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長征路（8）金沙江、會理

天宮一號

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時間里，紅軍主力就靠7只小船從皎平渡從容地過了江。羅炳輝將軍率領紅九軍團擔任主力紅軍的后衛，在南渡烏江以后奉軍委命令一直繞圈子，忽南忽北，牽制了敵人部分兵力。1935年5月6日，他們到了云南東川與巧家縣之間的巧家渡口，于1935年5月9日在渡過了金沙江。兩天以后，敵人的追兵才趕到南岸?？杉t軍早已毀船封江，無影無蹤地走了,體現出了將士們的機智與勇敢。 1972年2月，周恩來接見駐杭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在回憶長征時說：“羅炳輝同志不錯呀，對游擊戰術有研究，運用得很好，他指揮打仗很有辦法，是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員。遵義會議后，九軍團在擔負掩護中央和主力紅軍的任務中，曾一度單獨作戰，打了不少勝仗，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九軍團在翼側牽制，阻擊敵人，掩護中央和主力紅軍勝利渡過金沙江，繼續北上，是很有功的。”      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四川省涼山州會理縣郊鐵廠舉行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作了總結發言，史稱“會理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略正確思想。對林彪的所謂“走了弓背”的意見和他給中央三人小組要彭德懷任前敵指揮的信進行了批評。        會議還印發了林彪給軍事三人團的一封信，彭德懷這時才看到信的內容，毛澤東在會上特別針對林彪批評說：對于戰略戰術的問題，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么？既然信的內容也牽涉到彭德懷，彭德懷在會上也發了言，批評林彪的信說：“遵義會議才改變了領導人，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周恩來、朱德等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稱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充分肯定了這一階段的巨大成績。       會議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錯誤，從而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堅持了正確的軍事路線。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是“遵義會議”精神的延續。        但是毛澤東誤認為是彭德懷指使林彪寫信，在會上對彭德懷做了尖銳的批評，由于當時戰事吃緊，為了從大局出發維護團結，會上并沒有對此深入討論。面對毛澤東的誤會和批評，彭德懷自己沒有馬上申明，他以為當事者林彪會事后自己申明或事久自然明，也沒有找林彪去談，但是此次會議出現的裂痕隨著時間的流逝并沒有越來越清白，高層領導間的誤解越來越深，為后面的廬山會議埋下了伏筆。 會理會議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進一步闡明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會議總結了遵義會議以來在川滇黔邊實行大規模運動戰的經驗，討論了渡江后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       會后，中央紅軍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的先遣隊，為中央紅軍北上四川開路。 　　會理古城 會理位于四川省最南端，是古西南絲綢之路必經重鎮，現仍保存著600多年前的明代古城樓拱極樓。 　　拱極樓是會理古城北門，又稱城鼓樓，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96年），是會理最古老的建筑。城樓朝南的城門匾額上題寫有“永固北辰”大字。這句話出自《論語·為政》中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辰即北極星，方位居中而眾星拱之。北面城門題寫有“望帝”，遙望皇朝的意思。 會理建置的歷史是從西漢元鼎六年開始的，城池的建立則以元初修建的黃土城為標志，這就是今天的外城。后經過明清對外城的續建以及東、西、北三關，才基本奠定了這個由古道和大江交匯拱衛著的城池。 望帝 　　凌霄樓 鐘鼓樓又名“凌霄樓”，是會理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此樓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當時的會理知州主持修建，到乾隆年間兩次改修和補修。咸豐十年(1860年)被毀，只有座基尚存。光緒三年(1877年)，會理一位名叫馬見田的致仕回家，一心想要修復。進京時，他曾在北京細心地觀察和研究過故宮紫禁城角樓的造型和設計，并依照制作出模型，然后聘請名師進一步設計后方才施工。 1880年，歷時3年修建，一座精致不失雄偉的凌霄樓竣工。全樓共3層，20柱落卷洞臺基，五星抱月亭頂，八分水。樓高15米，基座22米，另外寶頂3米。新樓畫棟雕梁，流光溢彩。東、南、西、北四方匾額分別為“紫氣東來”、“長庚西映”、“彩煥南天”、“光分北極”?；姆介T洞上方石刻橫匾分別為“興仁”、“崇義”、“文治”、“武安”。 武安 文治 興仁 崇義 　　會理古城格局，自明初建立以來已有600多年的歷史。內城主要街道以鐘鼓樓為中心，呈十字形延伸到四城門，成為東街、南街、西街、北街四條主要街道，組成了“穿城三里三，圍城九里九，以南北中軸線為中心的四街三關(即東關、西關、北關)二十三巷”的棋盤式格局。 　　會理會議后記 廬山風云下歷史冤案的澄清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時任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對于會議未能透徹地解決問題和統一認識深感憂慮，于7月14日以“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對大躍進開始后“浮夸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意見，希望能得到毛澤東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會議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毛澤東閱信后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給與會全體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幾個同志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隨后，會議轉入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階段。毛澤東提出對彭德懷要采取“對事也要對人”“新賬舊賬一起算”，其中就包括會理會議的問題。這讓彭德懷非常驚訝和失望。但與歷次提及此事時不同，有人為彭德懷開脫。這個人就是林彪。雖然林彪在會上極力攻擊彭德懷，但當毛澤東提及會理舊事時，坐在藤椅上的林彪脹紅了臉，不緊不慢地插話說：在長征途中他給中央寫信，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離開軍事指揮崗位，由彭德懷來指揮作戰，他事先沒有同彭德懷商量，是他自己決定寫的，與彭德懷無關。林彪的一番表白，終于澄清了事實，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為彭德懷洗雪了一樁歷史冤案！ 或許是因為疙瘩結的時間太長了，會理舊事在毛、彭關系上投下的陰影始終沒有徹底消除，從而給歷史留下了遺憾。歷史遺憾也給我們帶來了思考。我們不禁要問：林彪20多年何以一直緘口不言？是不是他覺得順水推舟，把反“毛澤東”這一沉重歷史包袱讓彭德懷背下去對自己更合算？而在廬山會議上，他又為何當眾站出來承認自己當年的錯誤？是不是因為此時此刻權衡利弊，他覺得還是趕快與彭德懷撇清，表明在歷史上自己同彭全無瓜葛為好？究竟是什么原因，這恐怕只有林彪自己心里明白。這樣的歷史包袱太沉重了！這種澄清來得太晚了！正如彭德懷在自述中所說的：“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避免挑撥者利用，以后張國燾利用會理會議來進行挑撥，我說是小事情，是我不對。像會理會議，我沒有主動向主席說清楚，是我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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