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忘浙江嘉興根脈的恩澤

潔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一記看望四川省文聯原主席、巴金的侄子李致先生</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陳詩斯/文</h3> 李致先生是巴金的侄子，他的祖籍又是浙江嘉興，亦擔任過四川省文聯主席。顯然，恰是我想尋找的浙江在巴蜀的賢達，也是我想追尋的那些俊彥背后的故事，來見證走進巴蜀的浙江人創業的成就。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李致先生</h5> 巴金先生，我是高山仰止。1975年，我姐曾帶我去過上海的長樂路，看望父親的老戰友姜彬叔叔（曾任上海作協黨組副書記）。聊天間，姜叔為勉勵我們年輕人，而借巴老寫作逸事，要求多讀書多習作，時日積之，必有所成。從此，巴老形象首次印在我腦海里，影響著我不斷去努力。13年后即1988年，我入川工作，亦去尋找巴金先生的故居舊址，也到過百花潭公園的慧園，至于家族史什么的，當年知之甚少。<br><br>　　想做什么事，就有什么朋友。去年，我有幸認識了戴季陶外侄甥女萬郁文女士（青羊區作協副主席），她與巴金的李氏家族有聯姻。從她那里，尋訪到巴金的親侄子李致先生。我稍作打聽，方知他在四川文壇，赫赫有名，蠻有聲望。<br><br>　　一、嘉興根脈<br>　　<br>　　在傳統文化中，我們的民俗，是崇尚宗族祖先和講究家族根脈的。這種宗族的根脈，既是與生俱來的血親，又是維系族群親情的根基。在宗族世傳中，是以姓氏為“根”，以子嗣為“脈”，世代蟠根走脈，歷久彌新。李氏家族是從浙江開枝散葉，遠走四川而來，不僅擁有了浙江人的根脈，還秉持了俊賢的基因。這些歷史過往，都在李老耆宿記憶中，有些鮮為人知，卻是我想曉得的。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02年9月27日，李致等回嘉興探親，在仰甘亭留影。從左起：李致、李濟生、李國煣、李小林</h5> 去年12月8日，正值從北京回蓉的郁潔（央視工作）和王羊（國家一級演員）夫婦倆，想趁閑去探望長輩李致先生。經萬郁文姐妹聯絡，捎上我這位“浙江老鄉”，一同去李老家走“親戚”。大約下午三點整，叩開李老家門，他的女兒熱情迎接我們。<br><br>　　我們進了屋，李老已在等候，招呼落座沏茶?；蛟S，李老知道我的來意，拉著我倚他而坐。為增加來自他家鄉的親情，我先送上《巴蜀記憶》文集于他，他甚喜。我又代表浙江老鄉和嘉興商會，向他表達了來自家鄉的親切問候！并介紹自己曾在巴蜀工作，現想研究兩地人文，他更喜。言語間，我覺得李老對嘉興這塊祖籍的故土，有如此深厚的情感，真讓我好奇呀！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李致題詞</h5> 當然啰！李老先與郁潔夫婦寒暄。然而，李老話題一轉，臉轉向我，說：“我今年九十有二，李氏祖先來巴蜀，至今已有二百余年了。每當填寫籍貫，我們都填寫‘嘉興’，并以嘉興人為榮。”就這樣，我們茶敘了三小時，李老有時笑得像個孩童，有時談得興致甚高，始終意猶未盡。<br><br>　　細心算來，非常巧合。李家先祖進川時間，正好是西方國家工業化始于崛起，中華民族卻由盛轉衰，最終導致近百年落后挨打。在農耕社會里，李氏家族生活在巴蜀，可言精英輩出，子嗣拔萃，能文至官宦，能武至領軍，能商至賈資，曾經有過輝煌，也有過衰落，聽起來讓人如夢如幻，覺得是一個尤為神奇且可點可贊的族群。說真的，從李老的家族史看，讓人看到近現代浙江人在巴蜀發展的粗略脈絡；也看到他們在這塊土地伴隨著民族的興衰變遷，經過了歲月的洗禮，有了不平凡的跌宕起伏，顯示出時代莫測的人生色彩。<br><br>　　據李老的兒子所著《巴金家族史考略》的記載，李家祖上世居浙江嘉興，住在蜿蜒的甪里街上，靠近萬里堰橋一帶。在巴金百歲華誕那年，嘉興市政府在此修建了“仰甘亭”，以志永念。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20年12月8日，筆者看望李致先生（左一）</h5> 亦載，先祖李文熙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入四川，奠定了李氏家族在川的基業，開始了近百年的官宦世家，從此數代沉浮于蜀地宦海，顯示了數輩杰出理政的才華。