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孝寺

玻蘿

光孝寺 　　光孝寺是羊城現存最古佛教名剎。自東晉以來，常為圣僧尊者稅駕，或種樹筑壇，或翻經接引，梵音接續，時有中興。這里是禪宗初祖達摩從南天竺涉洋登陸中土首站，是六祖恵能開演南禪發源地。 梵音中走來光孝寺 　　 釋迦弁尼及其佛教誕生于印度邦國時期，相當于我國東周列國時期。我國秦漢之際，天竺阿育王時代佛教達至鼎盛。漢代開始佛教由天竺傳入中土，影響日深，至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派使團迎請天竺攝摩騰和竺法蘭兩尊者并置白馬寺供其譯經，顯示佛法已得到朝庭重視，直到兩晉期間主要是西來傳道者的活動，處于佛法介紹期，如同當今的文化交流活動。而西漢武帝和東漢班超建立的河西走廊及絲綢之路又為佛法東漸創造通途。隨著航海能力提高和海貿，為佛法從東南沿岸登陸傳入中土開辟新途，東晉時期許多高僧遂由南往北傳法。廣州則以臨海的獨特地理條件成為佛教海陸傳播重要中轉站，故而廣州佛教史實肇始于兩晉。在這一佛教文化傳接進程中，中國僧人法顯遠赴印度求法，自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從長安出發沿河西走廊去再沿海返在山東登陸，歷時13年，寫下《佛國記》，顯示此時佛教在中國已不僅被動輸入，也有僧人主動往印度求法。（及至唐代玄奘法師于貞觀三至十九年間即公元629—645年往天竺取經，不僅訪學還能在當地重要法會上宣講教義和作雄辯；唐代天寶年間即公元742—756年高僧鑒真更是東渡日本向外傳法。） 東晉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罽賓國曇摩耶舍尊者在城池外這方相對清靜之地創建大殿，命名王園寺，即光孝寺前身，并奉敕駐錫譯經，譯出《差摩經》一卷，又善誦毗婆娑律教誡徒眾。曇摩耶舍后北上長安，備受后秦國主姚興禮遇，與天竺僧人曇摩據多合作譯出《舍利弗阿毗曇》22卷。后又于南朝宋年間南游江陵弘法歸化信眾。 南北朝時期佛教多頭并進，數典并弘。同時從原來在統治者和高級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的譯經、講經，迅速演變為民間的普及性宗教信仰活動，呈現詩人杜牧筆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盛況。羊城的佛教走入民間也正是南朝宋齊梁陳時期。即使五代十國時后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滅佛時，因其勢力不逮，南漢國的羊城仍是二十八寺氣象。（《南海百詠》詩中說28寺環興王府設置，正應天上四方二十八宿，其中標示東七寺“慈度天王更覺華，蒼龍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圣猶尊覺性夸”；西七寺“文殊千佛顯直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光時連集福，咸池今日應奎參”；南七寺“井軫南宮煥寶光，千秋古勝并延祥，只今兩寺無名字，地藏帝聯四實方”；北七寺“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報恩同一區，地藏荒蕪并報國，尚余悟性斗牛墟”）而更早之前的南北朝時期的北方二武滅佛毫發無損于此。 南朝劉宋永初元年（420年），中天竺梵僧求那跋陀羅泛海抵達羊城，飛錫于此創設戒壇，立制止道場并命名苛林制止。