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中學生活

劉增森

前幾天，在微信中看到了中學老師錢立誠編輯的美篇，“69中歷史回顧”。他從1958年69中學的前身------“宣武紅旗中學”建校說起，一直說到了69中學撤校，與北線閣小學合并為“北京小學北線閣分校”為止。 從錢老師的美篇中也可以看出來，在新中國發展、建設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教育路線和辦學模式。 我是69中學的畢業生，1968和1969年是在69中度過的。那是文革初期，是一個十年內亂的年代。 　　盡管在69中學僅僅呆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且已經過去了50多年，但是對錢立誠老師的印象還是很深的。錢老師高高、瘦瘦的個子、戴著一副眼鏡，說話嗓門挺大，是我們69屆4連的一個班主任。 真佩服錢老師！?? 一是80來歲的人了，不僅與時俱進玩起了微信，還編輯出那么漂亮的“美篇”。 二是老先生的記憶力超強了！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還記得那么清楚。也可能是曾擔任過校長的緣故，69中學各個時期教職工的名單，以及教職工的工作和生活照片他都能搜集到了，并且給照片上的每個人都標注上名字。 　　我們這一屆學生，本該1966年9月升入到中學學習。但由于當年6月全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學的正常教學秩序遭到破壞，致使我們滯留在小學，在家放養了一年多。直到1968年初，我們才和下一屆學生（70屆初中畢業生），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復課鬧革命”的指示下，一同升入到中學。 　　北京市第69中學座落在北線閣北口三百米遠、一個十字路口的東南角。 現在，69中學的校舍與南面原北線閣小學的校舍合并，成為了：北京小學北線閣分校。 　　當年我們上學時，學校的規模很小，只有一座坐東朝西的U形教學樓。教學樓西面、北面相鄰馬路，只是在南面和東面有兩個面積不大的場地，安裝了籃球架子和單、雙杠、水泥乒乓球臺等體育器械。 作為老宣武人，我知道宣武區一類中學有師大附中、15中。二類中學有14中、回民中學、63中等學校。當年我們入學時聽到對69中評價的是：“中學不考69，小偷、流氓遍地走”。錢立誠老師在“美篇”中說，當年69中學“實屬宣武區極差的三類初中學校”，其實也是當年官方對69中學的評價。 1967年復課鬧革命時，小學升初中的原則是就近劃片上中學。我們清泰寺小學6年級的6個班都到了69中。 學校的管理極差，校外的閑雜人員可以隨便進出學校打人、滋事。記得剛剛入學沒有幾天，我們正坐在教室上課。突然，一個年齡與我們相仿、臉上長著有一分錢硬幣大小黑痣的人（后來知道是3連1排的學生）帶著六七個人闖進教室。他來到班里一個同學面前，二話不說沖著腦袋就是一拳。班主任曹啟元老師趕忙上前攔住他們，大聲斥責他們離開教室，我們同學則被嚇得目瞪口呆……。?? 　　升入中學時，解放軍宣傳隊還進駐在學校。學生的班級是按著部隊番號排列。我們這屆學生分為3連和4連，共八個排。一個排即為原來的一個班，我在3連3排。 清泰寺小學的6個班全部到了69中。因此，我的中學同學多一半是來自清泰寺小學，其余是來自北線閣和善果寺小學。 3連3排中，有4名同學和我既是小學同班同學，又是中學同班同學。 　　中學時代，最大的遺憾是全班同學沒有拍攝一張合影照片。上面這張照片是我和中學同學唯一的一張合影。 68年秋季的一天，我和李春生、李連之、霍星、呂燕國到廣安門電影院看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正片放映前，先放映了兩部中國的“新聞簡報”。其中一部是紀錄片“大海航行靠舵手”。片中有兩首歌曲，一首歌曲是海政文工團歌唱家呂文科領唱的《幸福喜訊傳海防》。 　　