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煙未散——回憶洋涇中學老校長我的父親紀斌

青柳

前些日子邁芳姐轉來一篇回憶她父親原洋涇中學副校長駱正深先生的文章，看后得知今年是洋涇中學九十華誕。在這個值得慶賀的日子到來之際，關于我父親紀斌的一些往事也逐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從一個女兒的角度把這些回憶記錄下來，往事隨風風又起…… 我父親是1953年4月到洋涇中學擔任校長的，在1956年9月1日被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正式委任為洋涇中學校長。從一個曾在戰場上殺敵立功的抗日老兵到一所中學的校長，這個轉身對父親來說并不容易，但他們那一代人對于上級交給的任務，是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去完成的。 父親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吃住在洋涇中學，把學校當成了家。而在浦西的家中，因為我母親那時也被組織送去脫產住校學習，尚處幼年的我和弟弟被送進了全托幼兒園，更小的妹妹出生后一度寄養在保姆家。當時我還小，見不到父母，在幼兒園哭的發了燒，父親只是來看了看我，又匆匆趕回學校。我弟弟幼時得了肺炎，父親放心不下兒子，又丟不下工作，就在俞家廟借了間房子，請阿姨帶著弟弟住，他忙完了工作，半夜趕到俞家廟，怕影響阿姨休息，就站在窗外聽聽兒子有沒有哭，再回到學校。那時每周是單休日，每到周六傍晚，如果是父親來接我們回家，他會給我們買一小盒葡萄干，而到了周一早上父親送我們去幼兒園，我總是拉著他的手不讓他走。一次父親沒辦法，把我抱到旋轉木馬上，轉了幾圈回頭看，已不見他的身影，小小年紀心里的那種失落感至今還記得。 作為一校之長，父親既是學校教學工作的組織者，又是學校日常事務的管理者。他知道要把洋涇中學辦好，光憑自己一個人的滿腔熱忱是不夠的，必須依靠全校的教職員工。 在教學方面，父親的得力助手是語文專家駱正深副校長，他們一個北方來的干部，一個南方知識分子，不僅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工作開展的順利而卓有成效，他們還成了一生的朋友。父親非常注重團結教師，充分發揮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每個學科都涌現出一批業務骨干，為提高洋涇中學的教育水平做出了貢獻，這些老師后來在洋涇中學和其他學校都走上了領導崗位。 在洋涇中學的發展建設中，父親的另一位助手總務科的朱聿老師發揮了很大作用，在他們的努力下，學校管理的井井有條，環境優美，有秋季飄香的桂花樹，四季常青的松柏，還有一個小農場。 小時候，如果星期天父親也要工作，他就把我和弟弟帶到學校。依稀記得父親的辦公室在二樓，這里白天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父親在桌子上展開鋪蓋，就成了他睡覺的地方，樓下好象是教室。他要工作就把我們放在農場玩，田里有綠油油的菜苗，還養著小白兔。我父親曾保存著一本當時最具權威的畫報《人民畫報》，里面有一張照片是洋涇中學農場里一群潔白的鴨子游弋在小河上，可惜畫報在文革動亂中遺失了。 父親在洋涇中學工作期間也并非風平浪靜。邁芳姐曾告訴我，反右時，我父親半夜去她家，叮囑耿直的駱校長第二天會議上不要發言，以免被抓住把柄定為右派。另一位女教師后來去了美國，提起紀校長，說他很“兇”的。這話我信，父親對我們子女犯了錯誤就是嚴厲批評，從不姑息。但這位老師不知道的是，她曾被內定為右派，是紀校長到區里為她說情，說她尚未結婚，如果成了右派，她的一生就完了，使她免遭一場劫難。朱聿老師的愛人本來要去青海，我父親又去找上級反映，說朱老師是學校的骨干，家里五個孩子沒人照顧，會影響朱老師的工作，從而避免了他們家骨肉分離。原洋涇中學語文教研組長黃浦區政協付主席周丹楓老師看了我的文稿感慨的提起，當年他也是受到紀校長保護的青年教師之一。好幾年前，我接到了一個美國打來的越洋電話，打電話的是曾在洋涇中學工作過的虞釆芳老師，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參加過緬甸遠征軍的抗日老兵，反右時紀校長為了保護她，調她去工人文化宮搞文藝宣傳，使她免受沖擊。當她聽到我父母親均已去世時，電話那一端傳來了虞老師哽咽的聲音。這些事讓我感受到了父親與洋涇中學的老師們之間的真摯的感情。 洋涇中學就是一個團結友愛的大家庭，老師們心情舒暢，工作積極，在全校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下，洋涇中學成為市重點中學，能考進洋涇中學是家長和學生的莫大心愿。 辦好洋涇中學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能考進洋涇中學的學生學習成績自不必說，但父親更注重對學生思想品德的教育，他希望從洋涇中學走出來的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經和駱校長討論，提出了“勤勞淳樸尊師守紀”的八字校訓。每年都有一批優秀的畢業生跨出洋涇中學的校門，走進大學，走進部隊，走向社會，還有一些出色的學生被選送去蘇聯留學，父親提起他的學生總是非常自豪。