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父母的兩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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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戰時的連隊現任指導員聯系我，問是否有戰時的照片，用于連隊在建的戰時榮譽室。我離開首次參戰時的連隊36年多了，軍隊體制編制幾經改革，部隊營區多次變換，官兵換了一茬又一茬，老連隊還能記得我，說真的，在這個疫情下的寒冷冬天，內心確實熱乎乎的。于是，我翻箱倒柜找了起來。戰時的照片不多，僅有幾張與戰友的合影，歲月的流逝讓黑白照片發黃、變得有些模糊，但原打算留給父母的兩張個人的照片，印象特別深刻。 文山州?西華公園留影 1984年12月4日下午，我從云南省硯山縣乘過路的長途車到達文山，匆匆趕到西華公園入口。公園售票員告訴我：“還有15分鐘就要閉園了”。我急切的問道：“還有多長時間關門清園？” “一個多小時”，管理人員告訴我。“好的，明白！”我邊回答、邊跑步進入公園。文山州所在地是一座山城，西華公園坐落在文山西郊的西華山上，公園新整修過，入口在山腳下。夕陽被西華山擋著，公園里光線已經暗了下來。我看到有個照相點，照相的師傅正在收拾東西，看樣子要收攤了，我趕緊問了一句：“師傅，還能照相嗎？”聽到我問話，照相的師傅通過鏡頭看了看光線，用當地方言說：“還可以”。我按他的提示，坐在一高處，因一路小跑，身上有汗，65式軍裝的風紀扣沒拉緊。填寫郵寄照片的信封，我沒有寫家里地址，也沒寫連隊的代號，而是寫了姐姐的名字和工作單位，因為我到老山前線參戰見習，一直瞞著父母。 1984年8月17日，我到全軍首支赴老山地區輪戰部隊，一軍一師三團炮營高機連任見習排長，與該連的干部戰士一起臨戰訓練，不僅相互熟悉了，還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礎。11月9日，團里通知我被調整到步兵一營一連。高機連是我軍旅生涯的第一個連隊，先在一排任見習排長，與康建強排長配合默契，后連隊把指揮班、兩個司機班合編為4排，由我擔任排長。連隊對我很重視，王正友連長讓我結合中越邊境地區山岳叢林地的特點，給全連講軍事地形學課；團里對建制連緊急拉動考核，讓我與他一起帶隊找點。近3個月的臨戰訓練，對我鍛練提高很大。第二天早晨，全連人員在車場列隊相送。劉明獻指導員隊前講話，對我在高機連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希望我到步兵連后，發揮軍校所學知識，一線陣地殺敵立功！我從未經歷過這陣勢，心里非常激動，我與連隊的戰友逐個握手，一排、指揮班、司機班不少戰友眼里閃現著淚花。 （與彭士杰在云南省硯山縣新民農場） 當天，見習隊副隊長王繼洲、高機連劉指導員和司機班大班長李明海，親自把我送到一連。該連擔負1072方向防御任務，錢富生指導員專門給我談話，告訴我要去的班駐守離越軍最近的74號陣地，現在陣地上的11軍32師所屬部隊與越軍幾乎天天有戰斗。我的背包已搬到所在班的帳篷里，正打開背包整理內務。不一會，劉指導員來帳篷找我，說是弄錯了，我被分配到二連。原來劉指導員把我送到一連后，又到營部向安建軍教導員匯報我的情況，安教導員邊聽他介紹、邊翻看花名冊，告訴他送來的那位排長，不是到一連是到二連。劉指導員又親自把我送到二連，送到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李錦平連長面前。高機連對我非常關心，拿我像對自己連隊的干部一樣看待。劉指導員離開硯山接防一線陣地前，專門來二連看過我。我所在的二連二排就要離開硯山進入一線陣地，排長施閏生，原有的見習排長孫榮生，南京陸校畢業，他隨四班行動，我隨六班。二連防御陣地的特點是點多、線長、面寬，連隊經調整充實后變為加強連，有三連的一個建制排，一炮連和一機連配屬的人員，還有見習軍醫、排長、司務長等等。連隊人員籍貫分布很廣，可以說“五湖四海”，華東六省一市的占多數。說來有點奇怪，山東作為兵源大省，該連只有一名萊蕪籍的戰士，是一排二班副班長。我們二排接防的78號和1214陣地，是連隊防御陣地的突前部分。當時考慮，假如我在戰場上光榮了，一直被瞞著的父母和家人，一定想知道我最后是個什么情況。