另一首歌曲是海政文工團女高音歌唱家趙云卿演唱的《海軍戰士想念毛主席》（遺憾，網上沒有找到原唱錄像）。?? 　　文革初期，人們耳朵聽的、嘴巴唱的都是一些類似“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等口號歌曲。以及“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里煉紅心……，徹底砸爛舊世界，掃除一切害人蟲……”等節奏感超強的歌曲。 當聽到電影里呂文科和趙云卿唱的這兩首歌曲時，哥幾個覺得太好聽了！?? 呂燕國同學是一個可愛的大男孩。電影結束后，他立刻跑到購票處又買了5張下一場的電影票，我們陪著他再看了一遍電影。當然，主要目的是聽那兩首歌曲。 看完電影，呂燕國邀請我們到他家玩，看看他畫的畫。 呂燕國家住在北線閣，僅挨著廣安照相館。進他家院之前，我們幾個人先到廣安照相館留下了這張合影。 　　中學期間，沒有開設文化課程，因此，好多老師我都叫不出他（她）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教授什么課的。但是，對3連和4連各班主任還是比較熟悉。 3連1的班主任叫肖爽；3連2的班主任叫果自強；3連3的班主任叫姜維濱；3連4的叫田素文。4連的班主任是徐樂生、張婉、錢立誠、吳靜怡老師。 我們排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曹啟元老師。他是學校革委會的成員，在我們排呆的時間不長就走了。第二任班主任是姜維濱老師，據說是從公安部門調到69中的。他一直負責管理3連3排，直到我們畢業。 　　對馬伯凌老師，我還是比較熟悉的。一是學校每次游行時，都要到他那里領取紅旗。二是在大董村三夏勞動時，我從排里抽出來到食堂幫廚，馬老師是食堂的負責人。 盡管在69中學呆的不到兩年的時間，但對一些老師，還是留下了較深的記憶。 　　文革期間，學校老師是最沒有師道尊嚴的，學生可隨意給老師起外號。 果自強老師長得又高又瘦，學生們管他叫“細又長”。有的學生當他的面都敢說他：“果自強細又長，不細不長不叫果自強”。姜維濱老師的額頭好像有點凹，我們背后叫他“門頭溝”。但是，沒有人敢當面叫，因為他原來是公安局的，忒厲害！田素文老師的外號叫田奔頭；錢立誠老師的外號叫錢串子。徐樂生老師個頭矮小，學生們背后叫他“徐部長”……。 錢立誠老師在另一美篇“深切緬懷69中已故的教職員工”中介紹說，自1965年69中學成立以來，已有50多名教職工去世，并公布了他們的名字和照片。其中，有我熟悉的肖爽、田素文老師，和曾經給我們上過課的李予夫、劉琦恩等老師。 讓我們這些學生“永遠懷念他們，祝愿他們在天堂里獲得幸福和永生”。?? 　　1966年5月7日這天，毛主席發出了最新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就是“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成為了我國很長一段時間的教育路線和辦學方針。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學工是必須的！68年和69年，我們都抽出來一周的時間到工廠參加勞動，向工人老大哥學習。 我們勞動的工廠是具有百年歷史、位于學校東邊王子墳(后改名為廣義街)的義利食品廠（現該廠已遷址）。 第一次進廠勞動，我們排是在酥糖車間，給酥糖包糖紙。第二次是在巧克力威化餅干車間，給餅干裹上包裝紙。 在義利食品廠，我們和工人一樣，每天工作8小時，中午在廠里的食堂買飯吃。該廠食堂的飯菜不僅好吃，價格還不貴。在食堂還常常能夠購買到一些車間生產出來的殘次產品。像缺了角的威化餅干和不成型的果料面包等糕點，非常便宜。 上世紀六十年代，不是任何家庭都能買得起義利食品廠生產的食品。面對這么好吃的誘惑，肯定會有學生會偷吃、偷拿廠里的產品。但向毛主席保證：我沒有偷吃、偷拿過義利食品廠的任何食品。?? 干活休息時，我常常到各車間里轉一轉，看看糖果、面包、糕點是怎么生產出來的？