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年代的記憶（1）—難忘的1969

黑龍江竹柳林

<h1></h1><h3></h3><h1> 引言 </h1> 2019年是我們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6師27團（位于黑龍江畔的勤得利農場）成為一名兵團戰士的50周年。 50年前國家賦予了我們這些青少年一個響亮的名字叫“知識青年”。 50年前我們剛好是十六、七歲，還在哈爾濱市第一中學讀初中二年級。這樣的年齡正是介于少年與成年之間，正處于人的身體和心理發展的過渡階段，還是一張沒有落下任何痕跡的白紙。 50年前我們這一代人卻意想不到的開始去承受著，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人口大遷移所帶來的人生磨難……。 轉眼半個世紀的過去了，可是在50年前那“五洲震蕩、云海翻騰”的動蕩社會里；在那“群情亢奮”的年代里，發生在我們這一輩人身上的故事，卻仍然歷歷在目、難以忘記。 <div> 一、報名去兵團 </div><div> 二、見到 “五星山” </div><div> 三、開始想家了 </div><div> 四、割大草</div><div> 五、水中撈麥</div><div> 六、雪中割大豆</div> 七、進山伐木<div></div> <h5> 1970年夏天于黑龍江畔的27團（勤得利）招待所門前。</h5> <h1>　　 一、報名去兵團</h1> 1966年8月我們小學畢業了。 在還沒畢業的時候，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全國的所有學校都按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停課鬧革命”，按常規我們升入中學的計劃落空了。 1967年秋又遵照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部署全國所有學校開始“復課鬧革命”，這樣我們才有幸進入了哈爾濱這所已經具有了60多年歷史的第一中學，成為了一名中學生。 1968年的12月22日，偉大領袖毛澤東又在《人民日報》上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最高指示。 在那“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癡熱年代，我們這些讓幻想、讓“信仰”沖昏頭腦的青少年，自然而然被席卷進這場“狂熱”的社會浪潮中去了。 1969年的7月份，由當時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3師27團（勤得利農場）參謀長趙根文（現役軍人）、帶著團軍務股參謀劉占華（現役軍人）和二連副連長趙立波（山東支邊青年），來到了我們學校招收“知識青年”。 在那個年代解放軍在我們的心中有著非常崇高地位，聽完了他們在學校禮堂作的充滿激情的動員報告后，“報名去兵團，當一名屯墾戌邊、保家衛國的兵團戰士”，成了我們同學中追求的最高目標，并掀起了踴躍報名的熱潮。 在短短的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把從報名、批準、遷戶口、領服裝這些艱難的程序都辦完了，就只是期盼著啟程、出發、去兵團了。1969年、8月3日、星期日、農歷六月二十一 這是在我們的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 這一天是我們乘“專列”去兵團奔赴北大荒的日子。 10點鐘所有去兵團的同學都在一中的學校廣場集合； 11時準時列隊出發，去道外區的濱江火車站乘火車。 我們這一批去27團的同學大約有200多人，我所在的九班就有10多人，在我的記憶中： 女同學有：遲澤蘭、趙敏、劉玉霞、王秋婷、吳樹文.董淑云等； 男同學有：于順（于德志）、郭利廣、冷新立、曹利民、吳新明、李建忠、孫仁琦、王曉明等。 我們去火車站的路線是經過鬧市區，從第一中學出來走“石頭道街”，經過“哈一百”，200多人的隊伍加上送行的親人足有一千多人，再有在街上看熱鬧的，整個一條街完完全全變成了人的洪流。 沿途樓房頂上的高音喇叭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那個時代的革命歌曲；高喊著“熱烈歡送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革命口號，真是“鑼鼓喧天、口號陣陣、彩旗飄飄”啊！ 