戒壇作為出家人講戒和舉行受戒儀式的地方，至此大型佛寺軌制漸全。我國最早戒壇相傳為曹魏嘉平、正元年間（249—256年）由曇柯迦羅于洛陽創建，迨至晉宋以來南方多處設立戒壇。 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間（520—526年），南天竺達摩航海到羊城登陸，在此卓錫開泉。后受梁武帝詔迎金陵問禪，續后北上魏地洛陽弘法，為華夏禪宗初祖。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發展進入鼎盛期，開始分宗別派，形成禪宗等八大宗派及法脈系統。 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時匿于獵戶的惠能以居士之身在本寺法會上以“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的超凡絕論備受公認，遂由名僧印宗法師集諸名德在此戒壇為其剃度并反尊為師。至此，惠能六祖相對達摩初祖逆行南下，本寺菩提樹下首演東山法門，別開頓悟之說，形成南禪宗風，與北派漸悟禪教互放光彩。雖然翌年到韶州弘法，那是嶺南嶺北交會之處、山水叢林之間。但本寺終是惠能出家受戒出世開法之所，惠能在此落發戒壇，成為之后曹溪法脈善知識前來明證之地，是為祖庭。正如楹聯“禪教遍寰中，茲為最初福地；祇園開嶺表，此是第一名山” 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檀越郭重華建六祖殿，扁曰“祖堂”。奉惠能為圭臬，昭示本寺為南禪道場。其時正值惠能備受朝庭推崇，繼唐憲宗元和七年（811年）賜謚“大鑒禪師”，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39年）加謚“大鑒真空禪師”，宋仁宗天圣十年（1020年）加謚“大鑒真空普覺禪師”。 宋高宗紹慶七年（1137年）詔曰報恩廣孝禪寺，二十一年易“廣”為“光”，光孝寺由此定名至今。此前，本寺曾名王園寺、乾明法性寺、乾明禪院、崇寧萬壽禪寺、天寧萬壽禪寺……有傳承有歸并，全盛時方圓三里，人們戲言“光孝和尚跑馬燒香”來形容規模宏大。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均分十房管理凈業田產。而十房之外，另有外來住錫創建法華、延壽、西竺、廨院共四院，后西竺、廨院廢而另添慈度、法性，延壽庵改稱雙桂洞，仍為四院，故稱十房四院。 四院由來可見光孝寺構成的復雜成分。法華堂在西北廊外，原極樂殿舊址廢為書舍，明崇禎四年外寺僧一弘購地建堂屋二座名“法華”；延壽庵在西廊外，崇禎七年外寺僧法舟買書舍改建堂屋兩座名“延壽”，今稱“雙桂”；西竺寺原在小北門，明嘉靖年間寺基改作貢院，遂覓光孝寺中廊書舍遷建而來。廨院寺原在城西仙羊棗樹巷，嘉靖三年買光孝北廊書舍遷建而來；法性寺在東北廊外，亦是外寺僧購此地修建；慈度堂在西北廊外，清順治初外寺僧購地創建。 建寺以來累蒙圣上敕賜：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頒賜《藏經》，特建輪藏閣奉經；仁宗景祐年間詔并寺為祖堂，又賜“乾明禪院”額；政和元年詔改乾明禪院為崇寧萬壽禪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詔設僧録司；明洪武十五年敕僧正源為本寺都綱并頒印（當時全國正嚴控寺院和僧尼數量）；英宗正統十年頒賜《大藏經典》一藏，奉安大殿；憲宗成化十八年敕賜光孝禪寺匾（現懸大雄寶殿）。 