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邊關 ——我所經歷的對越自衛還擊作戰

唐仁

一 1979年春，中國軍隊在廣西云南邊境進行了一次對越自衛還擊作戰。這是自抗美援朝戰爭結束26年以來中國軍隊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作為軍人，我有幸參加了這次作戰。 這次作戰，2月17日拂曉開始，3月5日中國政府宣布撤軍，3月16日參戰部隊全部撤回國內。戰役打了17天，加上撤軍時間實際1個月。而我卻為這次作戰到廣西邊境半年。我在廣州軍區前指后勤部，參加了從戰前部隊集結、戰中后勤保障、戰后部隊回撤和總結歸建整個過程的工作。 1978年12月18日，我和戰勤科王慶堂副科長隨常鳳舉副部長從廣州乘飛機飛往南寧。從此開始了我在廣西邊境為這次打仗效命的183個日日夜夜。 我們是作為軍區前指后勤部先遣組提前趕赴前線的。3天后，前指大部隊從廣州乘專列到達，我們的行裝也同時運到。 廣州軍區前指首長：司令員許世友，政委向仲華，副司令員劉昌毅，參謀長周德禮，政治部主任王淳。 軍區機關從1977年10月開始搞揭批查運動，直到戰前尚未完全結束。后勤領導班子發生了重大變化，1978年8月新任命了軍政主官。軍區常委歷來都有位后勤主官參加，而這次卻沒有。 軍區前指后勤部首長：部長趙遵康，政委趙力寬，副部長常鳳舉、曾湘，參謀長李玉貴。趙部長是軍區后勤的老副部長，早期的老紅軍，資格很老，前些年調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兵團撤銷后又回到軍區后勤。趙政委是從軍區炮兵調過來的。兩位主官對后勤戰備工作都不是很熟悉。常鳳舉副部長多年來一直管戰備訓練，對軍區后勤的情況和戰勤業務很熟，此次作戰的后勤指揮主要是靠他來擔當。常在戰后曾任軍區常委、后勤部長。 前指后勤部下設司令部，政治部，軍需、軍械、油科、軍運、衛生、營房、財務七個業務部。各部人員由軍區后勤機關抽調干部組成精干的班子。 軍區前指駐在南寧青山。北距南寧中心市區30來公里。這里原是一個守備團的駐地。前指后勤部部署在一個營的營房里。五六幢兩層樓的營房一字型分布在半山腰上，前面是一條山溝，背后是茂密的林木，林間架設著幾門高炮。排房東頭一百余米處位置稍高的平臺上有幢兩層小樓，原是部隊的營部，前指后勤司令部就部署在這里。其他各部以及通信等勤務分隊部署在下面那些排房子里，再往西頭是廚房和飯堂。 司令部這幢小樓，樓上有一間稍大的房間，大約50平米左右，為作戰室，墻上掛著作戰地圖，中間擺著一張長方型會議桌，桌上鋪著深綠色的軍氈，上面也攤著地圖，地圖上面是玻璃板。旁邊一間房是值班室。剩下的房子是住房兼辦公室，前指后勤首長每人一間，司令部每個科室各一間。首長的房間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個保密柜。各科室有一套保密柜，每人一個小折疊凳、一塊70厘米X50厘米的膠合板，坐在床前，擺上膠合板就是辦公桌。 這次作戰之戰役決心：有限時間，有限縱深，集中優勢兵力，迂回包圍，各個擊破，速戰速決，殲敵速回。廣西方向參戰部隊分北集團、南集團、東集團三個方向進入越境作戰。 根據軍委和軍區前指首長的作戰決心和意圖，在戰役后方部署上，我們采取了按方向、分梯次進行配置。第一梯隊，在靖西、龍州、寧明三個作戰方向上，分別于邊境內的淺近縱深各部署野戰兵站1個，下屬有武器、彈藥、油料、軍需、藥材等野戰倉庫（供應站）各一兩個和部分修理分隊，野戰醫院（救護所）各五六個，汽車團各兩三個。兵站與軍、師后勤部相銜接，負責作戰物資前運和傷員的前接后送及救治。后勤20分部前指部署在南寧，負責對上述單位的領導管理，具體組織后勤保障的實施。第二梯隊，以桂北的倉庫、醫院等后勤部（分）隊為主，加之駐湘的部分后勤單位，負責前方所需物資的供應補充，接收治療后送的重傷員。同時，還配置了一列衛生列車和相應的醫療隊，由軍區前指后勤直接指揮，負責向戰役后方轉運重傷員。 按照當時的編制體制，軍后勤只負責軍部機關和直屬部（分）隊的全面后勤保障，師以下部隊的后勤保障，軍后勤只是部分負責。具體來說，軍后勤只負責所屬師的經費保障，根據軍區劃區醫療的規定，接收就近部隊的傷病員；所屬師各類物資的供應保障軍后勤只負責計劃，實物由后勤分部按軍區后勤批準的計劃直接送到師，再由師后勤向團分發送達。