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記憶

嚴子健（姥記者）上海

這片紅瓦矮房子，在四周高樓林立的今天，成了“都市里的村莊”。那里，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有我兒時的許多回憶，也有同我一起長大的男男頭和小姑娘，留下了三天三夜也講不完的故事。 如今，這塊地方先后都已拆遷舊改，老房子都要拆了，故事成了記憶，并隨著我們老去而遠去，就像小姑娘成了老婆子。下圖照片是在長征醫院26樓心內科病房北面的茶水間由南向北拍的，右手邊是南北高架路。最遠的蘇州河北地區，小時候我們叫“浜北”，當年那里都是棚戶區滾地壟，現在已是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今非昔比了，讓這片紅瓦矮房子更顯矮了，舊了。 下圖這張照片，我是在南蘇州河路成都北路角子頭上的良友大廈頂層平臺上由北向南拍的，最跟前的一大片紅瓦房子是東斯文里，左手邊的白色四層小樓是三中心小學。這片紅瓦矮房子，東（左）起成都北路，如今一橋飛架南北，成了市中心最繁忙的南北高架路；南到山海關路，看得見的一大片綠地，是靜安雕塑公園和嶄新的自然博物館；西邊是大田路，我小時候叫大通路，靠近蘇州河的大通路路西，是西斯文里，如今塔吊日夜旋轉，已是個大工地。大通路以東是東斯文里；北面已緊貼蘇州河。 我小時候，夏天常到蘇州河里游泳，回家少不了挨外婆一頓兇。最牛逼一次，我在蘇州河里游泳，來了一只小貨輪，“破破破”冒著黑煙的那種小汽船，關鍵是后面拖著好幾條木船，每條木船上都裝滿了西瓜，但木船上卻沒人。我看到比我大的孩子都游到船邊扒西瓜，船上的西瓜都是像金字塔般堆垛起來的，只要底下扒掉一只，噼里啪啦會掉下來好幾個。西瓜在水里是浮在水面上的，最后是我們每人抱著一個西瓜，像抱著救生圈一樣回到岸上，個個笑得合不攏嘴，背后則傳來汽船上大人的大罵聲。下圖是新閘路石門二路口的恒豐路橋和蜿蜒的蘇州河。 整個地塊中間有一條新閘路東西貫通。資料顯示，新閘路最初是一條運兵土路，建于1862年太平軍進攻上海時。1868年，新閘路劃歸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后，從西藏路到卡德路（現石門二路）段鋪砌了碎石路面。此后由于擁有蘇州河水運的便利，沿路逐漸形成密集的住宅、商店、工廠混合分布區。東斯文、西斯文在新閘路以北，新閘路南面有松壽里、培德里、經遠里、泳吉里等等。兒時還有3路有軌電車從新閘路弄堂口通過，車身好像是墨綠色的，車頂是黑色的，有根“小辮子”。駕駛員是站著開車的，兩手握著黃銅的扳手，掌控著電車的方向。“喇叭”在腳底下，一踩“鐺鐺”響，所以大人小孩都叫它“鐺鐺車”。鐺鐺車最受小孩歡迎，每當吃飯時，大人常會說：“囡囡阿拉快點吃，吃好了去坐鐺鐺車。”記得每逢過年，外婆總要帶我去虹口親戚家，坐的就是這3路有軌電車。正因為新閘路在這個地塊是條主干道，因此現在說起，總會冠以“新閘路老房子”，以示與別地兒區別。 以我的記憶感覺，這一地塊的居民大多屬于小市民階層，他們中沒有浜北棚戶區里的拾荒者，但也很少有像徐匯區、盧灣區那些高檔地段里的上流社會人家。居民大多數都是做做吃吃，略有結余的小戶人家；稍微好一點的，有個體小廠小店老板、公司里的小職員、學校的一般教師；略差一些的是小攤小販，廠里的工人老師傅等等。抗戰爆發后，難民越來越多，從浜北涌到了蘇州河南面，這一地塊的住戶成分也開始復雜起來，檔次也日呈下降趨勢。總之，那時候上海地區居民檔次的劃分，基本上是以住房的租金價位檔次為標準，新閘路老房子的檔次，也就決定了那里所住居民的經濟收入和成份。 我家住的松壽里，據發小王樹松回憶，弄堂口的門樓上有1918的字樣，但在1973年的沿馬路街面房子大修粉刷時鏟了。后來我又見到一份資料，記載松壽里建于1919年，面積為2700平方米，共有35幢房屋，磚木二層結構。我們西面的經遠里，建于1917年；東邊的泳吉里，建于1896年；南面的培德里（北里），建于1912年；再南面的培徳里（南里），建于1925年；繼續往南的山海里，建于1916年；東南面的寶興村，建于1910年；再南面的安順里，建于1926年；天寶里建于1880年。 