鑒于當年的交通和通信狀況，普通百姓要了解戰場上親人究竟發生了什么，除了通過組織渠道之外，最可靠的就是通過同一籍貫、同一地域、同一列火車皮拉進軍營的老鄉戰友。而我是個特例，地方大學生入伍，軍校畢業學員身份，跨大軍區參戰見習，與本排戰友相處不到一個月，與連隊其他戰友缺少接觸和溝通。諸多客觀因素的限制，讓我產生了一種想法，就是拍張帶背景的照片，留下最后的光輝形象。假如有萬一，可以變相告訴父母和家人，我曾來過文山，在風景秀麗的文山西華公園留過影。我給姐姐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上一線陣地了，把當時身上所有的錢，還臨時向戰友借了五元湊夠了一百元，通過郵局寄了出去，請她轉交年逾六旬的父母。按照接防計劃，施排長率林金銘、張正華、趙建國三位班長先期進入陣地。12月6日下午5點，我和孫榮生帶領二排所有人員，分乘兩輛解放牌卡車離開硯山，在暮色中融入長長的車隊，沿著崎嶇的山道閉燈駕駛奔向老山戰場。 （由左至右：鄧發寬李錦平王興俊沈凱坦在二連連部） 戰場不是靶場演習場，生與死、傷與殘、偉大與平凡就在瞬間，且就發生在你的身邊。依據戰場環境和敵情變化，六班人員分為兩個組，班長趙建國帶王一平、王永慶、闞聯華、黃健等5人，與孫榮生排長、四班一起駐守78號陣地。我與副班長戴淦榮、馮秀明等3人為一組，與施排長、五班、機槍連張培國排長帶領的一個班，駐守1214高地。1985年元旦前，六班戰友王一平被爆炸物炸成重傷，本能的疼痛與呼喊，深深震撼和刺疼了我的心。當他被擔架艱難地抬至1214高地陡峭通路口，我看他渾身是血，身上只有褲頭背心，腿上扎著止血帶，我迅速取來我的大衣，追至陣地下坡處，蓋在他血肉模糊的身上。受爆炸沖擊波的影響，戰友黃健被炸成腦震蕩，但他默默忍受著頭痛、失憶的傷痛，依然堅守在自己的哨位上。兩位戰友的行為，詮釋了什么叫“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叫苦！”1985年1月9日，五班戰友黃養國、張勇在執行搜索任務中，為搶救戰友壯烈犧牲，副班長顧亞楠負傷。戰友戴淦榮、馮秀明受輕傷，仍然堅守在陣地上，他倆是我同一貓耳洞的洞友。這次搜索任務及救援行動，彰顯了戰友是生死兄弟，危機時刻：“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這種偉大的犧牲奉獻精神，成為“老山精神”的精髓。除本排戰友出現傷亡之外，長沙工程兵學校見習排長聶曉輝、彭家平先后進入雷場，在執行搜索任務、搶救戰友時不幸觸雷受傷。一排一班長王志山被地雷炸傷。三排九班長廖大方，戰友馮雁、童英栽先后被地雷炸傷。原來在炮營見習，后與我一起被調整到6連的濟南陸校同學李國際被炮彈炸傷。這些可親可敬可愛的戰友，多數成了高等級傷殘人員。面對犧牲的戰友和淋漓的鮮血，讓我對戰爭的殘酷性有了直接的感受和認識。頭頂上呼嘯而過的炮彈，震顫大地的爆炸聲，連片密集的槍聲，7連攻打968高地、8連馳援那拉方向，戰友與敵人反復爭奪陣地的廝殺聲，成為我腦海中永遠的記憶。 （與孫榮生在陣地上） 參戰見習結束后，我回到位于濟南西郊臘山腳下的陸軍學校，當時戲稱“將軍搖籃”。有位同學經多方查詢，給我打來電話，焦急地告訴我，給你往前線寫的信退回來了，信封上多了一段字，我念給你聽：“你走后咱們連撤下陣地，執行拔點任務，你排頭觸雷受傷。王興俊”。這是連隊王指導員，在標有“退回原址”的信封背面寫的一段話。因為他知道，我的原分配單位是67軍，很可能再返戰場。放下電話，心中一陣痛。我大聲詛咒，該死的越軍！排長施閏生，1979年高考進入軍校，南京陸校畢業，浙江金華人。我倆同期參加高考，同樣來自農村，同屬于八十年代軍隊改革基層干部選撥制度后，亟待檢驗的“學生官”。朝夕相處之中，我們有很多探討的話題，諸如攻打968高地，886電臺使用，貓耳洞與塹壕構筑，反沖擊時機，“添油戰術”，江浙方言與密語等等，有些寫入了我的見習報告。當然，也有懵懂的愛情，將來的婚姻，戰地的詩和遠方。當時擔心的是，他會因雷傷致殘，中斷軍旅生涯。1985年3月6日上午，濟南陸校在栗山火化場第一大廳，舉行1.15戰斗中犧牲在145號陣地的同學李法堂追悼會。面對懸掛在大堂正中的李法堂遺像，被黨旗覆蓋著的骨灰盒，聽著低沉的哀樂，眼前不時閃現出他的音容笑貌，尤其是當看到他來自山東掖縣，年邁、身體羸弱、哭的死去活來的父母及家人，見習隊領導和所有學員都肝腸寸斷，聲淚俱下。將心比心，天不作假，如果再去一次前線，也許犧牲負傷的是我們中的任何人。 （軍校同學王志亮李法堂） 黃浦江畔的夜景照 1985年3月，我與傅明和、鄭守根、徐德征4人到200師報到，受到師首長和機關的熱情接待。