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地名考證

杜

拉林阿勒楚喀八網之明珠 稍微了解哈爾濱歷史的人，對網應不陌生。自民國以降，“曬網場”的那張網，就成為這座殖民城市顯示滄桑巨變的文化象征，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被學者關成和先生糾錯，這種臆想才沒了市場。當然，哈爾濱的含義雖與曬網場無關，但哈爾濱歷史卻與“網”和“晾網地”關系極大。 《清實錄》中的哈爾濱“網事” 哈爾濱網的史跡，最早見于《清實錄·乾隆朝實錄》。第六百三十八卷，乾隆二十六年六月辛未，乾隆帝諭： 據恒祿等奏稱，松花江下游伯都訥所屬地方，旗民驛站人夫、口外蒙古等，設網打魚，率多爭競。請分定邊界，計網征稅，以杜訟端等語。吉林伯都訥等處滿洲、蒙古、民人，多藉漁獵為生，越界捕魚事所不免。著派貝子瑚圖靈阿馳驛前往，與恒祿、傅良及該盟長等，秉公查勘，分定地界，嚴禁越境捕魚，以杜訟端，以資伊等生計。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辛亥，喀喇沁貝子瑚圖靈阿等奏： 松花江一帶旗民蒙古人等，因捕魚爭界，屢致相控。查松花江下游，內岸屬伯都訥、拉林，外岸屬蒙古，應令各于本岸捕漁，不得互越。其按網征稅事宜，除拉林十網曾給閑散滿洲，蒙古十二網亦經分給該處，均不征稅外，伯都訥十八網每網按年征稅銀二十兩。從之。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中，藏有吉林將軍恒祿、吉林副都統增海、伯都訥副都統傅良等人的奏折原件。該奏折說：“拉林口以下為阿勒楚喀轄地，閑散滿洲回屯此地后，前任副都統將阿勒楚喀轄地內八張漁網全部分與閑散滿洲，以資其生計。”①。 筆者經過考證，奏折原件所說的“八網”比較可靠。奏折還說：“拉林阿勒楚喀之八網，既已分與閑散滿洲，閑散滿洲以其為食，懇請圣主天恩，仍照舊將其賜予閑散滿洲。” 奏折并未一一列舉八網的具體名稱。查清代阿勒楚喀、雙城堡檔案，其名為：哈爾濱網、煙墩網、羅金網、報門網、蜚克圖網、鳥河網、敖繼網、淘淇網、蒙克圖網。 嘉慶二十年地圖中的“哈爾濱” 哈爾濱之名，從元代的“哈兒必”沿革至清代，使用的漢字仍不穩定。官修的《吉林通志》寫作“哈爾賓”②，清代檔案中，哈爾濱、哈爾賓、哈二賓等交錯出現。截至目前，筆者親眼所見最早標注“哈爾濱”的地圖是嘉慶二十年四月，由吉林將軍富俊親自勘測，吉林協領托克通阿、參領豐善保、拉林協領德春查點的雙城堡封堆手繪圖③。 該圖以中國傳統的輿圖繪制方法，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在松花江南岸、拉林河口以下，依此為額其爾多歡（今雙城區萬隆鄉多口店屯）、煙甬（即煙墩網，今雙城區杏山鎮煙囪網屯）、羅金（即羅金網，今雙城區永勝鄉老者王屯）、報馬口（即報門網，今道里區太平鎮太寧村）、哈爾濱。按：富俊、松寧《為遵旨預議試墾章程以備京旗閑散移駐種地奏請圣鑒事》，有奉旨“著該將軍等即檢查乾隆年間移駐舊案”，其中必有阿勒楚喀拉林繪圖進呈，富俊所繪此圖當源自乾隆舊案。因此，可以推斷“哈爾濱”之名至遲出現在清乾隆年間。 