我小時候先住在松壽里6號，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妹妹和我，擠在一間10平方米多一點的三層閣里。松壽里雖說也屬于舊式石庫門里弄房子，但屬于比較差的一種，兩層樓房，樓上有前樓、后樓、亭子間，樓下有天井、客堂、和與灶披間一墻之隔的“客堂后背”。三層閣也叫“假三層”，據說二房東為了賺錢，在本來相對比較高的前樓，利用斜屋頂的空間，中間攔腰又加了一層，下面的房間仍叫前樓，上面就是三層閣了。所以我家的三層閣，就是一個中間高，兩邊低的尖頂，中間大人都能站直，兩邊只能貓腰低頭。朝東山墻有一扇窗，探出頭去可看見我就讀的新閘路一小的操場和“東洋房子”。南面屋頂的大斜坡上，開了一扇“老虎天窗”。據說上海話“老虎天窗”一詞兒來源于英文Roof，屋頂的意思，而讀音則與上海話“老虎”相近。在屋頂上開個窗，看出去只有天，“Roof天窗”自然天成。依稀記得，我家的那個老虎天窗，最初時只是一個木框鑲一塊玻璃，窗框前沿連個木撐頭，木撐一頭擰著兩個“羊眼”，連著木窗框，手握的一頭用火燙幾個洞，墻上打個釘子，用于固定木撐頭。撐頭往上頂，窗就打開，又有光又透風。后來，天窗擴大了，還加蓋了瓦，成了能左右開啟的兩扇天窗。再后來，我們搬到了34號前樓。上圖左上的尖頂東山墻里面，就是我家住過的三層閣，尖頂下一扇東窗和后面斜坡上的老虎天窗，清晰可見。我是站在當年小學的操場上拍的，前面是操場的白色圍墻，正前方就是“東洋房子”。 這就是我小時候住的那間三層閣，老虎天窗從內部看，就這個樣子。那時在老虎天窗下，緊靠邊放了一只馬桶，一家大小都在這里上廁所。馬桶安排放在這個地方的最大好處是，解手完了后，人能站直了系褲帶。馬桶右邊是一幢放衣服的櫥柜，左邊是我父母睡的床。他們的床是棕繃床墊，而我、外公、外婆、妹妹合睡的，則是一個用木板搭的大鋪，在三層閣的另一頭。靠東邊的窗下是一個方桌，大人們吃飯用的，我和妹妹小時候都不在桌上吃飯，有兩把小椅子，中間放個方凳當桌，面對面吃飯。長大后聽我母親說，本來我家有個超大的黃銅床，1958年大煉鋼鐵時，外婆響應國家號召，把大銅床捐出去煉鋼，所以我們只能睡木板鋪的床了。這張照片攝于2014年9月20日，當時里面還住著母女倆，都是我小時候的鄰居。 這張照片也是2014年9月20日在三層閣上拍的，左邊就是那扇開在東山墻尖頂下的窗。這間三層閣自打我家搬走后，好像已經幾易其主，到宣布拆遷，凍結戶口的時候，也就是最后住的，是母女倆，她們都是我兒時的鄰居。這扇朝東的窗，探出頭去可以看到新一小學的操場，操場北面有一排房子，大人們都管那叫“東洋房子”。東洋房子在松壽里弄堂的東邊，門牌號以單號排列，我家在弄堂的西邊，列雙號。我那時小，根本看不出這排房子的結構跟我家住的有什么兩樣，只記得在東洋房子3號里住的蔡志萍家前門與別地兒不一樣，門口有個寬大的木板臺階，上了這個臺階，才能敲門或者推門而入。后來長大了，才理解這似乎就是日本式房子的特征，有門廳，門廳的木板臺階是脫鞋子的地方，日本人的習俗是脫了鞋才進家門，鞋子是留在門外的。可惜那時候沒有留下什么影像資料，現在去看，早已面目全非。其實，直到現在我也沒搞清楚，這松壽里歷史上是什么人建造的，為什么只有這一排房子是東洋房子。蔡志萍是我幼兒園也是小學的同班同學，這樣的同學還有包錦英、王怡華、張信儀、肖倩暉、鄭克強、張培良，這還僅限于目前已經聯系上的。他們小時候都是住在這個地塊的，所以我們既是發小，又是鄰居，還是同學。到2017年，我就該慶祝我們的60年紀念了。我們的幼兒園是在馬路對過的東斯文里，那時叫大綱里幼兒園。好像聽人說過，最初那里有堵墻，墻西邊是東斯文里，東邊是大綱里，幼兒園在墻東邊，所以是大綱里幼兒園。后來墻拆了，外頭人管這里都叫東斯文里了。照片正中央的地方，就是當時大綱里幼兒園的大門，再后來，就是新閘路幼兒園了。如今快六十年過去了，這地方現已面目全非，門不是門，窗不是窗的，據說幼兒園也成了什么單位的倉庫。東斯文里已經拆遷，據說以后將成為上海的第二個新天地，但是大綱里幼兒園估計是回不來了。這是一張已經保存了56年的畢業照，可謂珍貴異常。照片是當年在大綱里幼兒園大班畢業的一個班級的集體照，照片里有我，還有我的小朋友們。后排最右邊那個穿連衣裙的大人，是我們的班主任小陳老師，因為幼兒園里還有一個老陳老師，所以大家都這么叫，以示區別。