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到底是什么地位？看嚴復如何評價農工商關系心平氣和 <p class="ql-block">十九世紀末，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使越來越多的地主、官僚和商人產生了投資于新式工業的要求。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擁有巨大權勢和影響的地主階級頑固派，卻拼命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反對興辦新式工業。為此，他們以種種謬論來反對人們向新式工業投資。所謂“重本抑末”論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借用傳統的封建主義教條“重本抑末”論，大量宣揚“農業是本”，工商業是末，要重視農業，輕視工商業，以反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這種情況下，嚴復于1898至1900年間翻譯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名著《關于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譯本名為《原富》的按語中，對傳統的本末論作了資本主義的解釋，并在這種解釋的基礎上，對農工商關系作了一些理論上的探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嚴復堅決反對傳統的封建主義的“重本抑末”的教條，堅決反對地主階級頑固派以這種教條為依據反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論調。但他仍在傳統的“本末”論范疇內來分析農工商關系的問題，仍把農業稱為“本業”，把工商業稱為“末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嚴復認為，農業和工商業確實有本末之分。農業為“本業”，農業生產所提供的剩余產品是工商成為獨立部門的基礎和前提。如果農業生產“斥母治業而不得贏”，則社會財富就不能增長，“宇內之財，只有此數”，社會分工不能發展，作為社會分工的結果而形成為獨立部門的“工商之業”，也就無從“得立”。農業是唯一能產生“贏”，即剩余的部門，農業以外的其他部門，包括“工商之業”，都是靠這種“贏”而存在和發展的。所以農業對其他部門而言是“本業”，而工商業對農業而言則為“末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是，農業和工商業的關系不應“貴本而賤末”，正常的是“于國為并重”，“相養所必資”，都是維持人們的物質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工商業的發展對農業還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沒有工商業的一定程度的發展，農業本身也不可能有很大發展，整個國家也不可能富強。嚴復以移民墾荒為例說明工商業對農業的促進作用，認為：假如國家只是為移民“備車牛，借子種，置屋廬”，而不為農產品的運輸和銷售想辦法，那么，移民們就會因“貨出于地而莫與為通”，不過兩、三年，這些移民就會“委之而去”，新墾出的土地就會重新拋荒。他又以當時的俄國、葡萄牙等國為例來，說明正確對待農、工、商的關系問題才能使國家富強的道理，認為這些國家“皆不富”，而且“進治極遲”，就是因為這些國家“舍農之外，幾無余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嚴復這里所講的農業和工商業已不是指封建自然經濟下的農業，而是指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它們之間不存在互相排斥、互相敵對的關系，自然就不可能存在此重彼抑的問題。于是，嚴復就在對本末范疇進行重新解釋的基礎上，提出了和封建主義的重本抑末論根本對立的資本主義農工商關系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嚴復關于農業是“本業”的看法，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重農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接受了法國重農主義學說中合乎科學的因素。盡管他關于農業同工商業的關系的見解，還包含著不少缺點和錯誤，但是，他關于工商業對整個國民經濟以及對農業本身的作用的看法，不但克服了中國傳統重農思想中的“重本抑末”的偏見，而且比法國重農主義者的看法更全面，更積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