這種體制可以避免經軍向師下送造成的物資倒流，節省運力，提高時效。 軍以下作戰部隊的各級后勤，都配置有一定的后勤保障力量。物資保障方面，軍師團三級都編有倉庫；運輸方面，軍師后勤編有汽車連，團后勤編有汽車排；醫療方面，軍后勤未編醫院，軍區給其配屬一所醫院，師后勤編有醫院，團后勤編有衛生隊；軍師團后勤都編有警衛勤務分隊。軍師團三級后勤中，師后勤的保障力量相對較強。為適應出國山岳叢林地帶作戰的需要，此次作戰對各級后勤都適當給予了加強，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抽調作戰部隊兵力配屬給后勤，以提高其防御能力；二是由地方政府動員組織民工加強到師團后勤，實施伴隨保障，以增強其保障能力。 此次作戰的后勤保障，由軍區前指后勤部統一指揮。軍以下的后勤保障按上述體制實施，參戰部隊的物資請領、傷員前接后送救治的需求，由軍和師報軍區前指后勤部，軍區前指后勤部審核批復下達保障計劃并通知20分部前指，分部前指指揮協調兵站等后勤保障機構與軍師后勤相銜接，進行實施。團成立后方指揮所，以后勤處為主，政工和軍務部門有關人員參加，對全團的后勤保障和烈士后事等全面負責，物資一般情況下按級下送，緊急情況下直接下送到連或陣地。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 </h1> 參戰部隊從鐵路、公路、水路向廣西邊境集結。摩托化開進的部隊夜行晝宿。從吳圩機場到市區30來公里的公路兩邊，枝繁葉茂的白楊樹覆蓋上一層厚厚的灰土，看不到些許綠色。 12月底，部隊集結完畢，戰役后方部署也基本到位。進入戰前各項準備和臨戰訓練。前指后勤派工作組下部隊檢查戰前準備和臨戰訓練情況。工作組由辦公室主任張福寧帶隊，成員有戰勤科參謀袁蕩均和我。我們乘坐一臺北京牌小車，每人帶一支54式手槍，向龍州方向的部隊進發。 到龍州后我們住進了縣委招待所。那時南寧以南部隊集結地域已實行戰時體制，住宿、吃飯不用付款，只憑介紹信就可入住，簽個字或打個白條就行。 我們參加了42軍軍師兩級后勤戰前會議。該軍提出，軍后勤保障力量薄弱，無法對師進行有效保障，打起仗來，軍要指揮師作戰，不能對其后勤保障不管不顧，希望加強軍后勤的保障力量，使其成為一級供應環節。 我們又到部隊基層查看后勤保障的有關情況。在基層連隊，我們看到部隊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大部分連隊住在帳篷里，沒有床鋪和鋪板，就在潮濕的泥土地上鋪一塊塑料布，上面放一個薄薄的褥墊睡覺。 我們在新開設的兵站、倉庫、醫院等后勤保障機構了解情況，遇見了軍區后勤部張國興副部長。張副部長是根據軍區“逐級加強”的指示，派往20分部加強領導的。這位身體健碩的首長，由于連日的奔波勞累明顯消瘦了。 張副部長談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他說，廣西邊境道路本來就少，路面窄，路況差，十幾萬大軍集結在這里，各個不同建制的部隊運送人員、武器、物資的車輛很多，只有1字起頭軍區前指的車好一些，其他車輛互不相讓，到處堵車，他所乘用的分部的2字頭的車就堵得沒辦法。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 我們對反映出的問題做了梳理。回來后向前指后勤首長做了匯報，大部分問題得到了解決，但也有一些問題限于當時體制原因，沒有解決。如42軍反映后勤力量太弱，希望加強使之成為一級供應保障環節的意見。這個問題干系甚大，涉及到整個軍隊大的體制，而且軍作為一級供應環節，有利有弊，也有爭議，外軍的做法也各不相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為此，只對軍后勤給予適當加強，以應急需。 戰后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軍作為一級供應環節問題再次被提出。我結合此次作戰的情況，寫了《對軍作為一級供應環節的意見》一文，被總后勤部《后勤通訊》雜志登載，下發了全軍。 張副部長所說的那個堵車的問題，最終也沒有解決。直到戰役打響，部隊出境，在越南還是照樣的堵。虧得這次作戰雙方都沒有動用飛機，否則遇到敵機轟炸，后果不堪設想。 這次檢查調研，發現各部隊都有一些經驗，將其介紹下去，對部隊是個很好的借鑒和參考。