濱江火車站是一座二級車站，到了火車站一看在車站的廣場上已是人山人海了。 原來我們今天乘坐的火車是趟“專列”，共載有分別去25團（七星農場）、27團（勤得利農場）六個學校的學生，估計要有一千多人。去25團的具體都是那個學校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去27團的除了我們第一中學外還有四十中學和六十中學。 下午1時火車準時發車。 就在火車啟動的那一時刻，最令人難以忘懷、最令人心酸的場面出現了： 車上的人在掉眼淚、 車下的人在流淚、 媽媽牽掛的心情變成了淚水、 爸爸囑托的話語變成了淚水、 和親人的離別變成了淚水……； 火車上、站臺上，車上車下是哭聲連一片，完全蓋過了車輪的滾動聲。 就這樣我們帶著親人的牽掛，告別了從小長大的故鄉哈爾濱、告別了教育我們成長的學校，結束了本應該是幸福的學生時代，開始了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這站照片是1969年8月1日，去兵團的前兩天拍攝的。 照片下一排中間穿跨欄背心的是我的弟弟，那年他13歲，除他之外都是我的同學： 上一排左側的叫曲志剛，我倆一同去了位于黑龍江畔勤得利的27團，而且還分到了一個連隊，是武裝連，他在三排、我在一排； 上一排右側的叫孟石，因為他的姐姐于1968年下鄉去了兵團18團（集賢縣的友誼農場），所以他留城了，分配到了哈爾濱量具廠； 下一排左側的叫吳瑞光，他在那時的經歷是很悲慘的，我記得當時他的父母都是哈爾濱兒童醫院的醫生，因為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全都被關押在“牛棚”，他家的房子也被造反派沒收了，他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他為了表達要和我們一起去兵團的意愿和決心，竟然勇敢的寫了血書，可悲的是即使是這樣也沒被批準和我們一同去兵團。可喜的是當我們走了以后，得知他終于被批準去了兵團二師（蘿北地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的我們就失去了聯系，很多年以后聽說他的父母平反后，他返城后去了石家莊，而且發展的很不錯，自己開了一家公司當起了老板。 下一排右側的是我自己。 <h1>　　二、見到 “五星山”</h1><h1> 1969年、8月4日、星期一、農歷六月二十二</h1> 我們這趟“知青專列”于清晨5時到達了終點站：集賢縣的福利屯。 當我們把行李卸下車后，各連隊負責來領人的同志開始點名。這時我才知道我們被分配到27團5連的一共是40名同學，其中男生20名、女生20名。后來我又知道了，這次報名來27團是三個學校的400多名同學，其中： 哈爾濱第一中學的同學被分配到2、3、4、5、12連； 哈爾濱四十中學的同學被分配到7連和磚廠； 哈爾濱六十中學的同學被分配到1連和工程連。 在這些連隊中的1、2、5、7連是武裝連，全部按著軍隊的編制配發武器。每個連隊的編制是: 四個步兵排（包括一個女生排）、和一個是炮排； 每個步兵排分三個班，武器配備是：每個班一挺輕機槍、正副班長是五四式折疊式沖鋒槍、戰士是7·62毫米口徑的半自動步槍；炮排配備的是三門六零迫擊炮。（全部是正規部隊淘汰的蘇聯制造的武器） 點完名后已快是上午8點鐘了，這時也不知道從那里開來了60輛備戰用的波蘭產藍色平頭大卡車，和一些解放牌卡車，一個連隊兩輛，一輛拉人、一輛拉行李，裝好行李后出發，向富錦縣、同江縣方向行進。 一共是100多輛大卡車，向著同一方向開進，間隔距離不等、斷斷續續，延續的車隊有幾公里長，行駛在三江平原廣袤的田野上，倒是挺壯觀的。我從小長這么大也沒見這樣的場面，感覺挺振奮的。 大約行駛了三個小時前方遠處出現了一個縣城，我們以為是快到了，當進入縣城時，感覺這里的街道還不錯，和哈爾濱的道外差不多，我們是第一次座這么遠的車，覺得可能離勤得利27團不是太遠了，可是一看街道兩旁的牌匾才知道這里是富錦縣城，于是就問司機師傅還有多遠才能到勤得利啊？只見司機師傅帶著詭異的笑容告訴我們：遠著呢！這才走了三分之一啊。 我們的車隊又大約前行了兩個小時，到了一個叫二龍山的鎮子，在這里車隊開始分道而行了。去25團（七星農場）的向右行駛，去27團（勤得利農場）的向左行駛。 這時我們就感覺到越向前行駛，公路兩旁就越荒涼，基本上見不到村屯和人家了。 這時我們發現有一種不明飛行物在和汽車賽跑，車開的多快它就飛的多快，而且還圍著人轉，并且還發出了“嗡嗡”的叫聲。