好的人生正在召喚著她們。 第二天我去第三中學校時十三具刷了紅油漆的小棺材整齊地擺放在三中操場上，孩子們的父母趴在棺材上要死要活痛哭的場面使我難以難忘卻。 假如這件事放在今天，一定會轟動全國，學校和教育局的有關人員不知會受到什么樣的處分。 當時河北公社迷信傳言四起說什么的都有。 隔了幾天，學校為了破除迷信，組織全校師生敲鑼打鼓組織了一次大型游泳課，可能那些神鬼被這陣勢嚇到了，幾天安然無恙。 又是一節體育課，下交大隊在三中任教的老師原德興，帶他班的學生去學游泳，學生下水后，原德興在水池旁一棵碩大的柿子樹下乘涼，一會功夫他困勁上來了又怕學生們出事，于是他也下水想讓涼水醒醒腦子。 他下水后徑直走到水池中央的小水池里，學生們說：“原老師說他不會游泳是騙人的”，邊說邊給原老師數數，給原老師加油，一直數到300多下了才感到不對勁，等打撈上來時原老師已是潛水三個多小時了。 原德興弟弟原德旺在村里是貧協主任，他父親在縣公安局退休后他去縣公安局接他父親的班，在縣公安局任司務長一職。一次去陽城縣次營公社給參加勞動的公安局人員送飯時遇車禍身亡，最后老人送走了兩個兒子，白發人送黑發人，老人以后的日子是怎么過的就不知道了。 　　我和閆翔的合影 下鄉第一年初秋，縣“五七”勞動辦公室，組織縣優秀知青代表去大寨參觀學習，經下交大隊黨支部和“貧協”研究決定：讓我和在第八生產隊插隊的女知青燕子和包隊的馬堯生一起去大寨參觀學習。 當時陽城縣運輸公司派一輛大卡車，國營金陽器材廠派一輛大卡車拉知青一同前往，我坐金陽器材廠的車，上面有十幾個金陽廠插隊子弟和部分陽城縣知青，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順利地直奔大寨。 大寨的確名不虛傳，虎頭山上的海綿田里碩大的谷穂把近一人高的谷桿壓彎了腰。玉米穂顆粒飽滿，把狼窩溝七溝八梁染綠了滿山坡，莊稼隨著秋風像海浪似地隨波逐流，村里一排一排的窯洞干凈整潔，想和當地人聊聊天，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大寨不愧為全國農業學習的榜樣。 第二站，去平陸縣毛家山，那是1967年天津灣兜中學師生文化大革命大串聯時經過毛家山，看到那里的窮山惡水，老百姓生活異常艱苦，回去后他們立志完成學業后，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此插隊，改變這里一窮二白面貌。 我們聽完介紹，深受他們幾屆畢業生在此插隊，立志扎根農村干革命的精神鼓舞。 在縣城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站在在縣城就能看到遠處黃河對面的河南省三門峽市。 在縣城里看到賣大紅棗的老鄉問一下價格，8分錢一斤。我一下買了20多斤，想帶回去給家里人嘗一嘗。 第三站，我們來到到洪桐大槐樹，當年的大槐樹只是用鐵柵欄圍圍了一下，旁邊僅僅立了幾塊石碑，石碑上的銘文介紹了大槐樹的歷史，不像現在搞旅游開發的太夸張了。 第4站在太原市晉祠，我們見到到了全國先進插隊知青，天津知青邢燕子，她給我們進行了簡短的講話，要求大家立志農村大展宏圖，隨后我們參觀了還未開放的晉祠水母娘娘廟。 深秋時分，知青點讓我和閆翔兩位去長治市參加晉東南先進知識青年代表大會。 會議期間每次吃飯的時候很多知青吃饅頭時把饅頭皮剝了再吃，歺后桌子上、地下到處扔的都是饅頭和菜，浪費很嚴重，我真是看不過，難道他們在自己知青點上的伙食比大會上還好嗎？當年大會是特意照顧知青，沒有一點粗糧，這些人與先進知青名不相符。 知青會上我和閆翔一個宿舍，去時他沒帶任何洗漱用具，我洗漱完后他要借我的毛巾和牙刷用，我很討厭又沒辦法，就全送給了他，我只好再買一套新的。 閆祥父親是南下干部，當年是福建省福州市計委主任。他父親給下交大隊買了一臺“豐收70”拖拉機，當年閆翔就在大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正式黨員，有人稱他為拖拉機黨員。 其實閆翔這個人原則性還是很強的，面對一些歪風邪氣他還是敢于站出來抵制。 我在大寨的留影 　我和同學萬河斌在大寨 插隊的第二年陰歷七月十五，我們知青點終于把那一口流浪豬殺了。 知青點20來個人，每個人分到二斤肉。由于天氣炎熱，馬堯生派我和原晉、賈志龍三個有自行車的人回縣城，把每個人分到的肉挨家挨戶送回去。 那天我送完我帶的肉后，看見城關禮堂放映新上映的電影，《平原游擊隊》我想去看。原晉說他還有一家路比較遠，讓我們陪他一起去送，礙于面子我和賈志龍就一起陪著去了。 