于是，經報告前指后勤首長同意，我主辦了一個《后勤工作情況》的刊物，以前指后勤司令部名義下發廣西邊境參戰部隊師或團以上單位，并上報總部和軍區前指首長及有關部門。對推動戰前準備、戰后總結經驗教訓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按照上級要求，1979年1月31日前做好一切作戰準備。1月28日春節，放了兩天假，除了值班的外，其他人休息。無非是寫信，睡覺，打撲克。前指的人都知道，鄧小平去美國訪問，關系到這場仗打不打，何時打，都在等待。 越南1975年全國統一以后，自以為是亞洲軍事強國，大搞地區霸權主義，意圖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越南把中國看作其實現霸權野心的最大障礙，對在抗法抗美斗爭中給予其極大支援的中國背信棄義，投靠蘇聯，大肆驅趕華僑，直接把矛頭指向中國。1978年5、6月份，越南再次掀起驅趕華僑的高潮，此時我們正在北京參加全軍后勤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前，總部通知廣州、昆明軍區參加會議的軍區領導到軍委辦公廳，軍委首長就對越做必要的軍事準備問題給兩個軍區打了招呼。10月份，我們到廣西部隊做調研時，在憑祥、東興看到大批被越南驅趕過來的華僑的慘狀，就預感到中越必有一戰。1978年12月，越南出動陸海大軍，向柬埔寨發動全面進攻。針對此情況，中國調兵遣將，進行“牽制越南支援柬埔寨軍事行動”。但越軍進展神速，僅僅兩周時間，就占領了柬埔寨的主要城鎮和交通線，1979年1月7日，攻入了柬埔寨的首都金邊。此時我們的部隊剛剛集結完畢。我們的這次軍事行動，也就改名為“自衛還擊，保衛邊疆”了。 我們中國軍隊打越南，絕對沒有任何問題。關鍵的是北邊蘇聯有百萬大軍陳兵于中蘇中蒙邊界。在這樣的情況下，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的態度非常重要。此時鄧小平正在訪美，我們時刻都在關注著訪美的情況。不久傳達了鄧小平訪美的有關信息：美國總統卡特會見鄧小平時說，他們的衛星偵察到，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的54個師，沒有一個是滿員師，1/3只有滿員的50～60%，剩下的是4000多人的架子師，這些師都沒擴編。很明顯，蘇聯并沒有和中國開戰的準備。中國在有限的時間內，打一仗教訓一下越南，是完全有把握的。我們打仗的弦一下子繃緊了。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三 </h1> 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于2月17日拂曉5時正式打響。16日夜11時，前指作戰部通知，要做好接收戰況播放的準備。這個任務落實到了我的頭上。我意識到此事責任重大，漏錯一個字、一句話、一個地名、一個數字，都可能造成重大損失。靠手記無論如何不行，必須錄音。可深更半夜往哪里去找錄音機。我給廣西自治區支前辦打了一個電話，請求支援。不到兩個小時，一臺嶄新的錄音機連夜送來了。我深切感受到那種“一切為了前線”的人民支前精神。 戰中每天上午9時，作戰部將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到的戰況歸納，在前指內部發布，前指后勤部為一個終端。掌握部隊戰況，是準確及時實施各項后勤保障的必要前提，必須將戰況及時轉達到各個部門的有關人員。每次作戰部發布后，我在第一時間將錄音整理出來，一邊送去打印，一邊通播到前指后勤各部及20分部前指。 作戰期間，后勤保障遇到的最大挑戰是打響3天后，從水口關佯動向高平穿插的125師某團，攜帶的3日糧秣已經用盡，彈藥也所剩無幾，急需補充。越軍為阻止我軍大部隊突進，炸毀了復和水庫大壩，道路被水淹沒，無法前送。部隊催要電報雪花般飛來，總后勤部張震部長親自從北京打來電話詢問。空投不可能，這次作戰是一次局部的有限的懲罰作戰，一條重要原則是爭取把規模控制在陸戰范圍。空軍只在我國邊界領空飛行監視，但不出境。如果我軍飛機出境空投，會引起越方也動用空軍，則戰役規模必然擴大。就地籌措也不行，當時的紀律不允許，在異國作戰也沒有條件。 針對這種情況，軍區前指后勤部協調離該團較近的126師給予支援，以解燃眉之急。