因此，對義利食品廠非常熟悉。 30年前的1990年，我在北師大工會工作。學校黨委要求工會組織青年教師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在制定工作計劃時，我首先想到了義利食品廠。因為在那里參觀，我都可以做講解員。 后來，我校的青年教師參觀義利食品廠時，在一個車間居然遇見了我在北大荒插隊時一個連隊的兵團戰友王曾。王哥也是69中學的畢業生。但他是老三屆的學生，比我們69屆學生大一兩歲。?? 　　中學期間，我們兩次到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支援三夏參加麥收勞動。 第一次下鄉是1968年6月中旬，我們到了房山縣大紫草塢公社，住在離新鎮不遠的一個消防隊的營房里。 每天早飯后，公社會派來一些人把我們學生領走，或到大隊的麥地割麥子，或到麥場干活。我愿意到麥場上干活，怵用鐮刀割麥子，倒不是麥場上干活有多輕松，主要是怕割麥子時鐮刀劃到腿上。 那次下鄉，有件事記憶挺深。 一天傍晚，因為下午聽了一場“憶苦思甜”報告，晚飯就吃了頓“憶苦思甜”飯-----棒子面摻雜了野菜蒸出的黑窩頭。難吃！?? 正在吃飯時，聽見外邊有激烈地爭吵聲。李春生立刻放下碗筷、攥著黑窩頭就镩了出去。因為他聽出來，吵架的其中一人是3連4排的胡長順。胡與春生是小學同學，怕哥們吃虧，所以趕快出去幫忙。周文路體格健壯，練過摔跤，單打獨斗胡肯定不是對手。胡長順有李春生幫忙，人家周文路也有哥們、伙伴呀，兩邊誰也不服誰。幸虧有老師和軍宣隊兩邊壓著，這場架沒有打起來。不過雙方都撂下狠話，沒完！?? 　　1969年學農，我們3連去的是房山縣的大董村。這次我沒有和班里的同學一起到地里干活，而是和3連1的劉春貴、3連2的張景龍、3連4的路雙起到食堂幫廚。 其實，我挺愿意幫廚。一是上世紀60年代，城市居民的口糧有定量，且粗、細糧也是有比例的，不是頓頓都能吃到饅頭和米飯。二是我們那會兒十五、六歲的年紀，正是長身體、飯量大的時候，到食堂干活的好處不言而喻。?? 我們的任務是，收取各排同學們的餐費和糧票、在廚房幫著摘菜、挑水、刷鍋。開飯時，掌勺為同學們盛飯菜。做飯、炒菜不用我們，有專門的大師傅。 這次勞動，學生們分散住在老鄉的家里，很多同學都是打完飯后，就在廚房周圍的空地上圍坐在一起開吃。 一天，晚飯時，班里的幾個男生在一起邊吃邊聊，話題是“鳥蛋”。原來，他們干活時找到了一個鳥窩，里面有幾個鳥蛋。其中一個鳥蛋殼已經裂開，看得見里面的小鳥在動。這時，一個同學說這是毛蛋，吃了大補。另一個同學說，你要是敢吃，我這個饅頭給你。其他的人也紛紛說，我的饅頭也給你。可能這位老兄認為毛蛋就是大補，也可能今天沒有吃飽，幾個饅頭在誘惑著。他拿起那個破殼的鳥蛋，去掉上面的蛋殼，把雛鳥塞進嘴里嚼了嚼吃了，看得我是瞠目結舌！?? 一次晚飯時，3連1排的幾個男生來晚了。一個男生對他們班一個已吃完飯的女生說道：“把你的勺兒借我用用，我忘帶了”。沒想到那個女同學一口回絕，理由是：“那不等于變相親嘴嗎，不借！”，多奇葩的理由啊！?? 　　中學期間，我們進了工廠學工、到了農村學農，沒有就是下部隊學軍。因為，學校里就住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啊！ 69中的軍宣隊來自海軍，他們穿著灰色的海軍裝。3連連長姓葛，是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時，葛連長總是樂呵呵的，和我們學生說話和藹可親，可帶領我們操練隊列時卻非常嚴厲，有點嚇人。 我們沒有上過體育課。我想解放軍帶領我們學生隊列訓練，可能有兩個作用：一是替代了體育課，二這就是學軍啊。 　　我們不僅進行隊列訓練，還向解放軍學習，開展了“一幫一、一對紅”活動。 “一幫一，一對紅”活動，就是班里兩個同學結成“對兒” ，相互幫助、共同進步。我們班結的“一對紅”是一男一女，由老師指定，但不知是老師隨意指定，還是有意安排的。 我的“一對紅”是陳慧琴同學。陳同學不僅人長得漂亮，鋼筆字也寫得也好。她嗓音好，唱歌很好聽，是班里的文娛活動積極分子。 