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十一）回長安

長安人

文字撰寫：楊種田編輯制作：長安人文中插圖：網絡 第十一章回長安 1983年11月底，我回到了夢回縈繞的家鄉長安。 12月1日，我去西安市郵政局報到，先到組織部，見到組織干事李富林，李的第一句話就是，“楊局長字寫得真好。” 當然，他是從我寫給王治民局長的信看到的。 他把我直接引到市局黨委書記劉玉輝辦公室。 劉書記說：歡迎你到市郵局來工作。 同時講到，現在市郵局好多崗位都缺人，如郵政科、小寨郵電局，還有才接收過來的蘭田郵電局都沒一把手。 你先回去，等我們研究后再通知你。 從西安回來后，我便到長安郵電局周克明局長處。 周首先給我介紹了長安局的干部情況。 他談到，這個人不錯，這個人是我用上來的，那個人是誰的人時，我感覺又碰上一個窩里斗。 這樣的是非之地，在我沒正式通知到長安郵電局之前，還是少來為好。 回到老家后，我又給市局劉書記寫了封信。 談了第一次見面，當面不好說的話。 就是希望市局領導最好能安排我到長安局，我當時主要考慮的是孩子的問題。 因為西安市這個副省級城市那個時候，城市人口控制得相當嚴格。 凡確因工作需要，調入西安的干部，一個人只能帶一個孩子進西安。 我三個孩子，就是妻子今后能調進西安，其中就有一個孩子不能進西安，這個孩子今后的上學、就業怎么辦？ 何況妻子調進西安談何容易，而調長安就容易多了。 再則考慮安排到長安，有鄉黨周克明局長的關照，工作好搞些。 當然這個話不能明說，只能寫長安老家有老母無人關照的理由。 在老家直等到12月27日，長安局職工孟憲瑞找到我們村給我說：“姚（振杰）局長找你到他那里去。” 我隨即騎自行車到了長安局姚副局長的辦公室。 姚振杰副局長，滿頭銀發，小小的個子，胖墩墩的身體。 他熱情地告訴我：“市局劉玉輝書記找你，讓你到他辦公室去。” 并說他到三中弟弟處找過我，你弟說你在老家。 孟憲瑞說他知道你老家的路，便讓憲瑞把你叫來。 第二天，我便到市局劉書記處。 劉書記講，原打算讓你到市局來的，看到你的來信，考慮到三個孩子進西安的實際困難和長安老家有老人，我們研究同意你到長安去。 長安局現在兩個領導，局長周克明，副局長姚振杰。 考慮到周克明已56歲了，年齡偏大。 副局長姚振杰地方上來的，郵電業務不熟悉。 因此決定，周克明退二線，由你接替主持長安局的工作，姚振杰任專職書記，再提拔兩個人協助你工作，一個是原長安局秘書黃愛民任副局長；另一個是原長安局人事員張文英任工會主席。 當聽到讓我主持長安局的全盤工作，我真如五雷轟頂，因為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 長安局是西北五省最大的縣局，其郵電業務量高于銅川、商洛兩個地區郵電局，這樣重的擔子我能挑得起嗎？ 我趕忙說：“既然周局長退了，那就讓姚局長主持工作。” 劉書記說：“不行，他業務不熟。” 我又說：“那就讓黃愛民主持工作，畢竟黃愛民對長安局情況熟悉，我保證配合黃愛民把工作搞好。” 劉書記說：“就別推辭了，你的情況榆林局領導給我們說過，你肯定能干好。” 沒辦法，誠惶誠恐，趕著鴨子上架吧。 12月31日，西安市郵政局王治民局長、市局組織部劉緒昌部長、及市局職能部門的領導等，一行人來到長安，宣布長安局的領導班子。 宣布后，首先由我表態，我說：“主持長安局的工作，實感突然，沒有想到，感到責任重大，壓力更大，但恭敬不如從命。既然市局領導相信我，支持我，又有德高望重的姚書記、周局長及新鮮血液黃愛民副局長、張文英主席的努力和協作，我有信心把長安局的工作搞好。新的領導班子要精誠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搞好工作的基礎，只有這樣才不會辜負市局領導對我們的希望，才能對得起長安局的全體職工。” 