小陳老師活潑可愛，能歌善舞，從兩條小辮子還扎著蝴蝶結就可見一斑，小朋友們都很喜歡她。最左邊那個穿深色衣服的是金老師，金老師年紀大些，很兇，小朋友都怕她。現在來看，這樣的師資搭配，堪稱完美，年輕漂亮的小陳老師，能培養小朋友的愛美之心，嚴厲的金老師，能教我們從小守規矩，養成良好的生活和學習習慣。大綱里幼兒園是公立幼兒園，在這個地塊里，各方面條件都算比較好的。依稀記得幼兒園進門是個操場，右手拐進去是個小方院落，一圈都是平房教室。我的姑媽就在這個幼兒園當衛生老師，新一小學我們四、五年級的班主任蘇寶泉老師的姐姐，是大綱里幼兒園的園長。這是一張在東斯文弄堂里拍攝當即就引起我許多兒時回憶的照片，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張。而且走遍東斯文里，再沒見到第二家：石庫黒木門外，還有一扇小花格子門。這樣的門大凡有兩個功能，一是夏天主人常開大門，合小門，透光又涼快；二是可部分遮擋屋里廂主人的生活起居。我小時候住過的松壽里6號的客堂里阿娘家，就有這樣一扇小門。大熱天阿娘每天擦完睡覺草席的水舍不得倒掉，還用來擦一遍這小門，干干凈凈锃锃亮，看著都舒服。拍攝這套老房子照片的最初起因，是因為東斯文里要拆遷了，而且也正好幾個事情趕在了一起：首先是我老母親腦梗，經過半年多的治療康復，生活能夠自理了，結果在家里又跌了一跤，股骨頭骨折，又到第九人民醫院手術置換股骨頭，然后在石門路南京路口的公匯醫院住院康復，這使我至少隔天要跑一趟醫院；其次是我家從浦東新區搬到了閘北，離醫院近了，離新閘路老房子也近了，而且我從小到大的松壽里和培德里也要拆遷了；最后當然是我退休了，能夠自主安排的時間更多了，于是，我就想著到新閘路老房子去拍點東西。有段時間，只要去醫院給老母送菜，回來就要去東斯文里或者松壽里、培德里、經遠里、永吉里等弄堂轉一圈，這里的大部分照片，都是那時候拍的。那天我揣著相機走進了東斯文里，本以為那里已經動遷，像西斯文那樣很快就將聽到打樁機的哐啷聲和看到塔吊“高舉高打”的身影。而且那里的房子，確實絕大部分都已人去樓空。可沒想到的是，那里居民告訴我，東斯文里可能不拆了，有可能改造成上海的第二個“新天地”。噢，既然留有了時間，那我更應該抓緊拍點什么帶回去，后來我就在QQ發表了一組《遠去的記憶》的組照。再后來，我又加了一組《老屋里廂》的組照，現在這個東西，就是在這兩組照片的基礎上，重新編輯加工，再次衍生出來的。我想著，回憶一點，就寫一點加進去，直到它成個東西。美篇有這樣的好處，你可以不斷加進去，不斷修改，它能夠在你已經發表過的東西里，同步改正。據記載，上海的老式石庫門里弄住宅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左右，多為磚木立帖結構。其總體布置采用歐洲聯排式，房屋單體平面結構脫胎于中國傳統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并因房屋住宅單元入口采用石條砌成門框，再加兩扇厚木板黑漆的大門而得名，成為上海租界內在19世紀末期以后一種較為普遍的居住建筑類型。石庫門老房子是上海城市的標志性建筑，因此在文化部公示的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石庫門里弄建筑營造技藝”名列其中。 根據上海地方志：斯文里坐落于新閘路北的大通路（今大田路）兩側，以路為界分東、西斯文里。總占地4.66公頃，建筑占地2.51公頃。總建筑面積4.8萬平方米，共有二三層磚木結構石庫門住宅706幢。其中西斯文里318幢，東斯文里388幢，是上海規模最大的舊式里弄。西斯文里始建于民國3年（1914年），東斯文里建于民國7年（1918年）。另有資料記載：斯文里原是一片墳地。民國3年（1914年）由英籍猶太人購得基地，于同年至民國9年（1920年）由英商新康洋行陸續建成磚木結構、二三層樓石庫門里弄住宅39排（幢），706個單元。其中東斯文里21排（幢），388個單元，西斯文里18排（幢），318個單元。東、西斯文里最多時曾聚集2700多戶人家，是上海后期石庫門里弄住宅規模最大的里弄。兩個資料的數據差不多，可見斯文里已經有近百年歷史，因此她不僅是上海這個城市的遺產，更是上海人的文化遺產。 