開始我們都以為是大蒼蠅呢，可是一問才知道原來這是大“瞎蒙”（叫牛虻專吸牛馬等牲畜的血）。 乖乖！原來只是在小說中讀到過，現在可是見到真的了，得防著它點，千萬別讓給咬上。 大約在下午三點鐘左右、在行進的前方又出現了一個鄉鎮，這里全是平房，鎮子的中心有一個十字路，我們去五連的兩輛車在這里停了下來休息一會，這時才知道原來這是同江縣城，距離勤得利還有180公里，快開也要三小時。知道了這種情況后，我們這40個同學基本是無語了，心里都在驚嘆：咋這么遠啊！ 離開同江縣城再往前行，就發現真是越走越荒涼了，路兩邊已基本上見不到莊家了，全是荒草甸子，而且路況也發生了變化，柏油路變成了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坐在車上顛的要死。 就這樣顛顛磕磕的又前行了大約兩個小時，過了同江縣的青龍河便進入了27團（勤得利農場）的地界了，五星山已經隱隱約約的出現在遠方的視野里了。 五星山也叫勤得利山，屬于完達山余脈，屹立在黑龍江畔，因山頂的形象酷似一顆五角星而得名。 五星山北面的山腳下就是中國的第四大河流、波濤滾滾的黑龍江； 五星山的南面就是27團（勤得利農場）的數十萬畝良田。 在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經過了兩天一夜的奔波，終于來到了五星山腳下的27團（勤得利農場）5連。 這時只見在連隊前的公路旁站滿了歡迎我們的人，敲著鑼鼓、好不熱鬧。在歡迎的人群了還有好多解放軍，看到這番情景真是很高興，后來才知道這些解放軍不是我們五連的，是野戰軍暫時設在了五連的一個前方醫院。 來迎接我們的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先于我們來到這里北京、上海、天津的知青戰友。他們幫我們卸下了行李，并在房前依次放好了臉盆、毛巾、倒滿了熱水，讓我們洗臉。不洗不知道，一洗嚇一跳，我們的臉上、脖子上全是厚厚的塵土，臉盆里頓時成了一盆黑水。 洗完臉聽到一位被稱為姓李的副指導員是北京女知青，把我們帶到了食堂，這食堂的擺設也是我們從來未曾見過的，沒有桌子，只是一排排在木頭墩子上釘上的一塊長約三四米長的木板的凳子，更讓我們開眼界的是剛出鍋的饅頭太大了，就像大碗那么大。這時就聽見一位操著南方口音的人在大聲說：連里特意做了小米粥歡迎你們的到來，這是第一頓飯就不收錢了。我們聽了后都會心的笑了……。 原來這位南方人就是我們五連的指導員是湖北人，是58年跟隨王震將軍來到北大荒的轉業官兵，他們是勤得利的第一批開拓者和奠基人。 我們草草的喝了點小米粥，便去安排住宿了。 20個女同學住在了食堂（會場）舞臺后面的房間里，是新搭建的雙層鋪；20個男同學住在了小學校的教室里，教室里用木板搭的對面炕，木板上鋪墊的是麥秸，麥秸上蓋著一張席子，一面住各10個人，這就是我們的宿舍了。 等我們拆完包裝、打開行李、鋪好被褥，已經是晚間八點鐘了，從3日中午離開哈爾濱，在火車上度過了16個小時，又在汽車上顛簸了10個小時，這是我們從小到大第一次所經歷的長途旅行。我們已經40多個小時沒睡覺了，真是太疲倦了，躺在鋪上就很快的進入了夢鄉。 就這樣我們在黑龍江畔的五星山下度過了第一個寂靜的夜晚。 這張照片是我們中學一個班的同學于1969年5月，臨畢業之前的合影。上一排： 左一是于順（于德志），我們一同去的27團，同在一個武裝連； 左二是張瑞東，1969年春天參軍了； 左三是史輝，1969年夏天去了兵團四師的興凱湖農場； 右一是趙崇俊，因為他的哥哥是個殘疾人而留城了，分配到了哈爾濱量具廠；中間排： 左一是遲澤蘭，是我們的班長，我們一同去了27團同在一個連隊，是九排的排長，1970年去了新建的連隊20連，后來當了連隊的指導員，1976年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上學了； 左二是我自己； 右一是孟一虹，因為他的姐姐于1968年下鄉了，所以他被留城了，分配到了哈爾濱量具廠；下一排： 左一是何偉紅，她我們班年齡最小的，1969年春天參軍了； 左二是趙敏，我們一同去的27團，同在一個武裝連，1972年去了開荒營的45連，是那個連隊的排長，1975年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上學了； 左三是我們班的輔導員叫孫桂芬，是我們第一中學的66屆高中畢業生，她下鄉去了兵團一師（黑河地區）； 右一是耿麗敏，她下鄉去了綏化地區的一個農場。 <h1>　　三、開始想家了</h1><h1> 1969年、8月5日、星期二、農歷六月二十三</h1> 今天是來到五連的第一天，連里給我們放假休息。 