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文/黃曉春</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親叫黃靖波,江西省贛州市崇義縣人,崇義縣稅務局退休干部。他于1949年9月6日參加革命工作,當時,因湖南長沙還未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崇義縣的長潭、杰壩等地沿江而上,經過埠、麟潭等地,向湖南長沙進發。為了給部隊補充給養,中共崇義縣委成立“支援前線工作站”,我父親被安排在支前工作站工作。支前工作站的職責,是在解放軍須經過的沿線設置若干個站點,用于為部隊供應茶水、小憩;同時還需為部隊準備充足的糧食、馬料;架橋、修路,確保路橋堅固暢通,便于解放軍的部隊通行和馬匹輜重通過。</p><p class="ql-block">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父親在崇義縣第一屆人民政府張銘縣長的親自談話后,被安排在剛剛成立的崇義縣人民政府稅務局工作。從此,我父親這輩子與稅收結了緣。</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的一生是對稅收事業忠心耿耿的一生,他的從稅生涯經歷了許多磨難。三十五年前父親對我說,建國之初從事稅收工作的人員,真可畏“提著腦袋去收稅”。在他敘述的歷歷往事中,有些事至今讓我無法忘懷。為了褒揚我父親從稅幾十年,對稅收事業忠心耿耿、矢志不移,表達我對共和國第一代稅收工作者的崇高敬意,現趁國家稅務總局“老干部口述稅史”之機,將我父親的部分從稅歷史整理成文,以飧讀者。</p> <p class="ql-block">1950年6月30日,崇義縣人民政府首任縣長張銘,崇義縣首任稅務局長孟廣亮與全縣稅務干部合影留念。前排:右四(白襯衣)是我父親影像。</p><p class="ql-block"> 故事一:1950年初,我父親調任崇義縣人民政府稅務局文英稅務所負責人。文英、聶都、樂洞等地屬鄉級建制,位于崇義縣西南邊陲,總面積約293平方公里,林地面積約34萬畝。境內溝壑縱橫,溪河密布,峰巒起伏,洞穴連綿,參天大樹排山塞谷。地處贛、粵、湘三省交界處,歷朝皆屬統治薄弱區域。土地貧瘠,信息閉塞,道路崎嶇,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當時,文英、聶都、樂洞等地的土匪周文山、張南陽還未清剿下山,土匪經常成群結隊到鄉村燒殺掠搶,而且還有部分鄉村干部和村民與土匪有勾結。社會上仍有少部分人認為,共產黨的江山不牢,國民黨隨時都有可能反攻大陸,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革命干部的生命隨時都有遭受殘害的可能。這種境況下,稅務干部尤其是土匪重點打擊的目標,因為稅務所除了有錢(稅款)外,還配有槍支。因為當時匪患猖獗,稅務干部須佩槍收稅。</p><p class="ql-block"> 由于除縣城外,鄉下未設銀行,稅收的來源又主要是向集市上擺攤設點的攤販收取,稅務所2、3個人肩負著4、5個鄉村集市的稅款征收。他們隨身攜帶著從各個圩鎮上征收的稅款,每天跋涉幾十里上百里山路,循環在這些圩鎮上收稅。在那白色恐怖還十分囂張的年代,稅務干部的處境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到了晚上,他們根本不敢將自己的住處告訴別人,因為不知道社會上究竟哪些人與土匪有勾結,以免暴露自己而遭受滅頂之災。</p><p class="ql-block"> 例如:新婚才三天的稅務干部陳安良烈士,是在從杰壩鄉去思順鄉收稅的途中被歹徒用木棍打死;古亭稅務站的稅務干部胡德和,被土匪綁吊逼供,掠奪一空;負責保衛文英區公所的十多名警員全部被土匪利誘,于1950年元宵節晚上攜帶武器彈藥上山從匪;文英區公所工作隊隊長被殺;趙廣田區長的通訊員和區公所會計上山從匪;古亭某鄉長掛著共產黨的牌子,暗中為土匪服務等。</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當時只敢相信南下的“北佬干部”,相信解放軍,相信長潭、杰壩以及在縣里工作的外籍干部。