這張照片是在東斯文里通往大田路的橫弄堂里拍攝的，從這里向左拐，就到大田路了。據記載，斯文里建成初期租賃者甚少，因當時該地段偏僻，又嫌其房屋建于亂墳之上。民國26年“八一三”事變后，楊浦、虹口、閘北等地居民紛紛南遷“租界”，東、西斯文里旋即成為人口密集地區。上海解放后，雖經整治，里弄面貌大為改觀。但由于人口增加，原已相當擁擠的老房子更為擁擠，于是歷史悠久的后期石庫門住宅顯得更加陳舊。而且越是住老房子的人，越舍不得扔東西，結果堆得一天世界。大田路，我們小時候叫大通路，清宣統元年（1909年）筑，當時就命名大通路，1980年以安徽大田改今名。 這張照片從外觀上，能比較清楚地看出新閘路老房子的一樓、二層閣、亭子間、曬臺和三層閣、老虎天窗的層次次第。當時那一片新閘路老房子的住宅單體設計，多屬于簡易石庫門房子，主要為了適應小型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需要。平面布置多數為單開間或一廂房，底層有客堂和廂房，二樓有“前樓”、“后樓”；灶披間（廚房）都在北面，很小很擠，大多為公用，常常是不到10平方米的灶披間，要放七八只煤球爐子，還有臨時歇手的小臺小廚小柜等，還有洗涮的自來水斗等等，擁擠程度可想而知。灶披間上面有亭子間，亭子間再上面是曬臺。所以，像這類結構的老房子，至少有兩家人家最苦，一家是亭子間，因為朝北，冬天冷，又因為在灶披間上面，夏天烤得熱；另一家是“客堂后背”房間，是夾在客堂和灶披間中間的一間暗室，終年不見太陽。 這張照片中，中間開著四五扇小窗的地方，是石庫門老房子里典型的“尼（二）層閣”，高度大多數抬不起頭。我拍下它，是想從內部更形象化的解剖尼層閣。照片中間亮堂的空間，原本結構多為天井，一般人家推開大黑木門，進去就是天井，穿過天井，才進客堂。后多因家中人口增加住房不夠用了，或二房東為多賺錢多出租房客，在天井頂上搭棚，天井就變房間，再不夠就又在原本很高爽客堂間上再搭尼（二）層閣。最終，就變成客堂上面有尼層閣，尼層閣上面是前樓或者后樓，前樓上面又有三層閣的總共出現五層樓的格局。試想一下，如果把這房子從中間剖一刀，會出現什么樣的景象？就是鴿子樓。 石庫門老房子住有“七十二家房客”，最早洗滌用的自來水龍頭只有灶披間一只，水表都安裝在后門口外水泥地下，水費是按人頭均攤。后來隨著各家人口逐年增加，家庭人口數量不同，習慣也不一樣，用水付費的各種矛盾自然而然就會發生。于是就先后出現了一家一個水龍頭、并且集中安裝成堆的擁擠景象，如此洗滌和用水都大為不便。后來就逐漸向弄堂要空間，發展到各家各戶在后門口砌水斗并把水龍頭接出來，最后就形成照片中的奇特景象——門口有一排水斗，現在叫水槽，一家一個，互不干擾。小水表都安裝在灶披間里面，也是一家一個，密密麻麻，現在人實在難以想象。 老房子的夏天，街坊鄰居們都喜歡到弄堂里來吃飯，吃吃講講，老鬧忙的。住底層的人家還常常搬個小桌，一家人圍著吃。住樓上的人，就盛碗飯，夾點菜，端著飯碗下樓坐到弄堂里來吃。一邊吃飯，一邊家長里短地“嘎三胡”。關系好的鄰居，還相互夾菜，品評烹飪手藝。夏天為了能在吃飯時坐在弄堂里涼快些，傍晚時分我們男孩子經常被大人要求幫忙把弄堂里的地面，用井水沖一沖，降降溫，沖去掉白天太陽暴曬后的熱氣。然后洗把澡，身上拍點痱子粉，端個小板凳，坐在弄堂里乘風涼。那時我家住樓上，但我很喜歡到樓下弄堂里來吃飯，人多熱鬧，說說笑笑一會兒一碗飯就吃沒了。記得那時候夏天最受歡迎的是“臭菜”，包括有臭豆腐、臭冬瓜、臭毛豆和臭菜梗，那可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一道名菜。這些“臭菜”一般都來自寧波人和紹興人家，我家雖說是蘇州吳縣洞庭東山人，但外婆也有一個“臭鹵罐”，罐子里留有陳年老鹵，提前把豆腐、毛豆、冬瓜、菜梗等放入里面腌制浸泡數日，然后取出來煮熟，“臭菜”有句名言，“聞聞臭，吃吃香”。臭鹵是靠夏天的高溫，發酵霉變發臭的，所以家里的臭鹵罐一般都放在煤球爐子邊，依靠爐子的熱量幫助臭鹵發酵。有時候臭鹵發酵不夠，外婆還常常用長柄煤球夾子燒紅后浸入臭鹵罐，增加臭鹵的溫度，令其加速發酵，使之更臭。拍這張照片時，我采用了街拍手段，看似我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凌亂的洗滌場面，實際上對焦點是遠處那位正在洗澡的老兄。