1984年元月2日，我正式站在了長安縣郵電局這個舞臺上。 前面我已講到和周局長的首次交談，感到長安局是個是非之地，班子不團結，不協調，情況確實如此。 周是1981年才從陜南石泉調回長安，因此關系單純，與直接上級西安市郵政局及長安當地政府關系不熟悉。 姚盡管是從地方上調入郵電局，但進局已多年，不但熟悉長安當地的情況，而且與上級西安市郵政局也建立了一定的關系。 所以說周是單面手，勢力弱小，姚則實力較強。 在我還未回長安，1983年11月我離開橫山時，除隨身衣物自帶外，其它書籍資料和被褥我直接寄到長安局。 這時長安局一些敏感的人就說，我要來長安了，加之周克明局長的嘴不嚴密，說我與他是一個村的，這些人便猜疑我到長安后肯定與周克明聯手沒有他們的好果子。 這個時候，這些人就三番五次到市郵局去游說，說我是周克明的鄉黨，甚至傳言我和周克明是叔侄關系等等，以達到我不能到長安局來的目的。 我回西安后近一個月待在老家不能安排上班，周克明突然退二線，與這些人的活動不能說沒有關系。 我到長安郵電局后，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 1969年12月戰備原因，郵、電首次分家到1973年10月合并，分家時形成的郵、電職工之間的矛盾，直到我1983年回到長安，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 從長安郵局的地理環境，分為南、北兩院，行政辦公和電信業務在南院，郵政業務在北院，兩院相距400余米。 這樣也無形中增加了郵政、電信職工之間的隔離和隔閡。 我上班后，有的職工給我說，長安郵電局瞎人多，好人少，二毬把人能絆倒。 有的職工說，長安郵電局廢領導，有多少從市上調來的領導，哪個能在長安干下去，都是三天兩后晌，最長不過三年就得滾蛋。 1992年，我調到西安市局后，碰到服務公司經理胡守一給我說，一年市局把他調到長安局，頭一天到長安，第二天他把鋪蓋就背回了西安，長安郵電局的人難纏得很。 還有人背后講，陜南來的老郵電周克明把長安郵電局也沒辦法弄好，陜北小縣來的年輕娃想弄好，更沒門。 1984年元月25日（臘月二十三），春節快到了。 清早八點上班，我正準備帶領相關人員到基層郵電局、所對旺季通信生產和春節通信安全進行檢查去。 營業班營業員劉致信擋住我的去路說：“楊局長，我頭痛，今天不能上班。” 我感到很奇怪，一般職工臨時請假都直接找局長，班長、行政職能部門都干什么去了？ 檢查到杜曲郵電支局，女營業員因服務問題和用戶葉桂蓮打架，把用戶的下體抓傷。 檢查到王莽郵電所，快11點了，營業室還沒開門，營業室外公示牌寫著上班時間9點鐘。 營業門前等候了好多用戶，看到我們檢查的來了，議論紛紛。 有的說，年關快到了，我們急著辦年貨取錢，從清早等到現在還不開門；有的說，這個郵電所就是這樣，經常不按時開門。 快12點了，營業員才騎著自行車不緊不急地來了。 門開了，我問營業員，你幾點上班？ 營業員不予理睬。 我的隨行人員介紹說：“這是新來的局長。” 營業員即暴跳如雷：“新來的局長咋了？新來的局長把人殺了。” 這天的事情還沒完。 晚上快11點我回到辦公室準備休息，那時我的辦公室也是宿舍，宿辦合一。 郵政業務指導員何滿桂敲開我的門說：“今天早上營業班匯檢員，把49張匯票延誤了。” 這就是當時的長安郵電局。 事后通過相關會議，對25日發生的問題逐一進行了落實處理。 在對營業室匯檢員延誤匯票嚴重差錯進行處理時，遇到了阻力，局內局外的人來找我說情。 他們說：“匯檢員的愛人是長安縣人民銀行原來一個中層干部，和人行的關系很硬，現在是長安縣一個鄉的黨委書記。聽說嫂子（指我的妻子）也在銀行工作，準備調來長安，對匯檢員的處理弄不好會影響嫂子的調動。” 