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一起寫詩

趙樹發

那些年，我們一起寫詩 文/趙樹發 我說的那些年，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那是一個真正屬于詩歌的年代。詩人之間無關職業，無關貧富，無關性別，無關年齡，相識與相知，完全源于詩，源于彼此的詩歌閱讀和對寫作的尊敬，源于嗜詩如命般的共同愛好與共鳴。詩人之間聽到名字就感覺像親人一樣，見面時只要說上一句“我是寫詩的”就一下子拉近了距離。相互的關系純粹得只剩下了詩，全然沒有世俗的拘束。 我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寫酸了吧唧的分行文字了，真正懂得詩歌、理解詩歌是在1986年。那個時候徐敬亞所供職的《深圳青年報》和蔣維揚主編的《詩歌報》聯合舉辦了一次“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大展”，一場聲勢浩大的現代詩運動迅速在全國蔓延，打旗號、稱派者接近百家。印象比較深刻的、也是對詩壇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非非主義”、“莽漢主義”、“他們”、“大學生詩派”……這些詩歌流派的旗手后來都成了當代詩壇的標志性人物，比如于堅、韓冬、李亞偉、尚仲敏、周倫佑、歐陽江河等等。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寫“朦朧詩”的北島、舒婷和顧城以及為“朦朧詩”搖旗吶喊、“三個崛起”之《崛起的詩群》的作者徐敬亞。我剛上大學那會兒，我們中文系的公共郵箱里經常接到全國各地的詩友聲援徐敬亞的信。其實徐敬亞是吉林大學中文系的，他們誤以為是遼寧大學中文系的了。當年，我作為遼寧大學詩社的“主力成員”（峻嶺語），頻繁往來于省城的各種大型詩歌活動，并不厭其煩地拜會省城的知名詩人。也是當年，我在沈陽市第五屆詩會上結識了獲得一等獎的待業青年西岸和獲得三等獎的“情歌王子”萬琦。記得當時西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靠稿費活著”。這句話對我的震動很大，以至于我現在也能靠稿費活著的時候，還能感受到是他的這句話給了我鼓勵，讓我一直堅持到今天。到了1988年，我差不多走訪了省城一大半的新聞和文學媒體，見過不少編稿的詩人，包括《遼寧日報》的丁宗皓、《沈陽日報》的齊世明、遼寧電臺的林雪，還有現在還在努力提攜我的、當時的《詩潮》主編羅繼仁先生。 那個年代遼寧大學詩社在全國聲名顯赫。1980年，我的學姐兼詩姐閻月君等編輯了一本《朦朧詩選》，在全國詩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三個崛起”之《在新的崛起面前》的作者謝冕先生親自為這本書作序，肯定了《朦朧詩選》的文本價值和學術歸類。后來，我們上屆詩社的學長們又編輯出版了一本《后朦朧詩選》，同樣掀起了一點風波。到了1988年，時任遼寧大學第六屆詩社社長的侯多野聯合我等五人搞了一次《中國高等院校、中專學校詩歌大展》，雖然沒有前兩次引人注目，但在全國的校園文學社里制造了一些響動。那個時候，大學里的校園詩人和省城的社會詩人都知道，遼寧大學有幾個寫詩的。再后來，我的學弟兼詩弟峻嶺等又編輯出版了一本《最新中國當代大學生詩選》（收錄了我的三首詩），發行儀式的時候還專程邀請我和侯多野回了趟母校。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1988年7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營口，認識的第一批親人就是活躍在營口文壇的詩人們（此前我在市內舉目無親）。那個時候我除了寫詩沒有任何愛好，除了詩友基本上沒有其他朋友。我差不多在兩年之內就發遍了市內所有能發表詩歌的平臺，包括一些大型企業的廠報和部分機關事業單位的內刊，后來我計算了一下，足有20多家。時任營口電臺文藝部主任的叢云峰先生在“文藝窗口”欄目編發了我的詩歌后，專門配發了一篇短評，題目就叫《營口有個趙樹發》。 　　認識翟營文的時候他剛剛中專畢業。好像是1989年春天，我在一張憋憋屈屈的油印小報上看到一首青澀的詩，題目是什么我記不得了，但詩中有一句話打動了我：“其實我和她只隔三條街。”就為這句話，我迫不及待地撥通了翟營文所在的紡織廠總機轉至某車間的分機電話。那時我們尚未謀面，甚至還不知道對方的年齡。我只說了一句“我是一糧庫的，也寫詩”，一下子就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后來我從一糧庫寫進了大機關，翟營文隨后也從紡織廠寫進公安局。 認識王愛民的時候，他正在讀營口師專中文系。我看了他當時發表在《營口日報》副刊上的一首詩《老街》，然后我們就聯系上了。1989年夏天，王愛民畢業后分配到蓋縣農民中專教書去了，在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在媒體上一直沒看見他的名字，就約上翟營文，事先也沒打招呼，直接就登上大巴車去蓋縣的東部山區找他去了。那個時候交通極為不便，等我們找到他家時，已經是傍晚時分了。