八月份雖然是盛夏，但是勤得利的天氣還是很涼爽的，不冷不熱的挺舒服。 上午去連隊附近的小溪邊洗洗衣服，同時也看看這里的風景。連隊的房屋建設的很整齊，在五星山的山腳下一排排的延伸到公路旁，在連隊的附近還修筑著一條小壩，將五星山上流下來的雨水、雪水攔截起來形成了一個小水庫，這里的自然景色真是挺美的。 來到五連第一天的白天過得還是挺愉快，可是到了晚間就徹底的變了，北大荒真正的考驗開始了。 在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成群的蚊子就出來襲擊我們了，乖乖、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一巴掌拍下去能打死好幾個。在食堂吃晚飯時喝的是菜湯，這蚊子是那有熱氣它就往那里集中，我們只好一只手端著碗喝湯、一只手專門負責打蚊子，就這樣蚊子還是往碗里掉，我們也不知道是喝湯還是吃蚊子，稀里嘩啦喝了一肚子，完后趕緊往宿舍跑。 可是到了宿舍后，蚊子還是照樣的多。這時有個同學說煙能把蚊子熏跑，正好在門口放了好多昨天拆下來包裝箱子用的草繩子，于是馬上把它點著了，為了多出點煙，還少許往上面澆點水，這下可好蚊子沒熏跑，倒是把人嗆的夠嗆。那咋辦呢？沒轍了趕緊鉆被窩吧，可是腦袋還露著，于是就把被頭上的單子拽開套在頭上這樣就好些了，沒有暴露的地方，蚊子就叮不著了。 就這樣跟蚊子搏斗的著，不知不覺竟到了連隊熄燈的時間，那個年代的勤得利是沒有電的，條件好的連隊是用柴油機發電，到了晚間的九點就準時停止發電了。 就在我們似睡非睡的時候，忽然聽到了門外有人說話，并打著手電來到了我們的宿舍，原來是副連長陳佳明領著學校送我們來的工宣隊的樊師傅和六班的班主任老師來告訴我們：明天他們就要回哈爾濱了，特來看望我們……。 我們這20個男同學一聽他們要回哈爾濱了，那我們啥時候回去啊？ 這時我們才緩過神來、才感覺到我們是回不了哈爾濱了！大家在被窩里想來想去，這時好像聽見對面炕上的一個叫苗忠亭的同學在蚊帳（當時只有他一個人有蚊帳）里傳出來悲痛的哭泣聲，他這一哭可不得了，瞬間這哭聲就蔓延開來，宿舍里的20個男生，聲大聲小的都哭了起來，……。 唉！這也難怪我們還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啊，我們這時開始想家了，……。 <h1> 1969年、8月6日、星期三、農歷六月二十四</h1> 來到五連的第二天，繼續休息。 今天我們這20個男同學都沒有了昨天的那種歡樂，每個人的情緒都很低落，也不知道每個人都在想著什么。 因為我們的臨時宿舍是小學校的教室，只見在操場上的一塊大石頭上有一個人在吹笛子，記得是《江河水》的曲子，讓人聽起來感覺到很憂傷，我走過去一看原來是王志偉，我站在他身旁，他也沒察覺到，他所有的思緒可能全都投入到這憂傷的曲目中了。 操場前面就是一望無邊成熟的麥田，憂傷的旋律隨著清涼的微風漸漸地向著原野里飄去，好像同我們一樣在思考著：我們的將來會是個什么樣子？……。 四、割大草 1969年、8月7日、星期四、農歷六月二十五 今天是來到五連的第三天，連續休息了兩天，今天我們就以一名兵團戰士的身份（農業工人）開始干活了。 早飯后副連長陳佳明帶領我們去割大草，并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把鐮刀。 我穿上了在家里帶來的矮腰水靴、戴上雪白的線手套，拿著鐮刀坐上了鏈軌拖拉機（東方紅75）拉的我們從沒見過的大爬犁，這個大爬犁長約6米、寬約3米、高約80公分、全是用原木做的。因為草甸子離連隊較遠還沒有路，只能做這種大爬犁了。 到了草甸子后陳副連長教我們怎樣用鐮刀，并講了幾點注意事項，還一再叮囑我們千萬不要割了手和腳。 聽他講完后，我們這40個兵團戰士（農業工人）就開始干活了。這活對我來講別說干、就是見也沒見過。這草長的也太高了，我們進到草叢中根本就見不到人了，再說草甸子里全是很深的水，一腳進去就淹沒到了腳脖子，我穿的那矮腰水靴完全灌包了，這還不算事，最可怕的是蚊子，用手一撥拉，草叢中的蚊子成群的往臉上、脖子上咬，凡是露肉的地方全都落滿了蚊子，太可怕了。 即使這樣草還是要割的，可是到中午了我們這40個人也沒割滿一爬犁，陳副連長看著我們一個個的手上、臉上都是被蚊子叮起的大包泥，衣服也全濕了而且沾滿了泥水，只見他臉上露出一種很難形容的笑容，便帶著我們回連隊吃午飯了。 下午繼續休息、洗衣服。我們來到五連的頭三天就是這樣過去的。 這三天是來到北大荒后踏出的第一步，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步，所以在50年后還記憶猶新。 