按照原來的分配計劃，鄭守根去599團，傅明和600團，我和徐德征是598團。干部科陳煥金科長找我談話，說把我調整到師炮團，這樣每個團分配1名學員。598團是全軍聞名的“雙大功團”，1984年7月18日畢業分配時，我的行李已經發往該團駐地，因為要去老山前線見習鍛練，行李又被退回陸校。對分配去向的調整，自己內心很不情愿，從戰功卓著、駐地泰山腳下的步兵團隊，調整到師炮團，對我來說又一次“專業不對口”，但經過老山前線半年多的鍛練，自己的心理調適能力有很大提高，對這次調整分配自己無怨無悔、愉快到炮團報到。炮團駐地山東肥城，我的任職命令是該團火箭炮營130火箭連副指導員，因團司令部警衛排長譚新康調出，安排我先代理司令部警衛排長。警衛排編制在司令部管理股，有警衛班、工兵班、飲事班，有獨立的食堂、菜地和武器庫，機關的“八大員”都在食堂就餐，屬于首長眼皮底下的特殊“小連隊”。人少、事多、任務雜，警衛重點目標、服務首長機關、遂行應急任務的壓力非常大。期間，參謀長李文翠、管理股長張清水等領導，給了我很多幫助和支持。1985年8月中旬，我接替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的尚龍江，到政治處代理保衛干事。應該說是對我在排長崗位工作表現的肯定和認可。1985年9月的一個星期五，干部股位干事告訴我，師干部科來電話，讓我第二天到師干部科談話，具體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我第二天乘車按時趕到師政治部，先到保衛科遞交了季度保衛工作報告，爾后走進干部科辦公室。陳科長親自給我談話，對我到炮團半年時間、先后兩個崗位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同時告訴我去軍機關幫助工作，直接到云南前線報到。我內心很疑惑，簡直一頭霧水，因為我從沒有去過軍里或者接觸過軍里任何人員，不知怎么就被推薦到老山前線報到。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當年的假期還未休，只是請了10天假回家看了看。我提出能否回家看一看父母，再趕赴前線。陳科長雖然面露難色，但考慮到我半年內兩次參戰，還是下了很大決心給了三天假，讓我做好三天后出發的準備。我從泰安先坐火車又乘汽車，連夜趕回家里。農村正值“三秋”大忙季節，父親離休后到鄰縣幫忙不在家，姐姐從婆家趕回來幫忙收秋，正讀高中的弟弟回家取干糧，我謊稱自己出差路過回家看看。第二天我把姐姐、弟弟叫在一起，悄悄告訴他們，我要再次赴老山參戰，姐姐聽到后眼淚唰的一下掉了下來，弟弟神態也變了樣。我安慰他們我去過一次，有經驗，不要為我擔心。我們商定，我離開家之前先不告訴母親，免得讓她老人家過早擔心。母親察覺到姐姐、弟弟神色不對，便追問我給他們說了什么，是不是又去前線？口中念叨著，不能老摁著一個人去打仗。我說不是，部隊打仗的人早就走了，是說我工作上遇到的煩心事。離開家的那天早晨，我吃過母親做的早飯，推著自行車走出家門，走到屋后的第一生產路，轉身與送我的母親和姐姐告別，發現母親已略顯蒼老，步履有些蹣跚，眼睛里充滿憐愛與不舍。抬頭看看我家與規劃排房前后差一屋廂，墻皮脫落被修補的凸凹不平的老屋，已屬于村里最扎眼的舊房。父母節衣縮食，傾盡所有，全力支持我和兩個弟弟讀高中、考大學，作為家中長子，兄弟姊妹里第一個大學生，有一種很深的負重感。眼淚在眼眶里直打轉，差一點掉下來。我轉身騎上自行車，沒敢再回頭，因為我知道，母親和姐姐會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看不見我的身影。知子莫如母。多年以后，我說起當年離開家時的復雜心情。母親告訴我，她早就看出來我心里有事，不是一般的事。她曾細心留意，自打我上大學起，回家進村出村都是推著自行車，見到村里人老遠就打招呼，只有那次是騎車出的村。1985年9月30日凌晨2點，團首長讓食堂為我準備了早餐，安排司機劉德立直接送我到濟南。當我登車即將離開團招待所時，政治處倪志明主任、干部股位干事趕來送行，招待所老江班長及警衛排白方成、李建強、劉振昆、吳岳生等眾多戰友，列隊為我送行。領導及戰友的真誠，驅散了凌晨的寒意，讓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我告別黑夜中的炮團新城營區，再次踏上赴滇參戰的征程。當時濟南至昆明沒有直達的航班和火車，我只好經南線中轉，乘飛機當天到達上海。