這樣的情節現在已經非常難見，其實小時候的我，卻經常在弄堂里洗澡，因為我們住的石庫門老房子沒有衛生設施，而女孩子就只能在家里用木盆洗。記得那時最絕的“弄堂淋浴法”，是從曬臺上的自來水龍頭接根橡皮管子，按照“水往下流”的自然法則，把橡皮管子順著墻下放到弄堂里，洗澡時只要下面的小朋友叫一聲“開”，自來水就嘩嘩流下來，爽啊。家里的女人們就沒這個福氣了，他們只能在室內用澡盆洗，我們家有個紅漆木大澡盆，直徑應該有一米多，能盛很多水，小時候坐在盆里洗，很開心，還能玩水。但長大了，就知道老石庫門房子里的人，洗盆浴有多麻煩。先要把燒熱的水，從灶披間拎到家里，倒進盆里，一般情況下，就用這點水抹肥皂沖洗，從頭洗到腳，考究一點的，外面再放個臉盆盛清水，用來最后沖干凈。洗完后，還得把臟水倒到提桶里，拎出去倒掉，非常麻煩。大熱天，洗把澡后，應該涼快，但等你把這些活兒干完，又是一身汗，澡也白洗了。住過石庫門老房子的人家，晾衣服大多是用竹竿，舉上收下，還須靠一根丫叉頭幫忙。底樓人家曬在弄堂里，樓上人家晾在曬臺上。我們這樣的孩子，從小就養成習慣，大人洗好衣服，只要叫一聲，就知道是要幫忙扛晾衣裳竹竿。機靈點的孩子，還會捏一把木夾子備著，大人會用來夾衣物，以免風吹掉落地下弄臟。后來搬了新公房，大多數人家朝南安裝了晾衣架子，所以竹竿還都用得上。如今越來越多人家搬進了高層居住，長竹竿和丫叉頭已不多見了。這樣的景象在老式石庫門弄堂里比比皆是。老人家們都舍不得扔東西，只要是個盛器，即使破舊不堪，裝點泥土，就能種花種草。鳳仙花、太陽花是我小時候見的最多、也最喜歡的。這只破痰盂罐子和里面的小蔥，讓我想起兒時糗事：那時家里找個犄角旮旯種點小蔥是常事，大人燒菜需要時，順手摘點，洗洗切切就扔鍋里了。有一年我養了兩只小雞，常把長在花盆里的小草剪下來喂雞。有一天我稀里糊涂把盆里的蔥都剪下來喂了雞，被外婆罵了一頓。后來小雞長大了，母雞天天生蛋，公雞早早打鳴。過年時，外婆把公雞殺了，害得我和妹妹都大哭了一場。如今在新閘路老房子，已很難找到這樣的景象了。住在石庫門老房子里，煤球爐和倒馬桶是兩件大事。現在煤爐幾乎絕跡，這張馬桶照片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在東斯文里發現的。倒馬桶，是我從小到大記憶很深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倒過。上山下鄉做知青時回滬探親，外婆已經中風偏癱，父母要上班，他們來不及，有時候就我倒馬桶。我甚至在結婚后還倒過，是在夫人坐月子時。倒馬桶有講究，必備一把用竹條綁扎起來的馬桶“劃冼”作為工具，它能幫助把馬桶內壁的污垢刷清。有人家還備些毛蚶殼，倒馬桶時放在馬桶里一起刷，去污更徹底，但噪音很大。小時候，清晨有工人推著糞車到弄堂里來收，居民拎著馬桶出來倒，大人刷馬桶的嘩啦啦聲音常把我吵醒。馬桶倒好刷干凈后，通常是斜擱在陰溝邊或墻角落，充分晾干后才收回家，這樣才沒有臭味。木制馬桶用久了會開裂，因此過些年就要箍一次，緊一緊，才不會漏，現在大都用搪瓷或塑料痰盂代替馬桶了。也有些住在樓上的人家，把洗刷干凈后的馬桶，拎到樓上曬臺邊晾干。這張照片就是一例。另外，生煤球爐子，也是我小時候經常干的家務活兒。所謂“生煤球爐子”這句詞兒，現在的年輕人恐怕難以理解，煤球爐子不是如今的燃氣灶，一擰開關就點火，生煤球爐子，是先要把木柴點燃后，讓木柴的火苗再把煤球點著，煤球火苗燒起來了，就可以燒水做飯了。早先的煤球爐子，大多是用鐵皮油漆桶或煤油桶改制的，底下有個爐膛，是個空間，便于通風，外側還有個爐門，爐門開啟，通風火旺。煤球要花錢到煤球店買，后來改進了，用上了效率更高的蜂窩煤，上海話叫“煤餅”。一般爐子里壓兩個蜂窩煤，燒完一個，上面再壓一個下去，再燒完一個再壓一個，這樣就能始終保持爐子里的煤球不滅。壓下去的燃燒已凈的煤灰，都在那個爐膛里，經常需要清理，否則爐膛里塞滿了爐灰，不透風，煤球的燃燒效率就降低了。到了晚上，不用爐子了，就壓上一個新的蜂窩煤，然后把爐門關閉，爐子不透風了，煤球燃燒就慢了，一直可以堅持到第二天早晨，打開爐門就可以燒洗臉水，再壓一個蜂窩煤上去，又可以做飯了，省得重新點火生爐子。