駐錫譯經高僧前述外還有：南朝陳永定元年（557年）中國佛教四大譯家之一天竺梵僧波羅未陀三藏真諦法師駐錫譯經；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天竺梵僧般刺密帝駐錫譯經。 從王園寺一直走來的光孝寺，梵音時強時弱，屢劫屢經，剎竿不倒。不時有寺產田畝僧舍殿宇得失興廢。大變故為兩次改作道觀：一是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佛事件而易作西云道宮；二是宋徽宗宣和元年（1111年）在全國改佛教寺廟為道教宮觀，改奉大覺金仙，改僧為德士。雖遇變故，寺園及其主要建筑終究留存。 ?唐宋古韻存光孝 光孝寺布局唐宋以降變動不大，寺園遍植訶子和菩提，殿堂寫意散落林中，間現亭廊小筑或別院，營造出深遂雋永的叢林禪意。 布局自由，隨緣而設：為昭六祖在此受戒而立瘞發塔；為贊唯識妙理而設風幡堂；為崇惠能功德而建六祖殿；為示禪宗道場而建五祖堂；為表佛法莊嚴而建敕經樓…… 歷代的變遷留下各個朝代的痕跡。主要建筑大雄寶殿、伽藍殿和六祖殿雖為明清遺構，卻保留宋代遺韻；兩座鐵塔更是國內罕見的千年大型原物，具有南北朝和初唐遺風；法堂及兩側置祖師殿、伽藍殿略見宋代禪寺的布局，中部的對稱及后面的藏經樓印上明清的手跡。 大雄寶殿是本寺最早建筑，源自開山祖師曇摩云舍創建，初為五間。之后：四度重修兩度復修，分別于宋政和七年（1121年）、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和二十九年（1550年）重修；分別于宋紹熙間（1190—1194年）、元大德八年（1272年）復修。及至順治十一年（1654年）改建為現在七間面寬。 中國早期佛寺基本按印度佛教儀軌以佛塔為中心。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風，佛殿普遍代替佛塔成為佛寺中心，而光孝寺早在東晉時就建有五開間大殿作為寺的中心建筑，超前時代，尤其難得。大殿月臺正前無階，東西兩側邊設階，是西周士大夫住宅主賓階古制，疑似舍宅為寺及秦漢建筑古制的影子。 　　六祖殿創于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咸淳五年（1269年）焚毀重建，明天順三年（1459年）、崇禎二年（1629年）、清康熙壬申年（1692年）重修。成化七年（1471年）增建拜亭，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重修拜亭，現拜亭已夷為平地。 　　伽藍殿位于大殿東側，創建未祥，嘉、隆年間（1522—1572年）廢為書舍，弘治七年（1494年）贖回后為禪堂接待四方，現作泰佛殿恭奉上世紀80年代泰國贈送釋迦弁尼銅像，伽藍殿則改在鼓樓一樓。 七架桁前后雙步梁，最顯古拙 脊棟刻“欽命撫治兩廣地方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廣東嶺西道按察使陶魯重新鼎建” 左六椽栿刻“提督監修鼎建殿宇四廊一新提點繼庵宗裔仰山戒欽識” 右六椽栿刻“大明弘治七年十月二十乙亥敕賜本寺住持秀峰定俊建” 　　天王殿宋主持僧子超建，因清初山門被毀而兼作儀門。明嘉靖十九年重修，萬歷三十九年重修，天順五年修飾三門和莊嚴金剛像，乾隆三十四年重建大門并修整。無斗栱鋪作，抬梁與穿斗混合構架，節點構造簡單，高敞通透。 　　瘞發塔是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住持僧法才為紀念六祖在此削發剃度而募建，建塔瘞發是印度舊風。明崇禎九年（1636年）修飾檐瓦增砌石欄，塔基塔身應為原構，基本保持唐宋風貌，屬于珍貴文物。