陳慧琴曾教唱過我們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忘記了，但第一段歌詞還記得。 不能忘、不能忘， 不能忘記皮鞭和牢房。 不能忘、不能忘， 不能忘記殺死我們父兄的槍。 我們都是苦里生，啃過樹皮咽過糠。 頭上有地主的刀砍的疤， 腳下有地主的狗咬的傷……。 陳慧琴對老師布置的“一幫一、一對紅”工作挺上心。記得上午老師公布了“一對紅”名單后，下午，她就和楊紅同學（班里個子最高的女生）來到我家，制定了“一對紅”計劃，并工工整整地抄寫在信紙上。呀！字寫得好漂亮啊！?? 1970年5月，在兵團時，陳慧琴隨3團八營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來到我們32連慰問演出。在連隊新建的大食堂里，宣傳隊表演了精彩的節目。陳慧琴奉獻了兩首獨唱歌曲，受到大家的鼓掌歡迎。 　　中學時代，我們走出教室學工、學農，回到學校坐在教室里，真的就是“以學為主”，學習文化知識嗎？沒有！ 那時，我們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向黨和毛主席表決心。為了提高我們的寫作水平，偶爾，也有老師到班里講授一些文學知識。因為，我們的寫作水平太差，批判稿寫得實在是沒有水平，讓人聽了可笑。 記得在一次暢談學習“九大”報告體會時，姜呈東同學進行了發言。他最后慷慨激昂地說：“毛主席偉大、偉大、實在是偉大！”，好多同學都偷偷地樂了。這句話是不是跟地道戰里的湯司令“高、高、實在是高”學的呀！?? 在教學樓一樓的樓道里，有一個3連的宣傳欄，上面常常粘貼著3連一些同學寫得比較好的批判文章。路過此處時，我會駐足看一看，不是看文章里面的內容，主要是看誰的鋼筆字寫得好。記憶中，3連1排的卓春江和3連2排的陳增久鋼筆字寫得最棒！?? 　　一天，李予夫老師來到我們班教授語文課。他進入教室后，站在門口把一本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非常虔誠地說道：“手捧紅寶書，心向北京城，首先祝愿毛主席萬壽無疆！”。 李予夫老師說話斯文、文鄒鄒的，有點老學究的樣子。我清楚地記得他的幾句名言：“文章不能寫得像白開水煮白菜，那樣沒味、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現在的學生以玩為主，兼學別樣、逍遙書生何處去，金魚缸里可養魚。 那天，李老師正在講課時，突然教室后面傳來了蛐蛐的叫聲。他說了句：“咦！這個季節怎么還有蛐蛐呢？”，便走到了后面觀察。到了后面，蛐蛐的叫聲停了，可前面傳來了蛐蛐的叫聲。李老師又說道：“這個蛐蛐蹦怎么又蹦到前面去了”。同學們都笑了。 原來，我們排有兩個男同學，一個叫孫俊杰，一個叫呂兆昱，都會口技學蛐蛐叫，而且學得非常像，惟妙惟肖。 現在想起來，其實李予夫老師怎么會不知道教室的蛐蛐叫聲是人學出來的呢？只不過不點出來，是逗你玩兒，給搗亂課堂紀律同學留點面子罷了。?? 　　劉琪恩老師也教授過我們班文學課。他長得很像我們清泰寺小學的陳瑜老師，所以趙建章同學稱呼劉老師是“瑜弟”。 一次，劉琦恩老師講起了三國時期曹植創作的那首著名的“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劉老師講課效果非常好。那天，是班里同學上課聽講最認真的一次，沒有人攪鬧課堂紀律。那時候上學，我們沒有教科書，也不帶書包、不作筆記。過了些日子，“七步詩”里最后一句”相煎何太急”我忘了，就問同學是什么。有人說是“有什么過意不去”，我信以為真了。 在兵團插隊時，我曾跟別人侃起了這首“七步詩”，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有什么過意不去”。后來，看過了《三國演義》，才知道侃錯了。?? 　　文革期間，無論工農兵學商，三天兩頭都會做同一件事------上街游行。 