五、水中撈麥 三天過后我們這些新來的40名哈爾濱知青，開始投入到五連的這個具有北大荒10年（1958—1968）光榮傳統的生產和生活當中去了。 在我們沒有到來之前，五連是共有八個排即：1、2、3、4排、炮排、機務排、畜牧排、后勤排。 我們到來后又新成立了一個9排，在20個女同學其中，除了趙敏、肖文娟、顏世榮、馮恩娜分到了4排外，其它全是我們一中的女同學，排長是遲澤蘭。 9排的女同學在五連只待了不到半年，在1970年春天只有鄧小梅、陳淑蘭等幾名同學留在了五連，其他的十幾名女同學：徐華芳、王麗芬、李麗麗、王純麗、董淑云、劉玉霞、王秋婷等，在連長陳佳明和時任排長遲澤蘭的帶領下，去在勤得利的千古荒上原組建了一個新連隊、27團20連。 我們男同學大部分都分配到了武裝連，被分配到一排一班的有我、崔毓琦、曲志剛、郭利廣，排長是王相田（1958年隨王震將軍來北大荒的轉業官兵），班長是李永貴（富錦1959年支邊青年），副班長是何玉山（哈爾濱68年知青）。 被分配到各班排后，緊張的麥收戰役就打響了。 五連的耕地面積將近一萬多畝，百分之八十種的是小麥，站在五星山上眺望遠方，廣袤的田野里是一片金色，真像是歌中唱的那樣“麥浪滾滾閃金光”啊！只見那龐大的康拜因（聯合收割機），展開那長長的臂膀，成片的麥子久被它收入“馕中”了。 我們的任務是，四個人跟一輛汽車，將收割機中的麥子運回曬麥場。 這時曬麥場的工作是最忙的、也是壓力最大的，當汽車將小麥運回到曬麥場后，馬上就揚場、然后攤曬，待水分達到儲存標準后，立馬裝入糧囤保存。這里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抗麻袋入囤。那時沒有入囤機器，全是由人扛著裝滿小麥的麻袋將其倒入糧囤中，糧囤最高時可達十幾米，我們只能在不到50公分寬、坡度在四五十度的跳板上一步步的往上走，裝滿一麻袋小麥的重量是160斤啊。 但好景不長，記得是在8月中旬吧，接連的下了兩三天的大雨，這一下可壞了，成熟的麥地里已經灌滿了雨水，拖拉機、康拜因，所有的機械都不能下地了，就是人到麥地里一步邁下去也要陷下去一尺深，機務排用三臺鏈軌拖拉機牽引一臺康拜因也拉不動，最后實在拉不動了就想出了一招，給拖拉機“穿大鞋”（在鏈軌板上綁上一米長的大木方，加大拖拉機的承載力），就是這樣也拉不動。 但是節氣不等人啊，麥子已經完全成熟了，麥穗已經耷拉頭了，要是一刮大風，麥穗就會掉到地里，要是那樣損失就大了，一年下來就白忙乎了。面對這樣的自然災害，團部下了命令，全團所有人員為了麥收都要拿起鐮刀下地割麥，就這樣“水中撈麥、龍口奪糧”的戰役打響了！ 記得那時候我們的宿舍還沒蓋好，武裝連的四個男排全部住在種子庫里，睡在地板上，因為我沒有蚊帳，副班長何玉山讓我和他睡在一個蚊帳里。每天天還沒亮就起床出工，等走到麥地天也亮了，然后由連里的統計員給每個班、每個人分派麥地，每個人的任務是每天必須割完七分地（700平方米），后來增加到九分地（900平方米）。 水中撈麥這場戰役一共進行了30多天，在這30天里我們付出的努力，吃的苦、遭的罪，我覺的不亞于紅軍長征時的“過草地”。 從早晨起床時穿的鞋和褲子就全是濕的，因為麥地里全是泥水，深的地方要陷到膝蓋，所以每天的鞋和褲子都是濕的，尤其是早晨穿鞋的時候，感覺鞋里特別涼，我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先往鞋里倒點開水，這樣將腳放到鞋里是熱乎的；等到了麥地后首先要把自己包裝好，最早是用衣服當作頭巾把頭包好只露出一雙眼睛、兩只袖口用麻繩系好，只有這樣蚊子才咬不著。 那時蚊子多的無法形容，當我們在田間休息的時候為了減輕疲勞，便拿比賽打蚊子來解悶，就是把手伸出來，手背向上，當蚊子落上后握緊拳頭，這樣蚊子就被握緊的肌肉勒住飛不了了，這時就用另一只手拍上去，比賽看誰拍死的蚊子多，一般一次最少也要拍死十幾個。 割麥子時是以班為單位，每人8條垅，大約有2.4米寬，長度在700米左右這就是每人一天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我們班是九個人，其中8個人割麥子、一個人在后面捆麥子，然后再把捆好的麥子一捆一捆的拽到一邊剁起來，遠遠看去一行行的很整齊。 剛開始的幾天我們班的九個人，除了班長李永貴和一個姓徐的本地知青外，我們這七個分別來自上海和哈爾濱的“知青”誰也沒割過麥子，一切都要學習，怎樣磨鐮刀、用鐮刀，割麥子時左右手怎樣配合，還要千萬注意不要讓鐮刀尖割了手和腳。 沒用幾天的時間我們就基本掌握了這些要領，并且都能完成當天的任務。