生煤球爐子也是個技術活兒，不會的人，經常會搞得木柴煙很大，煤球卻燃燒不起來，還把自己嗆得眼淚鼻涕嗒嗒滴。新閘路老房子的這片紅瓦屋頂，在我小時候原本都是那種黑色的彎彎的小方瓦片，又薄還不結實，頑皮的男孩子爬屋頂，弄不好就會踩壞一兩塊，結果家里就要漏水。我小時候有外婆管著，所以絕少爬屋頂玩，盡管我從曬臺爬上去，只要墊個瓦罐就能上房。不過記憶中，我也有一次例外，是自然災害那年，糧食不夠吃，有人認為大田減產，與麻雀有關，所以全國總動員，同一時間“打麻雀”。但是老百姓沒有槍，打不了麻雀，于是又有人想出來，全民總動員敲鑼打鼓用響聲“殺麻雀”。沒這么多鑼鼓怎么辦，居委會動員居民把家里凡是能敲響的東西都拿出來敲。當時我雖小，但男孩子碰到這等熱鬧之事，豈有不積極性不興奮的，況且外婆又是居民小組長，很痛快地同意我爬到屋頂去敲鍋蓋，我的理由是，麻雀在天上飛，我越登高，離麻雀就越近，反正理由都想得出來。并且我還創意十足地把家里當時最大的一只鍋蓋，擰掉了中間的鈕，找一根細鐵絲穿進鍋蓋窟窿，如此拎在手里，騰空敲起來更響。當天一早，統一行動的信號聲一響，外婆在曬臺上敲臉盆，我爬上房頂敲鍋蓋，因為弄堂里所有居民都拿著東西在室外敲，所以這聲音確實也驚天動地。我還清晰記得，在房頂上看著受驚的麻雀一個個從空中栽落下來，有的麻雀打在瓦片上還“啪啪”響。其實那些麻雀不是被打死的，是被嚇死的，群眾運動的威力真了不得。長大后才知道，這件事是我們人類自己破壞了生態平衡，后一年果然蟲災泛濫，這是大自然對人類錯誤的報復。大約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們家從松壽里的6號，搬到了34號，住房也從三層閣，改善為前樓，照片就是34號的后門弄堂，最里面一個門是36號，已經是弄堂到底了。其實像這種石庫門房子，比較好的應該是三開間的格局，也有稱“三上三下”的，樓上的中間一間是客堂樓，客堂樓一般都朝南，兩邊有東西廂房；稍差一點的是兩開間的，二上二下，即只有單邊的廂房；松壽里的石庫門，是最低級的那種，只有一開間，沒有廂房，所以中間的客堂樓，只能叫“前樓”，我家新搬的34號的房間，就是那種前樓。當然能從冬天冷、夏天熱的三層閣，改善到冬暖夏涼的前樓，已經是大大升級，前樓不僅采光好，也更通風了，是整幢房子最好的一間。在這里我們一直住到80年代初，連我結婚的新房，都設在這個前樓。可惜沒能留下影像資料，待我三年前想起去拍的時候，這片老房子已經動遷，34號早已人去樓空，前門后門都被封了。如此景象，在如今的新閘路老房子里，已經找不到了，這也是我于2014年在東斯文里拍攝的。而在過去，冬天孵太陽，夏天乘風涼；小朋友踢毽子、造房子、打彈子、滾鐵箍，大人們，鄰里之間，家長里短，今天你家吃點啥，來個什么客人，整幢房子甚至隔壁人家都知道的，弄堂里可熱鬧了，而且這種熱鬧往往是天蒙蒙亮就開始，一直會持續到入夜睡覺。有時候晚上也不太平，這家在打孩子，那家夫妻在吵相罵，尋死覓活，摔碗砸碟，聲音響得隔壁人家聽的清清楚楚。這種老上海的弄堂文化，如今已成了社會史學家研究的對象。在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家搬到了34號，是在弄堂踱底，夏天每到乘風涼時間，鄰居幾個愛擺弄樂器的小朋友，各自搬個小板凳或竹靠椅聚攏在一起，吹拉彈唱好不熱鬧，也不影響弄堂的交通，這些小朋友中，就有我新一小學的同班同學、住在隔壁36號亭子間的徐振翔，和住我家樓下的鄰居郭金龍。郭金龍屬龍，比我大，那時候他的竹笛已經吹得很不錯了，記得陸春齡的《百鳥朝鳳》名曲，郭金龍已能從頭到尾演奏下來，其中一些花腔和換氣技術，也已模仿得有模有樣。我吹笛子拉二胡的這點文藝小愛好，也就在那時玩出來的，誰都沒有專門拜師學藝，后來下鄉到黑龍江農村做知青時，居然還都用到了。這是我們家的前門，最頂頭是36號，再過來一個門就是34號。緊挨36號的那堵墻，已經屬于隔壁弄堂經遠里的房子。上海人住的石庫門房子，把帶石庫門框、里面是天井的叫前門，從灶披間出來的是后門。前門大多數朝南，而且進進出出的主要是住在底層客堂里的人家。后門面北，住在樓上人家多走后門。34號里共住了5戶人家，我家是前樓后樓一統間，中間有個隔斷，上面還有個“假三層閣”，6口人算住得比較寬裕了。