稅務干部住牛棚、睡豬圈是家常便飯,因為當時稅務所沒有自己的房子,露天的市場就是辦公地點,住處需自已解決,如偶然住在某一農家,也不敢放心大膽地睡在床上,一般都睡在頂層的樓板上,以防土匪半夜三更進村打劫。父親對我說,他在文英、樂洞鄉收稅時,晚上無數次碰到過土匪進村搶劫。進村的土匪風高放火,月黑殺人,打家劫舍,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給村民帶來無窮的災難。當時稅務所的工作環境之惡劣,生活之艱苦是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稅務干部的行蹤根本不敢告訴外人,經常在黃昏時偷偷躲進老百姓的茅草房避匪,東一晚、西一宿,一天換一個地方,全身都是被跳蚤、虱子叮咬的瘡皰,稍有空隙,就脫下衣服來抓跳蚤和虱子。</p> <p class="ql-block">前排:右起三是崇義縣人民政府稅務局第二任稅務局長陳世友、右四是副局長陳志棣影像;后排:右起三(西裝頭)是我父親影像。</p><p class="ql-block"> 區長趙廣田的通訊員和十多名警員上山從匪等事例證明,當時的社會很動蕩,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社會很不安定。例如,我父親的下屬萬健英,是從南昌八一革命大學分配來文英所工作的新生力量,白天同我父親一起收稅,晚上同睡一個被窩。殊不知他與土匪也有勾結,蓄謀在某一天我父親送稅款去縣城時,伺機在文英鄉的山坳里搶槍、劫財。幸好此事被縣公安部隊掌握了敵情,否則我父親早已犧牲。后來,縣長張銘了解到我父親在關田鄉收稅,打電話通知他:你通知文英“建昌商店”的胡某,明天由你專程送他來縣里,我們有事找他,不準誤事!</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接受了縣長親自下達的指示后,當晚返回文英,第二天約胡某同往縣城。胡某知道我父親是稅務所長,是文弱書生。但我父親只知道他是建昌商店的打工仔,平日很少交流,究竟有什么事要胡某去縣城,不得而知。二人一路沉默寡言。</p><p class="ql-block"> 由于路途遙遠,路上不敢耽擱。我父親在沒有交差之前,總是提心吊膽,終于在黃昏到達縣城。二人饑渴難忍,我父親決定先領胡某到縣稅務局喝口水,順便探聽交差地點。待領胡某進得門來,出乎我父意料,縣局早已安排了專人等待胡某的到來。說時遲,那時快,立馬上來幾個人,七手八腳,把胡某綁了。審訊后,送拘留所監押。我父親原以為要把人交給張銘縣長才能交差,到了才知道是稅務局的人在辦理此案。事后告知,胡某是萬健英秘密通匪的“線人”。</p> <p class="ql-block">崇義縣人民政府縣長楊國華,崇義縣第二任稅務局長陳世友于1951年元旦與部分稅務干部合影。前排:左二是我父親影像。</p><p class="ql-block"> 故事二:1950年的一天晚上,我父親和他的同事鐘祥明決定完成當日工作后當晚在文英圩河邊,店名“同豐泰”張老板的土坯房店房的頂樓住宿,豈料夜深人靜時,進村的土匪向店房胡亂開槍,子彈嗖嗖地打在房梁上。兩人立即下樓,但是,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他們既沒有走前門也沒有走后門,在這緊要關頭,張老板指引他倆到后間的豬圈里躲避。這樣的險情發生過很多次。盡管一夜未眠,第二天還是照常收稅。</p><p class="ql-block"> 父親坦然地對我說,雖然當時處于匪患動亂,社會動蕩時期,冒著生命危險去收稅,即使犧牲也是職責所在。</p><p class="ql-block"> 解放初期,全縣的銀行網點很少,稅款全部由各稅務所(站)收取現金,按旬報解,一月三次,雷打不動。發生萬某通匪事件后,文英所的稅款報解次數由按旬報解改為一月報解二次,具體報解日期、行走路線由所長決定。文英到縣城有120里山路,雖然途經三個茶亭,但是,當時的干部沒有閑錢去買茶喝,渴了只能喝山泉水。盡管稅務干部每天都在翻山越嶺,每天一大早步行幾十里山路到另一個圩鎮去收稅,但“差旅費”等名目聞所未聞。稅務干部由于常年奔波勞累,小便經常出現“血尿”。一天跑120里山路倒不是問題,令人擔心的是肩挑背馱的稅款(現金)行走在山澗小路上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生命危險。