我記得后來的任務量還增加到了每人每天900平米。 雖然每個人都能完成了任務，但是我們付出的努力和耐力卻也是達到了極限。 我們每天在麥地里的工作時間基本都是在12個小時以上，正向后來在知青中廣泛流傳的那首《南京古城之歌》中唱的那樣“迎著星星出、伴著月兒歸”啊。每天穿的衣服沒一天是干的，褲子和鞋每天都浸泡在泥水里；上衣是被漢水濕透了曬干了、曬干了又被漢水濕透了，反反復復已經形成了一層厚厚的白色的汗漬。尤其是在三伏天，暴雨說來就來，眼看著遠處的天邊飄來了濃濃的烏云、瞬間就變成了漂泊大雨，在空曠的田野里往那躲啊！只好把捆好的麥秸頂在頭上，來遮遮雨，并且大聲高唱著“紅軍不怕遠征難、……、烏蒙磅礴走泥丸、……”來鼓舞我們的斗志！ 經過幾天的歷練，什么早起晚歸啊、什么蚊蟲叮咬啊、什么……，我們已經開始慢慢的適應了，但是最難以戰勝的就是對家鄉、對父母的思念了。想家的這種心情才是最難忍受的。 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孩子自從于8月3日和爸媽分開來到勤得利已經有40天沒接到家里的來信了。這主要是下雨造成了道路不通，家書傳不過來啊。 那時負責給我們送信的投遞員是一位40多歲的老同志，我們都稱他“老姚”，每當我們見到他時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沒有我們的信”，盼啊盼啊、但是每一次聽到他的回答都是非常讓我們失望。 記得到了9月10日前后的一天晚間，剛吃完飯回到種子庫，就見到連部的通訊員小毛（上海知青，個子不太高）笑嘻嘻的來了。當他進門后就大聲告訴大家“來信了”！住著40多人的種子庫里一下子沸騰了。小毛拿著信、喊著名字，把這“望眼欲穿、期盼已久”家書送到了每一位戰友的手里。這是我們來到五連的40多天里，接到的第一封家書啊！ 當我把信接到手里急不可待的拆開了信封，只見是媽媽用她那在掃盲班（共產黨建國后為了掃除文盲，而在老百姓中建立的學習班）學到的文化書寫的一筆一劃、方方正正文字，就好像見到了她哪溫和慈祥的而且是日夜思念的面孔，這時我的眼睛就開始濕潤了，并且眼前的字跡也開始模糊了（記得爸爸那年是在省委的“五七干校”勞動，只有媽媽帶著弟弟在家）。當讀到了媽媽的敘述、媽媽的期盼、媽媽的囑托……，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充滿了母親對遠在邊疆兒女的思念，讀著、看著，我的眼淚不知不覺得像斷了線的似地涌了出了眼眶。 這是思念的淚水！ 這是委屈的淚水！ 這是痛苦的淚水啊！ 在心里憋了40天了，今天見到了媽媽的來信后，就再也憋不住了，一下子就從內心里宣泄出來了。 <h5>　　這張照片是1969年我下鄉之前拍的全家照。那時爸爸還在五七干校勞動，我下鄉走后，家里只剩下媽媽和十三歲的弟弟兩個人了。</h5> <h1>　　六、雪中割大豆</h1> 水中撈麥的戰役結束了，接下來就要收割大豆了。 由于今年的雨水太大，機械設備完全失靈了，收割大豆也要靠我們手中的小鐮刀了。而且老天好像有意要考驗考驗我們這些來自城市的知青，在九月中旬就下雪了。 割大豆和割小麥不一樣，割小麥時是把麥子成把的握住后用鐮刀割下來就可以了；割大豆時卻是要一顆顆的握住大豆，但是一定要在根部順著向上握，千萬不可反方向“戧槎”握，因為大豆秸稈上有刺，戧槎握是要扎手的，另外割大豆時握大豆的手要順勢向鐮刀的反方向推一下，要使大豆秸稈創到鐮刀上，因為大豆秸稈比較脆，創上去秸稈容易斷，這樣割起來就省勁多了。 可是老天偏偏給我們出了個大難題，開始收割大豆的第二天就開始下雪了。這樣大豆就非常難割了，因為雪落在大豆秸稈上，雪融化后大豆的秸稈就變軟了，割起來非常費勁，這還好說只要多用點力氣就行了。難受的是早晨下地時，天比較涼我們都穿著棉襖呢，在地里割了一上午的大豆，棉襖全被雪澆透了，壓在身上沉甸甸的，而且第二天還沒干，每天只能穿著濕棉襖。 再就是天下著雪、穿著濕棉襖、站在在雪地里吃饅頭那是啥滋味？ 記得有一條中午，炊事班給我們包的包子，是連部的文書王永利（天津知青）趕著牛車送來的，還好他在地頭找到了一個廢掉的牛棚，我們在牛棚里吃包子，一是可以避避雪，再則還暖和些，可是我往身旁一看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層牛糞。 還好因為連里種的大豆只有幾百畝，我們全連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割完了。 記得在那段時間里我經常思考的就是： 我的將來會咋樣？ 我的出路是在哪？ 這樣的思慮是來自內心的反差。