學校要求我們，每天晚上8點一定要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只要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重大新聞，就要趕到學校參加游行。 1969年4月初，黨的“九大”召開期間，學校組織了全校師生幾次上街游行。 游行時，69中學的校旗走在最前面，接著是學校的鼓號隊。我們師生隊伍跟在鼓號隊的后面，邊走邊高呼口號。途中如果遇見其他學校的游行隊伍，隊伍會暫停幾分鐘，兩個學校的鼓號隊員會較勁，用力敲打鼓、镲比試高低。 69中學的鼓號隊相當棒！因為鼓號隊的指揮是我的同班同學張元良。小伙國字臉型長得帥氣，指揮棒舞動起來十分瀟灑。另一個同學曹建國是敲大鼓的。 負責鼓號隊的老師姓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學生們都叫他“樊八門”，因為他會8套鼓號隊樂普。每當有兩校鼓號隊較勁時，我們3排的好多同學都會快步走到鼓號隊跟前，沖著張元良和曹建國吶喊，給他們助威。??！ 　　記得游行時，看到許多單位的人都高舉著毛主席的畫像，楊愛珍等幾個女生提議，我們排刺繡一副毛主席十字繡畫像，游行時舉起來，得到了大家的贊同。 幾個女生負責購買了綠色的塑料窗紗和黑色絲光線、繡針等十字繡工具。呂燕國負責畫了一副2米長的“毛主席去安源”木刻畫，一切準備就緒。一天放學后，十幾個同學在教室里開始了十字繡。 十字繡花，就是把透亮的紗窗別在要繡的圖案上。然后，按圖案上的顏色，用相同顏色的絲線纏繞紗窗田字格中的十字，使紗窗形成的圖案與底圖一樣。我們繡的“毛主席去安源”畫像圖案是黑色的，繡起來相對簡單一些。但由于只能是幾個人同時繡，不能搞人海戰術，所以速度相當慢。 記得為了加快速度，同學們分成了幾個小組，歇人不歇馬。有的小組放學后在教室里繡，有的小組是晚上或周日在同學家里繡。小組里有男有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嗎。 我們組是利用晚上時間在金秀芬同學家里刺繡，她家住在糧食部宿舍、平房。全排女同學中，我只到過她家。 我們排“毛主席去安源”的十字繡3米長，是69中學游行隊伍中舉著最高的毛主席畫像。1969年支援三夏勞動結束，在與大董村老鄉告別時，我們把那副十字繡送給了他們。大家知道，回到學校就面臨著畢業分配，同學們要離開學校各奔東西，不會一起游行了……。 　　中學時期，的的確確像李予夫老師所說的那樣，“現在的學生啊，以玩為主，兼學別樣、逍遙書生何處去，金魚缸里可養魚”。???? 排里的好多同學都癡迷養熱帶魚，包括我在內。因為文革初期，北京居民興起了一股飼養熱帶魚風。 霍星同學是干部子弟，家里住房較寬敞，自己單獨有一間屋子。他也養著一魚缸熱帶魚，所以我們幾個養魚的同學常常到他家，或交換一些熱帶魚品種，或送、要一點魚蟲。 霍星家有一臺老式留聲機和一摞老唱片（其中有一套黃梅戲天仙配唱片）。我們常常七八個同學一塊到他家，喜歡魚的人就鼓搗魚玩，喜歡聽黃梅戲的就坐在留聲機旁邊……。 那時的我們，沒有學習壓力，也沒有家庭作業壓力，瘋狂地玩呀……。?? 　　69中學往西三四百米，就是廣安門護城河。夏天，放學后同學們常常結伴到那里玩，會游泳的男同學下河游野泳。 一天早晨，上課鈴聲響過后，姜維濱老師來到教室。他問大家：“昨天，誰到護城河邊玩去了？誰下河游泳了”。我和八九個同學舉起手來，姜老師讓我們離開教室到樓道去。 樓道里站著一個穿制服的警察，他領著我們幾個人進了一間屋子，一會兒叫一個人出去，一會兒叫一個人出去……。 輪到我時，我跟著這個警察來到了另一間老師辦公室。屋里坐著兩個的警察，他們示意我坐在對面。俺從小沒有跟警察叔叔打過交道，看到這個陣勢，緊張得我有點發抖了。 一個警察問我話，旁邊的警察拿著筆做記錄。他問我昨天是不是到護城河游泳去了？和誰一塊去的？路上都看到過誰？有沒有看到王江同學？我結結巴巴地一一做了回答。問完話，那個做記錄的警察把記錄紙遞過來，讓我看看寫的對不對。并說，如果沒有錯的話，讓我十個手指都摁上桌子上的紅印油，在那張記錄紙按上十個手印……。 從屋里出來后，我已經渾身是汗了。