而造塔同時的碑記，亦于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重立模刻并增附居士區亦珍的繪圖和僧通岸的重修記，時植入戒壇壁，現戒壇不在而碑幸藏。 　　塔平面八角高七級仿樓閣式，正是唐宋盛行木構樓閣式佛塔的寫照，很有考古價值。紅砂巖覆蓮須彌座，灰砂巖塔身，各層各面雕佛龕置佛像，隱起倚柱闌額，柱頭方形大斗，施皿板，斗栱為柱高二分之一，素身瓦面，弧線優美，頗具唐風，細察每個龕內佛像姿勢、體形、裝束可體驗當時社會生活文化氣息。 　　大悲幢建于唐寶歷二年（826）年，高2.19米，身八角刻大悲咒，八攢斗栱承托四角攢尖頂，下蓮花方座，基座四周刻力士承托，幢上確切記錄建造年代和立幢者：“同經略副使、將仕郎、前守辰州都督府醫博士、廬江郡何宥敬為亡兄節度隨軍文林郎、守康州司馬宥卿造此大悲幢陀羅尼幢 ”、“寶歷二年歲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天德兼蒲澗寺大德僧欽造書”。幢刻“大悲心陀羅尼經咒”是唐代密宗曼陀羅法器之一，是光孝寺曾經舉行過密宗建壇、灌頂儀式的歷史見證，也是嶺南盛行禪宗之際兼蓄密宗見證，為寺內珍貴文物。原置大雄寶殿前連廊西南角，現別處建一亭另置，而在庭院原地草坪新置仿制品。 石獅 大雄寶殿背后整列石欄是南宋年間遺跡，撮項云拱單勾欄，望柱頭石獅雖有風化殘毀，仍神態宛在，還是難得藝術珍品。細看大獅戲小獅造型與今不一樣，現今常見幼獅在大獅爪下，此物幼獅立起雙爪撫大獅前軀，活躍生動。 　　東西鐵塔是南漢珍貴古跡。西塔是南漢太監龍澄樞等于大寶六年（964年）具名出資建造，宋寶慶年間（1225—1228年）置塔殿；東塔是南漢國主劉鋹于大寶十年（967年）敕建于開元寺（唐武后年間肇建在現中山六路點北側光孝路與海珠路之間，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1009年改為道觀），宋端平年間（1234—1236年）移塔到光孝寺并置塔殿，塔銘有曰：“保龍躬有慶祈鳳歷無疆”，然4年后就亡于北宋，表面敬佛不能改變庸懦荒淫的覆滅下場。正如寺僧嘆詠“南漢劫灰飛，斯塔堅如許，千相燦金容，夜深聞神語。”而那西塔也因房屋倒塌壓崩上面四層。 雙塔均方形平面高七層，塔壁布滿小佛龕，每層每面塔門大佛龕，四角束竹節柱，塔檐下飛天與敦煌石窟壁畫風格相似，檐口翼角上蚊龍吞脊下角梁，下層仰蓮，工藝精湛，逐層收分比例得體，保持唐代風格。兩塔基座差異：東塔座飾行龍火珠和升龍降龍火焔三寶珠，顯示皇帝敕物的等級；西塔座飾四角力士承托。 　　戒壇菩提 釋迦弁尼悟道成佛和涅槃皆在菩提樹下，早期佛教不立佛像、佛塔，菩提就是佛教表征。相傳梁天監元年（502年），天竺僧智藥三藏航海攜來菩提植于戒壇旁。從此播下菩提根，寺園菩提漸盛，至宋代光孝菩提成為當時羊城八景之一。原本作為三國東吳謫遷賢臣虞翻宅苑（時在宅苑設帳開講傳授儒學）廣植的訶子樹，歷代寺僧亦有增植，明代尚有五六十株，而到了清初驟失，苛林遂為記憶中的泡影，只是不知訶犁勒果遺種在何處。寺僧嘆日：舊聞訶子林今見菩提樹，須知樹本無忘言領超悟。而戒壇前原株菩提，清代嘉慶二年（1797年）亦被臺風吹倒，現在這株菩提從南華寺取孫枝再植，近旁大雄寶殿后的一棵訶子樹是清中葉后再植。這一訶子一菩提，似乎表達光孝寺上承三國賢臣學韻下啟南朝禪律宗風之意。 　　現存光孝禪寺占地3.1萬平方米，雖遠不如鼎盛期完備，亦基本保持唐宋寺廟廊院式布局，留下廣州最具古韻建筑群。這緣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間建置不多改動不大，以其不作為而保留宋代遺構的規模和建構，幸矣！ 