我還是頂著壓力通過會議集體討論決定，給予了匯檢員行政警告處分，調離原工作崗位的處理。 這個被處理的匯檢員以后多年見了我頭一仰不說話。 再敘述一件一般職工發生的事情。 1985年5月24日中午一點鐘，我正在午休，電話突然響起：“楊局長，趕快過來，姚書記被職工纏住了。” 前面我已寫到長安郵電局分南、北兩院，行政機關大部分在南院辦公。 我到長安后，聽職工反映，局領導班子重電輕郵，就是說局領導重視電信，輕視郵政。 加之為了消除郵、電職工之間的隔閡，我選擇了在北院辦公。 我放下電話，騎上自行車，從北院趕到南院。 在不知事情原由的情況下，被這個職工拉進他住的房間。 那個時候職工住宿和單位在一起，兩口子半間房，進門就是一張雙人床。 進門后我看到床邊放著一把菜刀，一個鎯頭，并聞到有酒味，我一時有些緊張，但很快也就鎮靜下來了，我便有意識的坐在床邊的菜刀和鎯頭上。 這個職工叭的一聲，按了一下收錄機說：“這是我和姚振杰對話錄音。” 從錄音聽到，這個職工說：“三天內把我媳婦調到縣局來！”姚說：“行。”職工又問：“能辦到辦不到？”姚說：“能辦到。” 后來聽姚書記講，以上對話是這個職工把他壓倒在床上，膝蓋壓著胸口，菜刀放在他的脖子上說的這番話。 這個職工對我采取的辦法是，他先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往倒按，沒有弄成。 又跪下抓住我的兩腳腕，把我往倒放，我重心前移，又沒弄成。 最后這個職工從我屁股下抽出菜刀鎯頭，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鎯頭，把菜刀向我手里遞著說：“你把我殺死，我把你砸死。” 并說“我要殺的人，是你、姚振杰、黃愛民（主管人事的副局長）和王歡農（人事干部）以及你們四個人的全家人。” 我一再給這著個職工說：“你冷靜一點，你的行為后果不敢想。” 這期間，房門外不時有人喊我，到郭杜去看望機線班架設電話線路，碰傷了家戶的小孩，到其家去慰問，因上午已作了安排。 誰喊罵誰，我與這個職工僵持了半個多小時，我說：“你看大家都等著我，我說話算數，晚上我回來咱們再談。” 我才走出了這個職工的家門。 我出來后，進了黃副局長的辦公室。 這個職工也跑進黃的辦公室，拉黃到他的房子去，黃未動。 當時黃六歲的孩子也在辦公室，這個職工抓住孩子的胳膊和腿說：“你和你爸你媽在一起，俺娃一天也見不上她媽。” 我上前拉住了這個職工。 黃副局長看到自己的孩子這樣的遭遇時，失聲痛哭，我也忍不住潸然淚下。 到了晚上，縣公安局及市郵政局公安處賀清波處長等相關人，還有這個職工的妻子及其小舅子均在我的辦公室。 已11點多了，縣公安局和市郵局公安處意見：“先把人拘起來，明天再說，以防晚上再出事。” 我說：“人先不要抓，現在人已酩酊大醉而入睡，今晚不會再鬧事。” 其妻弟看到姐夫的作為，很生氣地給姐姐說：“走！往回走！跟這人干啥呀！” 其妻弟說的往回走就是回西安，因為職工的妻子是西安的知青，安置到長安郵電局來的，娘家在西安。 姐姐說：“哪，娃咋辦呢？” 我給這個職工的愛人講：“大家都要冷靜，你只聽我局長一句話，今天晚上你不要走。” 當時是這樣想，若當晚公安局把人抓了或者其愛人回了娘家，只能激化矛盾，甚至毀了這個職工的家庭。 還好這個職工的愛人給了我這個局長面子，當晚沒有回娘家。 公安局也沒有抓人。 第三天，5月26日是個星期日，這個職工找到我家，賠禮道歉，說他錯了。 該職工父親是位陜北老干部，已雙目失明，拄著拐杖摸到我的辦公室，賠禮道歉。 并表示：“現在堅決不能把媳婦調到縣上來，不然你們今后的工作咋搞。對兒子要從嚴處理，我堅決支持。” 真是一個可親可愛又明白事理的老革命。 