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在革命的年代,兩個人能夠相遇、相知并走到一起,通常事先有著一場千里追尋卻又似不可理解的遇見,然后才是相同道路上的相互依偎和信賴,進而有了被共同信仰凝結在一起的相濡以沫的浪漫。經歷過風雨,在歲月的光輝里,這種浪漫往往會呈現出一種偉大人格的感染力,贏得后世的尊敬和愛戴。王季青,王震將軍夫人,和王震將軍走過一生,就是因了這種在革命年代才有的浪漫。如今,她雖只為人們留下了一些可以緬懷的“小事”,但卻獨立、質樸、鮮活并且感人。</h3></br><h3> <h3>王季青1913年生于一個小商業資本家家庭,沈陽人,幼年喪父,“九·一八”事變后隨母親流亡北平,中學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后轉入歷史系。她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于193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她基于滿腔愛國熱忱,從學生運動的第一線奔赴抗日武裝斗爭的第一線,到晉西北參加了八路軍。</h3></br><h3>此時,王季青已經24歲,和從北平、天津等地來的幾位學生一起被分到了120師,她在師部政訓處當宣教員。王震時任359旅旅長兼政委,已經29歲,但還是個單身漢。24歲的大姑、29歲的小伙子,在那個年代里都是老大不小了,120師首長便想將王季青介紹給王震。首長們極力撮合,但王季青僅見過王震一面,那是她一次去師部的路上,看到王震旅長和師首長在一起談笑風生、英姿颯爽。雖然只是遠遠地看了一眼,但王震旅長給王季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h3></br><h3>有天,師里開會,王震騎馬趕來,遠遠看到師首長在門口迎候,便勒韁下馬快步上前,向師首長一一人敬禮、握手。王季青也在其中,王震同樣向她敬禮、握手,讓她受到了師首長的“待遇”。隨后,王震發現事情有些不對,想問師首長是怎么回事,但師首長卻鼓起了掌。王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被師首長的掌聲弄得莫名其妙。</h3></br><h3>散會后,師長賀龍特意將王震和王季青留了下來,直截了當:“怎么樣,二位,都老大不小嘍!我看你們一文一武,文武之道,蠻般配哩!”王震這才知道首長是要給自己介紹對象了,紅著臉打量了王季青一眼后,脫帽搔著頭皮說:“就是啊,今年都我29啦!”王季青不說話,只是在笑。賀龍又問她:“要不要我們幫你對這位旅長做進一步的考察?”王季青羞羞答答,不過很快便說:“組織上已經考察他這么多年了,還用得著我考察呀!”賀龍大笑了起來:“好啊,就讓我來做你們的紅娘!”</h3></br><h3> <h3>幾天后,岢嵐河畔,一戶簡陋的農舍,王震和王季青舉行了婚禮。這就是革命年代的愛情,他來得那么迅速,甚至在簡單的婚禮中還有迅雷不及掩耳的熱烈,但它和我們今天的“閃婚”完全不同,注視著它的除了組織的強大眼睛,還有兩個在相同道路上生死與共的革命信仰,因此,它是堅不可摧的,持久而溫馨的。主持人關向應說:“志同道合者一見如故,才有這戰場上的‘羅曼蒂克’。”新郎王震聽后干脆幽默:“么子‘蒂克’,這叫‘速戰速決’!”</h3></br><h3>岢嵐河卷起朵朵浪花奔騰不息,即今山西岢嵐、興縣境內之嵐漪河。源于岢嵐縣東南,西北流經縣城南,又西流至興縣西北入黃河。《寰宇記》卷50嵐谷縣:“岢嵐河在縣東,水從嵐州宜芳縣走馬嶺下流出,去縣四十里,西入合河縣界。”在那個年代里,見證了王震和王季青的愛情。在河畔那間簡陋的農舍里、在新婚當天的夜里,王季青向王震傾訴了自己的家事、身世和投筆從戎抗日救國的一腔摯誠。王震感慨地說:“就憑你這個大學生,一個女同志,不辭勞苦來到抗日前線,這就很不簡單!嘿嘿,這就是我們最大的緣分!”</h3></br><h3>第二天,王震就要回359旅,王季青很是不舍,賀龍看了出來,笑著問她:“季青同志,你現在嫁給了王胡子,他是359旅旅長,你嫁給他就等于是359旅的人了,還要留在師部工作嗎?”王季青看了岢嵐河一眼,看了河畔的那間農舍一眼,河水還沒有從她的掌心流過,農舍還沒有被她住暖,她說:“那我就去359旅吧!”就這樣,她成了“359旅的人”,開始了對王震一生的追隨。</h3></br><h3> <h3>婚后,聚少離多,王震和王季青很快有了三個兒子,他們在槍炮聲里將自己的這三個兒子取名王兵、王軍、王之,“之”本義是“到某地去”的意思,讓他們的名字都有了軍人的氣質。