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游學雜憶

許曉鳴

童年游學雜憶  母親是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這不是人性意義上的泛泛而言，而是實際如此，因為她是我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 母親在1957年“大鳴大放”中質疑了自己家庭被劃為資本家的做法，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被撤銷了中城一校的校長職務，成了一名普通老師，并從城里調到鄉下。先在建設公社中心校，繼而又被調到更為偏僻的和平公社，先后在吳家祠，和尚石，范家村，金雞山等鄉村小學教書長達十六年。 我4歲到7歲那幾年，我一直跟隨母親在吳家祠小學。那幾年我和她朝夕相處。后來我二年級轉進城里的小學，但時不時還去母親教書的其它小學。記憶中的點點滴滴，都是溫馨。 小小讀書郎 在吳家祠小學當時還有另外兩位老師帶著孩子，都和我同齡，剛到時都是五歲左右，不到法定的入學年齡。張心明老師的兒子羅襄小我幾個月，亢德珍老師的兒子劉超大我幾個月。媽媽們每天上課的時候，我們就在校園里外玩耍，捉蜻蜓（我們叫馬兒虰）喂螞蟻，抓知了（我們叫吹谷蟲）等等。  學校進門右手邊是廚房，有樓梯上二樓，是學校的圖書館。因為不識字，我們專擇連環畫看，老師說我們是看耍耍書。有的書的故事聽大人講過，如《水滸》、《西游記》，看不懂文字也能猜個大概。羅襄家里有留聲機，他從川劇中聽過《楊家將》的故事，有時會學一段。記得他唱過楊七郎的故事 “射了一百零單八箭，七十二箭透胸亡，你看他慘不慘傷”，聽得我們眼淚汪汪，于是《楊家將》的連環畫更是看得格外津津有味。 有時覺得無聊了，也坐在教室后面的門檻上聽老師講課，聽著聽著就睡著了。后來媽媽們商量，一人一個小板凳，讓我們坐在教室聽低年級的課。一個多月下來，覺得效果還不錯。于是他們向中心校領導申請，允許我們正式入學。我們當時不到六歲，而法定入學年齡是七歲。農村小學管理很松散，也就批準了。于是我們三個成了班上最小的學生，比其他同學小了一歲多。 成了讀書郎之后，有時還享受做助教的殊榮。城里長大的孩子時常聽普通話的廣播，拼音學起來容易些。記得我們曾被指派去輔導一些同學學拼音。我們學會了乘法九九表之后，還被越級安排檢查二年級學生背誦九九表。 因為讀書比一般人早了一年多，從小學到初中，我們都是同級同學中年齡最小的，打架不占優勢。記憶中這是當時讓人沮喪的事情。 課堂在路上 吳家祠小學離城里的家十多里路，平時不能回去。學校每周上六天課。我們每周六下午回城，周一清晨回學校。十多里山路，大部分是田埂地坎的黃泥路。人們形容這種泥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 。久旱不雨，崎嶇的黃泥路面堅硬不平，踩上去硌腳。下雨后路面很滑，容易跌跤。低洼處時不時有水牛踩出的很深的泥坑，我們叫“牛腳窩”，不慎踩入，淤泥淹至小腿。媽媽背著一周的生活用品，和學校的書本器材，連牽帶拖地拉著我。我走路姿勢容易帶泥水，所以褲腿外面還得套一層油布縫的褲套。即使如此，有時到家仍然看到我背上都是泥跡。 十里山路往往要走一個多小時，但絕不枯燥。當時的吳家祠小學是準中心校，規模僅僅次于金雞山小學，周圍幾個大隊的高年級學生都在此上學。媽媽教書多年，學生遍布沿途的村落。一路上媽媽會如數家珍，告訴我村落的地名，沿途人家的姓名，還有曾經發生的各種紅白奇聞。為了打發時間，媽媽會講很多家族和古宋城的老龍門陣，還教我背誦《百家姓》，《三字經》，二十四個節氣，天干地支等等。走一路實際上也是學一路，并且是學到的是很多課堂上當時不教的東西。  教室之外 每周都有一天下午老師們出去家訪。媽媽有時也帶上我。當地民風淳樸，即使當時的政策壓制有知識的人，但鄉民對老師仍然是尊重有加。母親在吳家祠教了很多年的書，熟悉那里的每個家庭。老師們知書識禮，并且和村民沒有利益沖突，所以經常被邀請去排解家庭糾紛，協調鄰里爭端。家訪本來的目的是與家長交流學生校內校外的品行，但實際上家訪很多時候都在聽鄉親們講自己的財米油鹽，家長里短。我小時候對農村最直接的了解遠遠多于一般城里同學，也就是緣于這些旁聽。  學校近鄰的幾戶人家，都和學校老師相處很好。那些家庭大一些的孩子，經常帶我們一起下田抓黃鱔，上山采蘑菇。當地人的紅白喜事，有時也會邀請學校老師參加。記得我曾隨母親參加過向陽二隊李六孃和向陽三隊一位姓梁的小伙子的婚禮。母親作為嘉賓坐上席。我除了大吃大喝，還得了一個紅包。 又逢清明，母親去世已經兩年了。回想起小時候能和她朝夕相處那么多年，真是福分。母親對待孩子，是身教多于言傳，感化勝于灌輸。她溫和，但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慈祥。她也管教孩子，但并不嚴厲。只要學期末我們的成績單大致過得去，她甚至很少參加我們學校的家長會，也不會去檢查我們的假期作業。我們的成長過程基本上是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她是我的啟蒙老師，也是一生的老師。 2021年4月3日注：國畫《吳家祠印象》是鐘承祥先生所繪。謝謝他的畫作，為我們留存了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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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曉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