回來時由于沒有路燈，西關大隊在藥材公司對面正在蓋小學校大樓，馬路邊堆放了好多預制板，我騎車跑在最前面。到煤運公司坡上一路飛也似的沖了下去，直奔西河橋上。 見他倆還沒有來，我下車等了一小會還不見人，我只好一路返回去找他倆人，走到藥材公司門口賈志龍聽見我在喊他們這才應了一聲，我走過去問他原晉去哪了，他說原晉一頭摔到路邊排水溝里了。 我走到排水溝邊，借著藥材公司大門上面昏暗的燈光我看見原晉卷曲著身體躺在一棵近30公分粗細的楊樹下，我連續叫他好幾聲他也沒有反映，我估計他自行車撞到馬路旁的預制板上他飛起來，后背被大楊樹擋住頭朝下栽了下來暈死過去了，我又喊了幾聲，他才有了反應。 問了一下情況，我感到情況不好，于是我和賈志龍把原晉扶到路旁的預制板上面先休息一會，我讓賈志龍看著我的自行車，我把原晉摔的前后輪幾乎折到一起摔成了跑車樣的自行車先扛到我家，我又跑回來，用我的自行車馱上他去縣人民醫院。 西門坡路面當年是青石板鋪的高地不平，我讓他坐到我的上，我推著車，車子在青石板路上顛一下他就直喊疼，我只好背著他一直到縣人民醫院急救室，把他放下來后累得我滿頭大汗，腰都快直不起來了。 在急救室，醫生讓他趴在床上這里按一下，那里按一下的檢查他受傷的部位，他直喊疼。 醫生說沒事，說他可能摔的重了讓他休息幾天就會好的。 看見他那痛苦的樣子，我擔心他可能摔出了什么大問題，堅持要給他做一個X光。醫生講X光醫生早下班了，明天做吧！ 我想，知青點盧國強父親就是這個醫院的醫生，讓他給想想辦法。于是我在醫院找到盧國強家，敲開門和盧國強父親說明情況以后，盧父親帶我又到X光醫生家把醫生叫起來。 我到掛號交費處交了身上僅有的兩毛錢，背上原晉到X光室做了X光檢查，第一次檢查后睡夢初醒的醫生說沒問題，我不相信，又讓醫生做了第二次檢查，檢查發現原晉右胸從下往上數，連著斷了六根肋骨，其中有三根肋骨把他的肺扎破了三個洞，左后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安排原晉住院后，我又跑到他家，把他父母叫到醫院，他父母了解了情況后，又看到我辦的一切如此周到非常感謝，當時他母親渾身發軟要給我跪下，拉著我的手，感動地一句話也說不上來，眼淚直往下掉，嘴里不停地說著謝謝……，其它的話她母親什么也說不上來了。 一切都辦妥了表針指已跳到了凌晨兩點多鐘以后了。 事后我分析：他在下坡時車速太快，車撞到預制板被強大的慣性撞飛了，頭朝下被路旁的大楊樹擋住后，頭先著地，后肩碰到樹上受到強大的撞擊而骨折，胸腔在著地時受身體重量和猛烈彎折而骨折，不省人事了。 后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事后感到他對我總是有那么一種敵意，不論怎樣，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只要他沒落下后遺癥就行。 假如那天我不和他去送肉，假如我不返回去找他，假如我沒當機立斷把他送去醫院，假如我不去找盧國強父親，假如我不去讓X光醫生進行第二次透視……不想了。當時我不知道是從哪來的那么多的主意和體力并努力搶救他，不知他的今天會是怎樣的命運。 　　金陽器材廠的女知青 1976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樹立了以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為典型的農村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講儒家斗爭史，堅決抵制右傾翻案風和修正主義。 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黨中央指示：要搞好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 下交大隊包隊干部馬堯生從公社開會回來直奔知青點，在知青女宿舍傳達文件精神，組織知青開展深入的批鄧運動，要求知青以身作則，在大隊給社員們起模范帶頭作用，當晚讓知青一定要寫出批鄧的文章張貼出去。 已是凌晨一點多鐘了，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了，知識青年們干了一天活，一個個東倒西歪地無精打采，眼皮都睜不開，馬堯生讓當年在知青點當組長的我表態怎么辦？我立即說道：“散會”！大家聽到我這句話后一哄而散。屋里只剩下馬堯生一個人傻傻的站在屋子中央。扔掉剛剛點燃叼在嘴上的一根香煙，渾身氣的發抖。 　　網絡圖片 剛下鄉那年秋天。