早年，李文熙離開嘉興來到北京，投奔了兄長李寅熙，后輾轉去山西，聘為馬氏家庭私塾，在其儒學教化下，門下子弟中舉甚多，馬家為感激他育子之恩，捐得一個下層職官（照磨）。是年，已年逾半百的李文熙，舉家來到四川射洪縣，任職青堤渡鹽場大使。然后，亦歷署崇慶州同、射洪縣和屏山縣任巡檢，卒于任上。<br><br>　　李文熙育有三兒子，分別為長子璇、次子璣、幼子璠。李將次子璣，過繼給北京兄長李寅熙。長子李璇育有兩個兒子，分別叫李洪鈞和李忠清，在李氏家族中，被稱“老大房”和“老二房”。李洪鈞（老大房）歷署名山、彭水等縣。但在李氏先人中，以李璠和李忠清（叔侄倆年齡接近）軍功顯赫，尤以忠清為最，朝廷曾贈三代一品虛銜。在李忠清“功成名就”后，曾在嘉興府的塘匯鎮“光宗耀祖”，出資修建了李家祠堂。<br>　　<br>　　史載，巴金曾祖父李璠，十五歲喪父兄，其奉母張氏居宜賓。早年，其在縣試名居第一，但清朝有制度，考生須原籍參試，因嘉興原籍，千里迢迢，故不得己，而放棄考試。后入南溪知縣唐炯幕府為僚，于咸豐十一年（1861），川滇邊界叛亂，其遂率兵擊退“滇匪”，從此走上仕途。歷署筠連、興文、富順等縣，亦實授定遠知縣，其卒于任上，朝廷贈予二品虛銜。李潘育有一子二女，兒子叫李振鏞，后改為李鏞，族稱“老幺房”。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此《寒林圖》為王宸七旬高齡時臨摹的名畫，曾是李鏞珍藏品，后流傳法國</h5> 巴金的祖父叫李鏞。他歷任宜賓、南部、南溪等縣知縣，到光緒二十年（1894），其“告歸林下”，買了不少田產，置修成都李氏公館（東院），收藏諸多古玩字畫。此間，李氏家族“老大房”（李洪鈞）育有一子，即李道源；“老二房”（李忠清）育有一子，即李道江；“老幺房”（李鏞）卻育有六子三女，其中長子李道河。是年，東院公館最長者是李鏞，在巴金小說《家》《春》《秋》中，成了作者筆下的高老太爺的原型。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20年12月8日，筆者與萬郁文（右一）一起看望李致先生（左一）</h5> 巴金的父親（李致的祖父）李道河，曾考入四川官班法政學堂，并以官班最優等畢業（官班六十名，分正與佐各三十，均從全省一千一百人中篩選考取的）。宣統元年（1909），出任廣元知縣。辛亥革命前后，在勸工局總辦周善培（諸暨人）的推動下，創辦了成都勸業場。從此，李道河離開官場，進入工商界，成為勸業場的要員。宣統二年（1910），勸業場改名為商業場，李氏家族多有投入（資本最多者為李道江），成為商業場的大股東，名義上由李鏞擔任董事，實際由李道河“總理”事務。當時，李道河喜好京劇，曾入股成都會府東街最早的公共戲院“可園”。早年，李道河娶了比其小三歲，浙江裔的陳淑芬為妻，生四子五女。1914年陳氏病故后，李繼娶江西裔的鄧景蘧（李致的繼祖母），又生育一子一女。民國六年（1917），李道河先于其父李鏞，病故于成都。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成都勸業場</h5> 此間，是李氏家族最為人丁興旺、最為人才輩出的鼎盛期，在成都有兩處李氏公館。一則在成都東珠市巷李家公館，由“老大房”或“老二房”（均為李璇后代）所修建并居住，門朝東珠市巷開的，史稱西院；二則在正通順街李家公館，由“老幺房”（李璠后代）所修建并居住，門朝正通順街開的，史稱東院。當年，李道江官銜為四品道員，地位顯赫，同為相鄰的李家公館，相比西院（東珠市巷）更為豪華，故稱“北門首富”。<br>　　<br>　　李致的生父，名曰李堯枚，是巴金（李堯棠）的長兄。在李老回憶中，其父親是“老幺房”的長孫長子，雖從小很聰慧，學校功課好，頗有深造潛力。卻受封建家族思想影響，被祖父李鏞安排，讓其早早娶妻生子，當了成都商業場的職員，擔負起宗族一房重擔。李致的父親違心持家，雖能左右逢源，但仍眾口難調。期間，他籌資支持三弟李堯林和四弟巴金到南京讀書，又力挺巴金去法國留學，并祈望他倆學成回歸，興家立業。<br><br>　　這年，李老的父親持家日漸艱難，分家拆產，田產減少。他為增加收入，創辦“啟明書店”，因擇人不當，投資失敗。繼而，亦以田產抵押貼現，獲取差額贏利。不料1929年，西方發生經濟危機，工業產品過剩，英美金幣貶值，影響中國銀元穩定，致使成都幾家銀行倒閉。頓時，直接造成李家的破產，導致親友紛紛上門要債。其父考慮家族“養命根源”，瞬間化為烏有，覺得愧對全家，于1931年春服藥自殺。那年，李老才一歲零三個月，家庭由此衰敗。<br><br>　　不過，在家庭的變故時，巴金已離開了成都。巴金是1904年生于東院公館，到1923年其離開成都之前，李家進入四川，已有一百余年。