我家里現在還有一些父親保存下來的學生照片，我把這些照片翻拍了，發在本文之后，照片中的哥哥姐姐們如果能看到照片中自己當年的清純模樣，一定會想起在洋涇中學度過的美好時光。 由于父親出色的工作，他當選了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代表和東昌區的人民代表，并在黨代會上做了大會發言，后來又被組織送到北京黨校學習。然而長時間廢寢忘食的工作透支了父親的身體健康，他曾說起在北京黨校學習期間，組織學員參觀故宮，邁門檻時他的腿已抬不起來。沒辦法再堅持學習了，父親在北京參加完國慶觀禮就回到了上海。一進洋涇中學，父親馬上又有了干勁，忘了身體有病，本該去醫院治病的他繼續留在學校工作。當時正逢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人們夜以繼日的奮戰在小高爐前，在那個大躍進年代，全民熱血沸騰的投入其中，忘我工作。但這也成了壓倒我父親身體的最后一根稻草，父親住進了醫院，檢查出得了肝硬化。 那時的醫療水平還比較差，眼見同病房接連去世了兩個人，父親知道了事情的嚴重性。他看著下班后匆匆趕到醫院照顧他已是心力交瘁的妻子，家里還有三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那時我最大也才上小學，偏在父親住院時我又得了很危險的乙型腦炎，住進了兒童醫院，母親下班后奔波于兩個醫院之間，我們家真是雪上加霜，母親幾近崩潰，父親想到了后事。 多年以后，父親在洋涇中學最信任的工作搭檔也是好朋友汪誠昌老師看到已是成年的我們，欣慰的說：你們終于長大了。我才知道原來父親在病重時把我們托付給了當時還很年輕的汪老師。我弟弟在已經身為央企的高級工程師，幾千人廠的生產廠長后，見到汪老師仍稱他汪叔叔。而汪老師對我們家的關心也從未間斷過，從父親病危時的病房探望，到參加父親的追悼會，再到去龍華烈士陵園我父母親的骨灰存放處吊唁，并在之后又和他愛人李老師帶我去臺灣散心，幫我從悲痛中走出來。今夏高溫，已是八十多歲高齡的汪老師還打電話來關心我。半個多世紀前他對我父親托付的承諾持續至今，父親的眼光沒錯，汪老師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有情有義的朋友。 疾病來勢洶洶，象疾風驟雨，治療過程卻曠日持久，父親不得不離開了他心愛的工作崗位，但他的心仍牽掛著洋涇中學，而洋涇中學的老師們也關心著父親的身體，經常來我家看望他。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場顯露人性的動亂中，有的友誼不堪一擊，浪里翻船，但我父親和這些老師的友誼經受住了風浪的考驗，歷久彌堅。每逢過年，父親總是興奮的期盼著來拜年的老朋友，在他七十歲，八十歲生日時，老師們都為他舉辦了慶壽宴，父親八十大壽時還收到了當時洋涇中學胡雨芳校長代表學校送的賀禮，那盞臺燈現在還在我們家。父親在世時，也幾次重返洋涇中學參加校慶典禮，回到曾經工作過的老地方，故地重游與新老朋友相聚，是他晚年很開心的事情。 我父親這輩子受條件限制，沒有讀很多書，但他熱愛教育事業，熱愛老師，熱愛學生，并為此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感情，在他八十多歲時還自己走到居委會捐款，幫助困難學生。 人有悲歡離合，父親在九十高齡時駕鶴西去，汪老師和翁卓穎老師等以及一些學生參加了我父親的追悼會，胡雨芳校長也代表洋涇中學參加了追悼會，他們的情誼使我們家屬深受感動！ 父親剛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走到單位的露臺上，站在那里望著不遠處的黃浦江，仿佛看到當年父親渡過江去江對面的洋涇中學上班的背影，那背影漸行漸遠，我心里滿是不舍和思念。但我又想到這里曾留下過我父親的足跡，他的一生努力奮斗過，奉獻過，做出過成績，也幫助過別人，他是我們子女心中的榜樣和驕傲，我也能釋懷了。 在我父親的四張區人民代表證上可以發現，洋涇中學的屬地從東昌區到浦東縣，再到黃浦區，現在是浦東新區。時光荏苒斗轉星移，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浦東這塊熱土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洋涇中學也與時俱進，不斷發展，被評為實驗性示范高中，在原來的校址上將矗立起嶄新的教學大樓。父親在天之靈看到這一切，一定會倍感欣慰！ 祝洋涇中學在校領導的主持下越辦越好！祝歷代在洋涇中學工作的老師和在洋涇中學讀書的學生幸福安康！我想這是我父親的心愿，也是我們家屬的祝福！ 2020年9月 父親保存的1955版第001號校徽 父親戰爭年代的獎章，距今已有近八十年了。 兩代當兵的人 一身戎裝的紀校長 　　國家頒發給抗日老兵的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 　　洋涇中學光榮參軍的學生 紀校長參加校慶時接受電視臺釆訪 　　父親和汪老師，汪老師曾任黃浦區教育學院院長。 　　父親和胡雨芳校長翁卓穎校長 父親和胡雨芳校長 父親參加校慶 老師們為父親祝壽 照片中的女籃5號隊員本色出演了謝晉導演拍的電影《女籃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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