“農業學大寨”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深翻土地也是學大寨的一種表現。 一天下午馬堯生在知青點交待：晚上公社領導要下來檢查生產，全體知識青年都不許請假，全部去第八生產隊打麥場旁專門給知青劃分的一塊農田搞深翻土地。 吃完晚飯后知青們一個個都不情愿地扛著鐵鍬，在馬堯生的吆喝聲中向第八生產隊指定的田地里走去。 十來個人翻一畝土地，一會兒功夫就翻完了。 九隊的打麥場和我們翻的土地只隔了一條小路，我想過去和九隊掰玉米棒子的社員們聊會天，剛走到路邊就聽見馬堯生在后面罵罵咧咧的讓我滾回來，當年我正值十七、八歲血氣方剛，那容的下馬堯生這樣和我說話。 我返回去輪起鐵鍬就朝他頭劈了下去，嚇得他慌忙躲到王紅勝身后，其他人趕緊把我拉開了。從那以后馬堯生表面始終對我客客氣氣的再也沒有了之前的尊嚴，以后關系少緩和一些后馬堯生經常讓我去他家吃飯。 　　我和知青閆翔宋保國 去大寨時，我買的那20來斤大紅棗馬堯生讓我放到他所乘坐的車上，回到陽城那天晚上，我去教育局找他拿棗時，他說大部分給燕子了，自己留了一點，我說那是我買的，他說棗已分給別人了，也要不回來了我的大提包他也不給我，從那時起我對他的看法打了很大的折扣。 馬堯生在下交大隊的為人社員們都看在眼里，背地里叫他“馬妖生”。那幾年他老婆也住在下交大隊。他一家人的口糧從未見從他老家拿過一粒糧食，他家沒有糧了，他就在大隊借糧，賬都記在知青點上，每次去他家時他家的生活明顯要比知青們的高很多。 不論逢年過節，還是知青點殺豬，他都安排我以下交知青的名譽給“五七”勞動辦公室茹主任在尹莊公社尹莊大隊的家里以下交知青的名譽給茹主任送白面、小米、良子油和豬肉、月餅等。 茹主任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青們都是剛走出學校，涉世不深哪有那些心眼，還能想著他茹主任，只有馬堯生能想著他。 林主任是副職，收到的禮物就少多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馬堯生讓我在大隊領了100斤谷子，碾好后讓我用自行車馱著到縣城給林主任送到家里去。 我認為，當年馬堯生下鄉包隊是在原單位縣教育局不得志。而且是個庸才，是領導眼中的小人物，所以才會被原單位發配到鄉下包隊。 但他也不是等閑之輩，在下交大隊他左右逢圓，玩的如魚得水，為了能調換一個單位，他把“五七”辦公室的茹主任玩得暈頭轉向，最終得到了茹主任的賞識，達到了自己的目地，由教育局調到縣“五七”辦公室，掌控了全縣知青就業的生殺大權。 我在知青點和知青李新強關系很好，他伯父和我父親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經都是第十三軍的，在知青點時我曾給他了一點點應該做的小關照，我參軍后也經常與他保持著書信聯系。 一次我給李新強的信中寫了一些對馬堯生的一些看法，被大隊主任原寬鎖拿到，他私自拆開信看了后又把信轉給了馬堯生。 馬堯生大怒，跑到我家鬧事，當時我父親正生病躺在床上，我父親不相信馬堯生所說：讓馬堯生拿出證據，他拿不出來，反而吵的更厲害了。我父親讓他滾出去，他還在鬧，父親強忍憤怒，起身拿起放在床邊的拐杖朝他狠狠地打去，嚇的他閉住了臭嘴奪門而逃。 以后，他再也不敢上我家的門了，幾次在街上看見一身正氣的老軍人，他總是躲著走。 　　三年的歲月蹉跎，蹉跎了青春，歲月靜好我心依舊，知青是我國特殊歷史年代造就的群體，蹉跎多于機遇，在無奈、苦澀、迷茫的歲月中追憶往事惆悵如夢，今天我觸摸著那漸褪去的記憶，追憶逝水東流的知青歲月。 那是在我知青歲月的腦海里是一段難忘的記憶。在沒有戰爭和災荒的時代中，至今可以說我們是20世紀年輕人中遭受最多磨難和折騰的群體之一，對于豆蔻年華的我，“知識青年”這個詞在這一代人心里是沉甸甸的。 每個知青都有一些當年的故事，只要提起知青歲月就能立刻把他們帶回青年的年代，帶回到廣闊天地，回首自己的足跡，追尋青春的印記，其中有歡樂、淚水、收獲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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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知青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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