同時，軍區調戰役預備隊162師打通水口經復和到東溪的通道，派舟橋部隊搶修道路，武裝護送補給，使這場危機得以解決。 越南北部地區，多是山岳叢林，越軍在半山腰修筑了許多據點，在上面架起高射機槍，居高臨下，射擊我軍部隊車隊，對我軍威脅很大。但山高坡陡，極難拔除，為拔除一個據點要付出很大代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軍決定采用迫擊炮消滅他。迫擊炮的曲射特點，能夠對山地、反斜面隱藏的敵人造成致命殺傷。最有效的當屬大口徑的160迫擊炮，而這種火炮早已退役。炮在湖南、粵北的倉庫里，炮彈廣州戰區已沒有，于是軍區緊急運送火炮到部隊，總部從濟南軍區空運來炮彈，滿足了作戰需要。 3月5日，戰役結束，部隊回撤。我隨常副部長到回撤部隊了解情況，檢查部隊的后勤保障工作。在126師醫院，見到我妻子在軍醫大學的同學小孫，她在師醫院當醫生。問起作戰期間情況，她說20多天沒洗過澡，晚上為防止越軍特工隊襲擊，帳篷里兩邊住男同志，把她們夾在中間。開始有些怕，后來也就無所謂了。 我們從龍州搭乘后送傷員的衛生列車返回前指，與傷員交談。令人驚奇的是，列車上的氣氛是那樣樂觀。衛生列車后送的傷員都是傷情比較重的，但沒有聽到一個傷員叫疼和說怪話的。一個個拿出他們的慰問品水果、煙，要我們吃，讓我們抽，我們怎能吃得下、抽得進呀。我們問“疼嗎？”都回答“不疼。”奇怪，戰前我們所有參戰人員都打了預防針，難道是這一針的作用？回來問衛生部，打的是破傷風類毒素，是防感染的，哪能鎮疼？看來還是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與傷員談到負傷的情況，都說只恨自己負傷未能繼續殺敵，他們也談到想家、想父母老婆孩子，但沒有人說為今后擔憂的話。可以肯定，這些官兵的反映是真情實感，不會是有人導演作假，他們是來自各個不同的部隊，這里只有醫生、護士，沒有領導。 緊接著我又參加前指后勤部工作組下到作戰部隊調研，為起草作戰后勤保障總結作準備。這次我去了靖西方向的41軍，從軍、師、團到基層連隊做了比較系統的調研，總結經驗，查找問題和教訓，獲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同時我還總結寫出了361團作戰后勤保障的經驗，在前指《后勤工作情況》上登載，被總后勤部《后勤通訊》轉載發全軍團以上部隊。 前指后勤部成立了作戰后勤保障總結起草組，由4人組成：陳德明、王慶堂、袁蕩均和我。陳德明是老戰勤參謀，時任訓練科長；王慶堂也是老戰勤參謀，時任戰勤科副科長；袁蕩均是資深戰勤參謀；我是后勤辦公室秘書。這幾位可以說都是當時軍區后勤的業務骨干和筆桿子，陳、王分別是49、48年入伍，隨大軍南下廣州，年富力強，經驗豐富。陳德明戰后到21分部當參謀長，1983年后任軍區后勤副部長、軍區常委后勤部長；王慶堂1983年任軍區后勤參謀長。幾個人中我的資歷最淺，我看作是領導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起草小組由常鳳舉副部長主抓，這個班子可謂是精兵強將。 起草小組迅速展開工作。首先研究出寫作提綱，分五部分：一是作戰概況；二是后方部署和后勤保障的基本情況；三是后勤保障的基本做法；四是存在的主要問題；五是意見和建議。然后4個人分開寫，第三個問題即基本做法是主體，份量大，4個人每人寫兩個小題，其余4個部分，一個人寫一部分。 分頭寫好后開始通稿。大家圍坐在一起，由陳、王二人輪流執筆，一段一段，一字一句討論修改。這個階段很費勁、很熱鬧，有時為一句話，一個提法，一個字，都爭論好久，反復推敲，力求準確、完整。初稿出來后，印發前指后勤首長和各個部門征求意見，然后根據意見再修改。就這樣幾上幾下，到第四稿，提交前指后勤首長辦公會討論。 由于事前已經反復征求過意見，會議審議沒有大的意見。根據會議審議結果，再做最后修改，由常副部長把關，趙遵康部長簽發，上報軍區首長、總后勤部。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四</h1> 經過個把月的休整、總結，部隊開始回撤歸建。趙力寬政委提出到20分部及所屬單位看看，領導確定要我和政治部一位同志隨趙政委去。20分部是這次作戰戰役后勤保障的具體實施單位，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連續作戰的作風，園滿地完成了各項保障任務。