圖中的哈爾濱，以象征村落的房子圖案標注，其邊界、毗鄰等皆不明晰。后來，同治年間繪制的《黑龍江輿圖》，哈爾濱一帶出現了哈爾賓、大哈爾賓、小哈爾賓，筆者經過考證，其中的“哈爾賓”為哈爾濱船口。“大哈爾賓”為顧鄉約屯，“小哈爾賓”為田家窩棚（田家燒鍋）。即繪制人員失誤，使大哈爾賓、小哈爾賓與顧鄉約屯、田家窩棚互為復文。關于三個哈爾濱的考證，請詳見筆者《哈爾濱開埠史研究》，這里不再贅述。再后來，東清鐵路興修，西方繪制地圖的方法傳入，雙城廳用西式方法繪制了該廳輿圖（該圖藏于吉林省檔案館），哈爾濱第一次在輿圖上有了自己的邊界，呈倒三角形。清朝制度，準許守護站臺錫伯、卦勒察披甲家庭的附丁，自備耕牛籽種，開墾官荒耕種莊稼，所收獲的糧食，一半供養披甲，一半交納官糧。在拉林阿勒楚喀八網中，唯有哈爾濱網的前身是站臺。因此，這種特殊的傳承使哈爾濱擁有了這片狀如哈勒巴（豬的肩胛骨）的大片土地及三個“哈爾賓”。 網戶達山西人王云祥 乾隆二十八年，即乾隆皇帝解決松花江越界捕魚塵埃落定的第三年，山西太谷人王云祥兄弟四人，攜家帶口，風塵仆仆地來到拉林協領衙門，用白花花的銀子，承領了哈爾濱、煙墩、羅金、報馬等“三處半”官網的全部網場。如果不是有清代檔案為證，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該處網場是得到皇上恩準，仍照舊賜予閑散滿洲的，拉林協領有多大的膽子敢承包給民人？再者，明明是四網，緣何卻說三處半？還有，山西太谷沒有漁業，王家兄弟為什么敢干這陌生的行業？ 在羅金網的所在地流傳著一個民間傳說，這個傳說被輯錄于民國版的《雙城縣志》上。大意是：城西北瀕松花江有老者王屯。為什么叫老者王屯呢？相傳早年間有個姓王的漁民，飲酒時，常常酹酒酬謝江神，希望能多捕些魚。一天，老王獨酌于江畔，偶然來了一位又黑又蠢的老者，老王邀他一起喝酒，也不推辭。老者說，自己也姓王，是居住在這里的鄰居。從此，老王每次飲酒，老者便不請自來。老者也不白喝，對老王說：“你不要擔心打不到大魚！”說罷，邀老王一同乘船至江中，撒網打得滿船艙的翹嘴白魚。從此，老王總能打到大魚，家業也好了起來。一天，老王突然想起，這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哪來的鄰居！因此，故意把老者勸醉，老者果然酒后現了原形，竟是一只巨鱉。老王大驚，不敢驚動，任其醒去。從此，老者再也沒來。故事廣為傳播，百姓便叫那里為“老者王屯”。故事生動有趣，但不是歷史，老者王應是羅金網的音轉。 關于王家承領哈爾濱等處網場的事情，屢見于清代地方檔案。同治八年，拉林協領永海曾說過：“拉林原于羅金、報門、煙墩、哈爾濱沿江一帶設立官網三處半，捕打貢鮮，應進鰉魚白魚尾由（來）已久，已逾百年”④。同年，網戶王連茹稟稱：“竊自高祖于乾隆二十八年搬居拉林羅金承領官網，奉打貢魚，并令按年交納課稅”⑤。王云祥的曾孫舉人王耀德，在與人打官司時說：自己的曾祖“自乾隆年間即寄居此地，設立船口，前在拉林協領衙門領照納租，累世承辦，至今已百余年。所有船夫水手及一家人口，終歲賴此度活。”這些歷史檔案互為證明，哈爾濱網經過一段滿洲閑散“旗營”后，于1763年進入了“民營”時期，直到三處半官網裁撤。 檔案記載，王家人的輩分混亂不清。為此，筆者下鄉調查，得到了王家族譜。