1944年10月,359旅執行南下作戰、開辟新根據地的戰略任務。王震率領部隊克服重重艱難險阻,長途跋涉,英勇轉戰,途經8個省份,跨越半個中國,跋涉兩萬余里,先后突破敵人100多條封鎖線,英勇戰斗300余次,于1946年秋勝利返回延安。這一壯舉,被譽為“第二次長征”。</h3></br><h3>臨行前,王季青為王震打點行裝,特意把羊皮縫制的護膝塞進王震的挎包,她的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丈夫那你這條受傷的腿,尤其是在天冷的時候。王震像個沒事兒人一樣地對她說了句“等著我回來”,便策馬揚鞭消失在了滾滾黃塵中。牽腸掛肚的等待隨即開始,總伴著讓人忐忑不安的消息,她隨時都在擔心著南下部隊陷入絕境……終于,有一天丈夫回來了,胡子留得老長,見到她只是嘿嘿地笑著,對九死一生的經歷只字不提。她說:“也不知道刮胡子……”隨后,一行滾燙的淚水從臉頰滑落。</h3></br><h3>1949年,王震率部凱歌進新疆,王季青隨丈夫從酒泉乘機飛往迪化(今烏魯木齊)。在新疆,組織派王季青等人作為代表接管新疆學院,并立即著手對學院進行全面的整頓和調整,后又更名為新疆民族學院。1950年10月,新疆民族學院院務委員會成立,王季青任秘書長。1951年,王季青調任新疆軍區俄文專科學校校長。進疆部隊在剿匪反霸,開發、建設和維護祖國邊防的同時,本著“不與民爭利”的基本原則,在荒漠之上營建起了一座座的綠洲,王季青也為新疆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h3></br><h3> <h3>1953年王震擔任鐵道兵司令員,王季青回到了北京。在眾多職位的選擇中,她以行政十二級職位出乎意料地選擇了一所普通中學,當了校長。這所學校始建于1901年,前身是“篤志學堂”;1949年,改名為“北京第八女子中學”;1972年,改稱“北京市第一五八中學”;1996年,更名為“北京市魯迅中學”。</h3></br><h3>就任女八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后,王季青把教學質量作為學校的中心工作來抓,親臨一線,聽課、輔導,親自批改作業,并說:“我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辦好一個學校。”但由于當時北京市師資奇缺、教學質量差,第二年市教育局組織統一考試,女八中高二年級的數學考試一半以上學生不及格,初二年級八個班及格者不足十分之一。王季青意識到教師的重要性,招賢納士,甚至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也吸收到了女八中教師隊伍中,讓他們在本職崗位上人盡其才,為教育事業做貢獻。陳漱渝便是其中之一。</h3></br><h3>陳漱渝1957年考入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1962年畢業,但因為父親在臺灣,成了一個有“歷史問題”的人,在畢業后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一直找不到工作。那段時間,用陳漱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白天靠圖書館里的古書“麻醉”自己,晚上經常在昏暗的路燈下幽靈般的游蕩,感覺自己的生命像是“剛走出一個寒夜,又走進一個寒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陳漱渝意外地收到了女八中的錄用通知。</h3></br><h3> <h3>陳漱渝說:“邁進石駙馬大街那座灰磚紅欄、建筑古樸的校園,第一個接見我的就是身穿灰布制服的王季青校長。她給我安排完工作,又來到西小院我所住的男教師單身宿舍。她摸摸我的被子,發現棉花又稀又薄,便叮囑總務科補助我一床新棉被,而且指定一位女職員幫我縫上,使我暖暖和和度過了在北京工作的第一個冬天。”</h3></br><h3> <h3>不僅如此,為了提高教學質量,辦好學校,王季青還常常犧牲休息日,來到學校食堂,和單身的教師們一起包餃子,改善他們的伙食,讓因為休息而“無處可去”的他們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節日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家里去。