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光輝的美篇

日月光輝

懷念母親 ——觀電影“你好，李煥英”有感 文/毛新民朗誦/郝銘 　　賈玲導演的電影“你好，李煥英”，觸痛了我靈魂深處的傷痕，那是我對母親深深的懷念，也是我對母親最大的愧疚。 母親李英華（1919年生--1973故）。母親的一生是平凡而偉大的，她用54歲短暫的生命，詮釋了女人的美麗和善良、詮釋了夫妻同甘共苦、風雨同舟的美德、詮釋了母親含辛茹苦、無私奉獻的愛。 父親毛凱弘（1919年生—2008年故）。父親是有志向的好青年，有才華，精通外語，工作很出色，本該有大好前程。可是，天有不測風云，五七年父親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上海崇明島農場接受改造。 就這樣，父親蒙冤幾十年，不曾摘帽，文革后方得以平反。退休前，父親在上海審計科學研究所工作，2008年去世，享年87歲。 我小的時候看過父母的結婚照，非常漂亮。父親英俊瀟灑，母親穿著潔白的婚紗，猶如仙女下凡般的美麗，父母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只可惜，文革期間，因父親的問題被抄家，所有照片被毀，母親當年一幅美麗的婚紗照也毀掉了。僅存的幾幅照片是二姐保存的。看到母親去世前的照片，蒼老了許多，一臉的憂郁。我知道，母親最不放心的，就是我這個在東北農村的兒子——毛新民。 母親曾是一名護士，在浙江省寧波市立醫院工作過。 1957年父親被打成右派后，家里的重擔就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母親面對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壓力，扛起了家里的重擔。母親每天要上班工作，還要照料我們姐弟四人的飲食起居和學習。盡管如此，母親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每天下班后，還要去天津醫學院夜校學習，三年后，母親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中醫醫學大專學歷，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工作于天津大學衛生院。 我出生在上海，與共和國的同齡。 1953年，我父親是中國儀器儀表公司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所以我們全家從上海搬到天津，住進小白樓 俄爾金大廈102室 。后辦事處撤銷父親返回上海，而我們一家就留在了天津，再后來又搬進天津大學職工宿舍。我先后在天津大學保育院，天大小學和附中讀書。因為父親被打為右派，我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我這個家中唯一的男孩，在1968年下鄉到東北農村。 我是母親唯一的兒子，是她的摯愛。我下鄉到農村，條件比較艱苦，更增加了母親對我的牽掛。母親用她微薄的工資，維持家里的開銷，還要拿出一部分，給我買一些生活必需品。 1972年，我還在農村，母親對我的惦念與日俱增，除了生活必需品，還要給我寄些吃的喝的。我下鄉的七年中，只回家過一次春節，所余六個春節，對于母親是盼望，也是傷痛，對于我是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 1973年，母親因患腦溢血住院，我一直陪在母親身邊，直到母親去世。看著重病在床的母親，心痛之余，更多的是愧疚。我無法給母親一點點安慰，面對死亡我無能為力，我尚未對母親盡孝，母親就已撒手人寰。 母親一生用她柔弱的雙肩，扛起家的重擔，并將我們姐弟四人撫養成人。后來大姐去了唐山，二姐在新疆教書，我在東北農村，只有妹妹在天津，父親還在上海（工廠勞教），一家六口人天各一方。 從下鄉至今，五十多年中，我吃了不少苦，也在吃苦中得到歷練。在農村、在企業、在下海經商和后來辦學中，歷經坎坷，但與母親當年的困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今，我們姐弟四人都過上了幸福的日子，可不能與母親同享，在我們身上真正體現了“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我的一生，沒有向命運低頭，通過和愛人的一起打拼，房子從290元買的半地下土房，已逐步遷入140平的高層樓房。是祖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們的命運發生了改變，我們要感謝祖國！感謝黨。 我唯一的女兒自己開了網吧，外孫也上大三了。 通遼這片土地，我生活了50多年，歷練了50多年，我把人生的大好時光，都奉獻給了這片讓我感覺溫暖的土地。 如今，舞蹈與攝影融入了我的生命，我有幸成為一名舞蹈教師和攝影人。我和搭檔創辦了一所頗具規模的舞蹈藝術學校，培養了大批舞蹈藝術人才，并在攝影的實踐中做出了一些成績。 如今，大姐已經八十多歲了，最小的妹妹已近古稀，大家生活的都很好。若母親地下有知，她一定會為我們高興和自豪。也望母親在另一個世界，有情有愛，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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