趙政委才到后勤不久，這些單位都未去過，這次一是看望慰問參戰官兵，二是認認門，認認人，做些調研。 我們隨趙政委由分部司副政委陪同，一個一個單位走，一個一個單位看。趙政委的兒子趙幼林在122師364團2連當指導員，戰斗打響的第一天，在向敵人陣地發起進攻時犧牲了。此時已經作戰結束兩個來月，這個情況前指的同志們都知道，趙政委應該是已經得知兒子犧牲的消息。但在戰中、戰后，直到此時，我們朝夕相處，我從未看出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現，無論是在前指還是在基層，每天照常加班加點工作，照常找人談話，細致了解情況、檢查工作。雖然如此，但我知道，他的內心強忍了多大的悲痛。 全州164醫院是一所山洞醫院，在山洞5層樓的病房里，收治了100多名從前方送來的重傷員。這是該院建成后，第一次用于戰時收治傷員。這次收治傷員，還帶有一定的觀察實驗的性質。醫院反映，山洞里的傷員比外面的傷員創傷恢復明顯要快些。 那天趙政委我們一行從山洞病房的樓上下來，經過長長的引洞走廊，在接近洞口的護士值班室，一個護士遞給我一張報紙，指了一下第二版，我接過來一看，是一篇關于趙幼林烈士的報道。這是一張兩天前的《戰士報》。很明顯，醫院上下也知道趙政委的兒子犧牲了。她大概是想讓我把贊頌趙幼林的文章送給他的父親趙政委。我實在不忍心去戳老首長的疼處，引起他的傷心，我把報紙交給了趙政委的警衛員，讓他在合適的時候交給趙政委的家人。 去桂北20來天，回到前指，除管理科尚有兩人收攤外，其余人員已撤回廣州。我們的行李在隨趙政委出發前已打好包，由同志帶了回去。第二天，我們趕赴吳圩機場，不巧飛機延誤，不能起飛。又在機場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6月20日才乘上飛機回到廣州。 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后，越軍并不甘心，繼續在邊境地區騷擾，以后又侵占了邊境線上的各騎線點。按慣例，雙方都不在騎線點駐軍，但越軍公然違反，還在法卡山、靠茅山、老山、者陰山等地區構筑防御工事，朝我方境內炮擊，嚴重威脅我國邊境安全。鑒于此種情況，我邊防部隊再次出擊，收復被越軍侵占的我方領土，隨后雙方圍繞這幾個騎線點，展開了攻防拔點作戰。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慢慢停息戰火。 1981年5月，法卡山拔點作戰率先打響，常鳳舉副部長親自到廣西軍區和邊防一線，了解和解決后勤保障問題，此次我亦隨同前往。那些年，廣西邊境是廣州軍區的主要防御和作戰方向，也是我們后勤工作的關注重點，我曾多次到廣西邊防部隊搞調研，并在邊防五師抓基層后勤管理試點。 1987年6月，我隨時任廣州軍區后勤部長遲云秀去老山考察學習。那時老山敵情還比較嚴重，我們到達的前兩天，敵人一發冷炮打來，擊破了我軍坑道的上蓋，一個排長受了傷。通向老山的盤山路有些路段在敵人的視線和射程之內，敵人狙擊手曾打過我們的小車。遲部長是軍事干部出身，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是軍區的作戰部長，曾擔任軍區副參謀長，雖有風險，他決定也要到老山主峰上去看一看。我們乘坐一輛吉普車，關閉車窗，關鍵路段司機開得非常快，上到老山頂峰，查勘了整個地形，到了一線陣地，到坑道里看望了守山戰士。 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已過去40多年了，我們這些當年的年輕后生，已經變成了滿頭白發的老人。記憶力在減退，丟東忘西已成了常態。但邊關戰斗的日日夜夜，那些往事橋段，仍然不時的在我腦海中縈繞，難以忘懷，呼喚我寫下了這篇回憶。 在前指時隨趙力寬政委（左三）下部隊調研，左二是筆者 筆者1987年6月于老山主峰 1987年6月于老山主峰哨所。左三遲云秀部長，左一是筆者 1987年6月于云南邊境八里河東山，左五遲云秀部長，右一是筆者 筆者于廣西邊境法卡山陣地 筆者（第2排左6）于廣西邊境庭毫山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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