該族譜以王德祿為始祖（高祖父），依次諱玉、祥、永、連、德、建、文、立、廣，較為知名者為王連儒（王連茹）、王尚德、王耀德等。王家除了為朝廷打捕貢魚外，給哈爾濱歷史至少做出了三個貢獻：一是留下一片“晾網地”（曬網場），二是留下一個“鰉魚圏”（今道外區體育場附近），三是出了清代哈爾濱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舉人。王耀德，字錦堂，光緒丙子科舉人。他是網戶達王尚德的胞弟，文童王建邦（王佐臣）的養父，可惜英年早逝，未能蟾宮折桂。建字輩還出了兩個吃官飯的鄉紳，一位是王建安，光緒末年任雙城廳巡警局第四區區長。另一位是王建基，曾任吉林交涉總局書記。 八網舊聞錄 拉林阿勒楚喀八網多有故事。有的來自官方檔案，有的來自民間傳說，姑妄聽之。 煙墩網，滿語yandu，其意為“請托、煩人、倩雇”，又作延敦、煙敦砬子，俗稱“煙囪網”。該網納稅捕魚人叫孫成章。雙城堡設治前的嘉慶十四年，他便小有名氣，打贏了一場官司，將到他網場下網偷魚的伯都訥驛丁王泰等告倒。事跡見于《題復吉林伯都訥站丁越界捕魚，追出入官錢文，照例折抵官兵俸餉》折。⑥ 淘淇網，位于今賓縣新甸鎮玉泉村淘淇河口入江處，網戶達恒林經營的四處半網之一，其名見于《清史稿》孝義二·董士元。說在嘉慶時，直隸臨榆人董行健闖關東，走了三個月，妻子生下兒子董士元。從此，董行健一去不歸。董士元從小思念父親，六歲時竟失蹤了，母親四處尋找，在關外二里店才把他找到。問他為什么跑到這里？董士元涕泣說：“要尋找父親。”十五歲時，有親戚到沈陽經商，董士元征得母親同意后，去了東北，卻一直得不到關于父親的消息。過來十幾年，他到阿勒楚喀辦事，有人說十年前在三姓南淘淇曾遇到一個姓董的臨榆人，不知現在是死是活。董士元立即奔赴淘淇，淘淇地處偏僻，中途迷路，用了很長時間才得達。詢問當地人，果然有知道的，說：“是有一個叫董行健的曾在這里打漁，死去多年了。”董士元大慟，得藁葬地，發冢審視，齒指血滴入骨，函以歸。至沈陽，買棺材還葬。 《賓州府政書》說：“松花江一帶居民僉謂江中有青牛、獨角龍各神，稱之曰‘江神’。相傳青牛夜間往往上岸，見者謂與常牛等，惟皮為青色。每年無論若何嚴寒，江心相隔五六十里，必有不凍之處，俗謂之‘青牛溝’云。即青牛出入上岸之路。又云，每屆開江后，必有一車滿載婦女上船渡江，至中流而沉，謂即河神顯圣。鄰近居民皆往祭之，謂之‘祭江’。” “曬網場”的歷史原型“晾網地” 俚語說：打魚摸蝦，耽誤莊稼。可是，網戶王家卻大背其道，他們借助給朝廷打捕貢魚的名義，開墾了上千晌晾網地，成為松花江畔數一數二的大糧戶。 晾網地，是清廷留給網戶使用官荒的標準名稱，不僅哈爾濱有，吉林、松原、雙城、賓縣、肇東、肇源、呼蘭等沿江地區皆有，并屢見于清代官方檔案。晾網地的范圍比較模糊，大致以松花江岸為準，“南北以三里為率”。在官網沒被裁撤前，晾網地只準網戶使用，他人不得擅墾。后來，俄采礦工程師阿奈魯特作《1896年吉林下航記錄》，以俄文載之，譯者不知其源，意譯為“曬網場”。地方史學者關成和先生認為滿語“曬網場”說是虛構的，是《哈爾濱指南》的“臆造”⑦。 自阿奈魯特《1896年吉林下航記錄》中文版，錯將晾網地譯為“曬網場”后，這個名詞便被哈爾濱當局所津津樂道。關道薩蔭圖在《哈爾濱一帶全圖》中撰文附會：“謹按哈爾濱命名之義，一古昔曬網之鄉也。”