我家門對面是亭子間，姓胡，父母帶3個孩子，老大胡惠近比我小幾歲；亭子間樓上原本應該是曬臺，但早已搭成房間，上海話叫“曬搭”，主人姓樓，一家三口，小孩叫樓燕萍，比我大幾歲；樓下客堂間姓陳，夫婦兩人帶著2男3女五個孩子，老大叫陳莉琴，比我小一歲；“客堂后背”那個暗間，主人姓郭，一個老媽媽帶著4個孩子，老三郭金妹、老四郭金龍都比我大，但年齡相差不多，所以在一起玩的時候多些。他們家還有個二層閣，就在我們家后樓的下面，房間特矮，大人進去出來都需貓腰。記得有一次我在家里拖地板，不慎弄翻了水桶。老房子都是木地板，年久失修地板都是縫，最大縫隙晚上都能透光。可想而知這桶水打翻后的結果，二層閣水漫金山，遭大殃了。郭家山東人，老母大戶人家出身，說話一套一套，有些極富哲理，有些妙趣橫生，所以整幢房子的小孩子有事沒事，都喜歡聚在他們家聊天，人氣很旺。郭家過年包餃子，鄰居小朋友們都喜歡混在里面瞎幫忙，老媽嗎最后一定是一人分一碗熱騰騰香噴噴的大餡兒餃子吃。郭金龍因與我年齡相仿，所以兩人一起玩的最多，后來我去了黑龍江插隊，他去了安徽來安農村。第一年春節前，我倆都回滬過年，結果在他們家的二層閣里喝了頓大酒，最后的戰績是一桶崇明老白酒，至少5斤裝的，兩瓶白酒，什么酒忘了，但肯定是高度的。因為已經踏上社會，所以這已經是兩個男人在一起喝酒，分享兩地經歷，交流各自想法，兩人從中午一直喝到晚飯后，直到家里的酒都喝光，兩家大人把我們拉開為止。這張照片也是2014年拍的，地點在新閘路老房子的永吉里。有意思的是我抓拍到了能夠比較真實反映我小時候弄堂里的那種景象——夏天一個居民光著膀子在后門口吃面，一邊吃面，一邊還看報紙。我曾把這張照片發在我小學同學群，結果同班同學、雙胞胎姐妹王怡敏、王怡華告訴我，那吃面的人，是他們家當時的鄰居。這種景象也使我回憶起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課，我們都無事可做，正好那時外面造反派和保守派經常武斗，打架需要好身板，那時我們都已逐漸懂事，男孩子更不愿意在外受欺負，于是幾個人到成都北路三中心小學隔壁的一家廠門口去撿廢棄的鐵輪子，土法上馬，兩個鐵輪或鋼圈的中間，穿根鋼管，就成杠鈴，大家天天圍在一起練身體，挺舉、抓舉、臥舉，練得還都挺全乎，大家經常還在一起比胸肌，掰手腕。這張照片是2014年夏天拍的，從大門里走出來的是我新一小學同班同學程逸范，這是新閘路老房子當年他家的前門。程逸范家雖說是經遠里的門牌號，但跟我們松壽里卻緊挨著，就眼前這幢房子的后面，就是我們松壽里。不過經遠里的房子結構似乎比我們松壽里稍好些，是屬于二上二下兩開間門面那種，至少頂頭兩間都有廂房。程逸范家住二樓東廂房，他們家的東墻與我們松壽里36號房子的西墻是墻貼墻，36號徐振翔家住二樓亭子間，所以程、徐兩家其實就隔一道墻。徐振翔也是我們新一小學的同班同學。新閘路老房子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程逸范家的窗，正對著張培良家的窗，說句笑話，兩扇窗搭根竹竿就能爬來爬去。但張培良家卻是培德里，而程逸范家屬于經遠里，胡慧瑾家后來也搬到這個門棟；張培良后來跟我們班中隊長姚迪蘭成了夫妻，姚迪蘭跟厲順華是隔壁鄰居；同一條橫弄堂里，隔壁鄰居還有班長李清美和包錦英；盛煥亮、朱雅飛，趙惠敏三家緊挨著；在他們前門弄堂里，大隊長顧阿林和陳鵬兩家住一幢房子，隔壁頭有尹瑜；這些同學都住在這一堆老房子里，都是我們新一小學同班同學。新一小學就在培德里弄堂里，小時候我們上學都很近，也不用穿馬路，尤其盛煥亮、朱雅飛、趙惠敏家更近，也就50米距離，站在家門口，聽到上課鈴響，跑進教室都不至于遲到。新一小學東邊是永吉里，平時我們買菜，就要穿過永吉里，再穿過山海里，就能到山海關路小菜場。所以在這一片新閘路老房子里，我們這些同班同學，既是鄰居，更是一起長大的發小，可謂打斷了骨頭還連著筋，直到現在還都要好得常在一起聚。這張照片是2013年3月9日在“新閘路幼兒園”門口拍攝的，這里以前是靜安區新閘路第一小學，照片中的人都是我的新一小學66屆（一）班的同學，前排中間穿紅衣服者是我們四、五年級時期的班主任老師蘇寶泉。1966年暑假我們小學畢業，正趕上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那時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我們連畢業照都沒拍，就被草草放回了家，實際也就放逐到了社會。