明崇禎年間殿宇已廢毀十之五六，而界址基本保存，其時東至官塘巷（今海珠路），西至右所城腳（人民路），北至左所城腳（約百靈路及市一醫院內），南至光孝街，往南大抵就是唐代的蕃坊區了。 清初前后區域截去駐防八旗，清未民國初又因受廟產興學以及城市建設影響，光孝寺一再縮減面積毀廢建筑，至1986年回交宗教部門管理時僅余天王殿、大雄寶殿、伽藍殿、六祖殿。自此30多年來，或對幸存殿宇尊重原貌落架加固大修，或對毀失殿宇尋史料盡可能原樣恢復，梵宇日漸重光。 明崇禎年間寺志的舊志光孝全圖與清乾隆年間的今志光孝全圖可管見前后之變。 　　史載光孝殿宇法寶曾有：戒壇、毗盧殿、六祖殿、風幡堂、筆授軒、彌勒閣、輪藏殿、觀音殿、兜率閣、寶宮后殿、西方殿、睡佛閣、羅漢閣、孔雀閣、五祖殿、內鑒閣、伽藍殿、悉達太子殿、髪塔、洗缽泉、來仰軒、選僧堂、檁越堂、庫院、方丈、浴院、長生局、延壽庫、延壽堂、普庵殿、土地堂、翠微亭、羅漢橋、西來井、大悲幢、法幢、鐘樓、鼓樓、東鐵塔、西鐵塔、禪堂、四廊、十賢堂、苛井、譯經臺、大鐵鍋、石籤筒、儀門、大門、義僧亭、西竺寺、廨院寺、法華堂、延壽庵。 乾隆年間尚存：大門、儀門、鐘樓、鼓樓、南廊、東廊、西廊、大殿、伽藍殿、五祖殿、六祖殿、檀堂、毗盧殿、禪堂、風幡堂、睡佛閣、戒壇、法華堂、延壽庵、復建方丈、庫房、浴所，新設韋馱殿、客堂、齋堂、水亭。 　　現存殿宇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六祖堂、觀音殿、鐘樓合地藏殿、鼓樓及合伽藍殿、洗缽帛、大悲幢、吉祥殿、泰佛殿、五觀堂、東鐵塔、西鐵塔。正在重修藏經閣、觀音殿、五觀堂、法華堂、雙桂洞、慈度堂、方丈室。 　　吉祥殿即睡佛閣位于大雄寶殿西側，肇建于唐神龍年間，幾經改建及至易地而成現貌現址。推猜睡佛閣因六祖風動幡動妙論而疊名風幡堂，原五間，后改為三間，明清時位于東廊外。曾被外人占據作館，明萬歷二十一年贖回重修。順治六年天然禪師遷臥佛置于敕經樓內。上世紀八十年代改在現址重建，即之前的五祖殿位置。 　　鐘樓亦是宋代住持僧空山建；明天順三年遭火災，五年后修復；萬歷三十九年與鼓樓一同復修。現上為鐘樓下為地藏殿。 　　鼓樓建于宋代住持僧空山，曾廢作書舍，明歷三十九年復修。現上為鼓樓下為伽藍殿。 　　山門曾為拜亭，宋主持僧子超建，清代毀為街道，改旗舍。現山門2016年重建，寬三間深兩間分心槽歇山頂，見證著旗人駐防制度，廣州是清代實施八旗鎮守為數不多的地方之一。清庭平定三藩之亂后于康熙二十一年在廣州駐扎漢八旗兵，乾隆二十一年駐扎滿八旗兵，而漢軍旗人則出旗為民，旗人地位與待遇比非旗人高。 失卻的史跡 　　戒壇讓制止寺成為嶺南第一道場。而其創建以來也是累廢累修：宋建炎二年重修更廣之；明洪武十八年復修；弘治四年重修，嘉靖二十三年復修；萬歷三十一年贖回被占作書舍的戒壇重修并設戒壇法師相；崇禎十一年修飾戒壇圣相三尊；順治十一年重修；康熙五十五年重修；乾隆十六年重修。其中順治初年平南王、靖南王攻占羊城后，大幅裁切分割光孝寺，戒壇劃在大殿后本寺后街，另成一院落。 　　舊寺圖顯示三間懸山頂，新寺圖顯示三間歇山頂。1999年對寺院東北角建設用地搶救性發掘發現有7座相互疊壓關聯建筑遺址，根據基址與地層關系和出土遺物特征顯示，建筑興建時代不晚于南宋，即南宋時已非露天壇臺形式。 　　毗盧殿 南朝劉宋梵僧求那跋陀羅三藏既創建戒壇又創建毗盧殿。宋肇興二十一年重建，元至元九年復建，明天啟六年新鑄毗盧遮那銅佛，崇禎年間修志時不存，清順治治奉遷銅佛于禪堂。寺記舊為五間、新為重檐歇山三間，等級很高。毗盧佛為密宗崇奉對象，毗盧殿與大悲幢顯示光孝寺與密宗有一定淵源。 　　風幡堂 唐儀鳳元年（676年)惠能受戒出家，主持僧法才創建瘞發塔，名僧印宗則將睡佛閣加冠風幡堂。