這時，東院仍然由巴金族人居住，而西院已租給英國領事館（系老大房、老二房舊宅）。但時勢使然，李家呈衰敗，直至四年后，1927年搬出東院。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世紀20年代正通順街的李氏家宅大門（東院）</h5> 至此，李氏家族從李鏞始修東院，到搬離前后居住了30多年。而巴金出生于斯，青少年長于斯，他見證了宗族的繁盛與衰落。這才有了他生活的實踐，才有了其筆下西蜀民宅大院，才有了《家》文集里的書香味。<br><br> 二、浙江恩澤<br><br> 李老對李家史，與我談得不深；但對浙江的“恩澤”，他倒是記憶猶新，卻談得甚厚。這對于我，豈不是逸聞趣事。是年，川浙路遙有千里，往來亦是何等艱險。何故？讓李老念念不忘，我甚是好奇，欲弄清因果。<br><br> 話說當年，家業中落，李老雖尚小，沒那么的刻骨銘心，還是影響到他的成長。他父親逝世時，留下銀元僅16塊，卻留下了權益債務，且全家人還得生活，都壓到了其母親身上。所幸，李老的繼祖母為家庭，賣掉了她陪嫁來的80多畝贍養田產，還了債；還用家里諸多珍貴的字畫和實物，抵了債。欠債雖還清了，但全家畢竟有十一口人，日子還得過下去。<br><br> 幸虧，一些好心的親友送來200余銀元，李老的母親把它放出去收利息，補貼家用開支；這時，李老的三爸李堯林（四川稱父親弟為爸）燕京大學畢業，在天津南開中學當英文教員，其毅然挑起全家的生活供養，每月按時寄上自己大部分薪水，持續數年，不幸英年早逝，年僅42歲。20世紀40年代初期，巴金（四爸）兩次回成都，目睹家境艱難，主動承擔供給。<br><br> 李老清晰記得，那年他們姐弟歲小，還不覺失去父親的不幸。到日寇侵華，天津與四川交通中斷，三爸的匯款不能達，全家生活無著，直至陷入斷炊。此時，靠變賣各種遺物；靠其母親繪畫刺繡；靠做些豆腐乳、豆瓣醬，鄰里熟人買些，艱難地度日，養活著一家人。另其母親“請會”時，時而拿到“頭會”。即親友間相互拆借，解決一時資金短缺。<br><br> 李老的母親叫張和卿，生于昭化知縣門庭，自幼聰慧過人，既會琴棋書畫，又深知耕讀傳家。因而，不管家里多么困難，仍堅持供養姐弟讀書。李老日漸歲長，開始明白事理，體恤起母親莫大的痛苦，體貼起家庭生活的艱辛。<br><br>　　李老是母親的獨子，年少時，頗得母親寵愛；上學時，亦得姐姐們的呵護。先期，他在華陽縣的立駱公祠女子小學讀書，因三個姐姐都在此啟蒙，且初小則男女生兼收，可隨同姐姐上學，減輕母親的負擔。略長，就讀成都北門外的踏水橋小學，每天與其四姐一起，要跨過倒塌的城墻缺口，行走四五里路程。20世紀40年代初期，李老高小畢業，正值巴金回成都，將其送到私立學校，高琦初中住校就讀，學費由巴金供給。初中畢業，李老考上華西協合高級中學。<br><br>　　話到此時，李老談到浙江會館，曾經在學費上，給予他捐助，時約有一年半。這就是李老始終難忘的“恩澤”，至今仍然牢記著浙江會館。1946年，國民黨政府為浩大內戰軍費支出，不得不大量印紙幣，來抵消財政赤字急增長，導致通貨膨脹，紙幣貶值。由此可言，戰前幣值能買頭牛，過后僅可買只雞。這時，雖然李老的大姐、二姐、三姐先后學校畢業，擔任小學教員，有了微薄的薪金收入，能緩解些家庭的困難。但是，教師職業的不穩定，時有時無，家境依舊艱難。是年，浙江會館則有助學的善舉，凡浙江子弟考取中學者，家中有困難的，均可給予學費捐助。因為，李老祖籍系浙江人，符合享受會館的捐贈。<br><br>　　之前，我只知重慶有浙江會館，不曾想到成都也有。經李老提及，我甚喜，速問當年館址?？赡軉柕眉保罾弦粫r答不上。此時，萬郁文走近李老，說：“他在收集資料，想請李老您題個詞。”我馬上接過話題，說：“我們浙江正倡導鄉賢文化，李老您既是巴金侄子，又是我們浙籍賢達，我想請您老題詞，對嘉興乃至浙江人民說句什么話。”<br><br>　　李老沒深思，一邊說：“好呀！”一邊讓其女兒找寫字用的眼鏡。準備就緒后，在我拿去的冊頁上，題寫了<b>“我從小受浙江的恩澤，永遠不會忘記浙江嘉興！”</b>亦讓其女兒取來新刻的印章，非常認真地在落款處蓋上。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李致先生題字</h5> 妙哉！我看了不光欣喜，且甚激動。不僅僅看到李老對家鄉嘉興那份深厚的感情，而且還提到浙江會館的捐贈，那些義舉是多么真切感人的場景?。∵@個題詞背后的故事，恰恰亦觸及到我們當下的思考，浙江在成都有諸多的商會，都有一個未來發展問題。當想到這民國前的浙江會館，可否得到“求實鑒用”的啟示，去作探索與研究。<br><br>　　三、會館仁厚<br><br>　　我國的農耕社會時代，朝廷是以儒道育人，以德仁治國。