這幾十天里的“水中撈麥”、“雪中割大豆”的艱苦勞作、和“睡草鋪、住種子庫”，使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讓我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波動。 在學校報名時，在我的腦海里生產建設兵團的生活，就像電影《軍墾戰歌》中的唱那樣“邊疆處處賽江南”啊！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是這樣的艱苦；更是萬萬的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一個“農民”！ 越是這樣想心里就越覺得苦悶，越苦悶反映在工作上的態度就是越消極。 可是我的這種思想情緒和工作態度，被細心地老排長王相田察覺到了，于是在一天收工的路上被老排長狠狠地批評和開導了一頓。 老排長用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啟發我，老排長說；他沒來北大荒之前，是駐守在北京的坦克兵，但是在1958年的時候，部隊一聲令下，他們就從北京集體專業來到北大荒、來到了千古荒原勤得利。 他說那時的勤得利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他們來時全部住在帳篷、馬架子、地窨子里，下了一夜的雨，早晨起來洗臉盆都飄走了……，他還說那時的條件比現在艱苦多了，……。聽他講完這些后，他更是誠懇的跟我說：他們從北京來的時候也苦悶過、動搖過，也千方百計的想離開勤得利，回四川老家去，可是走不了啊！ 50年后的今天我還記得，老排長用他那濃濃的四川口音大聲的對我說：“小林子，你就死了這條心吧，想離開勤得利是不可能的，只能在這里好好的干！再說你在學校來到時候你的條件是很好的，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好好干那！”。 老排長誠懇的語言打動了我，讓我猛醒了。 晚間我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的難以入睡，反復的思考著老排長諄諄教誨，并從中認清了一些道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社會的大潮流，只能跟上這個潮流向前走，絕對不能后退，決不能成為大浪淘沙啊。 這張照片是1971你夏天和父親于五星上下。 1969年8月3日登上開往北大荒的列車時，父親那時正在“五七干校”勞動，轉眼我已經有兩年沒見到父親了。其實父親也在想兒子了，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乘到佳木斯出差的機會，來到了勤得利，并和兒子留下了這張寶貴的照片。 這站照片是我的一生中單獨和父親拍的唯一的一張照片，而且還是在黑龍江畔的五星上下，真是非常有意義！ <h1>七、進山伐木</h1> 在經歷了老排長嚴厲的批評和誠懇的教育后，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刻的啟發，并且也想明白了：想離開北大荒，離開勤得利是不太可能了。只能安下心來，努力的去干吧！ 勤得利1969年的冬天好像來到特別早，剛過完國慶節五星山已經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白雪。經歷了夏天的“水中撈麥”、秋天的“雪中割大豆”，我們五連的萬畝良田已經做到顆粒歸倉了。 在黑龍江的冬天農民就沒啥活干了，在冬天只是“貓冬”了。可是在北大荒在兵團，一年四季是沒有“閑”的時候，割完大豆沒幾天連里又派我們一排一班去山里伐木，為明年蓋房子準備材料。 早飯后我們坐上連里的小紅車（就是膠輪拖拉機）進山了。來到一個向陽坡下，有一片楊樹林子，這里就是我們的伐木場。班長把我們分成倆人一伙（倆人一把鋸），并教會了我們伐樹的要領，同時還反復的囑咐我們，在樹要倒的時候，一定要大聲喊“順山倒了”，這樣當有人聽到聲音時就會及時的躲閃開，以免砸到人。 我和曲志剛一把鋸，按著班長教的要領開始伐樹了。我們伐的樹都是20多公分粗的8米多高，貼著樹根先鋸下口、鋸到一半時感覺有些夾鋸了，便改到原鋸口的后面稍微先上一些再重新鋸，隨著鋸口的加深大樹便發出了“咔咔”的聲響，這就是告訴我們樹快要倒了，這時就要喊“順山倒了”，邊喊邊鋸，這時“咔咔”的聲音也隨之越來越大，不知不覺的大樹就倒了。