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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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牧甫“芙初”印面 “芙初”印脫 舊時以制印為業(yè)，后成名家，由匠登藝且受后世敬仰、學習者鳳毛麟角，說它難于上青天，也不為過。近百余年來，最著名、典型者莫過于安徽黟縣人黃牧甫（1849-1908），原名士陵，字牧甫，后以字行。其印風對后世影響巨大，特別是風格趨于工整挺拔一路。也難怪有人說：“治印不識黃牧甫，讀盡詩書也枉然。” 昔傳清末民國的制印大佬，京城有齊白石，滬上有吳昌碩，南粵有黃牧甫，可謂三足鼎立。他們仨印風各異，自領風騷。世上的政客、富賈、社會名流，紛紛上門求印，很是風光。 明末清初的書法始有“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的說法行世，再后來又多了“明尚態(tài)、清尚質”?！绊?、法、質”，還算好理解，但“意”的解釋就很多，有意識、意念、意象，等等，也不知“蘇黃米蔡”是什么個想法？“態(tài)”，未見過如何詮釋，但肯定不會是態(tài)度，太講不通。個人理解，更應近形態(tài)、姿態(tài)，也就是俗說的樣子。略想一下，明人字除了樣子，還真是乏善可陳。若認真計較起來，當然有點過，但仔細掂量，又大抵相去不遠。所謂樣子，不是指字形間架、用筆著墨，而是作品試樣形態(tài)，大致可分三大塊，即立軸、長卷和扇面。 文化人參與文字書寫是天公經地義的事，自東漢末方有明確的文仕書寫者記錄，如蔡邕、師宜官、張芝、杜度、崔瑗、鐘繇，等等。到了魏晉的衛(wèi)夫人、庾翼、二王、謝安等，便開始了文士接管文字書寫的以往正史。唐宋時期，文士參與書寫就是成為了統(tǒng)治狀態(tài)，書法史上已基本見不到了非文士的書寫者。當然如此說法不一定科學，也不符合今天看書法史的角度那么廣、那么深、那么自戀，沒有充分考慮到民間、僧侶等情況。但尚若把它看成粗線條輪廓式的梗說，也是無根本性的妨礙。 制印的歷史非常久遠，至少戰(zhàn)國時期已有非常成熟封泥印。直到元代趙孟頫出現(xiàn)，才算是第一位被推為詩書畫印“四絕”的人物，但沒有爭議的真正意義的“四絕”大師，唯清末趙之謙、吳昌碩二人而已。一個好的印人最忌諱的就是“有術而無文”，被人稱之為街邊刻圖章的匠人。 黃牧甫雖無詩文傳世，但絕非無文化之徒。一九〇二年秋，他應湖北巡撫、湖廣總督端方之邀，到武昌協(xié)助其輯著《陶齋吉金錄》等書，足以說明黃氏有著深厚的金石學功力。這也是其治印能超凡脫俗、領袖一時的根本保證。近代篆刻工穩(wěn)一路雙驕——王福庵、陳巨來，雖然都鬻藝自足，但也都通曉文字古訓，且皆有良好修養(yǎng)。不可否認，新時期以來，類傳統(tǒng)文人之士逐漸淡出書壇，篆刻界也不例外，幾乎沒有了這類人的身影，能詩文者麟角片羽。近二十年，大學書法篆刻教育再已不僅僅是局限于藝術院校的精英模式，師范、綜合性大學，甚至理工科大學都辦起了書法專業(yè)，宛若雨后春筍，勃勃生機。且建立完善了學、碩、博學位教育體系，或許是書法篆刻徹底獨立的嶄新時代開始。 2020年9月 陳巨來《安持》 王福庵《下里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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