據地方志記載，成都的浙江會館，在其治會的方略里，既有仁厚善舉，又有接濟貧困者。當時，會館捐贈雖錢財不多，但對李老卻是“久旱甘露”，惠及到他完成學業，令其始終難以忘懷。至于浙江會館的由來，我想去盡量挖掘它，讓大家能了解這段歷史。萬郁文陪我去四川省社科院，拜會歷史學者蘇東來先生，探究了四川境內會館文化的由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成都嘉興上屆領導班子合影（2012年11月26日成立）</h5><p class="ql-block"><br></p> 據了解，在舊成都有條街，名叫金玉街，還有個名稱為“三道會館”，即指廣西會館、浙江會館和仁壽宮的三道館宇。在這三館中，以浙江會館規模最為恢宏，大殿亦配殿，戲臺亦廂房，雕梁亦畫棟，具有鮮明的江浙與巴蜀建筑風格融合的特色。該街館的原址，大約在紗帽街與紅星路間，即江南館街的北側，交匯于南康市街。現在的舊街址，早為林立高樓湮沒，被繁華商業替代，但依然能讀到有些念舊的文章，仿佛還在我們浙江人的眼前。<br><br> 乍聽，金玉街的地名，像似跟賣金器或賣玉器有關，真沒想到，其名還涉及到浙江會館。在清代，江浙文風盛行，浙江有三多，即文人多、學校多、及舉進士和狀元的多。因此，每逢科舉考試，江浙人中試者，均明顯多于他省。自乾?。?736）年間，籌建浙江會館后，仍秉承子弟勤奮耕讀，鼓勵以功名取士，光耀鄉里。因此，凡有浙人中舉或副貢者，即刻其名于匾額，高懸館內，以彰學士。長年累月，歷有增多，為文士羨慕，便有了“金玉滿堂”之譽。在各地會館中，尤顯突出，后之以“金玉”名街。<br><br>　　那時，浙江會館有樓宇、廳設、田產、陵地、商鋪等資產，均來源于浙籍人士捐贈。從農耕民族來看，民眾依賴土地，極少遠行商賈。但是，浙江人重視耕讀，亦中試者居多，來川衙署幕僚不少，尤以紹興師爺名聲最大，足涉巴蜀州縣衙內，后成當地鄉紳名流。浙江人廣結豪杰，善積錢財，廣置田產，積年累資，富甲一方。然而，在乾隆年間，由浙籍旅川的鄉紳賢俊集資，修建了成都館舍，設立浙江會館。亦在1840年上海開埠后，洋貨洋資涌入，浙江商賈入川漸增，會產捐贈日愈增加，會館資產積年擴大。在四川，雖陜西會館建于康熙二年，早于浙江73年，但浙江會館的美譽，不比其遜色。<br><br>　　這時的會館，不但能凝聚旅川鄉人，還有諸服務和惠及鄉人的功能。尤其館內設施齊全，方便來往客棧投宿，諸如外放宦游，幕僚來蜀，均過往旅居。在巴蜀的浙人，從各地來蓉，歇腳切磋事務，或在此敦敘鄉誼。閑暇節日，鄉人同聚館堂，傳遞家鄉信息，傾吐思鄉情緒。在浙江本土宗祠文化中，鼓勵男兒啟蒙教育，均能得到宗祠資金，給予支持。這種習俗，也隨士紳帶傳入巴蜀，成了浙江會館對子弟教育的善舉。<br><br>　　據李老回憶，浙江會館還辦有學校，取名為浙蓉中學，地址大約在華西壩。李老的表叔曾在學校教過書，學生來自浙川兩地均有，皆須交納學費。不過，浙籍學生有困難，就享受免交或捐助。<br><br>　　據載，浙江會館在成都還有塊陵地，專門埋葬浙籍旅川的人氏亡者。此事有《浙江義塚碑記》的碑文記錄，其文如下：<b>朝以德美治天下，深仁厚濟淪浹群生，乃於枯骨胳胔掩埋之，春秋杞孤之，條政行於上，化洽於下。</b>此碑文，真實地記載了會館所做的善事。萬郁文亦予佐證，談及其母親的父親是萬郁文的外公戴傳薪（戴季陶長兄），到湖州祭祖后，在江南辦完事返川。當時正值盛夏，天氣炎熱，因路途遙遠，水路乘船，亦轉旱路山道，感染上病疾?；爻啥己?，患病不治，不幸逝世。因事發突然，家人無措，就將靈柩暫厝會館，后置地安葬。<br><br> 歲月不居，滄海桑田。不管是李老經歷口述，還是史料記載，都證明在蓉浙江會館的足跡。新中國成立初期，會館先為駐軍所用，后所有資產收為國有。雖說從2002年后，浙江在川成立諸多商會，有的置有辦公場地，多數是租或借用的。就商會功能和作用而言，與古時會館大不相同，但惠及鄉人的義舉，仍有借鑒的現實意義。<br><br> 據推算，浙江在蓉建會館，至今已有214年，存世始末有142年。從歷史來看，浙江會館之所以讓人難以忘懷，想必它不僅提倡了愛國愛家的理念，還謀劃了“有恒產者才有恒心”的舉措，讓眾同鄉人或同會員能感受這種“恩澤”的溫暖。要做好這樣的事，在當下我們商會中，既有意義亦有難度，也值得我們去務實探索。<br><br> 四、世守書香<br><br> 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李老懷念祖籍家鄉，應該源于其文化基因。為此，李老極贊賞其兒子，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查清了整個家族的發展史。