事情平靜后，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與人為善的原則，對這個職工進行了嚴肅且留有余地的處理。 后來這個職工還成了我的朋友。 再講一件發生在管理干部身上的事。 1985年11月15日凌晨3點10分，電話鈴聲驟響。 我拿起電話，五星郵電支局賈印祥局長說：“話務員值班，其丈夫酒后到電話房鬧事，兩人撕打，把機房弄得一沓糊涂，明線線路全部中斷，只能用載波通話。給縣上2131值班室打電話，無人接，只能打到你局長辦公室。” 清早上班，檢查值班記錄，應該是供應員值班。 問供應員，供應員說會計員替他值班。 我知道，這個會計員大家反映輪到她的通信值班從來都不到值班室去值，怎能替他值班呢？ 會議研究處理，大家意見：就事論事，輪誰值班處理誰。 在干部會上，我對供應員擅離執守進行了批評和紀律處理，對會計員也沒點名的予以批評，就這樣把這個會計員惹下了。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見到我，就對我進行辱罵。 一次我去姚振杰書記辦公室商量工作，冤家路窄，碰到會計員，開口就罵，繼而爬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嘴里喊著：我豁出去了，大家都來看呀，我和楊種田罵仗呢，我老命不要了，你把我開除了，日你媽，你打！你打！你把我這80斤報銷了…… 當時我只能強忍怒火。 局長這個枷鎖套在我的身上，既不能罵，也不能打，從此我的頭發便一塊一塊往下脫。 由于會計員的丈夫在省委上班，她多年要求調到西安，沒有辦成。 1987年市局領導考慮到我的工作，征求我的意見，把會計員調到市局安排。 好多人說，你就不要放他，看她能怎么樣。 我還是本著與人為善，不計前嫌，同意了市局的意見。 市局組織部長找其談話，當問到她和我的矛盾時，她卻說：“其實我和楊局長沒有啥。” 真使人忍俊不禁。 在長安郵電局職工之間，管理與被管理之間，打架罵仗時有發生。 搬弄是非，無中生有，明槍暗箭司空見慣。 市郵局主管信訪的人員說，長安局一直是個上訪大戶，從1984年統計，長安局職工到市局和上級上訪（包括信件）56件（次），1985年38件（次），1986年16件（次）。 從長安局的問題看，表面發生在一般干部和職工身上，糾其原因，根子在局班子成員領導身上。 有章不循，無章可循，執行制度不嚴，不平等，領導之間口徑不一致等。 因此到長安局后，我十分注意搞好領導班子的團結和協作，特別注意搞好與書記之間的團結配合。 姚書記盡管在我未到長安局上班，就已給我套上了周克明的人的框框。 但在處理與書記的關系上，我始終把姚書記以長輩人對待。 工作上注意聽取他的意見，勤溝通，勤匯報。 姚書記每次有病看病、住院都是我相送相陪，關心照顧。 對小事小非問題，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原則問題盡量溝通交換意見，求大同存小異。 如在會議上研究有些問題時，書記多次發無明之火，并強調這事不這么干，我就不干了。 我則一笑了之。 事情依制度，依不激化職工矛盾為原則，該怎么處理還得怎么處理。 會后再溝通。 在企業管理上，局務會議、黨委會決定企業的一切大事小事。 為了不使班子成員在會議上發生矛盾，避免不必要的分歧。 我主持長安局工作后，采取的方法是，須上兩會討論的大的問題，首先召開班子成員通氣會議，形成一致或較一致的意見后，再上兩會決定。 1988年，郵政股長何滿桂要退休了，誰來接何的班？ 郵政股長的人選，涉及郵政業務的發展，郵政業務在當時可是郵電局的多半壁江山，是原則問題。 領導的任務就是出主意，用干部。 我通過全面而慎重的考慮，感到引鎮支局的王生勇局長可擔當此任。 王生勇文革前就是寶雞郵電局保衛科副科長，為解決與家屬兩地分居，調回長安。 