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也曾不正經——《紅樓夢》暗黑小史

瑚璉之器

胡海迪很多文學史教科書，每當介紹《紅樓夢》，講到它如何受歡迎、有影響，就引用一句特俗的詩——“閑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教科書是這樣一種印刷品——它總會把有趣味、含雜質的東西涂抹得一本正經、一臉嚴肅、一派莊重、一片純潔。這句引用，就是標準范例——只說詩的后半截，至于前半截，不提了。 為什么不提？因為提了會嚇人一跳——“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作鬼且神仙?！笨烧怯羞@兩句，才能把一首《京都竹枝詞》拼接齊全。如果把它整個兒 “串講”一下，任何一位稍通文理的人都會明白：在竹枝詞作者眼里，《紅樓夢》是跟鴉片煙混在一堆的，就像今天人們常把“黃賭毒”并列在一起。敢情這位先生，根本不是宣傳《紅樓夢》的好，而是要警惕《紅樓夢》的壞?。?lt;br>書，跟人一樣，眼前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背后常有難與人言的“辛酸往事”。比如司馬遷《史記》、蘇東坡詩文集，甚至《論語》、《孟子》這種光明正大的書，都曾無比詭異地進入過禁書的名錄?！都t樓夢》這種超級大佬，好意思一直順風順水嗎？ 曹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告別這個世界。過了六年，乾隆三十三年，清宗室永忠就讀過《紅樓夢》，還寫了三首悼念雪芹的詩。另一位宗室，乾隆的堂兄弟弘旿，看到永忠的詩，卻擔心書中“有礙語”，沒敢從永忠那里借來讀讀。這說明，乾隆年間，《紅樓夢》就不是可以隨便掛在嘴邊的讀物——雖然乾隆皇帝本人很可能也是它的讀者。曹雪芹死后四十多年，嘉慶十年（1805年），《紅樓夢》成了公開查禁的對象。道光年間，在江蘇，別說刻印《紅樓夢》屬于嚴重違法，就是買來讀一讀，也要“杖一百”——屁股得和棍子親密接觸一百下，是人們熟悉的“四十大板”的一倍半！到了晚清，不光那些“工楷繕寫、繪圖付印”的書商被稱為“淫棍丑類”，見不得陽光，連《紅樓夢》的名字，也要鬼鬼祟祟改成《金玉緣》或《幻夢記》，才能在書肆中茍且偷生。到了十九世紀快結束的年代，1891年（光緒十七年），一位名喚毛慶臻的先生在《一亭考古雜記》中極具想象力地寫道，某些去陰間探尋過一番的人回來報告說，曹雪芹正在地獄受苦，沒人可憐，“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升天堂，正作反對?！泵珣c臻還極具創意地為飽受列強欺凌的國家建言獻策——《紅樓夢》可以作為一種不太光明正大、卻足以消磨敵國全民意志的商品出口，“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煙流毒之意?！保磥戆选都t樓夢》視作鴉片煙的親戚，不光是竹枝詞?。┛邕M二十世紀，小說這兩千年來一直卑微的文體終于昂首挺胸、揚眉吐氣，可“小說界革命”的旗手梁啟超談起這部“道男女”的代表作，語氣中還難掩鄙夷。后來，又過了好多年，王國維、胡適諸公移山倒海，才讓《紅樓夢》漸漸成為書齋主人不再害臊的藏品?！毸闫饋?，這部被視為經典之經典的小說，從作者去世到當代的二百五十多年，在陰影里躲藏的時間，比在光亮里燦爛的時間，要久得多——起碼五十年吧！《紅樓夢》何罪之有？早期幾位神經過敏的清廷官員認為它有“排滿”傾向，但這種說法很快就偃旗息鼓。大多數查禁、排斥它的人，認為它是一部 “淫書”，甚至是淫書之首。清人陳其元在《閑庸齋筆記》中說：“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薄斞刚f在《紅樓夢》中“道學家看見淫”，是不是從陳其元這兒得的靈感？ “淫”字可了不得——它不僅讓大小官吏為完成工作任務從上而下查禁，而且把防線擴大到民間，讓有思想覺悟的群眾時刻警惕、主動出擊。這種例子多的是，就舉兩個我覺得印象深刻的吧。話說光緒初年，南方有位秀才老爹陳元圃，兒子十六七歲，文章寫得好，很有發展前途。美中不足是這孩子愛看小說，老先生對此十分不悅。有一回，檢查家庭作業，他發現兒子不僅偷看《紅樓夢》，天頭地腳還評點得密密麻麻……結果……結果……不知小陳是否抬眼對視老爹的眼神……評點被撕得粉碎，體罰的大杖上下飛舞——這位爹知不知道書里早有“寶玉挨打”這段？挨打的小書生會不會覺得他爹此時是賈政附體？小書生犯的錯兒，沒寶玉大，這位老爹卻比賈政更厲害，他揮舞大棒之前的宣言是：“讀書人有此，名教掃地矣?！?lt;br>這是老子毒打兒子，不很稀奇，說一個小輩訓斥老輩的，也許更有趣些。晚清有本《女子二十四孝》，最后一則是這么個故事：浙江有一女孩，名喚王蘭貞，年方一十三歲，有一天，趁她父親不在，把他喜歡的《西廂記》《紅樓夢》統統付之于火。