為了保守秘密,避免遭到土匪搶錢、搶槍,每逢押運稅款,都是我父親臨時雇傭挑夫和隨從。</p><p class="ql-block"> 1950年2月,周文山匪徒被殲。但股匪張南陽仍在縣內竄擾。</p> <p class="ql-block">上圖:崇義縣人民政府稅務局公文,當時的公文除了須蓋上單位正方形的印章外,還須加蓋局長的大印。以上是調我父親至過埠稅務所任職的公文。</p><p class="ql-block"> 故事三:1951年1月,我父親奉命調離文英,前往過埠稅務所主持工作。此時,盤踞在深山的匪徒已被剿伏。</p><p class="ql-block"> 1951年2月5日是大年除夕。這天下午,待上堡站的鐘祥明同志返回過埠所辦完票款結報手續時,已近下午5時。于是,我父親和他的同事劉景烈、鐘祥明三人,背著背包,扛著槍、稅款、票證等,匆匆趕往縣局過年。行至橫水鄉地界時,天色已晚。僅憑一支暗淡無光的手電筒照亮前行。劉景烈手握鋼槍,子彈上膛,如臨大敵。</p><p class="ql-block"> 大家默不作聲。當行至魚梁村莊時,鐘祥明擇一較寬的路邊,默默地打開背包,用袋當枕躺下了。他有氣無力地說:“黃所長,我實在走不動了,我就在這里過夜,反正有被子蓋,你們回縣局去吧”。實際上他是饑餓虛脫,體力透支。上午,從上堡至過埠已步行了50里山路,加上工作繁忙,沒有片刻休息,簡單吃了午飯后又背著笨重的行李上路,餓困交加累倒了。</p><p class="ql-block"> 萬般無奈之下,我父親解下掛在背包上的口盅,獨自走向路旁一燈火通明的農家,委婉地向主人說明原因,懇請他賜討一盅茶水,給同伴解渴當餐,并向主人表明身份,再三說明其不會多事,討杯水立即就走。我父親看見主人的廳堂里擺著大園桌,菜肴豐富且已準備開席,家中小孩興高采烈“噢,過年啦、過年啦!”樂得不可開交。一只惡犬瘋狂地向我父親撲來,主人也并無阻攔它的意思。主人板著臉孔說“冇有茶水”!隨即逐客關門。正無計可施時,忽見百米外還有一農家燈火明亮,我父親厚著臉皮繼續前往討茶。主人家姓張,是五十多年前從上猶縣遷居此地。張老大方地對我父親說:“有茶、有茶,還有米粿,你過去領他來吃吧,充充饑,沒關系,別客氣”。真乃良言一句三冬曖,惡語傷人六月寒。我父親心花怒放,討茶討到了口祿!他趕緊返回,叫劉景烈攙著鐘祥明到張老家去,自己則荷槍在路邊守候。鐘、劉在張家充饑后返回路邊稍事休息,三人背著行囊很快就到了縣局。到縣局后,雖然冷飯冷菜,但饑不擇食,求其一飽。然后,燒水洗個熱水澡,一覺睡到大天亮。</p><p class="ql-block"> 崇義縣稅務局是一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隊伍,他們雖然工作條件異常艱苦,但仍然經常在業余時間舉辦藍球、歌詠等比賽,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對該局的真實寫照。</p> <p class="ql-block"> 1980年12月,我父親經贛州地區稅務局、人事局批準光榮退休。建國初期,國家對公職人員的待遇有薪俸制、供給制二種。薪俸制即現在的工資制。供給制即類似現在的義務兵,日常生活用品由政府供給,再發給適當數額的現金。個人是享受薪俸制還是供給制,由組織決定。我父親當時享受的是薪俸制。到他們這一代人退休時,國家發文規定,凡建國以前參加革命工作,且工資待遇是供給制的,享受離休待遇;凡建國以前參加革命工作,其工資待遇是薪俸制的,享受退休待遇,退休費按其退休前工資基數的100%領取。所以,我父親雖然在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但因其當初享受的是薪俸制,故其未享受離休待遇。與其他退休人員不同的是,我父親的退休費仍按其在職時的工資基數100%領取。</p><p class="ql-block"> 1995年1月18日,國家稅務總局授予我父親從稅三十年以上《榮譽證書》和《證章》,以資表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1年4月清明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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