他說：“兒子是學物理的，現在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執教，為電氣與計算工程學終身教授，卻對家族史研究比我還深透，且編著出版了《巴金家族史考略》文史書集?！庇谑呛酰乙埠軜s幸，讀到了這本書，果然史料詳盡。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嘉興“仰甘亭”</h5> 李老的祖籍嘉興，在明清時，就有“人文之邦”的美譽。這塊土地的民間文化，可謂傳吳越之風采，承楚漢之余韻。不光教育發達，學風興旺，以至于有官學、書院、私熟眾多，使得科舉出身的士人，多有車載斗量。雖說這里有著“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的民風，但在家族中深植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理念。李老祖先就帶著這種耕讀理念，走出家鄉嘉興，在京城廣結賢達，開始了李氏族人“芳草生涯”，成就了家族在巴蜀二百余年的“世代書香”。<br><br>　　據嘉興李氏一脈入蜀考，自入川到辛亥革命前，先后有93年，雖在科舉受清制所限，但宗族儒學教化，其依然仍有方略。培育出不少賢明良知者，成就了數代的官僚，在入川宗族中，是極罕見的。李氏家門還善詩文能書牘，且著述者甚多，可惜存世極少。據考，現存有李文熙所著校注嘉應戊寅版《鑒撮》（曠敏本編）、李鏞所著的《秋棠山館詩詞》、李道溥所著的《箱根室集》。<br><br>　　在封建社會里，李家思想偏保守且傳統；但在辛亥革命后，明顯趨于開明新潮，送子弟去海外留學。據考，去日法求讀的有李道溥、李道洋、李堯采、李堯楷、李堯棠等人，其后都成為科技、法律、文學等有用之才。如李道溥旅日學成回國，在四川法政學堂授民法概論與民法繼承，成為當時成都赫赫有名的掛牌大律師。<br><br>　　清朝，往往達官貴族的大家庭，厚習文亦重科舉，男性耕讀儒學，以求科舉，走上仕途。清制規定：除科考返原籍外，做官則不得在本地。這樣，即使中舉后，男士要到外地做官。于是，家庭中承上啟下的子女教育，就落在主婦的肩上。因此，在舊式大家族里，格外重視選媳擇偶，尤其對女方的品德和才學，更為看重。然而，李家的女性主婦中，有才學者頗多，能詩善文者亦不少。不過，由于歷史悠久，諸多手稿遺失，存世著作很少。 <h5 style="text-align:center;">1907年，巴金外祖母全家合影。巴金母親陳淑芬（后右一）和巴金外祖母陳湯氏及懷中巴金（前左一）</h5> 據考，李鏞原配夫人湯淑清，咸豐六年（1872）生于四川宜賓，祖籍江蘇武進。自幼工詩詞畫，師承外祖母趙書卿及三叔祖母陳季畹，室號晚香樓。其詩詞被編為《晚香樓集》，亦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晚香樓詞稿》。李鏞繼配夫人濮賢嫏，善工詩詞畫，室號為意眉閣。其精于詩詞，同為濮氏家族文湘、文綺、賢妲四閨秀，被著錄于多種詩目。其所作《蝶戀花?詠蝶》膾炙人口，被收入《南京詩文集》。其所著詩詞被編為《意眉閣集》；亦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意眉閣詩詞稿》。李鏞幼女李道漪，巴金小姑姑，光緒十二年（1886）生于四川。其自幼工女紅，喜詩詞，室號霞綺樓。所著詩詞被編為《霞綺樓僅存稿》。以上三位詩詞存稿，均合刻于《李氏詩詞四種》文集存世。<br><br>　　人是受環境影響的產物，其早期最易受原生家庭的影響。李氏一門書香悠遠，輩出飽學之士，且文學濡養高，文采亦斐然，子嗣成長均受耳濡目染。在新中國成立后，李家在政壇或文化界，尤巴金先生和他的侄子李致先生，更顯卓絕。巴金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李致曾任四川省政協秘書長、四川省文聯主席。他們秉承了嘉興李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又深受到巴蜀文化的影響，成為了時代的杰出人物。這既是我們走出浙江人的佼佼者，也是我們走進巴蜀浙江人的卓越代表。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巴金先生全家</h5> 巴金先生出生在成都，1920年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受“五四”新潮思想影響，加入進步青年組織“均社”，并在《半月》刊上發表《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文章，時年才17歲。