王愛民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條件有限，就燉了一鍋酸菜加野生蘑菇招待我們，酒足飯飽之后，我和翟營文就在他家的土炕上和他們一家三口一起，和衣而臥。其實那次去找王愛民，沒有什么特別目的，就是想當面跟他說：“你得寫呀。”后來王愛民真就恢復了寫作，他在給我的一封信里，說了一句非常感性的話：“使勁地握疼你的手！”三年之后他出了一本詩集，作為敲門磚，進了《營口日報》社。 認識沙爽的時候她還在營口紡校讀書。在她家低矮的平房里，她給我看她寫在日記本上的詩歌手稿，我驚奇于她從頭到尾竟沒有一個錯別字。她的每一首詩都毫無矯飾之情，始終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全然不顧忌世俗的喧囂和躁動。她小小年紀就有詩作見諸于權威的《詩刊》，她堅實的文字功底讓我刮目相看。沙爽畢業的時候我和詩友賀紫威幫她安排了工作，在一個民政口的儀表廠當質檢員，后來在薛濤的力薦下，進了《遼河》雜志當編輯，從此走進了專業作家隊伍。 認識董琦的時候，他正在創作《詩體三國》，那時候他風光得不怎么平易近人，但董琦出第二本詩集的時候，特意邀請我去他家幫著選稿。認識于成大的時候，他一直處于背井離鄉狀態，為了謀生四處漂泊，我們倆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其間通過幾封信，他特立獨行的鋼筆字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們倆一見面就感覺恰好是想象中的樣子。認識禹得志的時候，是在九十年代初（禹得志說他在沈陽當兵的時候曾去遼寧大學看過我，時間是八七年或八八年，但我忘記了）。記得有一天，他拿著一本《詩潮》雜志來單位找我，興奮地說，鄧蔭柯給我發在《詩潮》上的組詩寫評論了，我當時正在跟同事打麻將，對他的到來沒有足夠的熱情和響應，禹得志站了一會兒，忽然火就上來了，當著眾人的面踹了我一腳，頭也不回、罵罵唧唧就走了。認識李勝春的時候是在姚志剛家，姚志剛介紹說他是社會人，詩寫得不錯。后來我才逐漸了解到，他確實靠拳頭闖蕩過江湖，他為人豪爽，詩也大氣。認識郭金龍的時候，他剛剛出了一本詩集《太陽雨》，讓我由衷地羨慕和嫉妒。再后來，相繼認識了薛濤、曲文學、許德彬、張雪亮、王志宏、呂傳海、付剛、張健等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已經在營口這個地面上經營出了自己的一點小名聲。據許德彬回憶，他第一次下館子是我騎著跨斗摩托，把他從師專的宿舍里接出來的；據張健回憶，我還住獨身宿舍的時候，他曾經代表師專文學社去看過我；據薛濤回憶，他初涉文壇，曾經造訪過我當時供職的工商所，說我利用職務之便，還給他拿走過一袋水果；據我自己回憶，當時年輕氣盛的呂傳海和付剛，拿著打印好的《營口市青年詩人學會章程》來找我，想推舉我出任會長，我掂了掂自己的分量，理智地謝絕了。現在，薛濤已是聞名全國的兒童文學的大家（薛濤也有詩集問世），沙爽的散文創作也在全國有一席之地，曲文學在小小說領域贏得了一定的地位，董琦在長篇歷史小說領域獨辟蹊徑，成績斐然，翟營文、王愛民和于成大一直在詩壇耕耘，都可以稱作是國內知名詩人。我則一頭扎進了曲藝圈，玩起了商業寫作。所幸的是，我還沒有放棄和遠離詩歌，偶爾也寫點詩，或為他們寫寫詩評，他們每個人的進步，都是我驕傲的理由。 那些年，我們身邊集結了一大批詩歌寫作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共同的身份就是詩人。那些年，我們一起寫詩，一起憤青，一起不知天高地厚地憧憬著未來，互相之間只有羨慕和鼓勵。那些年，我們互相也攀比、也幫襯，怕別人掉隊，也怕自己掉隊。那些年我們這些人在詩歌的道路上，幸運地得到了雁翎、叢云峰、劉文景、李弘等前輩詩人的悉心指導和引領，幸運地得到了我們稱之為“詩兄”的姚志剛、劉秋烈、李秀文等人的無私幫扶和提攜。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們這些人后來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得益于詩歌這門技藝的給養，成就了我們現在還算說得過去的這個樣子。 這么多年過來，那種感動依然滋潤著、溫暖著我們平凡的人生。當很多人羨慕我們那個時代、我們這些人的時候，其實我想說，在詩歌這條道上，沒有橫空出世一說，因為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經歷了什么，我們付出了什么，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那時候的內心是何等得純凈。時至今天，我們這些人都已接近或超過了知天命之年，身份和心態都迥然于從前，唯那份詩歌的初心還在，這是我們終極一生的寶貴財富。 最后我想說，一路走來，感恩有你們，有詩和遠方。 　　作者簡介 趙樹發，男，遼寧營口人。1988年畢業于遼寧大學中文系。已出版詩集、雜文集、詩論集、曲藝作品集5部。“小說北2830”成員，營口市文藝理論家協會主席，營口理工學院文藝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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