后來才知道，原來昨天在廣安門護城河下游，一個叫二道閘的地方攔截到一具尸體，是我排的王江同學。 王江原是清泰寺小學六六班的學生。他為人非常低調，是一個獨行俠，上學自己來，下學自己走，班里沒有朋友。他的死因是什么？最后，老師沒有和我們學生說，我們也沒人去打聽。不過，從那天起，我就再也沒有去過那段護城河。 　　從大董村學農回到學校沒幾天，我們就到醫院檢查了身體，投入到畢業分配動員之中。 當年，北京1969年初中畢業生的畢業分配原則是：醫院證明身體有病的可以留在北京；獨生子女的可以留在北京；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插隊有比例；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插隊名額不限；本人可以申請回原籍插隊。 姜維濱老師在大會、小會上一再強調：北京工廠一個名額也沒有。 記憶中，趙燕芬因病留在北京、李連之是獨生子留在北京、霍星回原籍插隊。 王安平、孫俊杰、梁建萍、王立華和另一個女生（名字忘記了）5人去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插隊。 除了個別同學的家長堅決不讓孩子報名去外地插隊，就呆在北京、愛咋地咋地外，其他的同學都報名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插隊。 　　1969年初春，全校師生在北操場歡送四五十名68屆新兵入伍。他們是到新疆當騎兵，穿的軍褲是馬褲。 新兵中有同學李根才的哥哥，他還代表新兵講了話。看到這些新兵穿著軍裝、戴著大紅花，又精神、帥氣，讓人羨慕死了。那時，當兵不僅是“一人當兵，全家光榮”，而且是畢業生就業最好的出路。 原以為我們69屆畢業生也會有一定數量的征兵名額，沒想到只有3個。參加體檢的學生還是學校內定的。有3連1張平、3連2陳增久、3連3李根才、3連4王鐵衛、4連……。 陳增久因為近視、李根才因為平足沒有被選上。最后，張平、王鐵衛和4連的顧維全同學3人光榮入伍，真讓人又羨慕，又嫉妒。 　　姜呈東的一個親戚，得知他報名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后，送給他一套軍裝，還是四個兜的官服。 那天，姜呈東穿著軍裝來到學校臭顯擺。正好，學校要求我們提交《上山下鄉報名表》的照片，我和趙建章、呂兆昱決定穿這套軍裝照張標準像交學校。 我記得標準像應該是免冠的，所以就沒有帶帽子。那哥仨都是帶著帽子照的像，也不知提交的照片合格不合格。 　　1969年8月23日，我們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插隊的同學，在北京永定門火車站踏上北去的火車奔赴了北大荒……。 火車就要開動時，周士豪的哥哥給我們拍攝了上面這張照片（右邊的女同學有一個好像是袁艷秋）。 　　25日中午，火車到了嫩江車站，我們帶著隨身的行李下了火車。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師3團各連隊接我們這些新戰士的人，早已在車站等候多時了。69中的知青集合好隊伍，靜等人家來挑選。 我們排的同學都分配到了8營的連隊。大家來不及與分配到其他連隊的同學話別，就坐上本連隊的車叢叢離開了嫩江。 32連：劉增森、趙建章、呂兆昱、周士豪、任殿甲、錢立建、李春生、周志剛、于進元、劉克明、張元良 33連：袁彥秋、劉惠琴、金秀芬、李敬東、楊紅 34連：曹建國、宋春生、呂燕國、姜呈東、李根才、李玉川、陳慧琴、楊愛珍、張煥榮、曲聲文、徐建群、王祖英 　　中學畢業已經過去50多年了，當年我們這些年輕帥氣的小伙、靚麗的姑娘已步入到老年人的行列，奔著70歲邁進。 一日同窗，終生為友。真心祝愿我的同學們健康、幸福、快樂每一天！?? 老師們的照片截自錢立誠老師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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