其在1923年離開成都，先后去上海、南京求學，又于1927年1月赴法國巴黎求學，1928年12月回上海。從此，他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生涯。<br><br>　　對于任何作家的作品而言，歷史才是所有作品生命的試金石。在上世紀20年代后，在那場文藝復興運動中，涌現了諸多思想進步的著名作者，對我國現代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時，中華民族處于封建社會，亦受盡列強欺凌，國家積弱積貧，需要民族復興，需要社會變革。于是，他們創作出了一大批優秀而新潮的作品，用文藝復興來喚醒大眾，確實在當時起到了光芒萬丈的偉大作用。同時，也有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的激進聲音，哪些非黑即白的思想意識，為日后社會的變革，留下了無窮無盡的后患。<br><br>　　縱觀巴金先生一生作品，就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不光在戰火紛飛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代，都沒有世人非議或詬病，至始至終激勵我們的中華兒女，去樹立愛國愛家的情懷，去秉承求是務實的良知。正如巴老所說：“只要有少數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候，我心中的火，就不會熄滅?！?lt;br><br>　　據李老《茶樓“風波”》一文記載，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曾會見巴金時說：“在延安做過調查，不少知識分子去延安，與讀過《家》有關?！边@是可能的，當我研究浙東革命史，去探究父親這代年輕人，為何能拋家舍財，且不怕犧牲，而參加浙東抗戰呢！讀到父親的回憶錄和筆扎時，同樣提到受巴金《家》等著作的影響?？上攵?，當年作品是多么深入青年的心，且又轉化為愛國革命的動能。<br><br>　　誠然，在新民主革命時期，他所著的《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抗戰三部曲》等作品，帶有強烈的自傳性和思想性，既濃縮社會現象，揭示落后制度，批判封建專制，反映時代趨勢；又傳承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謳歌了青年們的覺醒與反抗，激起民眾昂揚激越去奮進，喚起社會洗滌血液去革新，展現文字藝術高雅亦優美，可言是鐫刻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瑰寶。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巴金先生全集</h5> 巴老又活過了浩劫，他所著的《隨想錄》文集，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力作。作品通過對其自己的檢討，以罕見的勇氣“說真話”，顯示出他人格的偉大，去重新喚起文人良心的脊梁，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豐碑。作品發表后，一時風靡，洛陽紙貴。還為中華民族文化事業的發展，倡導建立現代文學館，得到社會積極響應，體現出一位現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憂國憂民的胸懷。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李致先生著《我的人生》</h5> 李致先生生于1929年，青少年時期，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組織破曉社，多次參加“反內戰”的學生運動，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共青團系統工作，長期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并先后擔任幾家總編輯職務，還在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政協、省文聯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李老從少年起，直面了抗日戰爭，親歷了解放事業，經過了社會革新，歷經了“文化革命”，還參加了改革開放前期工作。