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備道兼濱江關道于駟興，在《哈爾濱之地名》中信口開河說：“哈爾濱依滿語而言是打漁網，即漁網之意”。于是，這種訛傳，誤導哈爾濱文史幾十年。需要強調的是，曬網場，中外任何漁村都可以有，晾網地，則是中國行政權的宣示。 同治六年（1867年），吉林將軍為籌措軍費，將哈爾濱等三處半網裁撤。轉年十二月，又將阿什河口以下松花江東岸（今賓縣境內）的四處晾網地裁撤。自此，拉林阿勒楚喀八網壽終正寢。王連茹，抓住了這個契機，招募流民，突擊開墾，僅用兩年時間便墾出熟地八百余晌。彼時，深受朝廷眷顧的雙城堡京旗，每戶熟地（一名地）才三十五晌，王家占有土地之巨，不言而喻。 晾網地的非法墾荒，由來已久。據官方同治八年統計，僅哈爾濱等三處半網場的晾網地，就被阿勒楚喀旗人扎拉芬、烏玉奇、恒林、關九太太女兒、雙佑、耿占爺、馬某，雙城堡旗人扎布占、付成，拉林旗人成喜、吉郎阿、馬常有、闊普奇先等私占。其時間或在乾隆年間，或在嘉慶、道光年間。 同治八年（1869年）秋，吉林放荒委員佐領永山、驍騎校亮永等，奉命專程到哈爾濱一帶晾網地調查，發現“拉林裁撤三處半，東自阿什河口起，沿江蜿蜒，由哈爾濱、羅金、報門、煙墩，迤邐而西至拉林河口止，計長二百余里，南北以三里為率，除羅金、報門一帶，民人王蓮茹墾成熟地八百余晌外，其哈爾濱、煙墩沿江等處，俱系阿勒楚喀、拉林、雙城堡旗人扎拉芬等招民墾成熟地一千余晌。”⑧對于這種罔顧國家法度，私開官荒的行為，吉林將軍富明阿以體恤旗人為名，一體歸公輸租，且“從寬不取押荒地捐，自明年為始，每坰按年交大小租錢六百六十文，仍找收三年大小租市錢一吊九百八十文，歸并操兵養馬之需。”富明阿是袁崇煥的后人，他的法外開恩，這使得這些私墾戶愈加大膽，僅哈爾濱王連茹家族，累計在晾網地私墾就達“一二千晌”之巨。彼時，大約3000文（3吊）相當于一兩白銀。如此薄賦，使土地的占有者具有極大的利潤空間。當然，任何人也不會猜測到，三十年后，哈爾濱晾網地一帶的土地會成為“金疙瘩”。 十九世紀中葉，晾網地是哈爾濱從漁業文明走向農業文明的跳板。十九世紀末，它又成為哈爾濱進入工商業文明的第一塊基石。 ①《恒祿增海傅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1877—027/059—3346。 ②《吉林通志》卷十七·輿地志五·疆域三：阿勒楚喀城……西北到松花江哈爾賓船口。 ③雙城廳《為驍騎校景瑞稟稱祖遺圈地一段查系有無冊檔按圖所指移付事》，藏于哈爾濱市雙城區檔案館。 ④⑤《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檔案》。 ⑥大學士祿康《題復吉林伯都訥站丁越界捕魚，追出入官錢文，照例折抵官兵俸餉》，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⑦關成和《哈爾濱考》。 注：（作者趙力系哈爾濱日報退休高級記者哈爾濱文史館館員）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哈爾濱地名考證

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