曾在局機關作過管理工作，是個老郵電，業務熟悉，有管理經驗。 我征求黃愛民副局長意見，黃說他也認為王生勇可以。 但又說王生勇與姚書記、張文英主席有矛盾，怕通不過。 原來王生勇從寶雞剛調回長安時，和姚書記關系相當好，睡覺一個房間，吃飯不分你我。 可能由于世上只有永遠的利益，而沒有永遠的朋友的哲理法則，兩人后來分道揚鑣，王被安排到支局去工作，兩人從此心存芥蒂。 我和黃副局長溝通意見后，如何通過對王生勇的使用呢？ 我對班子成員進行了分析，當時班子成員書記姚振杰、副局長黃愛民、常忠民副局長、工會主席張文英和我五個人。 黃沒問題。與書記和工會主席，若私下交換意見肯定行不通，只能會上見面。 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常副局長是問題的關鍵。 我找到常副局長問：“你是主管郵政的局長，何滿桂股長退休了，誰接何的班比較合適？”常說：“他還沒考慮這事。” 我說：“你看王生勇怎么樣？” 常考慮了片刻說：“我看行。” 我說：“班子通氣會你可不能變卦呀。” 我又與黃副局長進行了溝通，說班子通氣會，我提出議題，你首先發言提出王生勇就行了。 班子通氣會上，我提出了郵政股長的人選議題。 黃副局長首先發言，提出王生勇可勝任。 我接著就問常副局長的意見？ 常說：“同意黃局長意見。” 我再分別問張主席、姚書記的意見，他們均表示無異議。 可見工作方法與策略的重要性。 在陜北工作了十幾年，我把青春獻給了陜北。 在長安工作近9年，可以說我嘔心瀝血，把人生最旺盛，最成熟，最美好時期的全部心血和熱情獻給了故鄉。 這九年，我可以說沒有休息日，沒有上下班時間的概念，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工作上。 早上我第一個出現在單位門口，迎接職工新的一天工作的開始。 晚上已下班了，還要到基層郵電局、所檢查安全工作，檢查營業場所是否有人值班，錢是否按規定存放保險柜或送銀行，回到家常在深夜以后。 這九年，長安局南、北兩院的舊房屋全部進行了更新改造；新建了全省縣局面積最大的郵電大樓；新征了家屬區用地，蓋了家屬樓；在北塬新征了現在是電信局家屬院的用地，這里當時還是大片麥田；對馬王、支午、引鎮、鳴犢、太乙宮郵電支局的局房全面進行了更新改建。 1985年全局郵電業務收入僅91﹒9萬元，當年自籌資金19萬元，在全省郵電系統的縣局第一個為職工修建了1470平方米的家屬樓。 那時因職工住房欠帳太多，分不到房的職工是大多數，心里不平衡。 吿狀到省郵電管理局，省局審計部門在全省抽調八人，來長安進行了為期一個星期的審計。 當然審計的矛頭主要是針對我而來。 審計組成員我的老熟人，府谷郵電局局長張昇局長私下對我說：“楊局長，你膽子真大。” 我說：“審計以下也好，反正我沒往個人口袋裝一分錢。” 審計接束，審計組沒人找我談話，就走人了。 家屬樓建成后，遲遲不能交工使用，又和施工單位長安三建打了好幾年的官司，真是好事多磨。 樓房分配時，上面已說到，歷史欠帳太多，住房矛盾太大，僧多粥太少，我自動放棄了分配權。 1987年，長安局被評為全省郵電系統先進單位，政策性獎勵百分之三的職工可晉級調資，作為一局之長的我完全有條件晉級，但我讓給了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包括為行政服務的汽車司機。 1989年，我被陜西省郵電管理局和工會評為全省郵電系統“標兵”，并被陜西省委、省政府評為“企業改革先進個人”獎勵我300元錢。 我感到榮譽我已得到，但功勞是全局職工的，我把他繳給局財務，讓分配給局近300名職工，盡管每人1元錢，但我心里坦然。 在長安局我與職工打成一片，同娛同樂。 1985年、1990年春節的兩次組織職工耍社火踩高蹺，我身先士卒，抽空與大家一快學踩高蹺。 