樹不是瞬間就快速倒下的，樹倒下的時候有一個緩沖的過程、開始是慢慢的傾斜、當傾斜到四五十度時，樹頭順著山坡朝下就快速的倒下了。 大約干了兩個多小時，每伙人都鋸倒了20多棵樹，到中午了該吃午飯了，這時班長已經點著了一堆篝火，并用兩根代樹丫的木棍，搭好了一個架子，這個架子有兩米多高，上面掛上一個鐵桶，里面裝上雪，待雪水燒開了，我們便嚼著從連里帶來的饅頭，吃著咸菜，喝著雪水，這就是我們的午餐了。 吃完了午飯，就不繼續伐樹了，而是把上午伐倒的樹，先把樹頭鋸掉，再砍叉子，最后把能用的樹截成四五米的樹干，裝上車拉回連里。 我感覺伐樹這活要比水中撈麥、雪中割大豆舒服多了，最起碼的是沒蚊子啊。只是山上的雪厚點，我們打上綁腿、穿上棉捂轤鞋也就無所謂了，最多就是鞋濕透了，晚間回宿舍烤干了就是了，第二天照樣穿。 就這樣連續幾天都是去伐樹，在一天晚間剛剛吃完飯，只見連部通訊員小毛（上海知青）來到我們宿舍，笑瞇瞇的看著我，并告訴我：讓我去連部，連長找我。我聽到后感到很驚訝，便問小毛：連長找我有啥事？他看著我只是微微的在笑，并說有好事，其他的就啥也不說了。 我們剛到五連時的連長叫魯邦勝是四川人，是66年3月轉業來勤得利的，可是沒多長時間就調到團部通訊股當參謀去了；他走后來的連長叫李國富，是58年隨王震將軍專業來到北大荒的，聽說在部隊時是個戰斗英雄，在遼沈戰役的“塔山阻擊戰”中立下了戰功，曾三次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 來到了連部見到了連長，這是第一次和連長面對面的接觸，而且還是這樣的一位英雄連長，感覺有些緊張。 那想到連長只是抬頭看了我一眼后，又在昏暗的燈光下低下頭去看他的文件，同時用他那濃濃的遼南口音說：“小林子，回去準備行李，明天早晨在連隊門前的公路上等團里的汽車，去師部參加報務員訓練班學習。”就這樣簡短的幾句話，完事了，其他的啥也沒說，我也沒敢多問。這可能就是他的軍人的習慣吧。 按著連長的指示，回到宿舍后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曲志剛和郭利廣，并一同去放箱子的倉庫，拿了些日常換洗的衣服，并把箱子的鑰匙交給了他們，讓這倆哥們幫我保管。 第二天的早晨（1969年10月14日、星期二、農歷九月初四）八時左右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停在了五連的大門前，只聽到司機師傅大聲問道：有沒有去師部學習的？上車了。我聽到了喊聲后先將行李扔了上去，然后一步登上了卡車。 上車后看見車上已經有四個人了，他們分別是： 工副業四連的劉世寶（北京知青）； 一連的李向河（本地知青）； 二連的趙**（哈爾濱知青）； 十三連的吳**（上海知青）； 當車到了七連時又上來一位叫張福元的（哈爾濱知青，是和我在同一天乘同一列火車來27團的，是四十中學的）。 我們一共六個人分別來自四個武裝連、一個漁業連（在黑龍江上捕魚）、一個前沿連（在黑龍江畔、緊鄰八岔島），便成為了27團的第一批（也是僅此一批）無線電報務員。 1969年10月14日從這一天我便離開了生活戰斗了80天的五連，同時也是老連長李國富將我送上了新的戰斗崗位的開始；在這80天里是我一生中難以忘記的80天，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邁開的第一步； 在這80天里是“水中撈麥”、“雪中割大豆”、“進山伐樹”讓我真正的體驗到了人生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在這80天里是老排長（第一代北大荒人）的諄諄教誨讓我懂得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應該時刻做到克服困難、堅定意志、步步前行。 這就是50年前的1969年我們所經歷的一段生活； 1969年是我和我的同學們（和我們在同一個年代、有著相同的命運的人）的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年 2021年（辛丑牛年）春節于海南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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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的記憶（1）—難忘的1969

黑龍江竹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