可以這樣說，他的一生，飽經滄桑，久歷世事，不僅從學生地下黨員到穩健進取的文化官員，又從文藝愛好者到秉直勤奮的作家。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李致先生兒子著《巴金家族史考略》</h5> 李老這樣對我說：“巴金老人曾建議他，公職在身時，不便暢所欲言。故爾，到60歲離職后，先后出版了《往事》《回顧》和《昔日》等文存。2014年，又在所寫得一百多萬文字中，挑選編出十多萬的文章，出版了《往事隨筆》散文集?！彼嗾f：“1942年，巴金已發表了《家》《春》《秋》后，回到成都時，曾為李老在書上題詞：‘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當年他僅13歲，這句‘講真話，做好人’的話，一直影響了他的一生。”<br><br> 翌年，李老14歲，他就讀的高琦初中校慶，?？x登了他的《偷營》作文，這是其第一次看到鉛印的自己文章，不僅興奮不己，而且有了文學的愛好。我認真閱讀了李老的文集，在字里行間，都能感受到他們叔侄間的親密關系，心思相通；在風格上，接受了巴金先生所倡導“說真話，把心交給讀者”和“最高的寫作技巧是無技巧”的創作思想。<br><br> 雖說李老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傳達即文章”的才能與追求，但在寫作上，真正要做到講真話，楞是很難的事。尤其是政治運動中，或混亂年代里，在涉及對人的問題上，李老說：“不僅要與外部環境作斗爭，還要與自己內心作斗爭；在斗爭方式上，始終秉持厚道，于人于己于事，務求真實，不做修飾?！?lt;br><br>　　在他的《往事隨筆》文存中，體現了一位革命知識分子，堅持把理想信念與自己的歷史擔當結合起來，把個人敘事與社會變遷的實踐結合起來，用這幾十年人生的智慧與閱歷，成就了這一鮮活的、真實的心靈史和成長史。為此，李老在2009年獲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年榮譽獎章和證書；亦在2013年獲“巴蜀文藝終身成就獎”。<br><br>　　值得我們關注的，在頒獎詞里，還提到李老繼承巴金的說真話的文創精神，為歷史留下一份珍貴的記憶。這可理解為巴蜀人民對巴金叔侄倆的肯定和愛戴，也是我們走進巴蜀浙江人的榮耀。<br><br>　　五、桑梓同心<br><br>　　李老對于嘉興，他沒有生活過，也不會說“吳儂語”，卻有溯源之情，祖望之懷；對于四川，是他成就人生之地，有著繹思之念，守望之愛。然而，對于浙江與四川，都有他的先祖足跡，根脈相連，可謂桑梓同心，手足情深。他曾在2002年9月27日回家鄉探祖，看望了祖籍舊址，了解了家族史跡，還受到嘉興市政府黃興華副市長接見，磋商了有關以巴金名譽的文化項目。談到這些，李老記憶猶新，情深意切。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02年9月27日，李致先生等親屬回嘉興省親，與時任嘉興市副市長黃興華合影（黃興華右一、李致右二）</h5> 當然，李老見我這位“川浙通”，想了解些浙江人在川情況。我也想借此機會，向李老作些介紹。自改革以來，浙江在川經商最少有30萬人，四川在浙經商或打工約有260萬人；近十年來，因市場變化，兩省有不少人返鄉了，能在當地生存的，將永久留下了。從古往今來歷史看，這幾十年的人口遷徙，除抗戰逃難外，是最多的一次。這些生存下來的浙江人，多數是產業在四川，生活卻在成都，可為安居亦樂業。目前，嘉興在川經商有5萬人左右，連續投資約有700億。有巨石集團（在青白江區投資了32億元）、海寧皮革城（在成都投資了13億）等一批知名企業落戶四川。2012年，在四川成立了嘉興商會，從此，旅川的嘉興人有了自己的家。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5年10月，成都嘉興商會參加“嘉興行”活動，時任嘉興市委副書記、市長林建東，時任嘉興市委副書記胡海峰接見異地嘉興商會會長合影（前排左七林建東市長，前排左五胡海峰副書記，前排左六謝培杰）</h5> 李老既是清朝移民后裔，又是老一輩革命者。對于這些時代變遷，我們在交流中，都是感同身受、贊嘆不已的。在歷朝歷代，我們是走出浙江的，不是科舉官宦，就是戍疆軍士，雖說有商客遠賈，但人數相對少些。近數十年來，尤其是早期闖四川的，大多數來自浙江農村。