父親回家，發現他的張生、寶玉已化灰而去，不禁大怒，問她何故。女孩子大義凜然：“爺愿兒輩學做崔鶯鶯、林黛玉耶？”一句話就讓老爹爹省略了堆在嘴邊的一萬字——“父默然，知所悔悟?！边@則“直言諫父”的故事，還配了一首小詩總結中心思想：“誨淫成習慣，戀愛是癡情。得此焚書女，能無感愧生？”這則發生在清末的故事，讓人感慨的是，民國三十年（1941）一家藥廠半廣告半教化的宣傳手冊，仍然把它印了上去。封面上還用篆字寫明宗旨：“新思想不忘舊道德”，也就是說，遲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民間，還把《紅樓夢》當成一部不正經的書。紅學家們的雄文，飄蕩了幾十年，還是沒能啟得了普通百姓的蒙。 王蘭貞年齡那么小，從哪里知道《紅樓夢》可以教人“學壞”呢？是她小人家親自審讀過這部書？可能性不大。一百年前的女孩子，教育程度通常不是很高，如果不是特別早慧，其識字能力不至于把《西廂記》《紅樓夢》兩部書讀下來。她倒是可能通過其他途徑了解的，比如偶然聽見鄰人講的戲曲故事，或是從戲園子里隔墻飄出的戲詞兒?？傊?，蘭貞起碼了解《紅樓夢》的大致情節。她完全不理解曹雪芹這位婦女解放運動先驅者的苦心，一點也不渴望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鎖鏈里掙脫出來。她周圍彌漫著對這部小說的普遍警惕和篾視，她便產生了一種“當仁不讓于爹”的大局觀、是非觀，讓她對父親的嗟嘆感動疑竇叢生。有意思的是，她把鶯鶯、黛玉視為同樣道德敗壞的女性，有些不相類似——鶯鶯的故事很肉感，而黛玉不過是動了動小心思，她們倆“壞”的程度不一樣。但事實上，《紅樓夢》和《西廂記》，在官方的查禁公文里通常相提并論。在視自由戀愛為洪水猛獸的道德君子看來，黛玉和鶯鶯一樣，是傳統道德的挑戰者，甚至更糟——1887年5月1日的《字林滬報》，第一版登載一篇社論說：《紅樓夢》一書，“初不斥為淫書也，然其敘兒女玩狎之情婉孌萬狀，最易啟人邪心”，至于“深閨重門之中，私奔密約之事，”也少不得是因為“《紅樓》一夢誤之也。”——這么看，王蘭貞的義正辭嚴，多么合乎大清朝的民間意識形態啊！但是，誰又能真正抵擋曹雪芹那越軌的筆致呢？那些奮力查禁《紅樓夢》的人，用鄙夷、憎惡的腔調無比生動地記錄下當年人們對這部書的癡迷。嘉慶時的安徽學政玉麟說《紅樓夢》“串成戲出，演作彈詞”時，“觀眾為之感嘆唏噓，聲淚俱下。”1882年，吳江城一位十七歲的小伙子，喜歡《紅樓夢》，“旦夕不釋手，讀至絕粒焚稿處，輒嗚咽欷噓，淚涔涔下，”甚至得了咯紅癥。家里為他娶親，他在婚禮上大呼小叫，要去找黛玉，第二天居然真的離家出走，不見蹤影——《紅樓夢》，就這樣誤人婚姻！1910年，湖北荊南學堂一位負責教學的官員參觀“高等小學自習室”，看到五六名學生“各手執一卷”，以為是溫習功課，仔細一瞧，“不期各執《紅樓夢》一本”，不禁大為惱火，怒斥監學“國家一年用去若干巨款，造就一班‘紅樓夢人材’”…… 把《紅樓夢》當作壞書的讀者，不是沒有正常人類的基本情感和審美能力。他們只是在過于嚴苛的道德戒律里禁錮得太久，以至于無法把《紅樓夢》和那些真正的壞書區別開來。耐人尋味的是，紅學批評史中，對《紅樓夢》的深入研究和獨到發現，除了出自獨具慧眼的文人學者之手，就是來自警惕它、仇視它、厭惡它的各色人等。甚至有些恨它的人，比愛它的人能更敏銳、更深刻地體會出《紅樓夢》那些偉大的、不可超越的特點。 好在任何懷有敵意的評論，都只能在世界上最偉大的評論家面前甘敗下風。這最偉大的評論家就是一代又一代最普通、最微末的讀者。他們用純樸的心來體察《紅樓夢》的世界，他們用真誠的淚水、真誠的慨嘆、真誠的感悟，用漫長歲月里漫長的喜歡，寫成了最質樸無華又最無可撼動的文藝評論。 佛經中《大莊嚴論經》有一則寓言：老貓生了一只小貓，小貓漸漸長大。有一天，小貓突然有了成長的煩惱，向媽媽請教：“我將來吃些什么呢？”貓媽媽回答：“人類自然會教你啊！”小貓夜里潛入一個人家，躲在瓶瓶罐罐之間。不久，屋子里進來幾個人，忙碌一陣準備離開時，他們彼此提醒：“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雞雛高舉，莫使貓食?！薄∝堃幌聝好靼琢耍弘u雛、酥乳、肉，這些就是我該吃的東西！ 啊，在《紅樓夢》還是一部壞書的時代，那些為它癡迷為它狂的人，都是這聰明的小貓??！ 本文發表于《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6期。發表版中無副標題。作者簡介：胡海迪，男，滿族，文學博士，遼寧文學院文藝創作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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