宋慶元間重修，元大德五年募修，明萬歷十一年贖回重修，清順治六年修飾殿宇。 　　輪藏閣 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賜經一藏。政和三年（1113年）創建輪藏閣奉經。咸淳五年遇火災重建。舊寺全圖中路西竺寺后見勒經樓，今寺全圖東路風幡堂后見勒經樓。 睡佛閣、風幡堂、勒經樓關系錯綜，大致時而合于一殿、時而分殿建置，難以厘清。估計與現在的鐘樓與地藏殿、鼓樓與伽藍殿合于一閣內情形類似。 　　五祖殿創建未祥，明天順五年修，弘治七年重修，萬歷三十九年修，天啟七年（1627年）已廢為書舍贖回，崇禎二年（1629年）重修，崇禎九年（1626年）重裝五祖像。乾隆時的今寺全圖仍見五殿。 　　 近期正在再建藏經閣、觀音殿、五觀堂、方丈室與法華堂、慈渡堂、雙桂洞3院，共7座建筑，雖已無法在原址和臨摹復建，也可約略表達當年十房四院的歷史與情形。然終非文物建筑，需嚴謹地向讀史人申明，唯此真實，才備加珍惜幸存的文物建筑。 　　 地以道存，人依法住；事賴人為，人因事重；跡存而事修，人亡而道在。 光孝寺，融佛法僧于一體，千年傳燈，猶投風幡影，猶照古人心。其古物今物，或存或滅，無不折射出歷史幽光。 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大雄寶殿、五祖殿、伽藍殿建筑小考 大雄寶殿、伽藍殿（現為泰佛殿）、六祖殿保留唐宋時期月梁、梭柱、生起、側腳、箚牽作法，這些做法在中原地區宋元以后難覓其蹤。此外還可領略嶺到南古建筑的一些特征： 　　一是中心性。構造出闊大中心區域，故：伽藍殿為寬三間深三間雙槽底盤、六祖殿為寬五間深三間雙槽底盤、大雄寶殿為闊七間深五間金廂斗底盤，這是唐代底盤遺風。而大雄寶殿可看作闊五間深三間雙槽底盤加周匝副階而成，可能是順治初年擴建的結果，下檐似是加周匝副階形成，估計其重檐亦是建構上調整的結果，疑非北方高等級建筑的涵義，也是廣府殿堂受制度約束少而靈活運用的一個體現。體現在進深上尺寸：伽藍殿分別心間、次間為5.78米、3.14米；六祖殿心間、次間分別為7.02類、3.45米；大殿心間、次間、梢間分別為8米、4.55米、3.83米。 　　二是大進深，平面接近方形，隨之歇山面也較大，適合南方高溫濕熱天氣的遮陽側風透氣納涼。如大雄寶殿寬深比35.41:24.59=1.441，伽藍殿甚至進深大于面寬為11.87:12.60=0.984，六祖殿為19.53:13.92=1.403。大進深導致屋頂坡度平緩，又與南方臺風多氣候相適應。南方殿堂建筑多歇山頂，亦可能與山面能通風透氣降溫有關。而北方建筑一般為面寬大進深少，宜于寒冷冬天吸納更多陽光 　　三是大收山。大雄寶殿、伽藍殿、六祖殿收山整整一個開間，較北方古建筑大，顯得飄逸靈動輕盈舒展。大雄寶殿下檐覆蓋也達一開間，也較北方大。 　　大雄寶殿歷史尤其攸久，集中沉淀著各時期建筑遺韻，基本上保留存雄偉莊重的唐風宋韻。構圖沉穩，明間寬6.29M而檐柱高僅3.1M；斗栱高與檐柱高比為120:340=1：2.83 ，稍少于唐代1:3，具漢晉遺風；而下檐用雄大斗栱出跳，出跳達142cm，出跳與檐高比142:455=1:3.2，與唐代1:3相近。而上下檐間距離短，上檐出檐短僅用插栱出跳，是嶺南穿斗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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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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