1985年正月十五正式踩時，我的腿已綁好，張主席、姚書記他們硬是擋住我說：“把你摔傷了，咱們的工作怎么辦呀。” 我聽了勸阻沒有出場。 1990年正月十五，這一次踩時，他們又來擋。 我說：“再不讓踩，今生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我硬是綁好腿，與我15歲的兒子和職工一起穿上戲裝，走上了長安韋曲的街頭。 黃副局長拿著棍子，隨時注意怕把我摔了。 兩次社火的企業文化活動，凝聚了全局職工、家屬的人心。 孩子們也都高興地跑前跑后，自豪地見人就喊：俺郵電局耍社火呢！ 1990年我又使出我的老行當，組織成立了局職工電聲銅管樂隊，每逢周末為職工舞會伴奏，還經常應邀參加社會活動。 這些有益的活動，有力地增強了企業向心力凝聚力，提高了企業知明度和影響力。 在長安局的工作，造成了我頭上一塊塊脫頭發，不明原因的經常發生眼底出血，血壓不穩，左心室肥大等。 但一份血汗，一份收獲。 長安局的工作一年比一年順暢，一年比一年好。 1984年，通過重點抓通信紀律和勞動紀律，整章建制，長安局當年被上級驗收“企業整頓合格”。 從1985年至1991年連續7年被省郵電管理局、省政府、郵電部分別評為先進企業，全行業先進單位。 長安九年，我打破了剛來長安時，有人說的“不到三年就得滾蛋”的預言，并成為長安局歷史上干得最長的市局派來的領導。 我的價值也得到上級的認可。 1992年4月20日，省郵電管理局主管干部的副局長王保成，把我找去談話說：“省局研究調你到省郵電技校去主持工作。” 我還真沒想到，便問到：“我的戶口是否轉西安？” 因為省郵電技校地點在長安，這主要涉及到孩子們很快就將面臨的西安市就業。 王說：“你先去接手續，戶口過后再說。” 過了幾天，我給王保成打電話說：“若不轉戶口，我就不去技校。” 省局張作瑛局長對我的拒絕感到很奇怪，這楊種田從縣局越級提到正處都不干？ 市郵政局領導聽到省局調我到郵電技校而未去，五月的一天黨委書記史海生、政治部主任騫玉山到長安找我，談到調我到市郵政局多經處任處長，征求我的意見。 為了孩子今后的安排，我感到，到市郵政局去，是可以考慮的地方。 我便到當時的主管上級西安市郊縣郵電局，找毛克勤局長匯報此事。 毛局長聽后，堅決不同意我到市郵政局去，說道：“想離開長安可以，可到郊縣局來。” 并許諾以后接任郊縣局副局長。 長安九年確實使我筋疲力盡，身心俱疲，這時候我完全可以像好多為官的一樣“混工作”，但這不是我的性格，我不能讓人背后指著脊梁骨，干就干好，不干就騰位置。 加之長安當時已是陜西郵電系統數得上的先進單位，常言激流勇退，正是好時機。 再則我走后，黃愛民、常忠民兩個副局長也就有了升遷的機會，我想這也是讓位推賢的明智善良之舉。 當然主要考慮的還是為了孩子，當時社會好多作官的個人目的，就是為了“三子”，即房子、工資、孩子。 在長安，為避免矛盾，我放棄了分房權利，工資讓給了別人。 現在孩子過不了幾年就該安排工作了，安排西安是最好的選擇。 我到郊縣局和到郵電技校情況一樣，孩子還是要在長安郵電局進行安排，其實安排長安也沒什么，問題是三個孩子都在長安安排，肯定要和長安局的職工利益相沖突，也會給今后長安局的新領導增添負擔。 只有到了西安市郵政局或電信局，幾千人的單位，三個孩子的安排就容易多了。 再三權衡取其利，我還是選擇了到西安市郵政局去。 由于我堅決要離開郊縣局，從而引起當時對我也很看重的毛克勤局長及郊縣局其他領導的不高興。 沒辦法，領導們，理解萬歲。 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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