半年多后，政府號召“復課鬧革命”，按照就近入學原則，我們中大多數人被劃到了育才中學，分散在12個班級里。1970年春，同學們各奔東西，幾乎是天南海北，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成了干農活兒的知識青年。五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如今同學們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不少人還都成了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但大家童心未眠，忘不了那段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的少年友誼，大家更珍惜健康身體和愉快的退休生活，所以又走到了一起，一起回憶往事，一起暢想未來，一起抱團取暖過家家，玩的有滋有味。大家說：“不到九十九，誰都別想走！” 這是我拍攝東斯文里“遠去的記憶”組照過程中，最大的發現。當我一眼看到時，幾乎驚呆了，我根本沒想到在上海市中心，居然還保留著這樣一幅畫。這幅描繪在以沙子居多的劣質水泥墻上的《毛主席去安源》壁畫，以1976年打倒“四人幫”算起，距今至少應該有40年歷史了。因為畫“去安源”最盛時期是60年代后半段，按此推算，40年只少不多。此幅畫雖歷經這么多年風吹雨打，形象依然基本完好，甚至細看還能分辨出清晰的筆觸，實在萬分難得。當我正看得發呆的時候，后門里出來一先生告訴我，他從小就住這里，記得這幅畫是一“四類分子”老頭畫的，姓什么住哪兒都忘了。那為什么這幅畫在市中心居然還能保存至今？這么多年愛國衛生運動，石灰水甚至涂料都沒有將其覆蓋掉？那先生告訴我，“當時有個里弄干部的親眷從外地來上海，么地方住，就在這里搭了一個窩棚，一住就很多年，這幅畫就這樣被遮蓋了起來，就此被保存了下來。”正當我們倆聊的來勁時，一位老阿姨插進來指著壁畫斜上方的黑窗戶說，“這都是后來開的。要放在文化大革命，肯定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了。” 我在這幅畫前站了許久，兒時的記憶油然升起。當年我們育才中學大操場的司令臺上，也有一《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畫。那天有兩位學長在畫，我看了手癢癢，毛遂自薦要求自己也幫忙描幾筆，結果被同意了。高興的我捧起了調色板，哪怕只是畫些偉人腳邊的小草也興奮異常。后來我們上山下鄉，去到黑龍江插隊落戶。毛主席逝世后，我還與老同學任松耀合作，在甘南縣教育局的追悼會堂臺上，打上九宮格，用炭精條畫了一幅毛主席像，供知青們前來憑吊。 一位老伯，倒好馬桶（這已是馬桶代用品——痰盂罐了），拎著慢慢回家……當我在東斯文里看到這樣一幅景象時，就知道，此畫面應該是我這套組照的封底了。據記載，解放初，上海舊市區范圍，仍有9214條里弄，里弄住宅達20萬幢，面積占全市總住宅一半以上。2014年8月，同濟大學著名建筑學家阮儀三教授通過媒體呼吁保護里弄，他說五年來拆了三分之一。時代在前進，石庫門老房子、舊式里弄的那些記憶，正在離我們漸漸遠去…… 《遠去的記憶》很可能是一本寫不完的書。因為這個軟件可以隨時修改，隨時更正，隨時替換，所以我也會不斷地寫下去，其實同樣它也可以隨時提供大家閱讀觀看，它是互動的、共享的。今天，我就用來紀念我們新一小學同班同學的畢業50周年紀念聚會，希望大家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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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去的記憶

嚴子健（姥記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