他們依靠自己的勤奮，闖出了一片天地，成就了一番事業。如此巨大人群，可是空前絕后的。只有在偉大的時代，才有這人類史上文明的大遷移奇跡。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9年9月，成都嘉興商會向大邑縣教育局捐資助學</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左一楊學文局長，右一謝培杰會長）</h5> 在成都，浙江人皆有良好的口碑，作為家鄉人的李老，也是引以為豪的。因我見證了川浙經濟合作，就向李老作了介紹。浙江省各級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推動和引導企業開拓四川市場；自1997年開始，中央確定浙江對口幫扶四川，亦以四川省開展“對內開放”的契機，推動浙江企業投資四川，鼓勵在川建各類專業市場，辦各種品牌產品分廠，兼并當地國有企業，掀起了持續一度地產業、金融業、服務業等投資四川的熱潮。到目前為止，浙江連續投資四川不少于8000億，當地安置勞動力約200萬人。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8年9月，成都嘉興商會召開浙江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謝培杰會長與嘉興援川干部等合影（前左三童偉強、前左四王堅、前右三余建平、前右四董振華，前右五謝培杰）</h5> 在落實中央東西部協作中，浙江省組織過三次大規模行動，且均走在全國的前列。一則1997年對口幫扶廣元、南充兩市12個縣區，持續十幾年時間；二則2008年抗震救災，援建青川縣，浙江全省援建資金超百億元，其中政府直接投入87億元；三則2018年東西部協作，援建四川40個貧困縣，浙江投入財政資金48.6億元，撬動社會資本40億元，多渠道扶貧銷售超124億元，社會捐款物近8億。在第三輪合作中，浙江選派了近百名公務員，嘉興選派了8名，負責九寨溝、黑水等4個貧困縣。這三次行動，歷時有24年，帶動一大批浙江企業落戶四川省。如哈娃娃、香飄飄、納愛斯、青春寶、中興紡織、新財印務、巨石集團等等。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四川浙商美術館創史館長袁海忠（左一）前往若爾蓋看望援建干部-縣委常委、副縣長童偉強（右一）。</h5><p class="ql-block"><br></p> 李老聽得認真，他說：“真沒想到，浙江在四川做了哪么多好事，聽了甚喜。同時，也讓我感到震撼，我們有舉國體制，有制度優勢，能調動和組織起社會力量，集中財力辦大事。我現在作為四川的離休干部，從心里敬佩我們的浙江人，為四川的脫貧攻堅和川浙東西部協作，做了如此扎實的工作?！?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四川浙商美術館創史館長袁海忠前往若爾蓋看望援建干部（左一鐘舅、左二王全華、左三童偉強，右一顧春華、右二姚根、右三袁海忠）</h5> 李老不光熟悉文化工作，也關心文化建設。我亦就商會搞鄉賢文化，與李老進行交流。現在，浙江重視鄉賢文化，型式多樣，內容豐富，參與者多，影響面廣，搞得紅紅火火。在四川，我們商會也在探索鄉賢文化，通過挖掘與宣揚兩省人文往來，增加會員企業的愛國情懷，由此來提高商會的凝聚力，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發展。為此，我們希望李老及族人能關心并參與，共同弘揚兩地鄉賢文化，而貢獻本家族的文化智慧。<br><br>　　我與李老的見面是短暫的，但李老所講述的家族變遷和勵志精神，卻深深地打動著我。這些故事，我想應該讓更多走進巴蜀的浙江人了解，就是這塊土地，養育和成就了我們浙江裔的世代賢俊。<br><br><div style="text-align: right;">定稿于杭州家宅</div><div style="text-align: right;">2021年3月6日</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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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忘浙江嘉興根脈的恩澤

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