在上海民航售票處，我買了最近一班飛昆明的機票，而后乘車去了外灘。1985年的國慶前夜，黃浦江兩岸華燈齊放，霓虹燈絢麗多彩，外灘上人山人海，連個插腳的空都沒有。我看到沿江有個攝影點，便走到停在江邊的一條船上，拍下一張夜景照，直接郵寄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心想，假如這次參戰有萬一，留給父母我在上海外灘的最后形象。 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又恰逢國慶佳節，腦海里不時閃現著這樣的畫面。我們與眼前的年輕人屬于同一代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邊盡情享受著和平生活的祥和與甜蜜，一邊是浴血奮戰在老山前線的塹壕與貓耳洞里，形成強烈的心理反差與對比。我暗示自己：理解萬歲！在上海虹橋機場，發生了一小插曲。托運行李時，工作人員見我穿65式軍裝，戴85式領章、帽徽，目的地是云南昆明，行李內全部是個人軍用被裝和用具，問我是不是參戰部隊的?我回答：是的。一位身穿制服的漂亮空姐，微笑著請我走VIP 通道，一直送我到飛機舷梯旁。路上她說，見到過一隊隊軍人去前線，沒見過一個人扛著行李去打仗的。她半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你跑吧，沒人跟著你，難道你不怕死嗎？”我回答：“我也是人，也有父母，當然也不愿死，但穿上這身軍裝就不能怕了，因為總要有人去打仗，邊境線總要有人守！”當我告訴她，我是二次參戰時，她表情非常驚愕。臨別，她向我揮揮手，投來贊許的目光。在我第二次參戰期間，父親已患病，次年3月19日去世。后來父親的同事告訴我：“你在前線的日子里，身為教師的父親，早就猜出了你的去向，每天通過電視、廣播、報紙，掌握老山前線的消息，交談中一提到你，常常以淚洗面”。父親留下的資料，有許多有關老山前線的消息和各類英模事跡的報告。1986年5月，《大眾日報》以一個版面，刊登由山東大學喬幼梅副書記為團長，張樂陵、宋煥新為副團長，郭琳、吳平英、劉紅、蔡雪梅、孫杰、舒東、何才姑、許梅等8位女大學生，學生會顏鋼軍，研究生展濤，校報髙忠漢、團省委周小波等組成的慰問團，赴老山前線開展慰問活動的情況。博士研究生展濤與我同為該校79級學生，他以我為例講了一段在老山前線的見聞與思考。父親用紅筆，專門把那段內容標注出來。母子連心，母親外表剛強，內心柔弱。我在前線的日子里，母親常常半夜三更，翻出我大學畢業后交她保存的大學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望著上面的照片，淚眼婆娑，一直到天亮。以前從不沾煙酒的她，由此學會了抽煙。軍校同學謝瑞奎，利用假期專門到我家，探望我的父母。適逢“三夏”大忙季節，他二話不說，脫去上衣，挽起褲腿，趟水走進水稻田里，給我家的責任田插秧。我的父母及村里鄰居，見到綠色軍營有這樣的戰友，真是喜出望外，都交口稱贊。他回部隊后，寫信給我講家里的情況，我內心十分的感動和感激。放下他的信，我心里沉甸甸的。遙想千里之外的魯西南平原，京杭大運河畔，水波粼粼的水稻田邊，站著兩位年邁的老人，因擔心誤了插秧季節而焦急。我作為人子，有一種無名的負疚感，在外面被稱為“最可愛的人”，在家里像虧欠父母的罪人。2009年3月19日，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子欲孝而親不待。今天是我父親母親的忌日，父母分別離開我們34周年和12周年，疫情下兒子在千里之外，只能朝著家鄉的方向深情祭拜！愿父母在天之靈安息！ （張從軍王繼洲郝志強李景貌袁國芳謝建平肖林武為樂在老山一線陣地 1985.2.15） （王平劉洪清王建博唐才興石金良謝建平1986年2月在落水洞） （戰友陳常森回老連隊與時任指導員朱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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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給父母的兩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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