陳漱渝說,中秋之夜,王校長還特邀我們這些住校的教師到她家里去聚餐。在她翠花胡同寓所的葡萄架下,我們邊吃月餅邊賞月,完全消除了離鄉背井的孤獨寂寞。</h3></br><h3>在這種女性特有的細膩與柔情的關愛里,女八中教職員工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擰成一股繩,教學質量提升很快,1959年,高中畢業生幾乎全考進了一類大學。至“60年代初,女八中初中升學已達到了北京市一流水平,超過了女三中、女九中、女六中,略低于師大女附中”。作為一流中學,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優秀的人才。</h3></br><h3> <h3>在這個過程中,王季青默默地付出,很多人都知道她是王震將軍的夫人,但她總是低調處世,基本不在公眾場合露面,很少以將軍夫人身份參加政治和文化活動。不走后門,不搞特殊,甚至從來不用王震將軍的公車,始終扮演著思想和人格獨立的知識女性的形象,始終都是一位嚴于律己的“老校長”。直到1965年才因為王震將軍身體不好,調至農墾部,離開了為之付出11年心血的女八中。</h3></br><h3>1978年后,王季青曾陪王震將軍到新疆視察工作,但很少公開露面,媒體上基本沒有關于她個人的公開報道。期間,她以教育部中教司巡視員的身份,走訪了十幾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調研,提出了迅速發展普通教育的許多寶貴建議,直至退休。如此,王季青在教育戰線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奉獻了自己大半生。</h3></br><h3> <h3>1993年2月6日,王震將軍特地找人買了一個“祝老伴生日快樂”字樣的大蛋糕,為王季青做80大壽。在燭光里,白發蒼蒼的王季青默默許愿,除了讓將軍身體盡快康復,心中放不下的仍是窮困地區的兒童。但沒想到的是,僅僅在一個多月后的3月12日,王震將軍王震將軍卻因病情惡化,在廣州病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有人建議去新疆建設兵團籌集一些錢,為王震將軍拍電視劇,王季青反對,她說,如果能籌到那么多錢,還不如將錢捐給貧困地區的學生。她還說,兵團也困難,職工們的工資偏低。甚至,王震將軍剛離世時,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她,覺得前來悼念的人送來的鮮花、花圈有些貴,尤其是鮮花花錢很多,容易凋謝。</h3></br><h3>在陳漱渝的回憶文章里,述說了一個關于王季青的一個細節:有一年,王季青在深圳療養。那時,她已經不能走路了,坐在輪椅上的她被學生推著,到了一家超市。學生想讓她在超市里逛逛,散散心,她卻告訴學生,自己想買兩千個筆記本、兩千支簽字筆、兩千支圓珠筆。學生說:“要這么多本子和筆做什么?”她說:“準備寄贈東北的貧困兒童。”陳漱渝說:“當時,她(王季青)每月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但她心頭記掛的還是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青少年一代。”</h3></br><h3>崇高嗎?偉大嗎?在先輩革命者的境界當中,崇高和偉大就在這平凡些微的小事里!2007年12月24日,王季青老人去世,家人遵照她生前的要求,沒有發訃告,沒有公布治喪機構,沒有開追悼會,沒有公開報道。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就像人們對老人默默的懷念,雖然現場沒有鮮花,但鮮花卻開在了人們的心里,美麗芬芳,高尚優雅。</h3></br><h3> <h3>本文圖片來自網絡,參考了陳漱渝《永遠的溫馨:憶我的老校長王季青》(人民政協報,2008-03-24)宋鳳英《王震與王季青的風雨情感路》(黨史博采,2008年)等史料,感謝原作者!</h3></br> <a href="https://mr.mbd.baidu.com/r/ib7wwEhd1m?f=cp&u=4b8799e688056bf9" >查看原文</a> 原文轉載自mr.mbd.baidu.com,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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